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 這是兒時童謠。我的"外婆橋"是中山公園東面貼隔壁的兆豐別墅113號。那兒是我的外婆家，也是我的出生之地。</h3><h3>其實我外公外婆的老家都在浦東鄉下。對那個老家我毫無印象，也從未去過。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他們就住在兆豐別墅113號了。我外公屬于上世紀二十年代在上海產生的那代民族工商業者。在上海恐怕有成百上千者。聽家人說我外公從小聰慧，腦子活絡，膽子也大。他讀過一年交大，但中途放棄轉向經商，又辦起實業，還從過政，也搞公益慈善。發過財破過產，成功失敗交替輪回，總之顛簸折騰。解放后他緊跟共產黨，成為一個所謂紅色資本家。到我記事時，他是拿定息的民主黨派人士，在上海供電局有個象征性的職位。但外公并不住在兆豐別墅，而是住在香山路上的紅薇村。那兒是他的二房。我只知道每個星期六外公會去兆豐別墅113號探視外婆。（也許不是每個星期，但總是在星期六）</h3><h3>我父母結婚時的婚房安置在外婆家。在我兩歲時父親所在的機關分配給他房子，于是我們三口之家離開了兆豐別墅。我童年時經常去外婆家，比去奶奶家的曹家塘要勤得多。記得在我上小學前的一年天天在那兒，白天去愚園路幼兒園，晚上就回外婆家。那時三樓住著大舅一家四口。我兩個表兄弟和我基本同齡，在一起玩得昏天黑地。后來小舅也結婚在家里就更鬧猛了。從上小學開始我雖住回父母家的靜安別墅，但外婆家是三天兩頭去的，直到那場"史無前例"的來臨。</h3><h3>六六年夏天后，突然間我不能再去兆豐別墅了。再后來房子也沒有了，被沒收了。外公先是被單位關押審查，后來說是失蹤了。外婆，大舅和小舅都被驅逐出113號。外婆曾被迫與紅薇村小外婆擠在很小的亭子間里，其屈辱尷尬糾結可想而知。當"史無前例"略平靜些后，外婆就在大舅、小舅及我家輪流蝸居。我大舅一家搬進同一條弄堂的另一幢房子里。但不是正房，是后樓梯盤旋上去的兩間亭子間。小舅一家搬到另一條弄堂里的一間亭子間，朝北，終年不見陽光。</h3><h3>七十年代，每到春節外婆和她的子女及第三代經常在大舅處聚會。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兩個亭子間里塞得滿滿的。雖不在113號，但還是在兆豐別墅。七十年代后期兩個舅舅相續搬家離開了兆豐別墅。單位分配給了他們新工房。從此我們與兆豐別墅告別了，在生活了近四十年后。</h3><h3>后來我從母親那里獲悉，外公原來是被害而死。他的尸體是在黃浦江里發現的，當年被定為"畏罪自殺"。后來平反，說是被打死拋入江里，算是迫害致死。我母親告訴我，外公歷來慷慨，經常借錢給人。而在動亂中這卻成了他的劫數。他很可能是被欠債人打死，原因是可以賴賬不還。在那個年頭一條人命，而且是"階級敵人"的人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外婆得到一筆錢，但兆豐別墅113號則再也住不回去了 ，因為外公當年并未買下那房子，只是用多少金條頂下的，故落實政策時不作為私產歸還。我外婆就此成了無房戶，一直住在子女處，直到去世。。</h3><h3>八十年代末我曾經去過一次兆豐別墅。那是和一個單位同事一起去的。那天我們騎車經過中山公園。不知怎么我突然興起想去兆豐別墅看看，已十來年沒進去過了。我們徑直去了113號。但那扇大門緊閉著，不知誰住在里面，我們只在外面看看就走了。如今想想，是什么心理驅使我去那里？大概潛意識中想炫耀一下：我曾經住在那種地方的。它比我后來住過的所有地方在水準和格調上都要高出一籌。也許我在內心向往著真正的中產階級生活：什么時候能有一幢小樓，獨門獨戶的。