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淅川縣城的選址及原規劃</h1><h3> 羅繼緒口述 劉先敏整理</h3><h1> 淅川縣城的原城址在現在的老城鎮六里岈向南去六里地的水庫淹沒處。現在的新縣城是一九六零年秋天開始興建的。對于新縣城的選址確定的全過程和原來的設計規劃工作我都參加了,現回憶如下。有不對之處,望知情的同志給予指正。</h1> <h1> 一</h1><h1> 一九五六年元旦,長辦測繪隊來淅川沿丹江兩岸由下游到上游進行測繪。我時任縣人委秘書。測繪隊有一同志找到我想借一把算盤。因為他是南方人,說話蠻,半天我也沒聽懂。沒辦法,我讓他寫到紙上才明白了意思。以后我們交往多了,逐漸熟了,在閑拉呱時我問他們來測繪丹江兩岸的村莊地形干什么用?他告訴說丹江口要建一個大水庫,丹江上游凡是海拔在175米以下的村莊居民都要搬遷。老縣城縣政府大禮堂的位比較高,我看他們用漆在墻上寫了154米,不用問,老縣城屬搬遷范圍。</h1> <h1> 到了一九五七年秋天,南陽行署開縣長會,縣長不在家,就由我這個秘書去代會。會上,長辦負責人口頭要求淅川要在一九五八年清理庫區。所謂清理庫區,就是在淹沒前淅川沿丹江兩岸凡是海拔在175米以下的地方,樹木要全部放光,樹根要全刨掉,河壩和河坡要削平,以防將來水庫蓄水影響航行;水井要全部填了,以防航行掉物難以打撈;廁所要消毒后填封,所有患傳染病死去的人和畜生的尸體要消毒后再埋,已經埋掉的要挖出來消毒處理,以防止污染庫水。回淅后我把會議精神向縣委、縣人委領導作了匯報。一九五八年春季,南陽行署又召開會議。因為那時已開始了大躍進,縣長們有的下鄉蹲點,有的大煉鋼鐵去了,我又代替縣長參加了會議。會上,長辦領導問到了淅川移民清庫的事,我回答:“淅川需要動遷15萬5千余人,不知到要朝哪兒搬?”行署領導說:“咱們南陽地區也沒地方安置這么多人,如果不行,你們的李官橋、埠口區這部分劃給鄧縣算了,丹江南岸的滔河、宋灣區劃給湖北算了。”回來我向縣領導如實作了匯報,縣領導聽了地區領導的意見,認為那樣淅川的地盤就很小了,人也少了,將來要被瓜分了,就不準備再建縣城了。事情就這樣擱置起來。到了秋天,省民政廳來了一位領導,閑談中詢問我:“淅川縣城究竟能不能淹沒?”我說:“長辦測量人員說要淹沒。”他說:“那你們縣城準備怎么辦?”我答:“地區的意思是將來把淅川給分了,縣里不準備再建縣城了!”這位領導一聽吃驚地說:“縣級行政區是由國務院批準設立的,怎么下邊誰說分就給分了?這心里還有中央沒有?”我說:“那是上邊說的,我們有什么辦法!”</h1><h1> 這位省廳領導就急急忙忙回去向省委、省政府匯報了情況,省里立即通知地區領導去省里開會了解情況。地區領導回來后就派人到淅川讓趕快選新縣城址。</h1> <h1> 二</h1><h1> 第一個新縣城地址定在老城鎮的塚子坪。其原因有二:一是地區領導來介紹了國家要修西漢(西安至武漢)鐵路,貫穿荊紫關、沿丹江到老城、走鄧縣到武漢。在荊紫關鎮準備設一樞紐車站、老城設一小站,縣城設這兒可借鐵路交通之便進行發展;二是這里離老城才十幾里路,拆御的東西好搬運。可是后來因丹江口建水庫,淅川要淹沒,國家就把建設這條鐵路線先放下了。鑒于這種情況,第二個城址定在蒿坪鄉(現金河鎮)的墰山。我們一行去看后感到這地方太狹窄又缺水。又跑到馬蹬的官府山考察,感到將來這里水一上來,成了孤島;于是就過馬蹬老鸛河、到卡房的山嶺上看,看后覺得一上水這地方也太窄了。以后我們又到黃莊的桐柏廟去考察,這里地域比較開闊,覺得把縣城遷到這里比較合適,于是就把打算向地區作了匯報。