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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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font color="#010101">對于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沒有一個地方是荒涼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他都能充實自己。　　　　　　　</font></h1><h1><font color="#010101">　　　　　　　　　　　——丁玲　</font></h1> <h1>我是上海市育才中學初66屆（3）班學生。　　<br>1968年9月15日，我自愿報名來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師32團9連。</h1><h1>現在32團改名為北興農場</h1><h3></h3> <h1>這就是我們的大禮堂。<br>知青電影《那年我對你的承諾》就是在這里實景拍攝的。<br>我們連隊有不少北京知青作為群眾演員參加了拍攝。</h1><h3><br></h3> <h1>因為在當年那特定的環境和形勢下，繼續深造是不可能了，我又無法扭轉和違背上山下鄉大潮流，并且沒有做過什么打砸搶的虧心事。所以我覺得自己并不存在什么后悔不后悔的問題。假如可以進入時間隧道，回到1968年，在當時的環境下，我仍然會選擇北大荒。 <br>我從小就向往著部隊生活，為了穿上那綠軍裝，即使沒有領章和帽徽，我也喜歡。我不想去工廠，也不想去離家較近的崇明農場，而堅決報名要去黑龍江建設兵團。</h1> <h1>　　我在那兒待了整整九年，我們吃了很多苦，經受了磨煉，所以現在我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都有信心、有毅力克服。　　當時我們沒有怨天憂人，很單純很樂觀。我們也讀了許多書，有政治、歷史書，如《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我在箱子底下還藏了一些名著，有《牛虻》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因為精神上沒有萎靡不振，所以沒有被困難所壓垮。 </h1> <h1>正如我在個人主頁春華秋實中寫的：“曾經如火如荼的青春，伴隨著朝陽蓬勃向上。那被汗水灑過的黑土地，在今天的夕陽中展現輝煌。回憶起那戰天斗地的時光，我的心依然激情蕩漾。豬圈豈生千里馬，花盆難栽萬年松。青春年華，千錘百煉。對于我來說是一筆財富，是一首綠色的生命之歌。</h1><h3></h3> <h1>兩個油脂麻花的炊事兵</h1><h1><br></h1><h1>下面我就要開始講半個世紀前我親身經歷的十個小故事。</h1><h1>這篇回憶錄寫于2003年。</h1><h3></h3> <h1></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一、煤油燈下寫書信　　　<br></h1><h1 style="text-align: left;">　晚上，我坐在電腦旁，邊回憶邊“書寫”著30多年前的往事。腦海中不由得浮現出當年在煤油燈下寫信的情景：1968年剛到黑龍江時，連隊還沒有通電。一到晚上，家家戶戶在炕桌上點起一個煤油燈。玻璃燈罩中飄忽不定的小火花，至今還在我腦海中閃爍。我湊在油燈下寫信，寫給日夜思念著的遠方父母，寫給天南海北的同學朋友。有時看書或寫信太專注了，頭湊向煤油燈，越湊越近，甚至撩著了頭發，熏黑了鼻孔。<br>　　那時寫的書信，都是一些豪言壯語，譬如：“豬圈豈生千里馬，花盆難栽萬年松。志存海內躍紅日，樂在天涯戰惡風”，還有“要做那疾風中的勁草，歲寒時的松柏，雪山頂上的冰凌花，永遠扎根在北大荒，永遠戰斗在反帝反修的最前哨黑龍江”等，一套又一套的。現在看起來一定很可笑，但幸虧那時有這些精神支柱，才使我們能夠笑迎任何艱難困苦，沒有掉過一滴眼淚。否則，突然從繁華的大都市上海，來到這個連電燈都沒有的窮鄉僻壤，有可能會經受不住嚴酷考驗的。 </h1> <h1>讀來自遠方的父母和同學的來信，是最開心的事情。</h1> <h1>北京上海哈爾濱佳木斯部分女知青們與軍代表老陳合影</h1> <h1></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二、戰天斗地，脫胎換骨　　　　<br>農忙時，隊部的“八大員”（會計、出納、統計、文書、教員、保管員、代銷員和司務長）都得下大田。當然司務長專門負責送飯。<br>夏鋤就必須挑烈日當空的大晴天，被刨出根的雜草經過暴曬才不會死而復生，那可真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在那一望無際的大田，我們一字排開，每人一壟，揮動鋤頭，一步一步往前挪動。有時直到晌午，才能到達地頭。我汗顧不上擦，水顧不上喝，無論如何努力，總趕不上大部隊。我們的連長、指導員都是轉業軍官，他們對我們知青很好，只要認真勞動，不偷懶，一般都不會受到責備。指導員還經常從地頭返回來接我。但我心中恨自己：為什么手上磨起一個接一個的血泡，卻怎么也得不到一雙長滿老繭的手；為什么臉越曬越紅，最后就干脆蛻掉一層皮，怎么也曬不黑！？（老職工總是開玩笑叫我“土豆皮”）我什么時候才能真正脫胎換骨呢？　　說起不喝水，除了節約時間，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可以不上廁所。要知道在那一望無際的大田里，要“方便”的話是最不方便的事。如果地頭沒有小樹叢，就必須一直往前走，到底走多少路，要看人而定。當地婦女走的路一般最短，她們好像不太在乎，而我們女知青，簡直要走到地平線下去，思想越保守的人，走的路就越多。我每次到地頭就累得不想動彈，總想多坐會兒。所以我就練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本事”，基本上可以一整天不喝水，這樣就可以中午多休息一會，不去“方便”了。 </h1> <h1>北大荒的地真是一眼望不到邊</h1><h3></h3> <h1></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三、收獲季節，靠天吃飯　　　<br> 　秋收時如果遇到洪澇天氣就糟了，拖拉機在泥地里打滑，越陷越深。它們自身難保，更別說去牽引康拜因（聯合收割機）了。蘇聯機械化程度高，幾十臺康拜因在一塊大田里轉，早就趕在暴雨天氣前將糧食收回去了。而我們每個連隊只有兩三臺康拜因，只好靠天吃飯。遇到老天爺不幫忙，連隊的農工們就必須從早到晚在大田揮動鐮刀，搶收麥子。我們喊著“人定勝天”、“小鐮刀可以戰勝大鐮刀”等口號，那個時代，人的精神特足。我們在泥漿地里摸打滾爬著，有時中腰雨鞋陷入淤泥中拔不出來，只得放下鐮刀，用手去幫忙，累得氣喘吁吁的，經常滑倒在泥漿里，一天下來也割不了多少麥子。大田里的蚊蟲又特多，北大荒有一種小飛蟲叫“小咬”的，成群接隊，密密麻麻追著人咬。有時我們把外套脫下來，包住頭部，只露出兩只眼睛，又悶又熱的，“小咬”照樣也能鉆進來咬。 <br>　</h1> <h3></h3> <h3></h3> <h1>　如果老天爺幫忙，康拜因能下地的話，人就可以輕松些。地頭上安排些農工，負責割康拜因轉彎時落下的拐角上的麥子。大多數人都在麥場上翻曬糧食。我經常跟尤特（一種帶轱轆的運輸車，車身有些像拖拉機）來回拉麥子。為了趕時間，一般跟車的不坐在車頭內，始終在后面拖車廂中。回來時裝了一車小麥，隨你是坐是躺，很舒服。問題是去的時候車廂內空空蕩蕩，一路上又顛得厲害，坐是萬萬坐不得的。我們又練出了一身本事：可以單憑一把木鏟，站在那飛奔的車廂中，兩腳來回挪動，始終保持著平衡。那時膽子也真大，不怕被摔出去。這些事情我是絕對不會告訴媽媽的，否則她一定會擔驚受怕。我們的家信當然都是報喜不報憂。 </h1> <h1>我們連隊的拖拉機手們</h1> <h1>機務排合影。</h1><h1>左面女拖拉機手是排長，哈爾濱知青仲桂榮</h1> <h1>女拖拉機手們</h1><h1>前排北京知青徐小妹，李鳳云</h1><h1>后面是機務排長，哈爾濱知青仲桂榮</h1><h1>為她們感到驕傲。</h1> <h1>緊張的搶收麥子</h1><h3></h3> <h1>小麥入屯是力氣活。有時要扛著大麻袋上三級跳板。