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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下)

山河學苑

<p class="ql-block">(接上)</p><p class="ql-block">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征詩人的品德修養 。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丑、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如《九章·哀郢》開頭寫道:“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詩人對國破家亡之痛,民離失散之苦,表現出十分憤懣的情緒,寫出他獨有的奇崛憤激、凄涼幽冷的詩歌。在許多詩中,他對當時社會不重視賢才、自己懷才不遇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詩人在憤激又流露出凄涼幽怨的情調。屈原楚辭雖然情調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讀來毫無浮泛或輕躁之感。這種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寫的各類詩中。且不說《離騷》表達的那種深厚的愛國熱情以及詩人對國家民族的涓涓之誠,深深地扣動著讀者的心弦,就是《天問》那種以問句構成的形式奇特的詩歌,在反問中包含著相當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現出他的淵博和睿智,使詩歌意趣豐富,神理超拔,給讀者以美的啟示。</p><p class="ql-block">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中的中的《國風》并稱為“風騷” 。“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政治成就</p><p class="ql-block">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的局面。關于屈原此次變法的內容,《史記》和《戰國策》記載非常簡略,后人無法窺其全貌。而從《離騷》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變法是受楚懷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繼承前輩革新家的遺業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為中心內容的;四是以國家富強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楚史專家湯炳正經過繁瑣嚴謹的考證,把屈原的變法總拿歸結為六條:</p><p class="ql-block">第一,獎勵耕戰。獎勵農耕,是為了增加賦稅,富國富民,獎勵征戰是為了加強軍事戰略裝備;商鞅和吳起的變法都是這一套路子,使百姓無論是務農還是出征,都有盼頭、奔頭和念頭,只有建立獎罰制度,臣工和百姓才會心甘情愿的為爵位的驅使去竭盡全力。</p><p class="ql-block">第二,舉賢能。戰國時代魏文侯首開禮賢下士之風,使魏國在戰國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田齊的齊桓公辟稷下為學宮,招賢納士,到了齊威王時期,稷下學宮依然是超越大梁穩坐天下風華,成為天下士子趨之若鶩之地。屈原此時,這樣的改革也算是正當其時。不過與當時趙武靈王的軍事改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來年后,趙國強勢的崛起為戰國強國的時候,楚國以文弱之勢卻日漸消沉了下去。</p><p class="ql-block">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間的溝通障礙,要讓楚王下達的命令準確即時的傳達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時間把王宮下達的命令傳達給廣大百姓;讓楚王與百姓互通有無,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圍的態勢;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聽偏信。而臣民的意見也可以高速地直達楚廷。</p><p class="ql-block">第四,禁朋黨。鑒于楚國的貴胄和老世族往往結黨營私,狼狽為奸,對不同政見的臣工大肆攻訐,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約束杜絕。</p><p class="ql-block">第五,明賞罰。無論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吳起,都注重嚴格的律條來約束將士的功過。在變法這樣的問題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華而獨成一體。</p><p class="ql-block">第六,移風易俗。屈原對楚國不正之風深惡痛絕,一個個能言善辯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損害國家的主題利益來投機取巧。此次的變法也把楚國的不良之風用法律形式來約束。</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軼事典故</p><p class="ql-block">屈氏家族</p><p class="ql-block">屈原出生于楚國貴族,和楚王一樣,羋姓,但楚王是熊氏。該姓出自黃帝顓頊系統的祝融氏;羋姓族群從商代遷徙至南方楚地,當傳到熊繹時,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陽(也就是現在湖北宜昌)。這就是屈原的故鄉。</p><p class="ql-block">春秋初期,約公元前七世紀,楚武王熊通的兒子被封在“屈”這個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類似的,還有春秋時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戰國時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國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夠從春秋前期一直延續到戰國后期,一直處于楚國的高層,這個家族可謂經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閭大夫,據說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務。</p><p class="ql-block">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當時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國的關系,當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孫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國都曾擔任過要職。到了屈原這一代,屈氏當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來被秦國俘虜的大將屈匄。據屈原《九章·惜誦》詩句“忽忘身之賤貧”,可知當時這個貴族家庭已經衰落。</p><p class="ql-block">生辰八字</p><p class="ql-block">屈原的出生日期,據近代許多人研究,約在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間。照甲子推算,那年應該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國歷法的老話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為歲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離騷》中說:“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貞于孟陬”意為太歲星逢寅,說明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歷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說明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則說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據鄒漢勛、劉師培用殷歷和夏歷推算,定為周顯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陳玚用周歷推算定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學界一般定為周顯王二十九年(前340年)。