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屠岸：綺窗寒梅著花未

芣苡

屠岸別塵離岸，怮切。周有光、錢谷融、余光中、屠岸，四位與常州密切相關的文化老人，今年相續仙去。梅花墜落也呈姿。清幽疏影，不會匿于風流翰海沙。以下是幾年前的一則舊文，以追舊憶，以奠故人。北京的三月，尚有料峭寒意。樹丫間，一些些綠，吃力卻執著地冒出來。書屋里，陽光從窗戶灑在書桌的一蓬鮮花上。屠岸說，正是有如初春。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生的那批文化老人正漸行漸遠。但以《萱蔭閣詩抄》、《屠岸十四行詩》，譯著《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莎士比亞歷史劇《約翰王》、《濟慈詩選》等為讀者和知識界熟知的屠岸雖年近九旬，卻老枝吐新蕾，仍筆耕不輟。那天，他陪我聊了一上午。離別時，詩人又動情地吟唱起王維思鄉詩句：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鄉音暖人。他說，天暖和了，就帶孩子們回家看看。常州屠家，書香門第：屠老的大舅公屠寄，史學家、詩人，辛亥后曾任常州民政長；屠老的大舅屠元博早年留日，回國后興辦教育，是省常中的創始人；母親屠時，常州女師首期畢業生，曾在多地執教。母親善吟詩作畫，也會作曲。她對屠岸說，作曲太難，就作詩吧。母親書房有幅對聯，“春酒熟時留客醉，夜燈紅處課兒書”，后來屠岸就把“夜燈紅處課兒詩”作為自己詩集名。母親的書齋是“萱蔭閣”，他就把自己另一部舊體詩詞集題名為《萱蔭閣詩抄》，以銘感慈母恩澤。1975年，母親臨終前對他說：不用奏哀樂。哀樂，在我心里… 2012年春，屠岸如愿率從未到過家鄉的晚輩們歸鄉尋根：去母校覓渡橋小學、省常中尋訪兒時蹤跡，回憶師恩；駐足老宅舊址低頭思念；青果巷里撫摩老友舊居的門扉；帶孩子們去品嘗“雙桂坊”的常州早點，糯米湯團銀絲面，江南春茶小籠包，酒娘元宵米糊湯…每嘗一種，哪怕一點點，都是滿口家鄉滋味。 “天上飄著些微云，地上吹著些微風，教我如何不想她”，運河夜色中，望著對岸的篦梁燈火，89歲的老人用常州方言輕哼著《教我如何不想她》。詩人告訴兒女們，“這也算是我們常州的小夜曲了，這么美……”詩人心里，故鄉永遠在童年的那頭。 “詩是我的宗教，或者說藝術是我的宗教。” 屠岸說，不敢自詡詩人，只是個詩愛者、詩作者和詩譯者。許多周末或節假日，他都與兒女、一對孿生外孫女舉行“晨笛家庭詩會”，晨笛，是外孫的名字，全家人一起朗誦、背誦、吟誦佳作。屠岸最早翻譯的，是斯蒂文森的《安魂詩》，在先生1940年11月20日的日記里記下了這篇譯作。那時中學課本里的課文，有許多英國文學精品，莎士比亞、狄更斯、蘭姆的作品，引起了他對英國文學的濃厚興趣。 1948年冬，屠岸第一本翻譯詩集《鼓聲》自費出版。惠特曼支持北方的林肯解放奴隸，反對南方奴隸制。先生試圖以此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將“南方”比作南京國民黨政權，用“北方”暗示延安和西柏坡，預示北方紅色政權將取得最后的勝利。早在此前的1946年2月，屠老就已經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上海解放后，他被分配到上海軍管會文藝處工作。工作之余，他仍沒放棄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并得到了胡風的鼓勵，這也讓他五年后險些成了“胡風分子”。1953年春，屠岸從華東區文化部調至北京，在中華戲劇工作者協會工作。1956年，被任命為《戲劇報》編輯部主任。期間及至此后的“文革”，跌宕的政治運動讓他飽受磨難。說起那個時代，先生說他至今仍會做惡夢，醒后大汗淋漓。夢境總是那么的相似，總是落入無底的黑洞之中，總是被人給圈了起來，以至于兩度得了很嚴重的抑郁癥。盡管“胡風事件”、“反右”都是有驚無險，但數不清的檢查、反省和文革的牛棚生活、干校生活卻深深地傷害了詩人那顆敏感的心。好在有詩歌作為精神寄托。 1979年初，真理標準的討論才剛剛落幕，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領導成員之一的屠岸，就開始和同事討論文學創作要思想解放的課題。 1983年，屠岸被任命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曾任“人文社”副總編的何啟治評價屠老這位“以儒雅著稱的謙謙君子”的學識和品德，“在我認識的領導人中，是獨一無二的，因而也是特別令人感動和敬佩的。” 就在我拜訪屠老前不久，首都文化界專門為他的《生正逢時——屠岸自述》召開了研討會。這本書，是他在耄耋之年對過往歲月的潛心回顧。大家認為，該書記錄文壇重要事件并折射歷史變遷，其中還包括屠岸的一些獨家材料，如果他不說出來，可能就失傳了。書名得自其常州老鄉、戲劇作家吳祖光先生。屠老在書中說：“在我的頭上，有陽光，也有陰霾。回顧自己的一生，我想起吳祖光寫的四個字。有人說吳祖光一生坎坷，生不逢時。吳祖光拿起筆來寫下‘生正逢時’。” 在屠岸看來，一個人能經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歷次政治運動、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生活經歷如此豐富，豈不是生正逢時？評論家雷達表示，屠老這一代人經歷了高密度、匪夷所思的歷史，他們的經歷后人已不大可能重復，因此他的回憶本身就是具有較大的歷史容量、思想深度和人文內涵的一部活歷史。屠老覺得，“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是一個大時代”。他試圖忠實記錄下這一代人的歷史。屠岸對那些親歷、親見的文人們在運動風浪里的遭際記憶猶新：干校時為了與兒女短暫的團聚，他與妻子徒步幾十里趕往車站的身影；挨斗時，田漢撲通一跪時依然挺立的胸脯；艾青發出的“寫作品比較麻煩，打棍子比較容易上去”的憤懣之語；第四次文代會上，丁玲吐出了“給我們稍微地，留一條路”的卑微懇求。而與夏衍、巴金、冰心等人的交往細節，則讓人們看到這些文壇前輩更加真實的一面… “我仍在路上”。如今，雖已年近九旬，但屠老仍每天工作數小時，他把自己的時間分為四塊：早上起床寫日記；上午翻譯。或者寫作；下午也是寫作、翻譯或讀書讀報刊；晚上寫信。他有個習慣來信必復；每天晚上大約十一點半左右熄燈，躺在床上，心中默念古詩，或者默誦英文詩，在默誦中沉入睡鄉。魯迅晚年有“趕快做”的想法，屠老稱自己“并沒有暮年頹唐的心緒，每天做的就是趕快做、趕快寫。” 他對我說，常州話中有“老小”的說法，只要心中有天真爛漫，就不會感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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