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警衛員——顧玉平

乙夫閑筆

<h3>人生漫漫旅途，每個人都會結交這樣或那樣的許多朋友，山一程水一程地相伴而行。</h3><h3><br></h3><h3>我與顧老的交情，自應歸于忘年之交。出生于民國元年的顧老，長我差不多五十歲，大名叫顧玉平。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之前至陜北，他先后擔任周恩來、鄧穎超同志的貼身警衛員，戎馬倥傯，身經百戰，九死一生，有著傳奇式的經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紅軍老戰士。</h3><h3><br></h3><h3>我們相識相知止于五年時間，正情深意篤，顧老便遽然走了。年年復歲歲，眨眼之間顧老已離世十周年。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在風晨月夕時浮現我的眼前，尤其是與之結下不解之緣的絲絲縷縷細節，以及他娓娓道來的不曾遠去的征鼓號角，總是令我如影隨行，如聲在耳……</h3> <h3><font color="#167efb"><b>顧玉平1955年獲授上校軍銜</b></font></h3> <h1><b>一，初識顧玉平</b></h1><h3><br></h3><h3>人與人之間的相遇相識，都與彼此的人生軌跡契合，該遇見的自會等在那里，不早不晚。</h3><h3><br></h3><h3>春和景明的2000年4月30日上午，在瑞金市人武部營院，我初識了顧老。初次見面還有一段奇巧的故事……</h3><h3><br></h3><h3>那天，是我履新任職這個軍營政委的第二天。按預定計劃，上午我將與駐地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幾套班子領導見見面、熟熟臉，下午拜訪老紅軍、老同志。因是第一次與干部職工會面，在部作戰值班室例行早班會上，我和部長都多講了幾句話，時間拉長了，及至走出辦公樓已近九點。我上了小車正要出門時，見一輛腳踏三輪車搖搖晃晃地拉著一位年長老人駛進武裝部大門，門衛見狀并未阻攔盤問，相反還揮了揮手，似是招呼，似是放行。進了院子，三輪車‘‘嘎吱’’一聲停住了，老人下車如數付了車費，頷首致謝后便緩步向辦公樓走去。</h3><h3><br></h3><h3>從背影看，這位老人衣著簡樸，中等個子和體型，在未拄拐杖的情況下仍然步履沉穩，可光亮亮的頂部和微微隆起的背部，不經意泄露了他的自然年齡。我隱約感到有點不對勁，聯想門衛剛才的非正常舉動，猜測老人應是部里的熟人，腦子里迅速冒出一連串的問號：這會是什么人呢？他到部里干什么來著？有什么樣的要緊事非得他親自來辦呢……為消解疑惑，我讓司機易成彬暫緩出發，并詢問陪我出行的政工科科長曾克峰。曾科長說，他是老紅軍顧玉平，應該是來部里交黨費的……</h3><h3><br></h3><h3>沒等曾科長說完，我便拉開車門下了車，快步奔向政工科辦公室。這時，顧老已將裝在信封里的黨費一張一張數著交到黨小組長王志宏干事手中。王干事見我突然折返進來欲停下工作打招呼，被我以手示意制止。待辦好了事，我從顧老身后趨前一步叫了一聲‘‘顧老，您好！’’同時面對顧老敬了一個標準軍禮，然后作自我介紹。顧老思維敏捷，頃刻就漾著歡快的笑意，伸手與我長時間握著，邊握手邊用夾帶瑞金土音的‘‘瑞普話’’風趣地說：‘‘我說今天一大早左眼皮跳個不停，原來是有喜事呀！歡迎你，祝賀你，劉政委！’’他說‘‘政委’’時，聽著像‘‘進委’’。我趕忙拉著顧老的手讓他入座在一張靠背藤椅上，旋又續了茶水。</h3><h3><br></h3><h3>顧老不多的眉發盡是銀絲，臉色紅潤，笑起來時，眼睛瞇成一條縫，很是開朗健談，說話聲音底氣足，精神矍鑠，怎么看也不像年近九十的老人。一陣寒暄問候后，我便試探著建議顧老：‘‘能不能從下個月開始，改過去由您來交黨費為小組長上門收黨費。您看行不行？’’</h3><h3><br></h3><h3>顧老一聽連連大幅度擺手：‘‘不行，不行！這樣就壞規矩了！’’</h3><h3><br></h3><h3>我進而解釋：‘‘這個建議，主要是考慮您年事已高，從您家里到武裝部，必經的八一路、紅軍巷車多人多，交通擁堵，情況復雜，出行無論是走路還是坐三輪車都不安全。’’</h3><h3><br></h3><h3>顧老還是一臉嚴肅的堅持：‘‘交和收，一個主動一個被動，這可是體現著黨性強與不強的大問題。年紀大表明受黨的教育時間長，那更要自覺做好，絕不能搞特殊！’’</h3><h3><br></h3><h3>這番話，滴水不漏，擲地有聲。聽其音觀其色，我知道再往這方向勸說肯定行不通，于是迂回了一下說道：‘‘要不這樣，我每月到您家里討杯茶喝，聽聽您傳奇的革命故事，您呢，就把黨費交給我，這是政委的份內事。如果我沒來或來晚了，您再到部里交也不遲。’’</h3><h3><br></h3><h3>顧老思忖片刻，終于抿嘴一笑，勉強松了口：‘‘那就聽政委的吧，到時還要向你匯報思想呢！’’</h3><h3><br></h3><h3>我說好的。這事敲定后，我又趁機邀請顧老在方便時給部里的干部職工憶憶當年、講講傳統，他欣然應允。末了，我以順道為由，送顧老回家，算是認了家門。</h3><h3><br></h3><h3>與顧老交談，聲音得提高幾個分貝，他的耳朵有點背——不知是不是戰爭的后遺癥。初次相見，我們似有相見恨晚的投緣，彼此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沒有半絲生份的感覺。后來，顧老瞇著笑眼對我說：‘‘第一次見到你，我就覺得我們會成為好朋友，所以我答應你到家里轉交黨費！’’——沒曾想，老紅軍心里還藏有小九九……哈哈！</h3><h3><br></h3><h3>不久，我找來了顧老一頁簡歷，赫然入目的文字是這樣排列的：</h3><h3><br></h3><h3><b>顧玉平，1912年5月出生，江西瑞金市澤覃鄉林星村人。</b></h3><h3><br></h3><h3><b>1931年參加赤衛隊，1933年7月擴紅時加入紅軍，之后參加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長征出發前進入中革軍委警衛隊，擔任周恩來同志警衛員隨隊長征，曾在周恩來和鄧穎超身邊工作兩年。后進入紅軍無線電學校學習。平型關戰斗后，調到冀南軍區任八支隊電臺臺長、七分區電臺隊長、八路軍豫西抗日游擊支隊電臺隊長。解放戰爭中，在中原軍區獨立旅電臺任隊長，跟隨皮定均旅長參加了中原突圍。新中國成立后任四川南充軍分區副司令員，1970年7月離休，享受副軍職干部政治和生活待遇。</b></h3><h3><b><br></b></h3><h3><b>1975年11月舉家回到故鄉安享晚年。</b></h3><h3><b><br></b></h3><h3>簡歷加上標點符號也不足300字，的確是簡。從瑞金出去復又回到瑞金，粗略綴連了顧老的人生足印，可前后兩個瑞金和前后兩個顧玉平，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兩個歷史文化概念！至少我不希望自己從簡歷上這樣無趣地認識顧老。</h3><h3><br></h3><h3>顧老的老家澤覃鄉原為安治公社，為紀念毛澤東同志的胞弟、紅軍長征后留下打游擊的紅軍獨立師師長毛澤覃烈士犧牲于此，1969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批準將安治公社改名為澤覃公社，后又撤社建鄉。顧老退休回到故里，行政上歸贛州軍分區干休所管理，組織關系在瑞金市人武部。據部里的老同志講，顧老每月月底都親自到部里交下月的黨費，開始步行，后來年邁改乘三輪車，風雨無阻，從未推遲，數十年如一日。</h3> <h3><b><font color="#167efb">作者（左）與老紅軍顧玉平在其家門前合影</font></b></h3> <h1><b>二，顧玉平揭密成為周恩來警衛員之謎</b></h1><h3><br></h3><h3>顧老的家，位于市內紅都大道南側，是一個早年自建的小院。院子不大，裝飾簡單，院內植有數株丹桂和柚樹，一年四季郁郁蔥蔥，花開時馥馨滿院。進家門，客廳墻上掛有幾幅有關領導看望顧老的合影照片，桌柜上擺放的一個畫著共和國首任總理周恩來肖像的瓷盤，格外醒目，更讓人聯想到他那不平凡的經歷。</h3><h3><br></h3><h3>開頭幾次拜訪顧老，他像招待生客一樣招待我，握手——讓座——招呼上茶，成了定式。熟識后，彼此的‘‘過門’’客套就漸漸省略了，我沒把自己當外人，他也隨和隨意，有時開個玩笑，嘻嘻哈哈一陣別過。</h3><h3><br></h3><h3>若是時間允許，我通常會掏挖‘‘寶藏’’，央他講戰斗故事，甚至會給他出點難題求解。比如，您身不高大，貌不驚人，文不出眾，周恩來曾是蘇區中央局書記，長征出發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軍內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后來更是‘‘三人團’’舉足輕重的人物，如此位高權重的領導人何以選您當警衛員？