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父親已經去世五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經常清晰地浮現我眼前。特別是他晚年時，在雙目失明、左耳失聰的情況下，依然趴在桌上筆耕不綴的情景。<br>那時，父親因文革遺留的傷疾引起雙目失明已近二十年了。左耳也因當年被造反派搧耳光，致使耳膜破損早已聾了。可喜歡舞文弄墨的他不甘于黑色世界的寂寞，竟嘗試著將瓦楞紙板當中挖空做成寫字模框，下面墊上信紙摸索著在框里面寫字。功夫不負有心人，幾年下來竟寫滿了厚厚的十幾本信紙。</h1> <h1>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特別是幾個關鍵節點上，父親對我的關懷尤為難忘：<br></h1><h1>三年自然災害那時，我因營養不良被診斷患了“雞胸”（佝僂病）。是父親不顧嚴寒酷暑，還是刮風下雨，每天送我上診所打鈣針，讓我如今長成一米八的高個子。</h1><h1>文革中武斗盛行，有一次我不幸被磚塊砸中下巴，父親果斷將我從現場揪回來送進了醫院。過后嚴令禁止外出，并給我買了把二胡。從此我成了逍遙派，但有幸因此學會了今后改變我命運的二胡。</h1><h1>我下農場不久，全家又被下放農村。父親特地選擇離我農場最近、但最貧窮落后的響水縣下放，以便就近照顧。為了來看我，他每次都要騎行五六十里，過二條河。有一次，沂河塘提前放水，他扛著自行車涉水七里，中途差點發生意外。</h1><h1>當我在農場第五個年頭，看到朝夕相處的同伴一個個離開了農場，或上學或參軍，或上調兵團工廠，或病退返城回家，而我因毫無“門路”心灰意冷時，父親竭力爭取，將我從農場調到了響水縣農村。讓我的特長在農村有了長足的發揮，因而參軍入伍跳出了“農門”。</h1><h1>當兵后，他寫信鼓勵我積極上進，并將爺爺受日寇迫害致死奶奶受辱的家史勉勵我不忘家仇國恥，學岳飛精忠報國。還多次來部隊探望，給我留下許多珍貴的軍營寫真。<br></h1><h1>今天是父親節，我深深緬懷父親：</h1><h1>不管順境逆境，始終追求進步，兢兢業業、勤奮工作，充分體現了50年代老知識分子的優秀品質。</h1><h1>父親一生推崇“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實實做事”，足以教育我輩，啟迪后人。</h1> <h1>父親生于1922年5月28日，是家中五個孩子中的長子。由于爺爺過早逝世，已讀初中的父親只得輟學，十六歲就到工廠當學徒，先后在上海申新二廠、九福布廠、保豐紡織廠當過工人、練習生、副領班。1944年進入無錫一家最負盛名的紡織廠，1959年調到市紡織研究所，1962年又回到原紡織廠。1969年底下放蘇北農村，1977年調回市紡工局技術科，1978年又調到紡工局農工商聯合公司，1984年光榮退休。</h1><h1>父親在紡織行業工作了四十多年，無論在紡織技術上，還是在生產管理上，都稱得上是“行家里手”。</h1><h1>50年代，他多次評為先進工作者，參加無錫市代表大會，并出席全國工會宣傳工作會議。</h1><h1></h1><h1>在紡研所，他帶領研究的“白泥上漿”課題論文，代表無錫市參加了全國紡織學術年會。</h1><h1>下放農村返城后，他沒能回原單位，被上級單位紡織工業局招致麾下，負責籌建馬山紡織新廠。</h1><h1>到退休年齡時，又因為他的專業強項，被要求發揮“余熱”多干了二年。