地區領導聽后,看了看地圖說:“你們設桐柏太偏南了,南邊就沒地了,離荊關、寺灣幾百里,縣城擱這兒不是中心,不利于淅川的行政管理和經濟發展。自解放建國以來,地區每次召開會議,淅川不是缺席就是遲到。原因是啥?就是因為淅川交通不便,交通不便的主要障礙就是隔個老鸛河,河上沒有橋,一漲水就過不來。因此建議你們選縣城城址的時候要把老鸛河這個天然交通障礙考慮進去,應該在老鸛河以東選址,離南陽越近越好。”</h1> <h1> 鑒于地區的意見,縣里就把新縣城的選址集中到老鸛河東邊了。有人說羅繼緒是上集人,所以是他把縣城選到上集的。這真是冤枉我。1958年大煉鋼鐵,當時的副縣長馮志信在西坪頭負責煉鐵,他認為這個地方是淅川離南陽最近的地方,適合建縣城。他把想法向縣主要領導作了匯報,縣委、政府領導去看了后同意了他的意見,派了有關技術人員前去進行測量設計,隨之,向地區進行了匯報,地區領導即派人前來現場考察。全面考察了以后就向縣領導問道:“你們把縣城建到西坪頭,市民和周圍群眾的吃水問題怎么解決?”縣領導答:“這里有大龍廟河、石板河兩條河流的水可供縣城的人飲用。”地區領導又問:“這兩條河四季的流量是多少?最大水量是多少?將來縣城準備住多少人,每天能吃多少水,考慮了沒有?建工廠用水從哪里來?”縣領導答:“我們準備把這兩條河攔起來,修個水庫蓄水。”地區領導說:“干旱年代河水斷流了咋辦?依我們考察的情況看,這兩條河的水現在建縣城,不要說人畜飲用了,就連施工用水都不夠。你們看看中國、外國哪有建城不考慮水源的?一般都是建在水源充足的大河邊。建縣城水解決不了不行。南陽通淅川的路好改,但建一個縣城再改就不容易了!”</h1><h1> 以后,地委書記林曉、副書記楊林波又專程來到淅川,與縣委書記梁宏江、縣長李磊石一起親自選擇城址。</h1> <h1> 三</h1><h1> 經過幾個月跋山涉水的考察和比較,最后把新城址定到了上集這個地方。定此的理由是:一、這里傍臨老鸛河,解決了城市用水問題;二、縣城設老鸛河東岸,克服了淅川的人到南陽交通不便的問題;三、淅川有千條木帆船,拆遷老城,可利用水運之便將舊料運往上集搞建設。</h1><h1> 縣城新址定下后,地區讓縣里馬上搞規劃。我當時是副縣長,縣里成立建城指揮部淅川縣建城委員會,下設辦公室,由我負責全面工作,成員有靳榮軒、萬育民等十幾個人。</h1><h1> 由于當時一是沒有建城經驗,二是沒有工程設計人員,于是就在中學里找了一位老師繪了一張新縣城的圖樣,圖紙上顯示新縣城的主街道是個“十”字街。報到地區,地區領導看后十分不滿意,責令重新設計。回來后經修改,又畫了個“井”字街,圖紙呈上去,地區領導仍不滿意,批評說:“你們現在不是改造舊縣城,而是建設一個新縣城。新縣城要有新特點,要有長遠打算,長遠的眼光,要從戰備的形勢出發,用戰略的角度去建設。”楊林波書記說:“新縣城要參照蘇杭的景觀,具有園林的特點,要把新縣城建設得在全國都是數得著得,保證幾十年都不落后,不要建得平平淡淡!”</h1> <h1> 此后,地委副書記楊林波又親自來到淅川、由縣委書記梁宏江、我及其他縣領導陪同,來上集視察并進行規劃。楊書記問梁書記準備把縣城建在上集哪塊地上,梁書記說準備建在謝嶺上。楊書記問為什么?梁書記說:“這可以節約耕地。”楊書記說:“謝嶺群眾吃水都很困難,幾萬人住山上吃水怎么辦?”梁說可在嶺上建個大蓄水池供水。楊書記聽了不同意,又扭頭征求我的意見。我說:“可以一半建在嶺上,一半建在平地。”楊說:“老羅,你說說為啥要一半建在嶺上,一半建在平地?”