</h3><h3><br></h3><h3>他對我的提問，習慣地報以淡淡一笑：‘‘組織安排的唄！’’數次提問，都如是回答。他越是不講，我越是好奇想打破砂鍋——紋（問）到底。有一天，顧老終于架不住我的執意，喝了一口茶后，慢慢地把思緒拉回到那場驚心動魄的、被列為我軍歷史上十大慘烈戰役之一的廣昌戰役上……</h3><h3><br></h3><h3>我當紅軍時已經21歲了，在這之前干了兩年赤衛隊員，執行過不少復雜的任務，軍事技木和身體、心理素質得到了鍛煉。村里和我一起當紅軍的有九個人，經過一個月的訓練，我被分配到紅一軍團三師七團五連當戰士。當了一個多月，就調到紅三軍團廣昌警備司令部當偵察兵。其他同鄉大多留在了一軍團，從此失去聯系，后來得知都先后犧牲了……</h3><h3><br></h3><h3>偵察連有八十多號人，新兵占了一大半，多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是戰后補員經過挑選來的。其實，戰爭是最好的軍校，打了幾仗后，不光腿不軟，心不跳，而且技戰術水平會越來越好。看著身邊死了那么多戰友，誰還會怕死呢？我的班長兼排長是長汀人，姓陳，大家都叫他山娃，不知是真名還是外號。他比我大一歲，早我兩年參軍，個子高，力氣大，拳腳好，慣使大刀，打過很多仗，立過大功。我跟他學了不少東西，和他在一起心里踏實。</h3><h3><br></h3><h3>1933年11月中旬，山娃奉命帶我和另外一個好像叫大福的上杭籍戰友，到南豐縣南面靠近廣昌的地方，執行偵察任務，了解敵人構筑碉堡情況。當時我們化裝成老百姓，分散混進修建碉堡的民工隊伍里頭。我們三人各在不同的碉堡工地干活，碉堡之間相隔一里路。剛去時，我急于搜集情況，常借大小便之機觀察地形，有一回時間久了被一名軍官盤問，好在我裝啞巴瞞過了。幾天后正當我們完成任務準備撤回時，發生了一件事，為此山娃犧牲了。</h3><h3><br></h3><h3>那天，我們白天同在一個山上砍樹，見面約好利用夜暗回到山上會合的，因山娃參與修的那個碉堡沒按進度完工，被要求連夜加班完成。一起干活的一個民工因惦記著老婆生孩子，趁人不備逃跑回家，沒想到被巡邏隊發現抓了回來捆綁在碉樓底下。山娃本來可以安全撤離的，可他臨走時悄悄地給民工松了綁，想帶著一起走，結果沒走多遠就暴露了。追兵將到時，山娃將繪好的工事地形圖交給民工讓其與我們在約定的地點會合轉交，自己斷后掩護朝另一方向撤退，后被逼在懸崖邊跳下……這些情況，是這個民工與我們見面后講述的。</h3><h3><br></h3><h3>那個晚上星光疏淡，半輪明月高懸山崖，清輝刻意冷卻大地，而人間紛擾不息。我們待周遭平靜后，摸黑往崖底運動，果然在一塊巖石上發現了山娃。奇怪的是，不是山娃一人，山娃還緊緊摟著一名敵軍士兵，互相揪著頭發，互相扭絞著雙腿，嘴角還殘留著怪異的慘笑，竟然像患難兄弟一樣躺著。只是兩人頭部血肉模糊，都沒了氣息。顯然山娃跳崖前有過搏斗并拉了一個墊背，墜落時由于頭部觸碰巖石致命。我們含淚掩埋了烈士遺體，便歸隊復命。那位民工說要代替山娃，也隨我們當了紅軍，就分在我班里，只可惜在四個月后的廣昌保衛戰中犧牲了。我有點后悔把他帶到隊伍里來，他還沒見到老婆生孩子哩……</h3><h3><br></h3><h3>完成任務回來，我接替山娃當了班長，隨后入了黨。那陣子，‘‘死守廣昌、寸土必爭’’的口號一級一級地往下傳達。1933年底，當時廣昌警備司令陳奇涵和之后的張經武，組織我們在廣昌城到廣昌北的甘竹一帶修筑防御工事，在縣城北郊修了一個大碉堡，在甘竹西北面修了兩個中型碉堡。1934年2月底，鑒于國民黨軍南下推進廣昌速度加快，紅五軍團第十四師到廣昌接防，師長張宗遜兼任廣昌警備司令，繼續修筑和完善堅固工事。幾個月干下來，山頭要道都是碉堡，一個挨一個地以戰壕連接。大的可以藏一個加強連的兵力。當時，官兵們常嘀咕：這是準備與敵人打陣地戰呀！守戰可不是紅軍擅長的習慣戰法！</h3><h3><br></h3><h3>保衛廣昌的戰役打響后，我們連隊不知咋回事，撈了一個當預備隊的任務。預備隊當然不是當看客，也有事干——搶運傷員和烈士遺體，一天下來，個個滿身都是血跡。有一次我抬著一個重傷員，還沒走幾步，一發迫擊炮彈‘‘嗖’’的一聲砸在我腳下。我想完蛋了，肯定是最后的壯烈，意外的是炮彈遲遲沒爆炸。我居然笑了一下，心想：我是條福命。頭幾天，部隊依托碉堡群還相持了一陣，后來敵軍出動飛機和大炮，對紅軍陣地進行狂轟濫炸，陣地工事損毀嚴重。轟炸之后，大批敵軍蜂擁地向紅軍陣地展開瘋狂進攻。紅軍與數倍于己的敵人激戰，英勇頑強，一次又一次阻擊敵人，每天傷亡很大，戰況慘烈。這種拚消耗的打法，紅軍終究敵不過國民黨軍隊人數眾多、武器精良、糧彈充足的優勢，漸漸不支。眼看沒部隊可上了，作為最后的一點家當——偵察連，還有首長身邊能動用的人員全都上場了。</h3><h3><br></h3><h3>我們連堅守的陣地已是最后一道防線，咬牙頂了三天，一天抗擊敵人上十次的進攻。打到后來，子彈沒了就用刺刀、大刀、槍托與敵人進行正面搏斗，甚至用身體與敵軍展開生死肉搏，一個個殺紅了眼睛，誓與陣地共存亡，負傷的都不愿離開陣地。我是看著連長、指導員犧牲的。大胡子連長在一次反沖鋒戰斗中，第一個躍出戰壕，手舞鋼刀，領著官兵一路砍殺前進，左臂中彈負傷仍沖在前頭。肉搏中他手起刀落，刀過血濺，刀沒了還用單臂死死扼住一敵人頸脖，隨著一聲吼叫，脖子頓時被擰耷，正繼續前沖時不幸頭部中彈倒下了，就倒在我身前。我沒法停下來看連長是死是活，一股熱血涌向腦門往前沖，眼睛盯著擋道的敵人，大刀都砍鈍了……</h3><h3><br></h3><h3>任職不到兩個月的指導員喊著‘‘為連長報仇’’的口號，接著沖鋒，我們喊沖喊殺喊報仇的吶喊聲——不，應該是咆哮聲震天響，憑聲音憑勇氣硬是逼退了敵人。退回戰壕，一場鏖戰暫時平息了，靜，——出奇的靜。我往剛才出擊的陣前一看，好家伙！地上斜躺橫臥的尸體一大片，已經分不清敵我，連長還躺在那里呢——那時通常利用夜暗搶運烈士遺體，如果白天搶運會付出更大的代價。看了這一幕，我心里堵得慌，不舒服，很不舒服。指導員拉著嗓門喊清點人數，我心想——還用得著清么，往戰壕一看，能站直的人湊齊了也就一個加強排了。過了半小時不到，敵人又開始炮襲，炮聲越來越密集，炸得身前身后塵土飛濺，硝煙四散，頭都抬不起來。老套路，敵人進攻又開始了！不知哪個驚叫一聲：指導員負傷了！我轉身一看，指導員果然兀自斜靠壕壁，滿身是血，腹部被彈片撕開一個大口子，涌出一大堆腸子來……我和身邊幾個戰友見狀，趕忙上前救護，指導員托起腸子往肚里塞，讓我們用綁腿一圈圈地纏緊開口的肚子，說什么都不讓我們抬下去，還說要坐在壕溝里看著我們堅守陣地……當時我們也顧不上，敵人又摸上來了，等把敵人打退，指導員已經永遠閉上了眼睛……</h3><h3><br></h3><h3>顧老講到這里，聲音明顯變得低沉，眼眶濕潤，嘴角不住地顫栗，說不下去了……此時的安慰都是多余的，我只能沉默，端了茶杯給他。過了一會，顧老長吁一氣，又續講下去：</h3><h3><br></h3><h3>戰爭就是那么殘酷，剛才還與你并肩作戰、說笑聊天的兄弟，轉眼就陰陽相隔了。更殘酷的是，開始見戰友犧牲，比如山娃，我面對悠悠蒼天、沉沉大地，摧心裂肝地哭，那個傷心呀……可后來見多了竟哭不出來，只有悲憤，把拳頭攥得緊緊的。上陣地之前，指導員還豪情萬丈地作著動員，文皺皺地說了一大堆話，我能記住的就兩個字：拼命！他說歷史會記住我們的！當時覺得他迂腐，死了就死了，還管它什么歷史，記不記得不是我們的事。何況也不是為誰記得而戰斗。</h3><h3><br></h3><h3>廣昌戰役，雖經半個多月的血戰，最終紅軍還是撤出了陣地，廣昌城失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我們無法忍受這樣的失敗，因為我們拚了全力，沒死的不是慶幸自己活著，而是為失敗感到丟臉。后來得知，整個戰役打下來犧牲了6000余紅軍官兵。正是：謀失策，勇無益。</h3><h3><br></h3><h3>我們連隊打到最后只剩十來個人，干部全部壯烈。這時，我和幸存的戰友們一道被編入前線指揮部的警衛連，我當了不到二十天張宗遜司令的警衛員，他當時任14師師長兼廣昌警備司令。張司令比我大三歲，平時話不多，人很有親和力，非常關心部下，打仗有勇有謀。他挑我當警衛員有個小故事：夜里有幾個人路過我的哨位，我下令站住，然后問答口令，當對方誤答白天的口令時，我即拉了一下槍栓，以示警告。對方趕忙說是張司令，我說不管是誰，并勒令退后，這時有一人想起了當晚的回令答對了，我才允許通行。沒想到第二天就到了張司令的身邊。1934年4月底廣昌失守不久，張司令被免了職務，進入紅軍大學學習。他與毛主席有很深的交情，井岡山時期就負責毛主席的警衛工作，也許正因這層關系被免職，因當時毛主席遭貶靠邊站了。后來知道張司令與周恩來同志的關系也不一般，他在黃埔軍校由團員轉為黨員的主持人就是周恩來。所以，沒多久，張宗遜司令由普通學員出任了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我當周恩來同志警衛員，應該是這個時候張司令推薦的，周副主席在長征路上曾無意透露過張司令對我的印象不錯。