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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帶上書旅行嗎

青天驢子

<h3>該文是筆者十年前的舊作,2015年去巴黎的時候,林達的《帶一本書去巴黎》是我?guī)У娜緯渲械囊槐?,今年去西班牙,也是帶了他的書《西班牙旅行筆記》。</h3><h3><br></h3><h3>愈來愈多的國人愛上旅行,除了只用感官就可以領略的美景、美食,以及用鏡頭記錄旅途的美好,那些深藏于后的歷史、人文以及藝術,也值得細細去尋訪。如果有一本趁手的書陪著我們旅行,豈不妙哉。</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塞納河畔的畫家和圣母院</b></h3> <h3>和林達結緣,始于他的《歷史深處的憂慮》,該書是“近距離看美國”系列的第一本,出版于1997年。該系列一共四本,分別是《歷史深處的憂慮》、《總統(tǒng)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個夢想》和《如彗星劃過夜空》,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發(fā)行,出齊再版的時候,我特意買了一整套收藏起來,以備隨時的翻閱。</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我書架上的林達作品</b></h3> <h3>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畫卷,借著林達沉著、冷靜、睿智的筆觸徐徐展開,在他的引領下,我們走近華盛頓、杰斐遜,走近林奇堡(私刑發(fā)源地)、三K黨,走近辛普森殺妻案之世紀大審判……通過他生動的講述,讓我們對美國的歷史文化成因、政治法律制度各方面都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h3><div><br></div><div>林達的文字,真要作個比較,我個人以為接近房龍的風格,他也自謙地表示不是學者,只是說故事的人。然讀過房龍的人,該知道他的書他的故事在我們年少成長的日子給予我們心靈的愉悅。而有著深厚中國文化底蘊和豐富人生閱歷的林達,他的寫作不只是簡單的講述,更多的是對不同文化的比較和思考。他的文字,不僅讓人愉悅,更加發(fā)人深思。</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2002年的《帶一本書去巴黎》</b></h3> <h3>除了“近距離看美國”系列,三聯(lián)書店在2002年出版了林達的《帶一本書去巴黎》,這本以雨果的《九三年》為線索,以法國革命為主題的書,自翻開扉頁的一刻起,已然愛不釋手。</h3><h3>2002年的第一版已經被我翻到破爛不堪,其間還買了兩本送人,去年又買了一本自己收藏。</h3><h3><br></h3><h3>說到對《帶一本書去巴黎》的喜愛,在飛機上因為鄰座的乘客看此書,兩個陌生的人頃刻引為知己;只要是和朋友聊到讀書的話題,總是不遺余力地向人推薦;有人借閱,總慷慨出借,長借不還,以為借書者也如我般愛此書而心下竊喜,凡此種種。<br></h3><div><br></div><div>有一點是一定要說的,那便是我所認識的看過《帶一本書去巴黎》的人,雖感觸不同,喜愛程度不等,倒是沒有一個人說不好的。</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一代文豪維克多·雨果</b></h3> <h3>要聽林達講述法國革命的歷史,就不得不溫習另一本書——雨果的《九三年》。</h3><h3><br></h3><h3>一七九三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如急風驟雨,誕生不久的雅各賓共和國未滿周歲,國內有保王黨的旺岱叛亂和吉隆特黨徒的叛變,國外有歐洲列強向共和國的聯(lián)合進攻。</h3><h3><br></h3><h3>《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歷史長篇小說,小說以一七九三年法國布列塔寧地區(qū)的旺岱叛亂為題材,描寫了雅各賓共和國軍隊和旺岱叛軍的英勇斗爭,反映了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h3> <h3></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人民文學出版社57版《九三年》</b></h3> <h3>小說自始至終貫穿著人道與革命的沖突,“作為人道主義者的雨果,在理性上可以接受革命原則,在感情上卻不愿放棄人道的主張”,他承認針對敵人的革命恐怖手段是正義的,但又無法忍受這種恐怖的無情、殘忍,這體現(xiàn)了雨果矛盾的一面。