</h1> <h1>上世紀五十年代正是急風暴雨般的社會變革時代，從抗美援朝、公私合營，到三反五反、反右斗爭，父親都積極地參加了這些運動。</h1><h1></h1><h1>這時的父親仿佛煥發了青春，他年輕時曾參加過“江抗”（江南抗日救國義勇軍無錫救亡團），擔任第七組組長，在敵占區（無錫當時已淪陷）進行發傳單、送情報等抗日活動。</h1><h1>后來組織暴露了，準備連夜轉移。由于奶奶的再三阻撓，父親沒有和其他革命志士一樣，轉移到蘇北根據地從而走上革命道路，這件事成為他畢生的遺憾。</h1><h1>為了彌補他年輕時的“過失”，解放后，他積極靠攏黨組織，在歷次運動中都沖在前面，發揮他的一技之能。</h1><h1>他積極參加公私合營運動，當選為工廠合作社理事。</h1><h1>他認真探討漿紗工藝革新，多次在工廠放出“技術衛星”，被評上先進生產者。</h1><h1>記得大煉鋼鐵那會，為了給“小高爐”增加能量，父親響應街道號召，帶了我和妹妹把家里的舊飯鍋、銹菜刀等鐵器搜攏一空，一股腦兒拿到了東門吊橋前的廣場。那里到處是磚頭高壘、濃煙滾滾的小高爐，人人動手，個個忙活，讓我從小就見識了群眾運動的宏大場面。</h1><h1>文革中，他深受迫害。在批斗毆打之余，他忍辱負重，在漿紗車間當搬運工。百多斤的沙盤，他一人就搬上搬下，甚至腳趾都砸斷了，他仍堅持上班勞動。</h1><h1>他先后兩次下放農村鍛煉，尤其在長達八年的蘇北農村中，他自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與鄉親們打成一片，誰家有困難他都慷慨解囊，全村幾乎每家都受過他的恩惠。</h1><h1>父親文化程度雖然不高，但特別喜歡讀書。記得住新彩路老家時，西廂房擺有幾口大書櫥，里面放著幾百本書籍，那是父親的最愛。每一本都被他精心貼上標簽，記上書號，分門別類，排列的整整齊齊。</h1><h1>父親的朋友經常來我家借書，他們感嘆父親的藏書之豐,涉獵之廣，給我童年留下了深深的印象。</h1><h1>每逢周日，父親帶我逛街（那時母親周六休息），去得最多的就是新華書店。往往，他拿著一本“大”書，讓我拿著一本“小”書，兩人看的津津有味，一看就是半天，回家還捎帶著一大簍書。</h1><h1>父親的字寫得非常好，特別是小楷，標準的顏體，經常有人上門來求墨寶。</h1><h1>父親還喜歡舞文弄墨（盡管文革中很多成為了他的罪證），他創作的反映抓特務、反貪污的多個劇本，先后獲得無錫市工人文藝會演的特等獎和二等獎，他把獎金捐獻給了飛機大炮（抗美援朝時的募捐活動）。</h1><h1></h1><h1><br></h1> <h1>父親在紡織界的資歷較長，當年的工資很高。為了向工農干部看齊，他自愿提出工資減半。即便如此，每月一百多元的收入在當年的無錫小城市仍顯得眾目睽睽。</h1><h1>為此，他從小就告誡我和妹妹，要艱苦樸素，不可追求奢華。吃飯時，要注意“吃相”，防止飯菜掉落地上。吃完后，碗底不能留下米粒菜屑。</h1><h1>五六十年代，物質條件比較匱乏，一切都靠戶口定量供給。肉、魚、蛋以及豆制品等都是憑票購買，每人每月僅幾兩而已。而家禽則是逢年過節才有的稀罕貨，甚至特定季節的蔬菜都要定量供應。當然，假如有錢，黑市上這些也可買到，可我家從來沒有這樣做過。</h1><h1>可有一樣“奢侈”品卻歸我所有。每天一瓶鮮牛奶，那是父親作為“高知”配給的。就憑它，我的“雞胸”終于沒有發展成前突后凸的丑樣，給扼殺在“萌芽”中了。