</h3><h3><br></h3><h3>顧老端起茶杯啜了一口茶水，緩緩說道：這段經歷我一直不愿回憶，久久埋在心底沒開放，是你把它翻出來了。我當時竟然沒回神，一言未發，仍陷入深思之中……突然記起開國大典時，郭沫若在天安門城樓上吟誦的一首詩：“多少軍民血，換來此殊榮，思之淚欲墜，歡笑不成聲！”</h3><div><br></div> <h3><b><font color="#167efb">周恩來同志在長征途中</font></b></h3> <h1><b>三，聽顧玉平講長征故事（1）</b></h1><h3><br></h3><h3>顧老的社會活動頻繁，整天不是作報告，就是接受采訪，這對于一個九十高齡的人來說無疑是費神耗力的。我要不是抱有搶救性挖掘的心思，絕不忍心讓他再講了。我曾試圖制定幾條幾講幾不講的條條框框作些規范，可還是讓顧老否決了。我知道，他老人家深受周恩來、鄧穎超同志的品行影響，視講解為紅色傳承、余熱奉獻，總有講不完的長征故事，敘不盡的首長情懷，而且越講越有勁。在顧老家中，我的采訪往往是這樣開始的：</h3><h3><br></h3><h3>我：顧老！請您講講第一次見周恩來同志的情景以及在他身邊、印象深刻的那段經歷。慢慢聊，想到哪聊到那，一天聊一段！</h3><h3><br></h3><h3>顧老：好的！跟你講我就不按套路了，想一點講一點，只要我知道的能記起的，都說給你聽。</h3><h3><br></h3><h3>于是，顧老的思緒又回到了近70年前的那個時空……</h3><h3><br></h3><h3>經過政治審查，1934年8月我從前線調到中革軍委警衛隊，熟悉一段時間后便到周副主席身邊工作了。那個時候，好像已在籌劃突圍，進行戰略大轉移，后來叫長征。沒見面時，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緊張，畢竟沒見過大世面，從來沒這么靠近過大首長，何況還是一位威望崇高的首長。可見了面之后，心里繃緊的那種感覺就消失了。初次見周副主席，是內衛隊隊長（名字記不起了！）領我去的，當時周副主席正一個人在院子里散步，像是在思考什么問題來著。他聽了情況介紹后，很認真地跟我說：你到我身邊工作我歡迎，不過丑話說在前，在這里，不許有高人一頭的思想，不許有盛氣凌人的態度，不許有疏于檢點的行為。這三條，哦，再加一條：注意加強學習！加起來共四條，你能做到嗎？我馬上回答：能！接著他又像拉家常一樣問我家在哪里、家里還有什么人、父母親多大了等一些情況。我告訴他說，我母親死得早，父親再婚了，家就在附近不遠。周副主席聽后竟特批我半天假回家探望一下，還讓我轉達對父親和后母的問候。這是我做夢也不會想的事，更想不到的是：臨走的時候，患病在身的鄧穎超還將老鄉送給她的幾個梨子，分出一半來塞到我手里讓我帶著。讓我心里暖暖的……</h3><h3><br></h3><h3>長征出發前，周副主席經常跟博古（秦邦憲）、李德（奧托?布勞恩，德國人，在中國曾用名李德、華夫）碰面，碰面地點一般在李德的住處，離軍委辦公地很近。開完會，就聯系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周副主席一直稱呼朱老總）和劉伯承、李富春等人，一項一項布置工作。我開始還疑惑，怎么會是副主席領導主席？后來有人告訴我紅軍總政委是軍事的最后決定者。找這幾個人，都與軍事上的事有關。他就像一個大管家一樣忙這忙那，總有忙不完的事，而博古、李德更像家長，李德沒事就喜歡記日記。臨近出發時，周副主席更忙，每天睡眠的時間不會超過三個小時——房間的馬燈總是亮著的，只要燈亮，我們誰也不會先睡。那時他要處理的事實在是多，文電飛來傳去，收發的文件標注‘‘火急’’、‘‘十萬火急’’、‘‘萬萬火急’’的越來越多。有時夜深了他剛躺下，有人又說有急事要事找他，非讓我們去叫。我們又不敢不叫，一是首長有交待，急事隨時要叫醒他；二是真怕耽誤了大事負不起責任。</h3><h3><br></h3><h3>長征誰留下誰走這個問題，最讓首長頭痛，有的臨近出發還沒定下來。有一次，周副主席面對一份留下打游擊的高級干部人員名單發呆，有些人的名字底下還用筆劃了幾條道道，一只手的指頭不斷地敲擊著桌面。我進房間敲門、報告、倒水，他像沒看見一樣，根本不像往常倒好水會道謝。我離開房間時還聽他一個人自言自語地說：但愿福星高照啊！<br></h3><h3><br></h3><h3>出發前，雖然沒有明說去向，可下面的人有時也會犯點自由主義，猜測議論是到湖南與二、六軍團會合，再創建一片蘇區。有時，首長聽到議論，也沒說什么。這更加把猜測肯定化了。心想，到湘西還用多久呢？所以，啥都想帶走。我除了背包、槍彈（子彈有30發、手榴彈2個）、糧食（包括食鹽的兩個星期的定量），還有圖囊（裝地圖的長圓筒）和首長喜愛看的書也帶上了，草鞋都備了三雙，身上起碼有個六、七十斤重吧。因為大家都是這個想法，中央兩個縱隊尤其是后方機關這個隊伍拉了十幾里路長，各種“壇壇罐罐”、笨重的機械設備、印刷書報的機器，甚至七八個人抬的大炮底盤和造幣用的機器、金庫的銀元都一起帶著走，人挑騾載，光挑銀元箱的就有一個隊的挑夫在挑，走得很慢。</h3><h3><br></h3><h3>長征隊伍，實際上是，7萬余人護著一萬多人（中央縱隊）在搬家，湘江戰役后就幾乎是一半人護著另一半人在走。只是這個家是搖籃中的共和國。野戰軍的兵力，新兵占了差不多一半，都是廣昌戰役之后緊急擴紅招進來的，像剛組建的八軍團更是以新兵為主。干部從紅大學校、彭楊學校補充。我們和周副主席隨一縱行動，有一個干部團負責保衛工作，干部團有三個營，其中一個是特務營，縱隊司令是葉劍英。到黎平后，兩個縱隊合并了，司令是劉伯承，那時撤銷了八軍團番號。中央其他首長和一些老同志，開始聽說放在各軍團行動，可人家軍團要打仗又要招呼這些人，就沒收。出發時只好分到中央縱隊來了。周副主席因為要趕到于都督促渡河，比大部隊提前了幾天出發。走的時候，有不少人來相送，包括在紅軍司令部當醫生的、鄧穎超的60多歲老母親（鄧老太太長征后被俘押至九江，國民黨法官逼其勸鄧穎超不要當共產黨員，被嚴辭拒絕。直到1937年初才把她釋放出來）。周副主席握著幾個老鄉的手，含淚說：‘‘我們還會回來的！多保重！’’說完就默默走向馬旁，再招了下手上馬了。等走了一程，又勒住韁繩，回顧了一下遠了的人群，最后揚鞭一甩飛奔離開了。</h3><h3><br></h3><h3>南渡于都貢江后，部隊過第二道封鎖線，吃了虧，部隊損失很大。行軍途中周副主席讓人把何長工叫來，問他是怎么跟那邊聯系的，要他派人去跟廣東軍閥陳濟棠再聯系。當然，死人最多的是過湘江。此役結束，中革軍委匯總過各軍團的實力，參謀人員告訴我：短短十來天時間，紅軍損兵折將三萬余人——這包括離散、逃跑的一部分人，有的師、團是整建制消失，湘江每分鐘都在死人。那些日子，周副主席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急得團團轉。</h3><h3><br></h3><h3>——顧老的回憶，讓我想起在哪本書看見林彪當年著急等候中央縱隊過湘江時說的一句話：我的中央縱隊唉，你倒是快點呀！</h3><h3><br></h3><h3>是啊，戰爭的殘酷在于它所處環境的惡劣和對生命的無情剝奪。我們無數年輕戰士的生命就定格在那個時代的戰場，永遠留在了那里。血染的湘江！悲壯的湘江！英雄的湘江！</h3><div><br></div> <h3>顧老接著回憶：我們幾個警衛人員和首長是臨近尾聲那一批過江的，連續兩天，周副主席一直在湘江東岸渡口指揮著，多次指示參謀人員通知各隊伍將笨重的物資丟下，輕裝快速前進。可隊伍就是舍不得扔，為這事周副主席發了火，罵了人，后來過了湘江才扔掉，已經晚了。當時最揪心的是，周副主席一著急會站在高處高喊：快點！快點！敵機臨空轟炸掃射也不顧，把我們警衛員嚇得半死，生怕有什么閃失。過浮橋時，我牽著馬跟在首長身后，橋上、江面上橫七豎八疊著紅軍烈士遺體，浮了遺體的江水是紅的，用門板鋪就的橋板也隨處看見殷紅殷紅凝固的血。我們是踏著烈士遺體和血跡前進的！</h3><div><br></div><div>過了湘江，周副主席回頭面對湘江深深鞠了一躬，面色很凝重，冷得像冰霜，鞠完躬便顧自往前走。然而他沒有追趕前頭的中央縱隊，也沒有打聽鄧大姐的安危，而是跑到一軍團指揮部看望滿身硝煙的指戰員，向林彪、聶榮臻等軍團首長部署阻擊銜尾追來的敵軍。那天，恰好老百姓殺了一頭豬送到軍團部，心想：離開瑞金后首長和我們戰士一樣就沒沾過暈腥，這下倒可以打打牙祭了！誰知就要吃飯的時候，周副主席任憑哪個人勸說吃飯就是不聽，匆匆又趕路了。路上，我本想問首長為什么不吃完飯走，因為首長一兩天都沒吃什么東西了，可我看首長心事重重的樣子就沒說出口。此時，我腦子里總想著要做些什么事，比如找吃的，但又不能離開首長。我忽然聽見水聲，眼睛一亮，就拿了茶缸在路邊舀了一缸山泉水遞上去，他喝了幾口后用慈和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可還是沒說話。我知道，他是在為長眠在湘江邊的紅軍官兵而難過！為湘江戰役付出的沉重代價而痛心！為黨和紅軍未來的前途命運而憂心！</div><div><br></div><div>每當看到首長這樣的神情，我們都不便多言，只是默默的在他身后，隨他思考，隨他工作，隨他熬夜。