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br></h3><div> 到臺灣作一次鄉村游,是跟我兄弟柴總占安系列旅游的第一站,商量了小半年時間,終于成行。我第一次接觸臺灣人,是1987年,那時候我還是個律師。有一天,老舅帶來一個客人,說是老家人。他1949年當兵去了臺灣,從臺灣回來省親,帶回來30多萬美元。如果按照國家牌價,只有3點多的匯率,黑市上已經炒到了8點多,讓我想想辦法。我剛好有個同學在外經貿廳,就找到他把這事給辦了。春節我回去看舅舅,他給我講了這個臺灣人的故事,說他離開大陸的時候是哭著走的,發誓再也不回來了。我問原因。舅舅說,他把30多萬美元換來的200多萬人民幣,給家里的三個兄弟平分了,走的時候還剩下了5萬多,就隨手給了一直伺候在側的大哥的兒子。這讓二哥三哥覺得他偏心,就不搭理他了,走的時候連送都沒送。</div><div> 這事兒剛好過去三十年,現在我站在臺灣的土地上想起來,五味雜陳,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臺灣,真的是我們失散了多年的兄弟嗎?誰還記得,我們改革開放之初,他們就像我那個老家人一樣,扛著滿蛇皮袋子花花綠綠的美金,來幫我們建工廠修道路興學校,一直到填滿我們的腰包?</div> <h3> 現在,到臺灣來的觀光客,不乏我兄弟這樣的企業家。他們穿著大褲衩子,赤腳趿拉著托德斯軟底便鞋,一言不合,就能抖手買下半個臺北來。在低調謙和的臺灣企業家面前,他們大談克拉運河的開鑿和PPP盛宴。他們的笑聲余音繞梁,聲震寰宇,但我覺得不如臺灣企業家的笑殷實而豐滿。臺灣企業家知道他們的財富現世安穩,連總統都休想染指。而我們企業家的笑就像他們的財富一樣充滿了不確定性,遇到哪個領導稍有不快,柔若無骨的小手那么一捏,頃刻之間就會灰飛煙滅。</h3><div> 我想起來來臺灣前兩天,占安兄弟拉著我去看了黃河邊上的河神廟嘉應觀,里面有雍正皇帝親筆撰文書丹的銅碑,據說是中華第一銅碑。但在移動的過程中,蹭出了一條裂紋,從而發現這座銅碑僅僅包了一層銅皮,里面是鐵的。說實話,我覺得這就像我兄弟這些大陸企業家的尊容一樣,涼而薄,有一種塑料感,稍微一剮蹭,就露出了赤銅下面黑鐵的里子。</div><div><br></div><div><br></div><div><br></div> <h3> 我對臺灣心心念念,跟蔣公中正還有點關系。我大娘跟我說,老蔣這個人,特別仁慈正派,從不耍弄下屬。我大娘是昆明一個大鹽商的女兒,跟我大爺結婚的時候,我大爺還是一個中下級軍官,但他是黃埔軍校蔣中正校長的學生。他們在當時昆明最豪華的春城飯店舉辦婚禮時,蔣介石還發了賀電。后來我大爺率部修建巫家壩機場,昆明失陷前,蔣介石派專機接他們去臺灣。臨到機場我大娘變卦了,說當兵就是穿衣吃飯,何必到臺灣去?結果他們就留下,立馬向解放軍投誠了。</h3><div> 后來,我大娘姊妹四個,被折磨得死的死傷的傷;我大爺兄弟四個,不是被整死就是自殺,無一幸免。我大學剛畢業的頭兩年,天天用復寫紙為我大爺寫上訪材料,但寄出去都杳無音信。后來還是美國黃埔軍校同學會伸出援手,救他們于水火,把他們從一個偏遠得不通公路的農村,舉家遷往昆明。</div><div> 我大娘始終對上級組織充滿感激之情,說她現在享受的全部都是上級給的。她說的也有道理,可能因為我大爺修建了巫家壩機場,現在他們全家坐云南航空公司的飛機去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免費的。我的弟弟昆明,也被安排在機場當了領導。大娘的那些孩子們也都爭氣,而且最讓人放心的是,他們都很愛國,抵制日貨,抗議薩德,捍衛南海,都沖在最前面。只是我發朋友圈為地主鳴不平、對文革有所非議的時候,大爺最小的女兒我志紅姐就會給我留言說:“兄弟,咱們家的親戚都是地主富農,那時候見了面都不敢說話,不敢相認啊!”</div><div>我不禁想起我在老家上學的時候,每天從她們家屋后路過。她們的土坯房,后墻全部被水泡塌了,屋頂挨著地。大爺自殺后,有人勸我大娘找個貧下中農結婚,讓孩子們有個依靠。我大娘勃然變色,拍案而起,說,貧下中農,我還真看不起呢!</div><div> 大娘啊,這話放在大陸說,是悲劇;要是放在臺灣說,就是小喜劇了。我好恨你!當初您老人家要是上了蔣公的飛機,我來到臺灣也不至于天天跟著柴總占安蹭吃蹭喝吧?</div><div> 然而,明天無論如何,我要代表大娘,給蔣公上三柱香。</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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