</h3><h3>在離開兆豐別墅113號將近半世紀后我又去了一次。那是2015年二月的一天。那天我去徐涇西園公墓祭奠母親，回來時坐地鐵二號線。原本應在靜安寺換一號線回父親家的，但我卻在中山公園站下了車。我朝兆豐別墅走去。那里沒有人在期待著我，沒有可以歇腳之處，但冥冥中似有一種意念在指揮我朝那里走去。</h3> <h3>這是兆豐別墅入口處一景。現在叫兆豐小區。門口有門衛、保安人員，但他們曬著太陽，對進入者不聞不問。可見這兒不是高檔小區。主弄堂內停著許多車子，這使弄堂顯得狹窄。電子廣告牌紅紅綠綠，發布著各種信息，行人不少，外來人員更多，只有建筑和樹是熟悉的，其他一切都已陌生。</h3> <h3>當年我外婆家所在的支弄。兆豐別墅是一個呈非字形的建筑群。各條支弄的建筑都不一樣。我外婆家的這條支弄是一排連體房。六幢相同結構的房子，外墻連成一片。都是三層樓，有個小陽臺。</h3> <h3>兆豐別墅113號。那天這扇大門竟然半開著。顯然這兒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戶之家。門上油漆斑駁，臺階上的馬賽克也很破殘。新添了金屬扶手，與建筑整體在風格上不太協調。左邊從墻內通出一根粗大的黑色管道，不知是用作什么。門一旁豎著一個拖把。另一旁一個銹跡斑斑的鐵盒子，估計是用來放牛奶瓶的。門上方是亂七八糟的電線。只有那優美別致的鑲門邊框讓人依稀感受到這房子曾經的美麗。</h3><h3>我在門前佇立良久，終于懷著復雜的心情走進這闊別了近五十年的"外婆橋"。</h3> <h3>一進大門先喊，有寧伐？（上海話）再用普通話喊，有人嗎？沒有反應。聲量放大再喊，還是無人答應。細看，原來里面的兩扇門都上著鎖呢。是那種簡易鎖，在門上和門框上鉆幾個洞，裝個搭扣，鎖門時扣上，穿把鎖就行了。也就是說，在這幢樓里是一間一戶。如果將亭子間也算上的話，最多可住九戶。我邊喊著邊朝樓上走去。悄無聲息。二樓的兩扇門像下面一樣地鎖著，連一側走幾級樓梯的那個亭子間門也鎖著。走廊的一半被煤氣灶和櫥柜占去，還有各種雜物，顯得很逼仄。只有那個浴室門是開著。于是我朝光線明亮的浴室走去。</h3> <h3>浴室可用慘不忍睹四個字來形容。浴缸骯臟銹蝕，好幾個水龍頭胡亂安裝在一邊，地上和架上擺著各種塑料盆和桶，有一個桶上還貼有已褪色的大紅禧字。看來這兒住著一對新人。唯一還留有當年痕跡的是地上鋪的六角形白色馬賽克。估計在這幢樓里住著外來打工人員，到處顯示著的是臨時湊合，應付過度，馬馬虎虎，不做長遠打算的。這兒已不是住宅而是宿舍。</h3> <h3>我走上三樓。終于見到朝南那間房門開著，叫了幾聲，有人答應了。一位六十出頭的女人，手里拿著正在編結的毛線出現在我面前。我有點慌亂地忙作解釋，說我很早以前住在這兒的，今天路過進來看看老房子。女人很和氣，允許我這個陌生人進屋。一聽她上海口音我心情一下子寬松了。好歹這里還住著一個上海人！她告訴我，她和老公在這里住了有二十年了。現在就老夫妻兩人，南北兩間都是他們的。孩子已成家搬出去了。我問她樓下住的都是誰。她也不知道，只說調換頻繁，她搞不清楚，反正她過她的日子，跟他們不搭界。征得她的同意我拍了以上這張照片。</h3><h3>這個陽臺我太熟悉了，鑄鐵圍欄和地轉還是當年的。五十多年前我大舅一家住在三樓，我和兩個表兄在這個陽臺上折紙飛機往下拋去，然后飛奔下樓，等候紙飛機緩緩降落，誰先著地誰輸，拾起，再奔上樓，再往下拋，一次又一次……</h3> <h3>這部樓梯是我童年時代的滑梯，每天和兩表兄弟不知要滑多少次。從二樓跨上去，上身緊貼扶手，底端是弧形，可瀟灑落地。當我從上走下去時，耳邊又響起兒時的嬉笑爭吵，儂下來儂下來，該我滑了……</h3> <h3>從外面仰望三樓的陽臺。