因為勸不住，多勸反而會惹他生煩惱。翻過湖南、廣西交界處的老山界，進入苗族聚居區時，部隊總算擺脫了追擊的敵人。周副主席在這期間，或是行軍途中或是宿營地里，開始頻繁接觸中央、軍委和部分軍團級首長，有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張聞天、劉伯承、彭德懷等人，沒黑沒夜地談，我們聽到的只言片語總離不開‘‘湘江’’呀、‘‘生存’’呀。</div><div><br></div><div>晚上睡覺，周副主席和我們一塊睡在鋪著稻草的地上，常常他睡的位置空著那里。回來了還點著燈看文件，看地圖，研究行軍路線，基本上沒什么時間休息。看著他一天天的勞累消瘦，心里特難受！吃又沒什么吃的，即便有他也不會一個人吃，消耗的和補充的比例嚴重失調。長征中，我們吃的是“包子飯”，警衛員輪流著當炊事員，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副主席和我們吃的都是同一種菜，一樣的份量。有時菜不夠分就保障他，可他還是平分給了我們工作人員。到云貴邊界大山時，我們曾刮下變質的死馬肉充饑。沒吃的時候，大家都把褲帶勒緊一點餓著，首長也不例外。首長身體越瘦，胡子就長得越快。他的胡子，從出發開始就沒有剃過，一直留著，說要打跨蔣介石再剃（西安事變抓到老蔣后剃了）。那段時間，也很少看見他笑，他那開朗的笑容，真是久違了，直到通道會議后才發現臉上稍稍放松了一些。只是那一次的笑，與我的工作失職有關。</div><div><br></div><div>軍委在通道召開的緊急會議，毛主席也參加了，他極力主張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并提出西進路線，得到多數人認可。我們聽說了也搞不懂，往西走要到哪去呢？不過大家都煩伏龍芝軍校畢業的李德瞎指揮。那時，周副主席漸漸疏遠了李德，很多事開始找毛主席商量，具體工作直接交給朱德去辦，心情也好了一些。但由于此前連續半個多月的日夜操勞，加上進入冬天冷雨淋濕了單衣，他的身體明顯虛弱了。</div><div><br></div><div>那天，我們從湖南西南邊境往貴州黎平方向進發，之前周副主席擔心山高路險騎馬打盹摔跤，以步代騎。如今敵情不大，難走的路也過了，我們便再三再四地勸首長騎上馬歇一歇。首長上了馬，我們只顧高興勸說成功了，首長可以省些體力了，還一起說笑了一陣，卻沒有留意周副主席一會兒功夫便瞇著了。結果馬的前蹄踩了一塊有苔蘚的圓石滑了一下，前騰后趵一蹶，周副主席猝不及防就從馬背上掉了下來，重重地摔倒在路邊上。好在路邊有一叢灌木擋住了翻滾的身子，不然有可能滾落山崖。見狀，我驚魂失魄，趕忙將首長扶起。周副主席起身已是一拐一拐了。</div><div><br></div><div>毛主席得知情況，很快趕來慰問，十分關切地說：周副主席呀，為了革命工作，還是上擔架吧！同時轉頭囑咐我：小顧呀，要注意照顧好周副主席！我內疚地點頭稱是。周副主席見我難過的樣子，用手摸了摸傷腳，毫不介意地笑著安慰我說：常在馬背行，哪能不摔跤嘛！說完又意味深長地對毛主席說：主席！血的教訓又一次證明，走路問題很重要，稍不留神就會摔大跟斗呀！此言一落，兩位首長都放懷大笑起來。這是我在長征路上見過他們倆最開心的一次笑聲，可惜沒有相機記錄下來。不久，毛主席讓人送來了一副擔架，不過周副主席執意不肯上擔架。</div><div><br></div><div>這之后不久，我離開過周副主席一段時間，但在后來的長征路上，我受小超同志的委托，曾有四、五次看望周副主席。特別是周副主席患重病期間，我陪同小超同志看他的情景，至今記憶深刻……那是1935年7月，中央紅軍與四軍團已經合合，中央紅軍改一方面軍，四軍團改四方面軍。部隊到達川西毛兒蓋后，周副主席終因疲勞過度、營養不足，病倒了——一直高燒不退，昏迷不醒。好像得的是肝炎，后來變成了肝膿瘍，要排膿，但沒條件做手術，只能扛著。其實遵義會議后，我有一次去看他，就感覺他身體不好，靠精神撐著。我還跟其他幾個警衛員說，要注意照顧好首長。周副主席生病，我跟小超同志正駐扎在蘆花（今黑水）地區籌集糧食，根本不知道。后來通知小超同志離開休養連去陪護，我跟著去了。到那里后，周副主席還昏迷著睡在擔架上，小超同志摸著首長的額頭，心疼地不斷掉眼淚，我也受不了流了淚（說到這里，顧老掏出手絹擦了一下眼角）。那時周副主席已經三天未進粒米，小超同志就這樣一直守護在他身旁，為他掐身上的虱子，掐了170多個，虱子血把她的指甲都染紅了。過了好久，首長醒了，看到鄧大姐后，臉上有些笑意，沒力氣輕聲地說：小超，你怎么來了？好久沒見你了！小超同志只是握著他的手不住地點點頭，又流了淚……后來我們就搬過來陪了一段時間，大概有半個多月的樣子。醫生也寸步不離，天天診斷治療。主治醫生姓廖，傅連璋（紅軍醫院院長）隨朱老總南下了。醫生看一次，走出來就搖一次頭，冰袋一個一個地換著降熱（冰塊是從60里外的雪山取來的）。真急人！后來竟然自己排出了膿夜，綠色的膿液排了半盆。離開毛兒蓋準備過草地時，周副主席的病情已漸漸好轉，但身體還是虛弱。毛主席親自交待三軍團長彭德懷安排人抬著，抬擔架的人有陳賡、楊立三等……</div> <h3><b><font color="#167efb">周恩來與鄧穎超在長征時的合影</font></b></h3> <h1><b>四，聽顧玉平講長征故事（2）</b></h1><h3><br></h3><h3>據顧老說，以前他從不講與周恩來有關的故事，是周恩來同志去世后，他請示鄧大姐，能不能跟別人講周總理過去的事。鄧大姐許可了，他才講。為此，不管誰采訪顧老，他只講周恩來、鄧穎超的故事，從不單獨說自己，也很少說別人。我與顧老的交情發展到每次見面就自然擁抱了，也難以破例。當然，講首長也會帶出顧老的所歷所聞，只需插話追問就行。</h3><h3><br></h3><h3>在貴州黎平，中央初步解決了長征的去向問題，離解決組織問題還差一步。因此，黎平連接著遵義，是紅軍命運轉危為安的福地，也是顧老長征經歷的一個重大轉折。在這個地方，顧老轉為鄧穎超同志的警衛員。顧老是這樣跟我講述的……</h3><h3><br></h3><h3>1934年12月中旬，部隊到了黎平。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還沒結束，有一天，直屬隊指導員、朱德的妻子康克清過來找周副主席，說鄧穎超的警衛員出了什么情況，讓周恩來另派一名責任心強的警衛員過去。長征出發時，鄧大姐因患肺病，經常咳血，曾提出留下與母親相伴，可組織最終決定她隨隊長征。這一路基本上是用擔架抬過來的。周副主席在路上別說照顧她，連見一次面的時間都沒有。當時，我們在周副主席身邊有范金標、魏國祿、吳生開和我，一共四個警衛員，而他偏挑中我去，找我談話時我并沒有理會首長對我的信任，表示了不樂意去的想法。周副主席感到意外，問我為什么？我本來想說：和女同志一起不方便、受拘束，可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改口說出的話是：我不愿意和女同志打交道。首長聽后耐心地對我說：選你去不光是我和小超的意思，也是直屬隊黨組織的意見。何況小超同志有病在身，我們隊伍里又缺女戰士，只有委屈你去照顧了！再說，你到小超那里還更有時間學文化呀！我聽首長說得那么懇切就不好再說什么了，表示愉快服從，堅決完成任務。</h3><h3><br></h3><div>鄧大姐編在干部休養連，全稱叫中國工農紅軍中央縱隊總衛生部干部休養連，這是一個特殊連隊。說它特殊，是因為有‘三多’：一是大人物多。有蘇區‘‘五老’’中的三位：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有‘墨水瓶’稱號的文化人陸定一、成仿吾；還有錢之光、羅明等中央部長和省級地方干部。這些人基本上屬于年老體弱一類。二是女紅軍多。中央紅軍隊伍里，一共有三十位巾幗女杰，這個連隊就有24位。比如：賀子珍、劉群先、劉英、金維映、錢希鈞、李伯釗、鄧六金、謝飛……還有李德的中國妻子蕭月華等。這些人多是當時的或以后的高級領導人夫人，年齡20多歲，大點的就數鄧穎超，剛滿30歲。三是傷員多。這里的傷員，大多是紅軍中的高級指揮員，或是出發前或在長征途中負的傷，比如我的老司令張宗遜，還有陳伯鈞、鐘赤兵……一個這樣特殊的連隊共有300多人，先前的連長是何長工，何被調任九軍團政委兼任糧食局長后，由八軍團衛生部部長侯政繼任連長，指導員是李堅真，連隊黨總支書記是董必武。鄧穎超同志雖然重病在身，可她仍擔任了休養連黨總支委員，并兼任著婦女班班長職務。</div><div><br></div><div>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見了這個連，都會下馬。周副主席曾對前后兩任連長說：要是連里這些老同志少了一個人，就砍你的腦袋。說這話的時候，還做了個砍頭的手勢。</div><div><br></div><div>到了小超同志這里，我開始有點拘緊。我只知道她得了病，但不知道是什么病，黃瘦黃瘦的。她慈愛、溫和，留著齊耳短發，是那種很有母性味的女性。