</h3><h3><br></h3><h3>然而正是這矛盾和沖突,令到《九三年》有不同凡響的藝術感染力,和《悲慘世界》、《巴黎圣母院》同為作者舉世公認的文學名篇。</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我的《九三年》也有年頭了</b></h3> <h3>關于法國大革命,在我的中學課本里占了相當重要的篇幅,攻占巴士底獄的人潮、斬落國王頭顱的斷頭臺、革命三巨頭之一馬拉之死,這一切讓我對革命有了最初的了解。</h3><h3><br></h3><h3>同樣是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國度下成長的我,在革命歷史教育下,對革命有天然的情結。但是,對暴力革命手段的極端和殘酷,是讀過這本《帶一本書去巴黎》后才有了愈加深刻的認識,也才讓我用新的眼光重新去審視這一段歷史,這世界歷史、革命歷史上都濃墨重彩的一章,同樣也是沉重的一章。</h3> <h3></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巴黎協(xié)和廣場上斷頭臺的紀念牌</b></h3> <h3>書中,作者從公元261年,被譽為法國的最高圣者,將基督教文明帶到法國的圣丹尼被殺,到盧瓦河古堡的地牢中,詩人維永用微弱的聲音呼喚人類的同情心,到為理想獻身,參加了美國獨立戰(zhàn)爭,充滿平等自由思想的法國貴族拉法耶特侯爵,到堅持一生,頑強地帶領著歐洲啟蒙運動的伏爾泰,終于由盧梭發(fā)出“自由、平等、博愛”的振臂一呼,逐一道來。</h3><h3><br></h3><h3>循著這樣的脈絡,我們清晰地看到在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道路上,法國人民走過怎樣的曲折和坎坷,怎樣一步步走向革命。</h3> <h3></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先賢祠和伏爾泰之墓</b></h3> <h3></h3> <h3>對于法國大革命,我們曾在各種各樣有關歐洲的、世界的、革命的歷史書中窺見它的面貌,是它為歐洲輸送了新思想,是它發(fā)起了推翻舊體制的宣言。</h3><h3><br></h3><h3>然而革命總有它殘酷的一面,《帶一本書去巴黎》的作者,也讓我們看到斷頭臺上的路易十六,他的最后一句話是“但愿我的血,能夠成為法國人民福祉的凝結劑”,瑪麗·安托瓦奈特王后在遺書中叮囑兒子千萬不要尋求復仇;1793年9月公安委員會頒布“美林德杜艾罪過嫌疑犯治罪條例”,只要是主張溫和,對自由沒有貢獻的人,都在治罪之列,革命進入最高潮;革命三巨頭,馬拉被刺死在浴缸里,丹東和羅伯斯比爾最終都上了斷頭臺;巴士底獄被攻占時,里面只關押著最后七個囚犯,攻占的人們卻處死了七名投降的守軍……</h3> <h3></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塞納河畔的貢塞榭嶧古監(jiān)獄</b></h3> <h3></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貢塞榭嶧古監(jiān)獄里安托瓦奈特王后的囚室</b></h3> <h3>林達的《帶一本書去巴黎》,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其實只是觸動了法國的一小段歷史,可是這段歷史曾賦予“革命”一詞以神圣的光環(huán),不論它裹挾著怎樣的血腥,它似乎總是對的。</h3><h3><br></h3><h3>近年來國內學術界也漸漸有了反思法國大革命的聲音,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法國大革命開了暴力革命的先河。但是“革命中的殘忍是一頭怪獸,它有驚人的好胃口。它吞下一切,甚至并不打算放過它的催生婆。培育這樣一頭怪獸,就一定是必要的嗎”,法國大革命兩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們同樣需要面對和思索。