</h1><h1>平時，我們吃的全是蔬菜，偶爾燒了紅燒肉（父親最愛吃了）也舍不得一次拿出，而是每頓撿幾塊，與大白菜一起煮了吃。只有星期天與父母在一起時，才有些葷腥見到。甚至，在“三年困難時期”，醬油湯也成了桌上“常客”。<br></h1><h1>記憶中，我們對韭菜炒雞蛋是情有獨鐘，百吃不厭。記得父親曾對我說，以后到你家吃飯，我只要有韭菜炒雞蛋就行了。后來，真到了我成家立業后，卻很少邀請父母來家吃飯，更不用說韭菜炒雞蛋了，想到此不免淚眼婆娑。</h1><h1><br></h1><h1><br></h1> <h1>文革開始了。剛從紡織研究所調回老廠不久的父親，不幸成為了運動的“靶子”。</h1><h1></h1><h1>父親是個“技術干部”，又不是黨員“當權派”，按說輪不上為批斗對象。但他是“老紡織”出身，解放前就在該廠工作，由于對手下的管理一向嚴格，多年來肯定得罪了不少人。</h1><h1>再加他到紡研所工作出過許多研究成果，多次評為先進，并被推薦到北京開過會，這就養成了他特別看不慣沒有技術的同事，所以在廠里留下太多的恩怨。</h1><h1>他還喜歡“拓筆頭”，很早就是無錫文聯的會員，電臺、報紙上經常發表文革中喻為“封資修”的文章，這些對造反派而言，都成了一一罪狀。</h1><h1>他們認為：我父親不僅在日偽時期“吃得開”（顯擺），在國民黨時期也“吃得開”，甚至解放后依然“吃得開”，是個不折不扣的“三開干部”。因此，他成了廠里最早的揪斗對象。</h1><h1><br></h1> <h1>至今我還清晰的記得那個場景：在我家大院的門口，橫放著一條長板凳，父親兩腿顫抖著站在長凳上，脖子上掛著用鉛絲吊著寫上“三開干部”、并用紅筆打叉的大木牌。刁奸促狹的“造反派”們不僅選擇了這個醒目“市口”（旁邊是幼兒園，迎來送往的家長特別多），而且讓個子本來就高的父親站到了板凳上低頭認罪，讓人遠遠望去一覽無余。<br>木牌足有十多斤重，父親的脖子被鉛絲勒出深深的傷痕，而旁邊圍滿了嬉笑謾罵的孩童和看“西洋鏡”的鄰居。<br>此時，可想而知父親的內心充滿了羞愧和內疚，那是對家庭的內疚，對孩子的內疚，也許還有對領袖的內疚（憑當時人的覺悟）……<br>后來我得知，那一天上午，已經好幾天沒有歸家的父親，在廠里飽受折磨。一個心狠手辣的造反派為了逼他認罪，連續狠狠抽打了他幾十下耳光。眼鏡打碎了，耳朵打聾了，人都打懵了，被人押解著踉踉蹌蹌回到家里接受鄰里鄉親的批斗示眾。</h1> <h1>69年3月，為響應“到農村廣闊土地大有作為”的號召，十七歲的我在學校第一批報名到蘇北農場（當時稱江蘇生產建設兵團）。就在年底，為了擺脫政治和經濟窘境，父親順應“干部下放農村”的潮流，決定全家下方蘇北農村。</h1><h1></h1><h1>根據之前的政策承諾，父母的高工資恢復，以前扣發的部分補發，已經凍結的存款解凍。</h1><h1>在挑選落戶點時，父親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距我所在農場的灌云縣僅一河之隔的響水縣插隊落戶，全然不顧那是蘇北最貧困的而且沒有大米吃的窮鄉僻壤。</h1><h1>父親說，當初由于存款凍結，工資停發，一直拿著最低的生活補貼，僅夠勉強維持全家日常生活。所以孩子下鄉，就因為囊中羞澀，無法接濟，連衣服、被褥都是扯的農村土布做的，更不用說零花錢了。農場生活如此艱苦，讓寶貝兒子在外受苦，感到很內疚。于是，他特地選擇離我農場僅五十多里地的響南公社插隊落戶。</h1><h1>由此，父親經常來連隊看我，每次總要帶些好吃的。