當時，大家都親切地稱呼她“小超同志”，我就跟著叫她“小超同志”。小超同志跟我說：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跟上隊伍，不要掉隊。另外，這里有幾個抬擔架、挑擔子、喂牲口的同志，你負責照管一下。再就是我這里沒有炊事員，辛苦你做做飯。</div><div>　　</div><div>鄧穎超的行囊不僅裝有她必需的物品，還有周副主席的東西。一條毯子放在牲口背上，書、文件和一些換洗的衣服以及藥品放在洋鐵箱里，由一個人挑著。一個飯盒和馬燈，由我負責帶著。鄧穎超吃飯很簡單，主要吃稀飯，或吃點面糊糊。她喜歡吃面食，偶爾搞到點面粉，煮些面疙瘩，或攤個小餅子，她就高興得很。一到宿營地，鄧穎超也常常會自己動手煮飯，生怕我累倒了。</div><div>　　　</div><div>到休養連后，我注意到女紅軍長征的艱難程度遠比我們男戰士更大。婦女班的同志多半是有文化有知識的女性，雖然出發前經過了體檢，但她們畢竟文質彬彬，體質較弱。正常時一天行軍二、三十公里，有情況時一天要走六、七十公里，為避免敵機偵察、轟炸，還常常選在夜間行軍。這種強度，男戰士都到了體力承受的極限，腳底大泡套著小泡。我曾有一次邊走邊睡摔到路邊冷水溝里了，何況柔弱的女紅軍呢？尤其是遭受寒風冷雨侵襲，難免有人感冒發燒，可從沒聽說過一人掉隊。即便有病也不吭聲，說走就走了。經過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間的山地時，有一次小超同志發現我老鄉楊厚珍行軍休息的時候，一個人走到不遠處的樹底下尋找什么東西，就讓我過去問問情況。走過去她說沒事，叫我走，我以為她要方便就準備離開，轉身時無意看見她的身子瑟瑟發抖，面色也不好看，感覺不對勁，就再問她怎么了。她才告訴我說，可能是淋了雨加上水土不服的原因，拉了幾天肚子，正找草藥治一治。我聽后伸手摸了她一下額頭，滾燙滾燙的，就要去叫醫生。可她怎么也不讓我叫，擔心因治病留在當地走不了，跟不上隊伍。我只好替她瞞著，隨后幾天她一直挺著過去了。</div><div><br></div><div>女同志遇上生理期，那真是一件令她們煩心的事。我常看見一些人捂著肚子走路，表情很痛苦。若是遇上雨天淋濕了衣服，有的褲腿上清晰可見血水流下來，開始還以為是負傷了，鬧了笑話。宿營時，很多人不是忙著找水洗漱，卻是就地躺下休息。待喘了氣恢復了體力，才去忙這忙那。草紙對于這些女同志來講，實在是奢侈品，小超同志也稀缺。因此，每到一地，我會走村進寨，利用了解民情、張貼標語的機會，想辦法找些回來。可這些東西，一般農家沒有，再說很多村寨，一聽說紅軍來了，聽信了‘‘共匪’’的宣傳，早已是十室九空。有一次我在一家象樣一點的空房里，找到了一疊人家燒香祭祖用的冥紙，就寫了張借條將紙帶走了。為這事，小超同志批評了我，說我不該進沒有人在家的房屋拿東西……</div><div><br></div><div>這些困難還不算什么，骨肉分離給她們帶來的精神痛苦是巨大的。長征途中，有五名女同志已經有孕在身，為了照顧這些人，路上都一對一安排了年青一點的女同志進行特別護理，宿營時第一件事就是燒熱水端給孕婦泡腳。最先生產的是賀子珍和鄧發的妻子陳慧清。1935年2月中旬，紅軍渡過赤水河后的一個雨夜，小超同志得知賀子珍開始陣痛苦將要分娩，立馬向侯連長和董老報告，我們一幫戰士按指示迅速將產婦安置在附近的一戶民房，聞訊而來的休養連醫務室主任和醫生，以及錢希均、鐘月林（到瓦窯堡后與宋任窮結婚）等人，七手八腳地幫著賀子珍產下一女嬰。剛出生的孩子沒衣服，在場的人爭著脫下貼身有體溫的衣服包著。按規定，女同志是不允許帶孩子長征的，必須將孩子留在當地農家。遵義會議后毛主席正忙著呢，所以還沒等他看上一眼，賀子珍就忍痛將愛女送給了一位孤寡老人寄養了。臨行前，董老交給錢希鈞一點錢和一封寄托信讓她轉交給這位老人。賀子珍不久就在空襲中為掩護傷員被炸傷，身上中了17塊彈片。</div><div><br></div><div>陳慧清分娩的時候也是過了赤水河，當時敵人追兵就在不遠的地方，可她卻是難產，疼得在地上直打滾，總生不下來，急得大家直跺腳。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小超同志組織戰士就地警戒，董老則派人告訴斷后的紅五軍團長董振堂，請求他務必頂住，確保女紅軍安全分娩。就這樣過了二、三個小時，終于在一陣更比一陣緊的槍聲中誕生了一名女嬰。后來聽說為此犧牲了不少戰士！前后兩名女嬰，小超同志分別給取名大鳳、小鳳，以便日后尋找。</div> <h3><b><font color="#167efb">休養連婦女班部分女紅軍</font></b></h3> <h3>長征路上雖然缺吃少穿，生活條件艱苦，但這里的氣氛很活躍，歌聲不斷，個個像百靈鳥一樣。小超同志在大家感到疲勞時常會帶頭唱歌，她唱《國際歌》，給人以力量；指導員李堅真唱歌跟她的個性一樣潑辣，嗓門大，調子高；李伯釗唱的蘇聯歌曲充滿激情，很受歡迎。1935年元旦前后，休養連準備了迎新年同樂會，同時設想與四方軍會師時慶祝一下。過年前的一天，在一個大廳堂里，來了很多人觀看，周副主席也到了。節目都是即興表演的。隨紅軍總政治部行軍的蔡暢，還用法語唱了一首她常哼唱的《馬賽曲》。場面熱鬧，笑聲陣陣。在休養連，平時只要有一個歌聲響起，大家都會跟著唱，一唱一樂，那些傷員臉上就堆滿了笑容，情緒大不一樣。有時，歌聲還會引來很多群眾圍觀，然后借機宣傳革命呀，解放呀，蘇維埃呀……還有紅軍的政策和黨的主張，效果往往不錯。很多時候就籌來了一擔擔糧食，還有不少人跑過來當了紅軍。</h3><div><br></div><div>中央縱隊其實也不安全，遇敵機轟炸掃射的事情時有發生。一次宿營中就有一顆炸彈在我們住的民房后面爆炸，震得房子搖搖晃晃，塵灰落滿一身。在貴州境內，我們連隊曾突然遭遇了一個民團的一隊敵人，當時隊伍拉得很長，前后隊伍相距比較遠。敵人發現我們是一支老弱病殘的隊伍，就撲過來截擊。槍聲一響，那些民伕頓時亂了營，拔腿想跑。侯連長一邊讓指導員組織傷員隱蔽，一邊組織力量阻擊。警衛員都忙著保護自己的領導撤離。在這關鍵時刻，小超同志舉槍鳴空，大聲命令：“所有警衛員立即集合，統一由連長指揮戰斗！”說完，讓我帶頭靠攏連長，她帶著一些手持梭標、長矛和大刀的民伕，協助轉移傷員。鄧大姐的身體力行非常奏效，三十多名警衛員很快便集合一處投入了戰斗。我們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迅速占領有利地形，形成交叉火力，敵人也不敢貿然突進。激戰半個多小時后，軍委警衛營聞聲趕到，敵人見勢不妙，丟下一些尸體就跑了。這一仗，我們也傷亡了幾位同志。事后，大家都夸小超同志臨危不懼，處置果斷。</div><div><br></div><div>小超同志心腸好是出了名的。她曾把擔架讓給生了孩子的廖似光。她還苦口婆心動員鐘赤兵必須做手術截腿保命，并將擔架員讓給鐘赤兵，而自己卻步行。這個獨腿將軍，后來跟護理他的休養連女戰士、我的老鄉危秀英結了婚。</div><div><br></div><div>我這條命，要不是小超同志的關心愛護，也早丟在長征路上了。長征途中我們過了五座雪山，在翻越第一座雪山——夾金山時，雖是6月的夏天，但灰暗的蒼天下盡是白茫茫的高山。紅軍隊伍緩慢地向前蠕動著，距離拉得很大，一個個縮著脖子冷得發顫。還沒翻到一半，我就感到鼻子好像突然被堵住了，怎么也呼吸不了，腳像灌了鉛一樣提不起走不動，眼睛看東西是虛的。我就跟小超同志說想坐下來休息一下。可她堅決不同意，要我拉著馬尾巴走，調整好呼吸的節奏，并鼓勵我一定要堅持住、堅持往。我照著做了，走了一陣，腦袋像要炸開了，渾身無力，連拉馬尾巴的力氣都沒有了，眼一花手一松，就坐在雪地上了。小超同志一看，緊勒馬韁，大聲呼喚：顧玉平，顧玉平！你快起來！我有氣無力地搖了搖頭說：我恐怕不行了，大姐你走吧！這時小超同志提醒我：沒事的，這是高原反應缺氧，你把皮包里的藥拿出來吃它幾顆就好了！我只知道一路上一直缺吃缺穿，還不知道有缺氧這一說法！我也知道身上的皮包里有配給鄧大姐的藥，可我吃了，小超同志萬一有事怎么辦呢？她見我猶豫，又連聲催促：你快吃啊，還等什么？不要耽擱時間！在她反復勸說下，我只好摸出兩片藥塞進口里。不知是藥的作用，還是小超同志的深情打動了我，我居然站了起來，繼續拉著馬尾翻越了這座雪山。翻越雪山的一路上，我看到不少紅軍僵硬的遺體，有凍死的，有餓死的，有病死，有累死的，姿勢有的坐著，有的躺著，左一個右一個的成了凍人。不怕冷的禿鷹在空中盤旋著……</div><div><br></div><div>過雪山前后一兩個月，部隊所到之處荒無人煙，偶然有居民點，也找不到人找不到糧，幾乎斷飲，把樹皮磨成粉摻在麥粉里吃，甚至吃野草是常事，還沒有鹽。部隊中得赤痢、傷寒病的人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爬雪山稍有不慎就沒命了……</div><div><br></div><div>草地給我留下的記憶也難以磨滅。草地很開闊，天邊的云緊貼著地面，四周空曠曠的，連一顆樹也難看到，白天有太陽，晚上就雨雪交加，有文化的人說是高原氣候。看起來半干的草皮下，盡是黑色粘乎乎的淤泥，我曾看著一匹馬陷入里頭悲慘地死了，馬的眼溝上還掛著晶瑩的淚珠……根據前頭部隊的經驗，我們租用了當地的牛馬作向導，讓牠們本能地尋找可以通過的道路。