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汶川地震紀念日那天，讀到一位地質學出身的網民"老編輯"的自述：</h3><h3>"地震時我正在上地質學基礎。突然投影儀的鏡頭抖動了起來，先上下，再左右。當時根據我們的專業知識，已經可以根據這兩個動作之間的時間差估算出來震源的距離。但是當時大家只是交頭接耳了一陣。"</h3><h3>"下課了，大地震的消息傳來了，近十萬人罹難。</h3><h3>"去年512的時候，看到一位前記者的文章，看到她說自己因為汶川地震決心寫特稿，做記者，'無法輕易談起這件事'......"。</h3><h3>一場地震，在專業監測那里，也許只是儀器指針的一個數據，然而在人文關懷中，它卻可能傾注了所有人所能有的無限哀傷，甚至有人要為此立下終生的誓言。</h3><h3>你一定能理解這位記者心靈中的那一刻。</h3><h3>你可能還記得在課本上讀到，魯迅先生少年時立志學醫學，是因為父親重病不治身亡，所以打算一生懸壺濟世。后來，在一次課上看到一個關于中國人被殺的影片，影片中的中國看客看著同胞被殺很麻木，于是他很痛心，覺得要救心而不是救身，于是棄醫從文，要以文學來改造中國的人性。</h3><h3>在電影院看電影所經歷的時刻，大概也是魯迅決定一生命運的激情瞬間。</h3><h3>我自己，自然也是理解這位記者的。</h3><h3>在汶川那場天災里，我也曾被巨大的悲傷所籠罩。于是，在2008年那個炎熱而激越的夏天，我和同學們停下了既定的工作和功課，揮汗如雨，一口氣寫下了20萬字的《汶川地震的傳播學遺產》。這本批判性的小書并沒有成為學術主流，但那是我們當時唯一能做的，也是我們這些師生當時所能拿出來的最珍貴的奉獻。</h3><h3>顯然，那一刻，我并沒有要做一個"科研成果"，而是想以工作寫一首"情感詩篇"。</h3> <h3><br /></h3><h3>人們之所以能理解這位記者的那一刻，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曾經有過無數人見證過激情，領略過人性關懷的壯麗瞬間。</h3><h3>還記得那次被稱之為"世界上最悲壯的逆行"嗎？2015年，8月12日晚11時30分，天津濱海新區瑞海公司所屬危險品倉庫發生爆炸。事故發生后，撤離的人潮洶涌，卻有一小隊人義無反顧地逆著人流奔往現場，他們是消防員。他們顯然知道，此行意味著什么。這種莊嚴赴死的勇敢，一直延續到了8月13日凌晨，那一刻，一名趕赴塘沽爆炸現場救援消防員和好兄弟的對話如下："我回不來，我爸就是你爸。""嗯，你爸就是我爸，你小心。"</h3><h3> <br /></h3><h3> <br /></h3> <h3> </h3><h3>還記得幾年前那位女孩跪地喂老人吃米線的故事嗎？那一天，西昌，一名女孩端著一碗米線，雙膝跪在街邊的臺階上給素不相識的貧病老人喂食。女孩神情專注，而觀者無不淚目。這其中沒有科學，沒有職業，沒有規范，但卻惟獨有對人的關懷。</h3><h3>還記得女游客為站崗武警擦汗的一幕嗎？在兵馬俑一號坑，一名女游客為站崗武警擦汗，被別人拍了下來。"大家知道，禮賓哨一般情況下是不能動的，更不能給自己擦汗。"這一幕，事發偶然，亦無深義，也只是一個路人驀然涌現的對他者的關愛。</h3><h3>還記得濟南市民深夜排隊為產婦獻血的故事嗎？為了搶救一位生命垂危產婦，上千名濟南市民踴躍獻血。血液供保中心門口的獻血屋里人滿了，排到了大街上；因為獻血人多，血液中心不得不再調三輛采血車來。在中國，獻血是自愿選擇，這個故事里，沒有計劃安排，沒有行政規定，所有的，依然只是無數普通人在那緊急的一刻油然而生的人文關懷！</h3> <h3>我們的人生中，并不時常遇到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不過，我們大約每時每刻都在書寫自己的情感史，甚至，每時每刻，我們都有能力感受到人性深處的激流飛湍。</h3><h3><br /></h3><h3>3</h3><h3><br /></h3><h3>有同學曾問過我一些特別的問題：如果在這個世界上，文科和理科只能選擇其一，你選擇什么？如果回到少年時代，并且您擁有無限選擇的能力，是否還會選擇學人文？一個年輕人，是否應該盡可能選擇投身于更有用的事業領域？</h3><h3> </h3><h3>我一直沒有回答。</h3><h3> </h3><h3>顯然，這種將科學與人文相比較的問題，是"不科學"的，也不好回答。</h3><h3> </h3><h3>科學和人文對這個世界的貢獻不同。以我之見，科學創造了豐盈世界，人文則塑造了我們豐盈的內心；科學的價值，有時不管怎么高估都不為過，人文的貢獻，有時我們不管怎么書寫都無可盡言。</h3><h3> </h3><h3>很久以前，南大的辦公會上，文理科校長曾為經費投入問題而爭執。那時，正是南大科學論文生產數據高居榜首的時期，理科校長擺出各種數據，雄辯地說明：科學研究是一所研究型大學的主業，高投入、高產出、高貢獻率，文科大多不是科學研究，很多甚至是自說自話，"文科要什么投入呢？