兆豐別墅是市級優秀歷史建筑，外表經過修葺維護，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風格。特別是外墻的顏色涂料仍是當年那種奶黃色，毛啦啦的粗糲型。但里面呢？不說也罷。</h3> <h3>這是113號樓的上半部分。一戶一門，二樓朝南正房兩扇鋼窗，右面是浴室的窗。三樓一扇鋼窗，一扇落地鋼窗通陽臺。右面也是浴室的窗。后房和亭子間則有朝北的窗，亭子間下的底層以前是廚房，有后天井和后門。忘了去看看，如今大概也用作住房了。這種房子面積并不大，朝南一間也就18至20平米左右，后間略小些，亭子間大約六、七平米。從前住一家人家，夫妻倆帶三到五個孩子，加個保姆或傭人也就住的滿滿的了。</h3><h3>現在里面住了幾戶不清楚，反正是七十二家房客的樣子。我注意到外墻右側呈放射狀的下水管道，每層都安裝了晾衣架，大門前也是，再加上懸在窗外的空調機，顯得很雜亂。說是別墅，但居住風格早已改變。</h3> <h3>這兆豐別墅弄堂底左邊有扇門，出去就是華陽路。在我童年的記憶中，這扇門內外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華陽路兩邊是低矮的簡陋房，到處是小鋪子和地攤，很熱鬧。小時候我和表兄弟會從外婆零錢罐里偷偷拿幾個硬幣，一共加起來不超過一角。不敢多拿，怕被她察覺。當年的一毛錢在華陽路上可"消費"得很開心，如看西洋鏡，小人書，買兩根陳皮條，幾粒糖吃吃之類的，都是一分兩分的干活。華陽路走到底就是蘇州河，趴在河堤上看輪船往來，船上人家的生活覺得很有趣。那時候河上多糞船，一陣陣臭氣飄來，但我們不在乎。</h3><h3><br /></h3> <h3>我從113號出來后就想去看看華陽路。出了那扇鐵門走了不到五分鐘就返回了。我記憶里的華陽路早已不存在了。現在那一片馬路寬闊，交通繁忙，高樓，大商場……</h3><h3>有人羨慕我，說你從前住過的房子都還在，可以懷舊，我們的都拆了，整條弄堂，整片街區都沒有了。但老房子在帶給人的不一定是懷舊的優美愉悅，還有沉重和痛楚，特別是看到童年溫馨的老家變成大雜院或集體宿舍。</h3><h3>下面將發些我外婆家及兆豐別墅的老照片。也許那懷念最終只能寄托于老照片了。</h3> <h3>這是我手頭保留的，最早的"外婆橋"照片。時間約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地點可能是在外公外婆浦東老家。我母親坐在外公腿上，外婆抱著小舅舅，前排是大舅，二舅和三舅。</h3> <h3>這是三個舅舅在浦東老宅。時間同上</h3> <h3>這張照片應該攝于三十年代后期。我想，那時外公外婆已住在兆豐別墅了。照片上全家人的裝束與在浦東鄉下截然不同。短短幾年"外婆橋"完成了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民到市民的變化。</h3> <h3>在兆豐別墅113號門前。前排最左是外婆，她右邊是我母親和小舅。后排左二是三舅，其他是親戚。</h3> <h3>我母親與三舅小舅站在弄堂家門口。四十年代中期。那時的底層窗戶外有西洋風格的鑄鐵圍欄，圖案做工遠勝于現在的。兩窗之間的墻壁上有一圓形凹陷，擺放著著裝飾性的巴羅克花瓶。墻上沒有橫七豎八的電線，落水管是每戶一根，從上到下筆直的，很規整。如今注視這張照片竟會想到張愛玲的小說，腦子里浮現"民國"兩字。</h3> <h3>我母親在弄堂里騎自行車。窗外沒有裝晾衣架，墻壁上清清爽爽，沒有附加物。那時候一家一戶，一般是將衣服晾在曬臺上。這比較隱蔽，但多少有點麻煩的。從前的人怎么能做到不把衣服像萬國旗般地涼出去，影響弄堂景觀呢？難道有明文規定嗎？