</h1><h3></h3> <h1></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四、傷痕——永久的留念　　　<br><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到黑龍江的第二年因為連續不斷地腹痛被送到團部醫院，被確診是急性闌尾炎。我住院時正逢1969年的國慶節。上午，病房里的北京知青聽著中央臺的實況轉播都哭了，因為他們想起以前在天安門廣場歡度國慶時的情景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當時并沒有哭。陪伴我的同學回連隊取東西去了，我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靜靜地躺著。只是想，一定要告訴比較要好的同學，寫信回家時千萬不要提起我住院的事，以免我媽媽著急。</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的床邊放了好多水果罐頭，都是同學們和其他知青送的，那是當時能夠買到的最好的營養品。還有一籃子雞蛋，是連長派人送來的，連隊有個養雞場。</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后來我因為右腹劇烈疼痛嘔吐，吐了一地，痛得滿頭大汗。旁邊的一個老大爺（病人家屬）過來幫我打掃干凈，我很感激，至今還記著他。當我聽到大爺對大娘說“這些孩子真可憐”時，我忍不住掉眼淚了，我好想遠在上海的爸爸、媽媽。一個人得重病的時候最想家，想自己的親人。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因為當時知青剛下鄉，生病住院的很少，醫院十分重視，派了最好的醫生為我手術。他們都是軍醫，記得有位醫生姓董，個不高，很和氣。術后第二天，董醫生來到病床邊，一本正經地問我：“排氣了沒有？”我愣了老半天才明白是什么意思，禁不住想笑。但一笑刀口就像要裂開一樣的疼，只好拼命忍住了。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董醫生經常詢問情況，鼓勵我下床走走，說可以促進腸子蠕動，防止腸粘連。他還扶著我在走廊上一步一步挪動，我的傷口恢復得很順利。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等我出院以后，連隊選我去參加知青代表座談會。我這人情愿做，不善于說的，但當時怎么也推脫不掉。我沒有覺得絲毫光榮，總覺得自己做的并不出色，是連長看我剛出院，不能干重活，為了照顧我而讓我去“坐”著談的，記得當時為發言寫的開場白以及給媽媽的信中我都是這么說的。我是出院后才給家里寫信說起住院開刀的事情。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以上就是我在黑龍江時留下的永久性紀念的經過。團部主刀醫生的確醫術高明，他給我開的闌尾炎刀口極小，縫得十分平整，基本上看不出來。有比較才有發言權。因為我女兒 6歲時在上海最好的兒科醫院開闌尾炎，那刀口開得又長，縫得又不平整。如果給手術打分的話，32團軍醫可以得 100分，兒科醫院那個醫生最多只能得60分。所以我的結論是：大城市好醫院并不一定遇到好醫生，在一些不出名的小醫院中，往往有醫德高尚、醫術高超的好醫生的，關鍵是要看醫生的敬業精神。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在此，我要向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32團醫院醫生、向董醫生表示衷心感謝。　</div></h1> <h1>我們在大禮堂前合影<br>前排兩個上海知青，后排左右北京知青，中間是哈爾濱知青。<br>我在北大荒認識了許多知青戰友，朋友是人生最寶貴的財富。知青情誼地久天長。現在我們都保持著微信聯系，期待2018北京再次會面。</h1><h3></h3><h3></h3> <h1>五、被飛機撞死的北京女知青　　　<br>　我的題目并沒有寫錯。在我們團部七連，有一個北京女知青高崇，被飛機撞死了。而且事故并不是發生在飛機場的跑道上，卻發生在大田中，發生在飛機飛行過程中。