我說:“上集就這么點地,蓋縣城占完了,群眾吃啥?”楊說:“共產黨領導下能叫老百姓餓死?要相信地占光了,對群眾的吃飯問題我們會有辦法解決的。”我說:“上集這塊地面也太窄了,擠不下縣城這么多人和機關。”楊書記說:“可以建高樓嘛,不要蓋老式房子”。最后就決定把縣城建在上集這塊平地上。</h1><h1> 楊書記又讓我們陪同他視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規劃將來的縣城是:從現在的縣一高門前(現在的縣五高)到馬家石嘴修一條林蔭大道,使外人一進淅川感到綠樹掩映、山明水秀,別有一番風光,且一下子看不到縣城的房子。縣城中心建一個十字街,圍繞這個十字街建環形路,建三環或四環,具有戰略意義。楊書記的意見定下后,又怕上集的地層不能建高樓,回地區后就請來了省里搞地質建筑的工程技術人員來淅勘探。勘探的結論是:這地方建十層以上的樓房沒一點問題。</h1><h1> 藍圖形成后,省里的設計人員根據淅川縣城將來按五萬人居住,把街道定為了38米寬。其中有一位技術人員詢問我:“淅川經常刮什么風?”我說:“夏天東南風、冬天西北風。”他們便根據我說的情況進行討論,把縣醫院設計到鄭灣居委會現在國營地毯廠的位置上,理由是這里背風向陽,可以防止細菌順風擴散。把縣高中設計在老墳崗烈士墳一帶,說這里環境幽靜,是學生學習的好環境。把戲院、電影院設計在老街的楚都購物中心的后面,理由是以免擱市中心引起擁擠。</h1> <h1> 四</h1><h1> 1959年9月,縣城建設開工啟動了,縣里從各公社抽調了三千青壯年歸我指揮。建房需要木料、磚瓦、石條、鋼筋、水泥,我就根據這些人的專長把他們分成伐木隊、運輸隊、木工隊、打石條隊、燒窯隊,建筑隊、采購物資人員隊等。以后建城辦公室宣布撤銷,這些隊就演變成了建筑公司、運輸公司、物資公司、磚瓦廠、移民辦等機構。</h1><h1> 咱山區缺少技術工人,來這三千人都是農村挖镢頭出身,出個死力氣行,干技術活就不行了。建筑隊挑了4個能抱角砌墻的人,一個砌內山墻,一層房就歪了60公分,真是沒辦法。地區知道后,就派了三十多技術人員來。但來的這些人年歲都偏大,只能作技術指導,把把質量關,建筑上就是要聽人家的指揮,淅川的人主要就是搬磚提泥當個小工出死氣力。才開始那條件真差,我們建城辦公室的人住的都是用芭茅蔸搭的草棚子,冬天透風涼。有一些工人受不了,就偷偷跑回家不干了。</h1> <h1> 在最后確定街道的寬度時,技術人員定38米。林曉書記來了說要定42米。我說應按技術人員的數,人家有科學依據,林書記說將來縣城人口發展了、車輛增加了,時代改變了,38米太窄。我倆爭論了一番,梁宏江書記聽后批評我說:“你聽上級的還是聽專家的,想走白專道路?”他這是在提醒我。我一聽忙說:“聽上級領導的!”林書記說建42米有他的道理,市中心的“十”字街將來四角的房子蓋成“U”形,這個“十”字的空場就大了,縣里開大會可在此開,不再另設廣場,這樣道路、會場兩用,看起來是占地,實際是省了地。</h1><h1> 城建工作按照計劃緊鑼密鼓有序的進行。但由于大躍進年代淅川“五風”嚴重,1960年秋天縣委書記梁宏江、縣長李磊石被拔了“釘子”,被看管受審,地區派秦一飛來任書記。秦書記來后看到了淅川蓋的東大樓、西大樓、縣委餐廳和縣委辦公房后,就嚴厲批評我,說建房太奢侈。我分辯說:“地區領導曾指示說建縣城是百年大計,一定要注重質量。”秦書記說坐在土坯房里照樣可以辦公,并就此提出今后建房的14字方針:“毛石根腳板打墻,竹桿椽子草氈頂。”