即使有規定，能自覺遵守也不容易。</h3> <h3>外公和外婆。</h3> <h3>外公外婆（第二排左一）和小外婆（第二排右一）及幾個她的子女。我從未在外婆家見到過這位小外婆。但我聽母親說過，她曾經也住在113號，后來才搬走的。我母親有時會帶我去紅薇村。我非常喜歡去那兒，因為有好吃的，好玩的。我印象中，小外婆很會說話，嗓音悅耳，燒一手好菜，還會打款式新穎的毛衣。媽媽當年與她關系不錯的。</h3> <h3>父母在兆豐別墅113號。五十年代中。當時他們還在戀愛中。右上角書櫥上是一尊毛澤東石膏塑像，多少渲染出時代特性。</h3> <h3>這張照片攝于中山公園。是唯一一張我和外公拍在一起的照片。除了他總是星期六來外婆家外，我能回憶起來的事只有一件。文革前夕的某一個星期六，他來看外婆，說他隨一個工商業代表團訪問了蘇聯。我就問他是否去了黑海，那是蘇聯著名的旅游度假地。他回答去了呀，有點驚訝地看我。我又問他，你有沒有去看黑海海底沉船啊？他說你怎么知道的？我說從"十萬個為什么"上看來的。外公高興地摸著我的頭夸獎我聰明好學。我當時那個得意啊，到現在還記憶猶新。</h3> <h3>我和大舅家兩個表兄弟在中山公園。大表兄是皮大王，比我大一個月，卻比我矮半頭。他知道一條去中山公園的秘密通道。那是兆豐別墅里的一個隱蔽角落，那里有只特別高的垃圾箱，站在上面可翻過墻到中山公園。我們翻過很多次，也摔下來過，弄得一身臟，還蹭破了膝蓋。</h3> <h3>外婆和我及兩表兄弟在113號門口。在我右側尚可見到大門的圓弧型輪廓。外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自己動手，沒有傭人沒有鐘點工。她也不大管我們，農村式的"放養"，由我和表兄弟們自由玩耍。她和老家浦東一直保持密切聯系。直到年近八十，她還提著大包小包去探望鄉下親戚。</h3> <h3>我和媽媽在中山公園。這個公園從前叫兆豐公園。我將它視為兆豐別墅的延伸，在那兒留下了許多歡樂。我喜歡這張攝于文革前夕的照片。那雙目低垂，即陶醉又有點調皮的神情非常能代表我的"外婆橋"生活。我哪能料到，"外婆橋"即將破碎，一地雞毛，一去不返。</h3> <h3>仍是在中山公園，但已是七十年代了。我時常還進出兆豐別墅，因為大舅和小舅還住在那里。</h3> <h3>外婆八十歲時的留影。</h3> <h3>外婆八十五歲左右的照片。她八九年在我父母家中去世，享年九十。</h3> <h3>再說幾句題外話。</h3><h3>兆豐別墅的前世今生如上海其他老洋房，老公寓，新式里弄一樣，經歷了一個產權與居住形式的變遷。從私有到公有，獨用到公用，人口密度上升，管理護養下降，居住的層次由中上層為主變為以下層，外來流散人口為主。洋房的外殼，城中村的內核。所謂保護優秀歷史建筑也只局限在外墻的粉刷，屬于面子工程，因而也很難阻止這些房子內部繼續破損下去。真正的保護只有從所有權開始動手，將公產合法合理地轉化為私產。</h3><h3>兆豐別墅目前房價是十六萬元一平米。有房地產商將一間間單間買下，再整幢出售，如張治中故居那幢掛牌4500萬。</h3><h3>113號整幢會賣多少呢？估計不會低于三千萬。我內心希望這幢樓能被有財力者買下。希望有朝一日里面住著一個溫馨的家庭。但這也許是夢想。大富大貴者大概不會在這兒置產，因為房屋格局較小，派頭不大，豪氣不夠。中產階層則還無經濟實力購買一樓一戶型居所。在民國時期的上海，獨門獨院卻通常是中產式居住配置。</h3><h3>我想，我不會再去兆豐別墅了。</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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