<br>　在黑龍江農場，土地遼闊，一眼望不到邊。為了滅蟲，經常要請小型軍用飛機來幫助撒農藥。如何給飛機撒藥確定目標呢？這就需要地面人員配合了。如飛機是南北方向撒藥，地面上就要派出好幾十個人，沿南北方向一字兒排開，人與人之間隔幾十米，每人手中舉著一面小旗。飛機飛到地頭后，降低高度，沿著小旗指引的方向邊飛邊噴灑農藥。等飛機飛過去后，人們一起朝東（或朝西）跑上五十步，再等飛機返回。也就是在地面上做個會活動的標記吧。每次撒藥，揮旗的人總是首當其沖，滿頭滿臉，全身上下，都是嗆人的藥。 </h1><h1>　北京女知青高崇已經辦好了困退，馬上就要回北京了。那天她應該休息，沒有安排她的工作。但她依依不舍，還要爭取去大地參加飛機撒藥勞動，再感受一下北大荒的生活。</h1><h1></h1><h1>七連處在丘陵地帶，高崇正好站在高處，前面是一個洼地。撒藥那天風又較大，飛行員怕農藥隨風飄遠，所以超低空飛行。不幸的事發生了，在掠過高地時，飛機下面的起落架撞上了高崇的頭部，當時削掉半個腦袋，情景極其悲慘。</h1><h1> 　汽車、火車撞了人后，會立即停車，交通警察會來處理事故。但飛機的速度太快，撞上人以后，飛行員卻一點也不知道。等地面指揮官命令飛行員返航時，他還以為是為了加農藥。一下飛機，指揮官問他在飛過丘陵小高坡時有何異常，他說好像撞上過一個樹樁。等到他明白了事情真相，并看到起落架上的鮮血頭發和腦漿時，一下子驚呆了。<br> 聽說那個飛行員很年輕，家中還有一個新婚不久的妻子。出來那么大的事故，真是難過。</h1><h1>記得那天我們九連也參加飛機撒藥。天不亮我們一幫女生就跟著農業技術員下地，等了許多時候才盼來飛機。看到飛機迎面飛來時，我和小伙伴們都嚇得趕緊低頭蹲下，只有手上的小紅旗高高舉起。</h1><h1>飛機飛了幾個來回就回去加藥，后來再也沒有來過，估計就是因為七連出事了。</h1><h1> 　七連撒藥的地離團衛生院很近，聽說報信后是衛生院的人把高崇抬到醫院去的。給她穿衣服時許多同學都去了。為了不叫家人看到真實的慘狀，還用了很多紗布填充然后帶好頭巾。從表面上看還是挺完整的。后來是高崇母親從北京趕到團部來處理女兒后事。白發人送黑發人，真是令人唏噓，心痛不已。</h1><h1>　在勞動中經常會有知青不幸傷亡。</h1><h1>聽說還有一次，有個知青去世，噩耗傳到家中，母親正在生病，怕有意外，暫時瞞著她。知青的姐姐和姐夫來到黑龍江，住進了我們團部招待所。他們處理完喪事，開了追悼會，準備第二天帶了骨灰盒回家。誰知一早，那個姐夫竟然在招待所門口的“冰山”上滑了一下，后腦著地，當場死亡。到過北大荒的人都知道，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潑出去的水馬上結成冰，一層一層的水潑上去，每個大門口都有一個“小冰山”。所以潑水時要不怕冷，盡量多走幾步，用力往遠處潑。農村不象城市，門外根本沒有下水道的。</h1><h1>　可憐那個知青的姐姐，還沒有從失去親人的悲痛中緩過勁來，突然丈夫又走上了黃泉之路。她帶著兩個親人的骨灰回家鄉，多么悲傷，又多么凄涼。</h1><div><br></div> <h1>寒冬臘月，滴水成冰的北大荒</h1><h3></h3> <h1>六、竇參謀之死　　　　<br>　　“珍寶島事件”發生后，我們軍墾農場進入了緊急備戰狀態，經常進行演習。這個竇參謀并不是我們團部的，他是武裝部隊的參謀，長途拉練來到我們連。武裝部隊其實也不是正式軍隊，但他們有槍支彈藥。<br>　　那個拉練部隊來到我們連住下了，暫時休整幾天。我們女的人少，分散到老職工家，騰出房間讓他們做指揮部。</h1><h1> 　　那天上午竇參謀與部隊一個戰士上山打狍子，我們后面有一座不大但也不算小的山。他們兩人分頭鉆進山林，竇參謀可能走累了，坐在一個大樹下歇腳、抽煙。竇戴了一頂東北的棉帽子，兩邊的帽耳翻了上去。那個戰士在遠處發現了“目標”，“是大狍子！”他立即屏住呼吸，瞄準了“狍子”的腦袋射出了子彈，那“狍子”應聲倒地，戰士高興地大叫：“竇參謀，快來，我打著狍子了！”當他連奔帶跑的來到大樹下，不禁傻了眼，竇參謀滿臉是血，已經咽氣了。據說那人訓練時槍法并不準，這次竟然一槍命中。　<br>　是我們一個上海知青開車上山，將竇參謀的尸體拉回來的。那輛運糧車的車廂里沾滿了鮮血…… </h1><h1> 　這兩個悲慘的故事在我心中壓了三十多年，愿那些屈死他鄉的青年們安息。 </h1> <h1>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六個師分別為建、設、鋼、鐵、邊、防六個字為編號。</h1><h1>我們是三師32團9連，通訊地址為鋼字315信箱</h1> <h1>七、珍寶島事件發生后　　　<br>　1.頭可斷，血可流，祖國領土不可丟　　　</h1><h1>我們三師32團地處佳木斯附近，離烏蘇里江不遠。“珍寶島事件”發生后，備戰形勢一下子緊張起來，知青們個個摩拳擦掌，恨不得馬上奔赴前線。但當時只要男青年，不收女兵。我與另外兩個好朋友商量，如何才能了卻“誓死保衛祖國”的心愿。我們想到了文革中最時髦又最管用的方法——寫血書。那天晚上，我們來到禮堂，每人都在桌子上鋪上一張紙，然后左手拿指甲鉗，對準右手中指指尖用力剪去。剛開始感到很疼，而且擠不出血來。可能當時天太冷，心情又緊張。我心中責罵自己：“珍寶島上解放軍戰士在流血犧牲，我現在手指頭上出幾滴血，就沒有勇氣了？”咬緊牙關，反復幾次，終將手指弄破一個口子，血大滴涌出。我用鮮血在白紙上書寫：“頭可斷，血可流，祖國領土不可丟。堅決要求去珍寶島，用鮮血和生命捍衛偉大的祖國。”當然一邊寫一邊要用力擠壓中指，否則就會寫不清楚。 <br>　禮堂后面有一扇門，直通食堂。食堂值夜班的是個老職工叫牟光華。老牟出來看到我們三個上海女知青在寫血書要求上前線，很感動，他特地給我們每人攤了一個蔥油餅，那餅真香啊！<br>　　遺憾的是，指導員把我們的血書收上去后，并沒有批準我們去珍寶島，后來我們連隊去了兩個男知青，其中一個佳木斯青年張延田，是個獨子，去了以后再也沒有回來過，聽說是犧牲了。 </h1> <h1>　　這是我們連隊的指導員胡定湘，轉業軍官，也是我的頂頭上司。現在已經八十多歲了。<br>　　胡指導員個子不高，人很和氣，對我們知青非常好。記得連長艾黑有時候會大發脾氣，但指導員從來沒有對我們大聲嚷嚷過。</h1> <h1>2.軍事演習，行軍拉練　　<br>　　記得那年頭，每個連隊都搞軍事演習，行軍拉練。深更半夜一聽集合哨子響，我們就得打好背包跑步列隊。而且不準點燈，怕暴露目標，必須摸黑行動。</h1><h1></h1><h1>第一次緊急集合，不少知青手忙腳亂，有的內衣外匆匆套了件大棉襖，有的襪子沒有找到只好光著腳穿棉鞋，不少人鞋帶沒有系好，一跑就摔更斗。</h1><h1> 我們打的背包更是千奇百怪，沒跑幾步就松開了，只好抱著背包急行軍，真是出了不少洋相。</h1><h1> 隊伍集合好后，艾黑連長宣布：剛剛接到團部緊急通知，有一個蘇修特務從飛機上跳傘下來，就在我們附近山林中，要我們去搜索。說完他帶隊往山上跑，艾連長是轉業軍人，當然久經沙場，他在沒有路的山坡樹叢中，跑得飛快，還不斷往下傳命令：“跟上！”“不許說話！”我們知青沒有跑多遠就累得呼呼直喘。</h1><h1> 山林中很暗，前面一個被樹樁絆倒，后面的人看不清楚，也絆倒在地。知青中戴眼鏡的多，有的人把自己的眼鏡也跑丟了。不少女青年跟不上急得直哭，但又不敢停下腳步。我們都知道，如不跟上“大部隊”，晚上一個人迷失在山林中，萬一碰到野獸，后果不堪設想。（事后才知道，連長早有安排，專門派了有經驗的老職工在后面擔任收容。　</h1><h1>　幾次下來，大家總結了不少經驗，如晚上睡覺不脫襪子不脫衣服，另外準備一條暫時不用的小棉被，事先捆好，放在床頭。一聽集合聲，跳起來背起背包就往外跑。</h1><h1> 但因此也引起了后遺癥，很長一段時間我晚上總是睡不踏實。甚至探親回到家中，有時半夜會突然驚醒，一下就跳了起來，以為聽到哨聲要緊急集合了。 </h1> <h1><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3.“我是Ｏ型，抽我的血” 　　</div> 為了備戰需要，我們黑龍江建設兵團的戰士基本上都驗過血型。當我得知自己是Ｏ型血時，那個自豪啊，好像當上了戰斗英雄。趕緊寫信告訴別人：“我是萬能輸血者，我可以給任何一個人輸血，以拯救他的生命。”記得我有個好朋友驗出血型為AB型，那個懊喪勁兒別提了，好幾天抬不起頭來，好像做了什么虧心事。　</h1><h1><h1>　驗完血后，一直沒有輸血任務。只有一次，連隊有個老職工得了重病，急需輸血。我們十幾個知青得到消息后，連夜跑六七里山路，趕到團部醫院，要求獻血。我把衣袖卷得高高的，搶在前頭告訴醫生：“我是Ｏ型，抽我的！”