雖然路程不遠，但沿途要過兩條河。一條灌河需要擺渡，一條六七里長的直通大海的沂河，每到旱季斷水可以直接行走。父親每次騎了自行車來，凌晨出發，到我連隊都快晌午了。<br>有一次父親到了沂河邊，不知是上游提前放水，還是下游潮汛水未退盡，只見寬闊的河面茫茫一片，水深足有半米，只能涉水前進。由于根本看不清水面下的路，假如走偏了，就會掉進路旁的溝里，那就麻煩了。可父親為了我不顧危險，挽起褲管，肩抗自行車，循著前人的身影，慢慢涉水前進。長長的七里水路，很幸運沒出意外，安全到了對岸。</h1> <h1>那已是我在五圖河農場的第五個年頭。期間，看到朝夕相處的同伴一個一個跳出農門。表現好的推薦上了大學，出身紅的參軍入伍，有門路的調到兵團工廠，有疾病的返城回家。當我最要好的同學也調到馬鞍山他父親那里去時，我的心再也按捺不住，早把當初”扎根農場一輩子”的誓言丟到爪哇國去了。</h1><h1>可出路在哪里？那時社會上講究“根紅苗壯”，要想當兵上大學，政審至關重大。我出身既非“紅五類”，父親又是城里下放農村的“三開干部”，“競爭資本”實在可憐。正當灰心失望之際，父親及時給了我信心。在他的努力下，我離開農場調到了響水農村全家下放的地方。</h1><h1>盡管還是和泥土打交道，可父親深知我的潛力。正好那年響水縣推廣種水稻，讓我這個農場種過水稻的”大麥頭專家”有了用武之地。在父親的推薦下，我當上了大隊水稻種植指導員。</h1><h1>在農場學到的一點知識，讓我在響水農村如魚得水。從開垅挖溝、平整秧田，到撒谷布種、育苗插秧，我到各生產隊巡回講解一一示范。至于后面的水稻技術則再沒用上，因為不等水稻成熟，我已離開指導員崗位，投入到準備上學和參軍的忙活中去了。</h1><h1>那年，我作為知青優秀代表，被公社推選參加高考。當時高考推崇“白卷書生”，不考文理只考農知。所以，我又將那套水稻種植方法寫得事無巨細，講的頭頭是道，頗得主考專家和老師的好評。雖然最終沒能競爭過土生土長的農家子弟，但隨后我報名應征入伍，就是憑著種水稻練就的強健體質和優秀知青的銜頭，終于實現了跳出“農門”的夢想。</h1><h1><br></h1><div><br></div><h1><br></h1> <h1>那年的征兵名額很少，競爭非常激烈。就在歡迎帶兵首長的招待晚會上，公社文藝宣傳隊奉命演出。在聽慣了樣板戲，看厭了忠字舞后，我的一曲二胡獨奏《賽馬》令人耳目一新，頓時贏得滿堂喝彩。尤以那位帶兵首長“絡腮胡”特別帶勁，除了帶頭鼓掌外，還不斷在向周圍人打聽我的情況。</h1><h1>以后才知曉，正是我那一曲《賽馬》，勾起了這位騎兵出身的參謀長的騎士魂。出于對知青的特別青睞，此后他就一口咬定，非帶我走不可。盡管公社書記千方百計想把他那患有色盲的兒子“夾塞”進來，但最終還是讓我如愿穿上了那身久盼的綠軍裝。</h1><h1>而這一切不都是父親當初為我鋪墊的嗎？</h1><h1><br></h1> <h1>剛拿到入伍通知書，深受文革磨難的父親比我還要高興。自從城市“流放”農村后，他終于有了揚眉吐氣的感覺。看著草屋門楣上“軍屬光榮”的紅匾，他喜不自禁一遍又一遍的叮嚀我，“在部隊好好干，爭取上進，早日加入黨組織”。他多么期待兒子當兵后有進一步的“發展”，從此能改變自己乃至家庭的命運。<br>臨入伍前，父母、妹妹和我，全家一起在響水河邊的閘門前照相留念。大家笑顏逐開，父親尤其笑得開心。</h1><h1>而我，穿了肥大的棉軍裝，戴著海富絨的棉軍帽，充滿著對新生活的憧憬向往。