</h3> <h3></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旺多姆廣場尋訪雅各賓俱樂部遺址</b></h3> <h3></h3> <h3>《帶一本書去巴黎》雖然是以法國大革命為主要線索,但是行文卻觸及了十八、十九世紀法國政治、文化、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文中以巴黎的遺跡和建筑歷史為嵌入的契機,帶領我們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看伏爾泰、盧梭和先賢祠,看雨果和巴黎圣母院,看貢塞榭嶧監(jiān)獄和斷頭臺,看藝術家們和左岸咖啡館、蒙馬特高地。踏著歷史的腳步,我們和作者一起走近巴黎、走進巴黎。</h3><h3><br></h3><h3>喜歡巴黎,喜歡歷史和革命,喜歡建筑、藝術和文化的人,《帶一本書去巴黎》一定不會令你失望。巴黎一直以來是我夢想要去的地方,我想,我去的那天,一定也會帶上一本書,那本書的作者叫林達。</h3> <h1><b>附:“林達自白”</b></h1> <h3></h3><h3></h3><h3>諸位,別猜了,我坦白交代了吧。</h3><h3><br></h3><h3>我們夫婦倆,叫丁林也罷,叫林達也罷,都不過是為了發(fā)表一些話非要一個名字不可時,起的一個名字。男的原來姓丁,女的名字里有一個林。通常都是女的寫頭一稿,所以仔細的人看得出有女性的痕跡。之所以不怎么“秀”,實在是沒什么可“秀”的。讀者諸君讀了,覺得有道理,對那些故事留一個印象,我們就滿足了;覺得沒道理,罵一聲,也沒什么不可。</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今年我?guī)е段靼嘌缆眯泄P記》去了西班牙</b></h3> <h3>我們倆是中學同學,朱學勤先生文中提到的劉海生老師就是我們上海復興中學的老師。<br></h3><div><br></div><div>我們倆在黑龍江小興安嶺插過隊,干農活,還放過馬。后來回上海,男的是街道工人,女的干過幾年建筑隊木匠。文革結束進大學,學的都是“工科”。女的畢業(yè)后又考了研究生,師從陳從周先生。后來我們兩人都在大學里工作,但不久就都辭職了。那是大概1987,88年的事情。此后就都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當然,有點書本和技術底子,活兒比一般小工要輕得多,但是和工人們一起住工棚,卻是當然的事。這樣直到91年偶然的機會出國,機緣還是打工。</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林達最新的作品《歷史在你我身邊》</b></h3> <h3>出國后,干的活在農業(yè)、倉庫、建筑、運輸?shù)鹊鹊倪吘?,就是說,在老板手下你該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也上過一點課,很雜。讀書,也很雜。“小販”一說,還真是準確的說法。在各地小鎮(zhèn)的地方節(jié)慶上,擺一個“攤”,賣小玩意兒,比如自己做的小東西,工藝品之類。相當于趕廟會。如此謀生不易,所以我們倆還得有一人維持一份固定的job,每天上班。如此謀生的好處是,走遍了南方的小鎮(zhèn),習慣了黑白紅黃鄉(xiāng)下人。<br></h3><div><br></div><div>最怕的是,編輯在我們的“名字”旁注:學者。非得是學者才有credit嗎?不是學者能不能有常識?我們早不是什么學者。我們倆手上都是有繭子的。</div><div><br></div><div>最近我們倆在忙于自己動手蓋房子,改善居住條件。DIY在這兒非常普遍。杰米·卡特總統(tǒng)是我們州的人,他老先生就喜歡空下來做做木工活的。我們覺得這挺好,你說呢?</div> <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巴黎國民議會大廈</b></h3></h3> <h3></h3><h3><b>(音樂來自倫敦愛樂樂團演奏的《Canon and Gigue in D Major》,即《帕夏貝爾的卡農》。 除個別資料圖片搜集自網絡外,所有文圖皆系原創(chuàng),轉發(fā)請注明出處,盜用必究)</b><br></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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