小超同志騎馬跟在周副主席的擔架走，抬擔架的人真不容易，高一腳低一腳，雙腳裹滿爛泥。七天七夜中，周副主席又發過一次高燒，當時僅有一支退燒針，給他注射后，竟奇跡般退了燒。</div><div>　　</div><div>過草地的第一天，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小超同志的挑夫滑倒在了河里。我們把他救起來后，在樹林里燒了一堆火，讓他取暖，小超同志反復叫著他的名字，好不容易緩過了氣。等他睜開眼，我給他喂了水，還拿出僅剩的兩塊牛肉干，塞了一塊他的嘴里。他搖了搖頭，笑了一笑，就沒再說話。我呼喚他時，氣息已經很弱，過了十多分鐘，這位同志終因疲勞、饑餓交加，加上這次冷水一浸，還是沒挺住，犧牲在了我的懷里。</div><div>　　</div><div>另一件事是，小超同志也遇了一次險。小超同志領著我們在挑夫的墳前默哀鞠躬，含淚繼續趕路，周副主席的擔架已經走遠了。當時不知什么原因，小超同志騎的馬受了驚，就掉進了沼澤地，兩只腳快陷到了膝蓋，她沉著地將身子平躺在泥地上不再動彈。我們想上前拉她，她命令我們在原地別動。過了一會，我們找到一根木棍伸過去，費了好大的勁才把她救了出來。當時，天正下著雨，她全身連泥帶水，濕透了，第二天就發高燒，拉肚子，連續五、六天沒吃一粒米。</div><div><br></div><div>小超同志盡管生著病，但毅力超強。第三天，在過一條河時，她還堅持自己走過冰冷刺骨的河水。那條河的河面有個三、四十米寬，河水深約一米二、三左右，水流也急，下面又有淤泥，試過幾次，很難徒步涉過。后來，毛主席、周副主席讓大家解下綁腿，一根一根地連接起來，派人牽著先過河去，系住對岸的大石塊，大家扶著綁帶繩過河。可干部休養連的老同志和許多傷病員，身體虛弱，就是扶著繩子也經不起水流的沖擊。這個時候，警衛營的同志們跳下水去，站在激流中筑起一道水中的人墻，讓休養連的人一一從他們身邊通過。小超同志的燒還沒退，身體都站不穩，戰士們準備把她抬過去，可她就是不肯。她把布鞋一脫，卷起褲腿就下到齊腰的水中，我趕緊跟在她身邊，一起扶著戰士們肩膀，淌過到對岸。</div><div><br></div><div>走出草地到巴西，我們終于見到了房子，大家都很興奮。那種房子是上下兩層的，上層住人，下層養牛羊。小超同志身體虛弱得連房子都上不去，躺在地上休息了兩個多小時。當時，蔡暢和其他幾位同志來看她，看見她形槁容枯的樣子，擔心她挺不過去會倒在路上，都掉了眼淚。</div><div><br></div><div>顧老每每講到爬雪山過草地時，都會動情地說：多少年來，我只要想起那些在雪山、草地上坐下就再也沒有起來以及長征途中犧牲的戰友們，就會想到一路上周副主席和鄧大姐對我的關懷。為再現這段歷史，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博物館里，專門陳列著一個拉馬尾的雕塑，那正是以顧玉平為原型的情景再現。雖然制作方誤將雪山當成了草地，但絲毫沒有影響這副畫面成為經典的存在。</div> <h3><b><font color="#167efb">鄧穎超同志贈給顧玉平的照片</font></b></h3> <h1><b>五，顧玉平回憶陜北見聞</b></h1><h3><br></h3><h3>中央紅軍到吳起鎮宣告長征結束花了一年時間，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會師晚了一年。顧老擔任周恩來夫婦警衛員是兩年零三個月，按這個時間推算，顧老還有一年余時間是在陜北度過的。中央機關移駐延安之前，發生了很多重大歷史事件，我便逐一詢問顧老。那么多年過去了，顧老依然記得陪伴周恩來身邊的那段艱難而又幸福的日子，以及一些事件的細枝末葉。他的回憶字字敲心震耳……</h3><h3><br></h3><h3>過了岷山、臘子口，中央紅軍改為陜甘支隊，編了三個縱隊，一縱、二縱分別由林彪、彭德懷領導，三縱是中央縱隊（陜甘支隊與徐海東部會師后，恢復一方面軍番號）。那時，我們已經知道，徐海東的十五軍團正策應中央紅軍的行動，‘‘北上抗日’’的口號也在部隊中叫響。翻越六盤山不久，我們眼前一亮，又像是回到了蘇區，看到了黃土窯洞墻上‘‘打土豪，分田地’’的白色標語，雖然沒有老百姓出來歡迎，但我們知道勝利了。因為來到了陜北蘇區的大門——吳起鎮，時間是1935年10月（10月19日）。這個勝利不容易啊！</h3><h3><br></h3><h3>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萬多人，途中還不斷補充了一些兵員，堅持到吳起鎮時也就7000多人。休養連婦女班差不多只剩一半人了。這支隊伍，一個個像叫化子一樣蓬頭垢面，疲憊不堪，軍裝已不像軍裝，軍人已不像軍人。最早離開婦女班的是甘棠、李桂英和謝小梅三個人，她們在云貴川邊時就留在當地打游擊了，送她們那天，很多人都哭了。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以后，康克清又帶了一些人到四方面軍去，好像有七八個人。后來聽鄧大姐講，王泉媛、吳富蓮，還有一個不記得了，一共三人西渡黃河，參加了西路軍艱苦作戰，打得很慘，沒死的都被俘了。王泉媛（被俘后逃脫，一路乞討回到老家吉安）、吳富蓮（被俘后吞針自盡）還是西路軍婦女獨立團的團長和政委。這幾個人，我印象很深，長征路上很能吃苦，你幫我、我幫你經常在一塊。吳富蓮在路上因頭上長了很多虱子，剃了尼姑頭。在勝利的時刻，想一想曾經風雨同舟的戰友，有的長眠路上，有的生死不明，心里不是滋味……</h3><h3>　</h3><h3>遵義會議后，確切地講是周副主席重病后，毛主席與周副主席在紅軍的領導地位正好調換了一下位置，毛主席雖然不是總書記，也不是紅軍總司令、總政委，但實際發揮著無人可替的領導作用。</h3><h3><br></h3><h3>到了吳起鎮，部隊中經常有人打聽左路軍的去向，關注著接任紅軍總政委張國燾帶領的那支隊伍的安危。不過這都是閑下來的事。而我，還沒功夫想別的，背包剛放下，正想找時間理發、洗澡時，便接到通知要我回到周副主席身邊工作。其實回不回都差不多，因為小超同志跟周副主席生活在一塊，只是日常跟隨的對象變了。在吳起前街的宗灣子住處，我正打掃衛生，周副主席回來了。一陣子沒見，他頭發和胡子又長長了，人還是清瘦，穿著一件褪色的粗布軍裝和舊布鞋，走路咚咚響。一見面還沒等我開口，周副主席就說：小顧，你回來了呀，我看了你的日記，學習有進步！別掃了，等一下跟我出去一趟。我說好的。過一會，我們來到陜甘支隊司令部，毛主席、彭德懷也在那里，他們就圍著地圖研究著什么問題。后來得知，當時得到消息，發現一支國民黨軍騎兵部隊尾追紅軍陜甘支隊到了吳起鎮附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決定讓彭德懷具體指揮，主動出擊“砍掉這個尾巴”。第二天，紅軍在吳起鎮依托有利地形，經過數小時激戰，漂漂亮亮地打了一仗，迫使國民黨軍停止了追擊。戰斗結束后，毛主席、周副主席都很興奮，祝賀彭總司令取得勝利，毛主席還寫下“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名句。彭德懷一看，腦子轉得蠻快，謙虛地將后一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紅軍”。</h3><h3><br></h3><h3>這仗結束不到十天，中央領導、中央機關和陜甘支隊開拔離開了吳起鎮，走了三天夜路，到達陜甘邊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一個叫下寺灣的地方。在那里我們跟陜北紅軍會合了，還召開了歡迎中央紅軍到陜北大會。鄧大姐那時當了中央機要科科長。周副主席身邊的幾個老警衛員從那時開始陸續上學了，老的只剩了我。</h3><h3><br></h3><h3>中央紅軍確定往陜北進軍，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沖劉志丹的這塊蘇區來的，可到了這里后，并沒見到劉志丹的人。有一天，周副主席問一個陜北干部，才知道劉志丹在“肅反”運動中被抓了，就在紅軍到吳起鎮前半個月抓的。同時被關押受審的還有習仲勛、馬文瑞等領導干部在內的三百多人，邊審邊殺，已經殺了二百多號人。得知這些情況，周副主席連夜派人前往關押地點——安定縣瓦窯堡（今延安市子長縣瓦窯堡鎮），接管審查。沒過多久，就把劉志丹、習仲勛、馬文瑞等人釋放了。劉志丹出獄后不久，周副主席在瓦窯堡會見了他。那天外面下著很大的雪，我把炭火燒得旺旺的。劉志丹穿著一件羊皮襖，濃眉大眼，英氣溫雅。他進了窯洞，坐在火爐邊的木墩子上，就向周副主席傾述被錯殺的那些同志都是紅軍骨干，邊說邊流淚。周副主席不斷安慰著他，希望他不計前嫌，振作精神，準備迎接新的更重要的任務。周副主席還留他一起吃了飯。劉志丹后來擔任中革軍委西北辦事處副主任、紅28軍軍長、紅軍北路軍總指揮、瓦窯堡警備司令等職。1936年4月，劉志丹率部東征，在晉西北的一次戰斗中不幸中彈陣亡，年僅33歲。