每人一箱稿紙，夠了吧？"</h3><h3> </h3><h3>大概是最后這句話激怒了文科校長，他捶案而起道："不錯！科學實驗很偉大，不過，如果沒有文科講師胡福明的那篇'非科學'的文章，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撥亂反正，你那些科學實驗會在哪兒？"</h3><h3> </h3><h3>耶魯大學校長Peter Salove是一名心理學家，一直在熱烈呼吁一流的大學教育要重視人類感情。他說："藝術、文學、歷史和其他人文學科對于培養我們的情商至關重要對我們了解自己、理解他人也必不可少。人文學科能夠幫助我們和不確定性作斗爭，理解錯綜復雜的形勢并與他人產生共鳴。"</h3><h3> </h3><h3>我想把他的話作為我的答案，我也希望以此與所有的教育者共勉。</h3> <h3>經濟學里，"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設通常簡稱為"理性人"（rational people）。理性人描述的是在經濟社會里的人的基本特征：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說，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都是要以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自己的最大經濟利益。</h3><h3>不過，在我今天所談及的故事里，我們大概看不到多少"理性人"的蹤跡。不管你有多么的"理性"，不管你一向是多么的自利，但你總能遇到那些充滿對他人關懷、為自然而感動的"非理性人"時刻。</h3><h3>新制度學派有一位代表人物諾斯，他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指出：人類行為比經濟學家模型中的個人效用函數所包含的內容更為復雜。在許多情況下，人不是在追求財富最大化行為，而會著眼于利他和自我約束。</h3><h3>諾斯主張，應該用"社會文化人"來取代"理性人"。這個"社會文化人"，大致說來，是指具有多重人生目標、受到文化結構和意識形態影響的人。</h3><h3>我們贊賞智慧、客觀、冷靜的理性，我們推崇科學思維的清晰、完備、系統和邏輯。但顯然，我們不會把經濟學的"理性人"作為自己一生修煉的目的，因為，我們還是希望，這一生的生命體驗能像天道那樣自然而完整，自己最終能成為一個更好的"人"。</h3><h3> <br /></h3><h3> <br /></h3> <h3>成為人，就是要拒絕成為機器，是要在蒼白的人生中裝填進情感的意義，是要你看見花時，體驗到美，看見窮人時，感到同情。</h3><h3>上次課間，同學們問我，人工智能程序阿爾法圍棋（AlphaGo）擊敗了人類最好的棋手，這是否意味著人類已經因為人工智能而失去了圍棋？</h3><h3>我說，不會。AlphaGo可以永遠擊敗人類棋手，但人類還將永遠擁有圍棋。如同在擁有無數種高速車輛后，人類還在熱愛著步行。在行走時，你感受到血液的奔流，生命的茁壯，你甚至還能從腳底感受無邊無際的仁慈大地。不論車輛以什么樣的速度呼嘯而去，它都永不能代替行走帶給人的生命意義。</h3><h3>圍棋同樣如此。有智能的AlphaGo如果真有感知，也許會說，我愿意損失比賽成績，來體驗一名普通棋手的喜怒哀樂。當它看到一對人類知己在雪地中手談，或隔著千古時空以心靈對弈，或以哲學體驗譜寫棋盤深處的詩意時，它也許愿意為了體驗那短暫一刻，犧牲自己所有的對局。</h3><h3>而如果要成為更好的人，那就要拒絕信奉一己之私，而漸臻大我之境，是要在有限的人生中充滿無限的意義，是要你看見花時，體驗到對生命的感動，看見窮人時，感到對世界的悲憫。</h3><h3>大我之境，當然是人文的至高境界。程頤說："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在物我兩忘時，方可以與天地為一體，方可以理解天道的意義。</h3><h3>這，大概就是人文精神了。人文，就是對人的關心，就是珍視所有人的存在和情感、尊嚴與發展。</h3><h3>你也許不必成為人文工作者，但你大約還是需要人文的灌溉的，你也需要在生命中不斷遭遇那些如沙漠甘泉般的人性瞬間。誠如你也許不必寫詩，但你的人生里，確實需要一些撫慰你現實傷痕的詩意。</h3><h3>或許，在你人生的暮年，你終會承認，這一生，這一場事業，是如此短暫、有限而平凡，它本該因不平凡的人文情感而璀璨。</h3><h3>誰念人生獨自涼？一念明滅盡滄桑。當時只道是尋常。</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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