遺憾的是，醫生非要A型血，因為病人的血型是A型。這時我才明白，萬不得已時，Ｏ型血的人可以充當萬能輸血者，但對于接受者來說，最好還是同血型的輸入。</h1>　現在，每年單位里都有獻血的指標，卻沒有人肯去，只得排號或摸“彩”。大家（包括我在內）都瞻前顧后的，最好不要輪到自己，情愿發揚“愛心”，多捐些錢，怕獻血會影響健康。當年，我們獻血的熱情可真高，而且是真正的義務獻血，別說營養費和兩個星期的休假了，那時可什么待遇都沒有，最多可以吃幾斤雞蛋，因為連隊有個養雞場。 </h1> <h1>沒有領章帽徽的“土八路”</h1> <h3></h3> <h1>八、好美的罌粟花　　　<br>　你見到過罌粟花么？對，就是那能生產鴉片的罌粟所開的花。聞名與世的毒品海洛因，就是從鴉片中提煉出來的。其實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鴉片既是毒品，同時也是制藥的原料，當地老職工也常用罌粟殼或罌粟籽治病。 <br>　七十年代，在黑龍江軍墾農場，就有種植罌粟的任務。記得罌粟花開花時真是美不勝收：大大的花瓣，淺淺的粉色，襯著綠葉，隨風搖曳著。在北大荒，只能見到黃色、白色的小野花，初次見到美麗的罌粟花，我們這些女知青激動的心情可想而知。<br>　罌粟花謝了，會露出了一個個綠色的煙葫蘆（也叫煙桃）。收獲季節，當地叫做“割大煙”。首先要準備割大煙的工具，那是用兩小片長長的竹片，中間夾一片同樣形狀的刀片，用繩子緊緊綁好。刀口很鋒利，從竹片中露出來一點點。另外有一個小鐵皮桶，拳頭大小，茶杯形狀，有個把柄，可以套在一個手指上。桶的邊沿有一個圓形的小缺口，缺口的半徑比手指稍大些，磨的很光滑。<br>　割大煙是精細活，清一色全是婦女，兩人一組，一個在前割大煙，一個在后刮煙漿。當然割大煙的是技術活，割輕了，不出煙漿；割重了，煙葫蘆會漏氣，以后就再也割不出煙漿了。所以必須左手輕輕捏住煙葫蘆的兩端，右手將割刀稍稍傾斜，平心靜氣地沿著圓周劃一圈。待會兒，刀口處就會沁出一滴一滴的白色煙漿，就好像在綠色的煙葫蘆上掛上了一串白色的珍珠。跟在后面的人左手食指上掛著小鐵桶，大拇指和中指輕捏住煙葫蘆的兩端，右手中指把那串白色的煙漿抹去，再在小鐵桶的缺口中一抹，煙漿會隨著時間逐漸變成淺咖啡顏色。就這樣干上半天，可以割小半桶煙漿。收工時，大家把煙漿倒在一起，專門有人負責曬大煙。經過烈日暴曬，煙漿顏色會由淺咖啡色變成深咖啡色，最后變成一塊四四方方的固體，稱好后，用厚厚的紙包起來。 <br>　每年收下的大煙總是由連長親自送到團部去，要走六里多路。為了預防意外，連長還背上一枝步槍。有一年，我和連長一起去交大煙，連長還讓我放了兩槍呢。雖然什么也沒有打到（我是朝天放的槍），但也算過了把癮。<br>　割完大煙的煙葫蘆也會變成深咖啡色，上面布滿了一圈一圈黑色的刀刻痕跡，里面有一粒粒黑色的大煙籽，一搖嘩嘩響。有一年，我給媽媽寄信時，在信封里裝了一些罌粟籽。后來聽媽媽說，她在花盆里種出了粉紅色的罌粟花，很是美麗，很是稀罕。　</h1> <h1>看我們坐在老牛拉著的爬犁上，笑得多開心</h1> <h1>九、不可思議　　　<br>　你管理過自己的檔案嗎？你給自己發過函調嗎？這些不可思議的事我都親身經歷過。 </h1><h1> </h1><h1></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1、自己的檔案自己管　</h1><h1>　上個世紀的70年代初期，我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32團9連當文書。全連的老職工、知青以及我自己的檔案都由我這個小文書管理，只有連長及指導員的檔案不在我的管轄范圍之內。<br> 　我把這幾百個大牛皮紙袋裝著的檔案存放在一個大櫥內，并且編上號，用一個本子登記了姓名及編號，以便查找。因為每個月都要做一份報表，所以經常要翻閱檔案。<br> 　知青的檔案都很簡要，是畢業的學校制作的，里面只有幾張表格，如學生登記表、體格檢查表及政審表等。其中有一些是學校人事干部到學生父母單位去抄來的一些檔案材料。當時看起來似乎是很嚴重的政治問題，現在想起來都是些可笑的雞毛蒜皮的小事。　</h1><h1>　老職工就不同了。當時老職工有三種類型：一種是轉業軍人，另外一種是從興凱湖勞改農場來的。除了這兩類，就是一些從山東、河北等地過來投親靠友的所謂“盲流”人員。