</p><p class="ql-block">屈原取名</p><p class="ql-block">屈原覺得自己的生辰有些與眾不同,所以他在《離騷》中說:“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意思是說:父親看到我生辰不凡,給我起了個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解釋屈原的名字時說:“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者莫過于天,養物均調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來,照字面上講,“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寬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開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統。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個好兆頭。</p><p class="ql-block">司馬遷曾在《史記·屈原列傳》中說:“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國王室為羋姓熊氏,羋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懷王熊槐為本家。春秋時期,楚武王封兒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領,因為瑕王子本來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錯,就讓他去享用屈邑的物產,人們于是稱他為“屈瑕”。由此,楚王為羋姓熊氏,屈氏就成為了熊氏的一個支氏。</p><p class="ql-block">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羋原。魏晉之后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這個問題。</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后世影響</p><p class="ql-block">人格精神</p><p class="ql-block">一、屈原的生命意識對后世文學創作的影響</p><p class="ql-block">屈原的作品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時光飛逝、美人遲暮的時間緊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識。面對大自然的四季變換,能引發人類共通的時間意識和生命意識,中國古代文人對美人遲暮之感的抒發,代不乏人,歷久彌新。但是還沒有誰像屈原那樣面對時間飛逝而產生緊迫甚至恐懼的感受。</p><p class="ql-block">二、屈原文學作品中的愛國精神對后世的影響</p><p class="ql-block">屈原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詩人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執著的愛國熱情,在政治斗爭中堅持理想、寧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對現實大膽批判的精神,給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離騷》中有許多表現屈原拳拳愛國之心的詩句。</p><p class="ql-block">漢初賈誼在政治斗爭失敗后,被貶謫長沙,當他經過汨羅江時,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寫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賦》,一方面對屈原進行悼念引屈原為知己;一方面學習屈原的創作精神,對是非不分的黑暗社會現實做了大膽的揭露和鞭撻。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更是對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記》中為屈原立傳,正確地肯定了屈原在歷史上的地位。他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史記》是一部歷史散文著作,它寄托著作者的理想,洋溢著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這也正是屈原偉大文學精神的繼承。兩漢以后,屈原精神在許多作家身上得到進一步發揚。唐代偉大詩人李白非常景慕屈原,他藐視權貴,反抗現實的精神,就是屈原精神的繼承與發展。另外,中國歷代詩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壓迫的關頭,總是寫出慷慨激烈的愛國詩篇。還有許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時代,堅持理想,堅持斗爭,不隱瞞自己的愛憎,甚至在政治斗爭中犧牲了他們的性命,為中國古代文學史增添了光彩。這種偉大的精神,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p><p class="ql-block">文學創新</p><p class="ql-block">一、“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p><p class="ql-block">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繼承并發揮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于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就不能滿足于平實的寫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綺麗的幻想,是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弘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后代的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于屈原。</p><p class="ql-block">二、新詩體的創作——騷體和新的詩歌樣式</p><p class="ql-block">對于楚辭作品來說,它不僅有某些現成的五言句或七言句,更在于它除兩字頓的節奏外,大量地創造和使用了三字頓的節奏。三字頓節奏的出現,是四言詩可以向五、七言轉化的契機。因此可以說,《楚辭》是最早打破四言句式的詩歌作品,在它參差不齊的各種句式中,包括了五、七言詩的胚模,給后人以無窮的啟發。另外,《楚辭》創造了一種新的詩歌樣式。這種詩歌形式無論是在句式還是在結構上,都較《詩經》更為自由而且富于變化,因此能夠更加有效地塑造藝術形象和抒發復雜,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辭》以雜言為主,突破了傳統的四言句式。就語言描寫而言,楚辭善于渲染、形容,詞語繁富,很重視外在形式的美感,這為漢代賦體文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楚辭》也突出了浪漫的精神氣質,主要表現為:感情的熱情奔放、對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現、想象的奇幻等,通過幻想、神話等創造了一幅幅雄偉壯麗的圖景。</p><p class="ql-block">三、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p><p class="ql-block">屈原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特別是中國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還有意識地學習屈原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李白的詩篇,也是大量羅智神話傳說、歷史人物、日月風云等入詩,構成一幅幅雄奇壯麗的圖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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