當我向他匯報了街道原定的寬度時他說:“這上集八棒子撂不住一個人,街道要那么寬干啥?我看24米就足夠了!”</h1><h1> 1985年寧指南書記來淅川工作。一天他在街道上走走看看,問身邊的人,當初是誰把街道建得這么窄?身邊有個干部說:“是羅繼緒。他那時當副縣長,是個工農干部,不懂個啥,拿個竹竿棍子量量就定下來了。”</h1> <h1> 五</h1><h1> 當時,城建辦按照秦一飛書記建房指示,房子由磚木結構改成土木結構。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家還可看到的人武部、郵電局等單位住的草房就是那時蓋的。由于是1960年冬季,在建新房用板打墻時,土比較干,只有澆上水才能夯實,冬天澆水土上凍,夯的墻看著沒事,可是當房頂氈草后,室內溫度升高,墻上的冰解凍,結果倒了一批房屋。這時就有人說是羅繼緒偷工減料搞貪污造成的,對我進行查賬審核。</h1><h1> 1961年初的一天,秦書記把我叫去談話,說我建房浪費了錢財,造成了淅川餓死許多人。我說:“餓死人是農村吃食堂飯引起的,我一直在政府工作沒下鄉辦食堂,我這幾年抓城建,我所管轄的人沒餓死一個,餓死人的事與我毫無關系。”秦書記說:“你是副縣長,淅川餓死了這么多人,就是把罪責分分也應該有你一份。”說完就有兩個解放軍戰士持槍上來把我押送到老城進了“學習班”。</h1><h1> 經查賬我沒貪污一分錢,餓死人的事我也沒有直接責任,當年4月份就把我送到南陽去“冒氣”。所謂“冒氣”就是讓我發泄“怨氣”。當時地委干部白風暴說我:“五風你沒錯誤,但你建房不按地區的指示辦,不懂科學,不懂建筑,蓋草房倒塌,瞎指揮。”我說:“一個人被殺死了,是殺人的有罪呢還是指使殺人的有罪?有領導指示我蓋草房,當時我不蓋草房就說我是對共產黨不滿。我有什么辦法?”</h1><h1> 淅川縣城的建設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正如李瑞環主席說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有時候個人也起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在重要位置上的人。”淅川縣城的現狀有明顯的時代烙印。今天我把這些講出來,讓后人以史為鑒、少走彎路、決策辦事時都要從長遠計議。看到今天改革開放,縣委、政府領導一任接著一任干,淅川縣城舊貌換新顏,淅川縣城的建設真是日新月異,我十分高興。</h1> <h1> 《淅川縣城的選址及原規劃》這篇回憶錄,是二十年前由時任縣政協文史委主任劉先敏與父親訪談后整理,2016年縣政協編纂《淅川移民紀實》收錄了這篇回憶錄。</h1> <h1> 父親是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就任縣人民政府副縣長,無論是任縣移民指揮部主任、區委書記、縣醫院院長、財委副主任、人大辦公室主任,還是下放到大石橋鄉磨峪灣水電站工地、香花鄉宋崗電灌指揮部,都始終聽從組織安排,任勞任怨地為黨工作,忠誠黨的事業,直到年滿60歲離休。</h1> <h1> 2017年2月2號農歷丁酉年正月初六,四世同堂的父親無疾而終,享年94歲。今天,是父親逝世的百天,謹以此緬懷。</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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