“盲流”人員是沒有檔案的。老職工的檔案都比較厚，尤其是勞改釋放犯，里面有不少審訊記錄，紅色的公章、紅色的指印，以及歪歪斜斜的簽名，翻閱時總有一些異樣的感覺。其實有些人現在看來根本沒有什么大問題，但在當時一句話，一封信就會使你倒霉一輩子。</h1><h1> 所有的文書都受過保密制度的教育，凡是在檔案上看到的事情絕對不可以對外透露。我認為自己做得不錯，即使是自己最要好的同學，我也沒有提起過所知道的事情。 <br>　　我對自己的檔案了如指掌，原來里面有一份血書，是我自己加進去的。“珍寶島事件”發生后，我和另外兩個同學連夜寫了血書交給黨支部，要求去參加戰斗，保衛祖國。可惜沒有如愿，事后指導員讓我把血書放進檔案里。直到1977年返滬，我才與自己的檔案“告別”，后來有一次調動工作，為了省事，檔案由我帶過去，管人事的干部把那個牛皮紙袋左封右封，真像是絕密材料似的，我心中暗自好笑。不知那份血書現在是否已從檔案袋里清除掉。</h1><h1>  <br>　　2、.給自己發函調，調查自己<br>　　文化大革命中會議真多啊，大會、小會接連不斷。每次開會，指導員就叫我念文件或批判材料。看著大家昏昏欲睡的模樣，我越念越快，就好比相聲演員說繞口令。有時看指導員不注意，我甚至會整段整頁的跳過去，讓疲憊不堪的伙伴們可以早點回去休息。今天我能順利通過教師普通話考試，與當年的“刻苦訓練”是分不開的。 <br>　要整黨了，我這個小文書竟被選進了整黨工作組。我趕緊找整黨組長申明：我不是黨員。誰知他叫我馬上寫入黨申請。天哪，我連共青團還沒有加入呢！但上級的命令是要絕對服從的，我只得連夜趕寫入黨申請，反正那些豪言壯語當時背得滾瓜爛熟，要多少能寫多少。 <br>　沒幾天，指導員交給我一份名單，有知青，也有老職工，大概三四個吧。叫我立刻去團部保衛股發函調，我發現其中竟然有我的名字。我不得不填寫了函調表發往父母單位，調查自己的家庭出身及社會關系。回函內容不出我所料（因為我的檔案中早有記載）：伯父在美國，有一個堂兄1948年留學美國，是內科醫生，另外一個堂兄1949年留學美國，是外科醫生。雖然我出生前他們早就去了國外，而且我們沒有通信來往，但在文革時期，有海外關系就是件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記得有部電影中的對白：“海外來人了。”這個“海外來人”就是特務無疑。 <br>　我從團部取回函調材料交給指導員，他沒說什么。支部討論后，讓我把函調插入各人檔案，當然我入黨的政審關就沒通過。通不過就不入吧，問題是他們過幾個月就給我一份名單，每次都有我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地讓我發函，自己調查自己。每次回函又大同小異，真使我忍無可忍。最后黨支部終于明白：我的“政治污點”是無法抹去的，不再堅持讓我入黨了。隨后我非常順利地加入了共青團，可能團員的政審條件要求可以降低許多吧。 <br>　后來推薦工農兵大學生，雖然群眾給我的選票很多，仍因為我的海外關系，政審沒有通過，那次給我打擊確實很大。誰知1977年我病退回滬，年底正趕上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我順利考入上海師大物理系。畢業后分在上海一所中學教書。</h1><h1> 而我的那些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的同學，大多數人在外地工作。他們的孩子成了知青子女。有些人為了孩子落戶上海和考大學等問題，來回奔波。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h1> <h1>06年我們回農場探望老職工</h1> <h3></h3> <h1>十、愿悲劇不再發生　　　<br>　看了藍色大衛制作的 MTV《我們這一輩》，心情久久無法平靜，那14名知青稚氣未脫的面孔，時刻浮現在我眼前。 <br>　1970年11月 7日，35團團機關和工業二連的13個女青年和一個男青年為了撲滅山火，都在那一夜壯烈地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來自北京、上海、哈爾濱，小的僅17歲，大的也不過22歲。