后來，劉志丹的妻子同桂榮和鄧穎超、賀子珍常有來往，縫補漿洗在一塊，感情密切。</h3><h3><br></h3><div>陜北蘇區面積不大，很多縣城和大點的鎮被敵方所占，可以活動的也就一些窮鄉僻壤。這些地方比我們老家窮，人煙稀少，一個村子有十幾戶人家就算是大的，農民都住在窯洞里，只有地主有房子。干燥，寒冷，特別是缺水，我們每天要到很遠的地方挑水。吃的方面，主食是小米、高梁米，每個人一天三碗，早上是稀飯，副食基本上是酸菜。首長的伙食跟我們戰士是一樣的。周副主席好幾次帶著我們出去籌糧，盡管沒收了不少土豪財產，可從不會拿一斤米、一件東西回家。</div><div><br></div><div>中央紅軍到陜北后，不光后勤保障一時跟不上，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誠的西北軍都虎視眈眈控制著要地，形成了對蘇區的包圍，形勢對紅軍很不利。為了破解這個局，直羅鎮戰役后，周副主席就著手做統戰工作。在瓦窯堡，當時的組織部長李克農是周副主席家里的常客，他們見面很隨便，沒什么客套，一坐下來就談事。他是周副主席的老部下，在上海一起共過事。中央建立西北聯絡局時，李克農又改任為局長。有時他穿軍服，有時穿中山裝，戴禮帽，每次都要談很久，一壺水不夠喝。談話離不開張學良、楊虎誠，共同抗日。有一次，李克農還把一個俘虜軍官帶來同周副主席見面，我們一直注視著他的舉動，生怕他亂來。這個人好像是東北軍的一個團長，姓高（東北軍67軍619團團長高福原，1935年10月25日被徐海東部俘獲，聯絡說服張學良的功臣）。這之后，東北軍、西北軍真就沒有什么動靜了，兩面的防區處于休戰狀態，相安無事，可以來來去去，他們那邊還會給紅軍送給養。我們從瓦窯堡搬到保安，都是事先說好的，目的是為了給他們挪地方，讓他們好向蔣介石交差，‘‘剿共’’有功。周副主席有一次還趕赴延安見了張學良，這是與他同去的另一個警衛員告訴我的。</div><div><br></div><div>中央機關進駐保安（今志丹縣），已是盛夏天了。周副主席和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住在縣城“將軍”山下窯洞里。那里有10余孔窯洞，都是紅砂石質的，坐東面西排列著。先前是當地老百姓居住的，中央機關過來后就騰了出來，供領導居住和辦公。</div><div><br></div><div>在保安期間，我有兩件事記得比較清楚。一件是美國記者斯諾（埃德加?斯諾）采訪周副主席。剛到保安，周副主席就帶了兩個警衛員——其中一個是我，隨行的還有李克農等五、六個人，到安塞東線指揮部去，協調指揮部隊東進抗日的問題。有一天傍晚，我在窯洞門外站哨，有個紅軍戰士引著兩個外國人，其中有一個脖子上掛了個照相機，三十歲出頭模樣，身穿一件有拉鏈的衣服，個子高高的，鼻子也高高的，胡子拉碴像是好些天沒刮過，眼睛左轉右瞧，人倒挺面善。他們說是來采訪周副主席的。我看條子蓋了西安辦事處的印章，就帶條子進窯洞通報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整了整衣衫，很快便出來了。一見外國人他先敬了禮，握手動作搖晃得近似夸張，左手也搭上去了，嘰哩哇啦講著外國話，凡正我一句沒聽懂。我也納悶周副主席咋會洋腔。說了一陣，周副主席讓我叫李克農來安排他們的食宿。第二天上午，他們又來了，還進了周副主席的窯洞里，坐下來談了一個多小時。我進去倒水，高鼻子說了一句什么‘‘油’’（T hank you!），我說是水不是油，引得周副主席大笑起來。采訪結束，周副主席把他們送出門，讓我帶他們到通信保障連駐地，他們隨隊一同去了保安。后來，我才知道他就是斯諾，另一個叫馬海德。他們到保安還采訪了毛主席，一年后出了書。</div><div><br></div><div>顧老的這段回憶，讓我再次重溫了《西行漫記》中，斯諾對共產黨領袖周恩來初次印象的描寫：</div><div>　　——他個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結實，盡管胡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脫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熱情。</div><div>　　——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div><div>　　——他講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他對我說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使我感到驚訝。</div><div>　　——他頭腦冷靜，善于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div><div>　　——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誣蔑共產黨人是什么“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div><div><br></div><div>顧老的記憶繼續敲擊心靈：</div><div><br></div><div>這第二件嘛，是周副主席見張國燾。1936年10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我跟隨周副主席從保安赴洪德城迎接朱德、張國燾，那時，徐向前、陳昌浩已率四方面軍大部西渡黃河，戰事連連受挫，敗象顯露。周副主席是在一個路口見到張國燾的，見面后雙方握手、問候，顯得很親熱。在周副主席提議下，兩人沿著一條河邊蹓跶，邊走邊聊，我和張國燾的警衛員則在他們身后十步內的距離跟著。由于離得近，他們聊天的話語基本能聽到。張國燾疲憊憔悴的神色令人望之頓生憐憫，他始終只字未提南下、另立中央和西進的話題，而是很擔憂西路軍可以預見的命運，一開腔就請周副主席給予指示。周副主席回答說：你還是早點回保安休整吧！哪個部隊的紅軍都是黨的紅軍，黨中央也非常關切西路軍這支隊伍，并己通過張學良電告馬步芳，要求其停止追擊紅軍，維護西北聯合抗日局面。張國燾聽后略感欣慰，轉而談起張學良聯合抗日這個話題上來，他說張學良是個小人，不可靠，想成立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可能性不大，并以謙虛的口吻向周副主席求教。周副主席對張國燾的疑慮并沒從正面回答，而是具體分析了張學良為什么會選擇‘‘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原因。最后周副主席說：至于結果如何，最終取決于張學良。他們就這樣聊了半個來小時就分別了。</div><div><br></div><div>臨走的時候，張國燾隨口問我老家是哪里的，我回答：江西瑞金。張國燾呵呵一笑拍了下我肩膀：那我們還是老鄉哩！</div><div><br></div><div>說句實話，我對張國燾的初次印象并不壞，沒有看出人們傳說他在軍中的‘‘狂妄’’、‘‘霸道’’之氣，對周副主席也比較尊重和友好。或許他因自己的錯誤和當前處境，將原有的氣焰收斂了。</div><div><br></div><div>顧老告訴我，此行結束后不久，周副主席就將他送到無線電學校學習了。其實，周副主席、鄧大姐很看重顧玉平的本份、勤快、能干和機靈，只是——再舍不得，也不能耽擱顧玉平的前程。因此不得不送他上學。顧老說：我表明了愿意跟隨周恩來夫婦干一輩子的思想，不想上學，是周副主席逼我去的。同電波打交道，主要緣于李克農的建議，他也許想培養一個特務出來，因為他就是這方面的老牌特務，‘‘龍潭三杰’’之一。那時中央已開辦了一些學校培養干部，名氣大的要數抗日軍政大學。首期入抗大讀書的人，后來多為上將、大將。</div> <h3><b><font color="#167efb">周恩來夫婦贈給顧玉平的手表</font></b></h3> <h1><b>六，顧玉平臨終呼喚周恩來夫婦</b></h1><h3><br></h3><h3>西安事變前，顧老帶著對周恩來、鄧穎超的深深眷戀，帶著他們的殷切希望和囑咐，帶著理想信念，為民族的獨立、解放事業，毅然奔向了硝煙彌漫的戰場……一路走來，英勇殺敵，勤勉工作，效力國家。多少年來，他從不向人夸耀自己的那段特殊經歷和難忘的歲月，也從未寫信向身居黨和國家要職的周恩來夫婦提出個人要求。</h3><h3><br></h3><h3>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鄧穎超同志日理萬機，夙夜在公，仍然抽出時間先后四次接見顧玉平，使顧玉平感激不已，終生難忘。</h3><h3><br></h3><h3>——1960年4月，中央召開首屆全國民兵代表會議，顧玉平作為四川的群英代表，受到毛澤東、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會議期間，顧玉平懷著敬仰之情，特地到中南海西花廳拜見朝思夢想的首長。