</h1><h1>我下定決心，在部隊好好干，決不辜負父親對我的期望。</h1><div><br></div> <h1>來到部隊后，我牢記父親的囑咐，努力地“上進”自己。</h1><h1>我馴過戰馬，扛過火箭筒，當過文藝兵，也打過坑道。雖沒有戰火硝煙的磨礪，卻也遇生死危難的風險（詳見美篇“入黨的考驗”）。</h1><h1>入伍當年我就提交了入黨志愿書，第二年破格直升班長。</h1><h1>我年年獲得連隊嘉獎，本以為按照表現，發展我入黨不成問題。可直到連隊大多數班長都已入黨，甚至我的副班長也已填表，而我仍遲遲不見動靜。</h1><h1>有一天，指導員突然找我，親手把一個厚厚的檔案袋和一個薄信封遞給我。他告訴我，這是你入黨的外調材料，你父母的問題已經徹底平反了。</h1><h1>我激動地拿來翻閱，厚厚的檔案袋里全是我父母的外調資料。有經歷復雜的履歷抄本，有單位、居委開具的權威證明，白紙黑字紅印，張張證明著事實的無誤。其中，歷史問題，文革審查結論，同事鄰居揭發材料，無一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甚至還有八竿子都打不著的海外關系。<br>我總算明白了，就是這些“黑”材料深深阻攔著，讓我當兵四年始終進不了黨的大門。而薄薄的信封中僅有一紙公文，那是父母原單位（他倆在同一家工廠）出具的證明，上面寫著父母已經平反，不實材料予以全部撤銷的最終結論。<br></h1><h1>不久，父親來信告知，全家將從響水遷回無錫，父母將重新安排工作。</h1><h1>啊！我深愛的老父親！我總算明白了：</h1><h1>當年英俊瀟灑的你，自文革以來為何如此迅速衰老。那強顏歡笑的臉上，深深的眼鏡片后隱藏了多少憂愁……</h1><h1><br></h1><div><br></div> <h1>父親平反回城后，仿佛解除了全身的枷鎖，重新煥發了激情。他不僅積極投身于籌建馬山紡織新廠的工作，還拿起筆，熱情謳歌新時代的來臨。</h1><h1></h1><h1>在他“七十抒懷”的作品集中，收錄的50多篇詩作中百分之九十是他平反以后的作品。他為建黨六十周年創作的詩歌“心聲——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宿愿”，充分表達了一個知識分子從對黨猶豫、徘徊直到向往的心理過程。詩作發表在當年無錫日報副刊版上，并被評為“太湖文學二等獎”。</h1><h1>特別是到了晚年，他雙目失明，左耳失聰的情況下，仍然對生活充滿信念，通過寫作，盡情的抒發他的熱情。每天他都要在硬板紙鏤空做成書寫模板上，雙手摸索著寫字四五個小時。</h1><h1></h1><h1>他先后寫了“被湮滅的一代名匠——記橡皮礱谷機發明者施金川”、“龍船幫的傳說”、“勸君莫污太湖水”、“二十世紀家鄉喪葬風俗的變化”等十多篇介紹無錫風土人情的文章，多篇發表在《太湖》雜志和《無錫史志》上。</h1><h1>親愛的父親！今天我們在這里緬懷你，不僅感謝你的養育之恩，更感激你傳下的知書達理、溫良謙恭、勤奮好學、執著頂真的品質。盡管你的一生追求有些未能如愿，但你的子孫后代都非常努力。有的事業有成，有的學業有獲，實現了你未達成的心愿，延續著你傳下的門風。</h1><h1>愿你在天國一切安好！</h1><h1><br></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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