他們的名字：欒英、潘文瑄、王曉勤、王秀榮、薛克平、傅小芳、耿淑媛、馬玉蘭、周秀蘭、鄭秀榮、王立榮、劉文、史麗露和男青年傅強，我們要永遠懷念他們。<br>　　我、微風和大衛等都在北大荒參加過撲滅山火的戰斗。 我是32團的，離35團比較近。</h1><h1>　　1970年11月，35團因為燒荒跑火，燒了幾天幾夜，一直燒到了中蘇邊境。記得那年秋天干旱，野火越燒越旺，我們32團也有不少山林燃著了，情況十分緊急。 <br>　　接團部命令，我們多次乘軍用大卡車，上山撲火。有時一天上山去幾次。剛把火撲滅回來，臟衣服浸到水盆中，還沒有來得及洗，就聽到緊急集合的鐘聲趕緊往外跑。有一天我接連泡了三件襯衣，后來干脆臟到底，不換了。<br> 　　記得最清楚的是一次晚間上山，每人帶了幾個饅頭做干糧，在山林中深一腳淺一腳的走著，周圍都是燒焦了的樹木，哪兒有火，哪兒就是我們的戰場。<br> 　　遠處山頭火光沖天，我們就往那兒跑去。當時心里一點也沒有覺得害怕，只想著考驗自己的關鍵時刻到了。 <br>　　幸虧我們連長很有經驗，事先把知青分成幾個小組，指定老職工帶領。我們撲火的工具是樹枝和麻袋。老職工會看風向，跑到火場邊，老職工事先將一片空草地點著，燒完后，帶著我們背風撲火，并時刻提醒我們注意安全。我們表現都很出色，輪流沖上去，拼命揮動手中的樹枝和麻袋（周圍沒有水源）。煙熏火燎的，辮梢、劉海甚至眉毛也被火燎著了。<br> 　　現在我明白，人和火斗，并不靠勇氣、毅力，全靠經驗、智慧，還有就是靠運氣了。掌握風向尤其重要。如果火迎面燒來，或被火包圍住了，要在火快到眼前時迎面點火（這時的風一定是吹向火場的）。就可以燒出一塊安全的地方。火點早了點晚了都不行，十分危險。</h1><h1>　　35團那14位知青，就是因為沒有撲火經驗才葬身火海的。 <br>　　我們連隊幾次撲火，還在山上過夜，但沒有人員嚴重傷亡。如果遇上一個沒有滅火經驗的領導，憑我們當時的一腔熱情，很可能與35團那幾位知青一樣長眠在北大荒了。<br> 　　大衛的 MTV使我又想起了1970年11月在荒山上度過的那些日日夜夜，讓我們為那些犧牲在北大荒的知青們致哀，永遠不要忘記他們，也希望此類悲劇永遠不再。（2003-08-23 于上海）</h1> <h1>去年，倉庫劉保管的兒子大山特地去九連拍攝了許多照片，發到連隊微信群里</h1> <h1>后面是知青大宿舍，現在都已荒廢</h1> <h1>這片黑土地曾經留下我們青春的腳印和汗水，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北大荒。</h1> <h1>　　時光穿越，我騎馬走在去團部的大路上。這張照片是合成的。背景照拍攝于2003年。一位在六師師部工作的網友黑土大地看到我寫的北大荒回憶錄后，特地委托在三師北興農場工作的同事去拍攝的。</h1><h1>這是在場部朝著九連方向拍攝。</h1><h1> 我當文書時，在這條大道上走過無數次，去軍務股交報表，為知青探親開通行證等，去保衛股發函調等，一周要跑好幾趟，所以記憶深刻。</h1><h3><br></h3><h3></h3> <h1>最后添加一個我制作的視頻：《往日時光》，改動了部分歌詞，以表九連知青對北興農場的思念。<br>演唱者是上海知青何壽源</h1> <h3>03年我在春華秋實博客中發表了北大荒回憶錄，后面有許多跟貼，我覺得挺意義，截屏后保留在最后。</h3> <h3></h3> <h3>這個截屏最后有個留言，署名是本人也在九連，</h3><h3></h3><h3>不知道是哪位知青朋友。那時候手機都不普及，上網的人也少。</h3><h3>現在有了微信，大家網上聯系方便許多。</h3> <h3></h3> <h3></h3> <h3></h3> <h3></h3> <h3>這是九連北京知青給我的留言。</h3><h3>不知是哪位？現在一定也在我們九連微信群里了吧？</h3><h3><br></h3><h3></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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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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