當時在家的鄧穎超大姐熱情接待了他。一見面，鄧穎超就緊緊握住他的手說：“顧玉平同志啊，20多年了，終于見到你了！這么多年也不知你在哪里，我和恩來同志一直在打聽你的消息，在沒見到你之前，還以為你在戰場上犧牲了呢。’’顧玉平聽后哽咽著說：‘‘我一直想著您們呀……’’鄧穎超熱情地留顧玉平吃了飯，還帶著他到長安街參觀北京的夜景。遺憾的是此行沒見到周總理的面，他剛好出國訪問了。</h3><h3><br></h3><h3>——1962年春天，正在成都鳳凰山機場參加軍事演習的顧玉平，突然接到軍區副司令員韋杰的命令，說周總理到了昆明，指名要見他，叫他立即前往迎接。當時他將信將疑——怎么可能啊？國家大事那么多，總理日夜操勞忙碌，哪有時間見我？路上，韋副司令員告訴他：總理已經到了成都，鄧大姐也來了。他們向軍區首長打聽你，問你在不在，要你去見見面。直到見了面，顧玉平方知周總理訪問亞非歐14國剛回來，特意從昆明轉程成都來見他的。周總理見到顧玉平很高興，詳細問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周總理還回顧了那段朝夕相處、生死與共的崢嶸歲月，然后深情地對顧玉平說：‘‘我們的事業是千百萬先烈的生命換來的，來之不易！我們活著的人要百倍珍惜，百倍努力，鞠躬盡瘁地為黨為人民多做工作、做好工作！’’臨別時，鄧穎超還給了顧玉平200塊錢，說這是大姐的一番心意，你孩子多，怕應付不來。還跟顧玉平說，有時間寄張全家相來。顧玉平心頭一熱，上次見面鄧大姐已經給自己寄過200元錢了。這次說什么也不肯要，后來周總理夫婦一定要讓他收下，才接下了。回去后，顧玉平專門照了一張全家福寄給鄧大姐。只是當時匆忙，忘了把孩子們的名字寫上了。鄧大姐又特地讓秘書來了一封信，叫他把每個孩子的名字都寫上。</h3><h3><br></h3><h3>——1969年9月，中央首長準備在北京接見軍隊團以上干部。顧玉平也到了北京，后來不知什么原因，取消了這次接見活動。這樣，顧玉平又一次進了中南海。顧玉平首先見到鄧大姐，聊了一陣，鄧大姐就帶他到總理辦公室。正在伏案工作的周總理一見顧玉平，立即起身與他握手。這是顧玉平同敬愛的周總理見的最后一面，見面的時間差不多半小時。周總理詢問了他工作之地‘‘抓革命促生產’’的情況。臨近尾聲，周總理交待顧玉平：‘‘你回去后，一定要正確處理好抓革命與促生產、促工作的關系，多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周總理還說：我們抓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發展經濟，讓國家強大，人民幸福。他打了一個比喻，說好比莊稼地，抓革命就是清除一切雜草，我們要的是苗壯豐收。顧玉平看著周總理瘦削的臉龐，動情地說：‘‘我一定牢記您的教導！請您多保重身體！’’</h3><h3><br></h3><h3>——周總理去世后的1977年10月，顧玉平專程赴北京看望了鄧穎超大姐。當鄧大姐得知顧玉平已經離休，關切地對他說：“時間過得很快呀，長征那陣子你還是個小伙子，現在都說休息了。我們都老了，你可得注意身體呀！”分別的時候，鄧穎超親自送他到門口，一再揮手告別。想著這或許是他們最后的見面，顧玉平禁不住兩行熱淚奪眶而出……</h3><div><br></div><div>每次見面，周總理夫婦都贈送了禮物給顧玉平留作紀念，禮物有書、有筆、有公文包、有手表，有布，還有鄧大姐親自簽名的周恩來夫婦的合影照和鄧大姐的個人照片……顧玉平每當想念周總理、鄧大姐時，他就小心翼翼地拿出來看看，摸摸，憶憶……周總理、鄧大姐逝世時，顧玉平哭得像淚人似的，在家擺設靈堂，舉家焚香祭拜，以寄托無窮哀思……</div><div><br></div><div>周恩來同志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黨員。從1927年開始，他一直身處中共黨政軍最高決策機構。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直至1976年去世為止。在將近六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親身經歷了無數次中共黨內的政治斗爭，親自領導或參與了所有的這些斗爭，在歷次政治風浪面前信仰堅定，始終屹立不倒。他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嘔心瀝血，作出了杰出貢獻，享有“人民的好總理”的美譽。</div><div><br></div><div>顧玉平始終周恩來夫婦的教導，嚴以律己，塑造形象。同時，十分重視家風培養，對家屬子女要求嚴格。他有六個兒女，始終要求他們自立自強，讀書、就業從未向組織開過口，也不讓兒女打著他的旗號謀取利益。六個子女都在普通崗位工作，長子顧晉生還長期下崗。顧玉平在老家離職休養，按政策規定，上級給他配了一個小車和一名司機，以保障他的出行方便。后來，他發現家人因小孩生病，悄悄讓司機送了幾次，便召開家庭會議提出了嚴厲批評，說是侵占了公家的便宜，屬于公私不分。此后不久，他又發現一次小車不在，追查得知保障老伴回老家鄉下探望生病的親戚，又將老伴數落一通，后來干脆將配給他不到半年的小車，連同司機退還了干休所。由于他的嚴格教育，兒女們個個行端品正，工作上進，家庭和睦。他的幾個兒媳待兩位老人勝過親生父母，有個頭痛腦熱，端茶遞水，呵護備至。有一次，顧玉平生病住院，老二顧蓉生的妻子楊曉華的親生父母恰巧也在醫院治療，楊曉華全身心照顧著她的家公，直到顧玉平出院。期間，楊曉華竟顧不上看望近在咫尺的親生父母。她的事跡在軍內外被廣泛傳頌，顧玉平和他兒媳婦楊曉華雙雙受到原南京軍區的表彰，并在表彰會上介紹經驗。2004年9月，顧老還被評為全軍先進離休干部。</div><div><br></div><div>顧玉平的德望，在當地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教育影響了幾代人。1996年江澤民同志、2003年胡錦濤同志在瑞金考察時，先后親切看望了顧玉平并合影留念。胡總書記稱顧玉平同志，是人民的英雄，老干部的典范。</div><div> </div><div>2005年春節前的一天，我與顧老見了最后一面，也是我與顧老共同吃的最后一餐飯。那天，顧老給我打電話，說要請我吃飯。我不明何意，之前我在他家吃過好幾次飯，卻從未事先約定，也沒這樣鄭重其事。我便問顧老是何意，還有什么人參加。顧老說，沒別的什么意思，也沒別的人，就你我一起吃個飯，聊個天。我說那我請您。顧老不容我多說，就定了一個晚上時間，叫我到時參加就是。我知道顧老的脾性，不好再說什么，就順從他的意思答應了！</div><div><br></div><div>吃飯的時候，我給顧老斟了小半杯紅酒，然后問顧老：‘‘現在可以告訴我，您到底為什么這個時候單獨請我吃飯嗎？’’</div><div><br></div><div>顧老依然瞇著笑眼說：‘‘不為什么！兩位總書記看望我，都給我送了紅包，這錢不花，還能活一百歲呀？’’</div><div><br></div><div>我哈哈一聲：‘‘看您身子健朗、目光如炬的，活一百二十歲也不成問題呀！總書記給您送紅包，體現的是黨和國家對您的關懷和溫暖！您把這錢請我吃飯，我怎能消受？您還是自己多吃點吧！’’</div><div><br></div><div>顧老端起酒杯往我的杯子一靠，說：‘‘那你就看我吃吧，酒，你也可以不喝！’’</div><div><br></div><div>‘‘這是您的待客之道嗎？’’說完，我一飲而盡。顧老抿了一口，樂滋滋的。</div><div><br></div><div>其實，我心里非常清楚，顧老知道我好幾年沒回父母身邊過春節了，他得知我這個春節要回家，目的是為我餞行，只是沒有明說而已。這餐飯，我們吃得特別開心，聊得特別暢快。臨別，我提前給顧老拜了年，說了祝福的話，還說好返回時再聽顧老講故事。</div><div><br></div><div>誰知，這一別竟是永訣！2005年3月11日因感冒入院治療，次日便溘然長逝了，享年94歲。據顧老的家人陳述，顧老彌留之際，不斷呼喚著周總理、鄧大姐……</div> <h3><b><font color="#167efb">顧玉平獲得全軍先進離休干部稱號</font></b></h3> <b><font color="#167efb">2015.03初稿</font></b><div><b><font color="#167efb">2017.11修改</font></b></div><div><br></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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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警衛員——顧玉平

乙夫閑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