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小道可觀》,作者潔塵。三月三日到三月四日。</h3> <h3>潔塵無疑是個美女,但她和已經標簽化了的美女作家們不同,文字和眼角眉梢都全然沒有一絲騷氣和風塵氣息。所以我并不認同為這本書寫序的另一個女性作家瞿永明說的潔塵的文字華麗、撩人,有一種妖嬈得一碰就碎的氣質。這樣的文字氣質在很多女性作者的文字里都可以找到,但多了會膩會失之淺薄,比如安妮等寶貝們,少了又會淡會沒有味道,比如丁玲等革命家們,分寸拿捏到位的話,文字就和熟女的眼風一樣有了讓人吮指留香流連忘返的魔力。這樣的魔力張愛玲的文字里有,大概是前年吧,偶爾讀到篇小說也有這樣的魔力,小說的作者叫盛可以,也是個漂亮女人,后來又去找了她的書看,字里行間確實有淡淡的雌性荷爾蒙的氣息。 《小道可觀》是我讀的潔塵的第一本書,冷靜理性,氣定神閑,不輕薄也不高冷,沒有瞿永明說的華麗妖嬈,比盛可以中性化些,但字里行間又分明有女性作者特有的氣息。潔塵是個書房作家,相較于生活,她文字的養分更多地來源于她的閱讀。這本書是從女性作者的角度從中西方四十余個女性寫作的文本中解讀寫作者本身,序和后記的作者也是女性,所以當我作為女性讀者來讀這本書的時候,就構成了一種層層疊疊的蔚然大觀的然而也更純粹的女性視角,雖然可能走偏,但別有一種趣味。如同雨天幾個閨蜜捧了茶各自散落在同一個屋檐下,或站或坐或臥或蜷,嘰嘰喳喳,不遺余力地自戀自怨或者互捧互貶,聊完了各自回家各找各媽,就和女朋友們常說的那樣,各自精彩又各自照亮。</h3> <h3>我喜歡看女性作者寫的書,無它,因為輕松。我很愿意去相信男性和女性是兩個世界,雖然有交集,但思維方式,尤其是個人化的情感體驗,因為基因的原因有了很多的不同。所以,異性之間交往溝通很重要,而同性之間則因為很容易代入所以更容易相互了解和體諒。</h3><h3>我在女性的文字里常常能找到共鳴,比如在寫日本女作家恩田陸的這篇《星星的瓢潑大雨》里,潔塵這么說道:"我的青春已經很遠了,到了這個年齡青春的概念也越來越模糊。于是,我所認為的青春大概定格在大學畢業之前了,或者還要往前,最純真的青春之味兒,應該在十七八歲吧,那個時候的我在想些什么,有什么樣的喜悅和煩惱,對現在的我來說是一片空白,這讓人很沮喪,似乎失了憶。"然后恩田陸的《夜晚的遠足》把她部分的青春記憶給喚醒了,和我一樣,"偶爾被喚醒的青春記憶不是事件性的,而是一種情緒,"一種呼之欲出的似曾相識的情緒。</h3><h3><br /></h3> <h3>又比如,在寫以色列作家茨魯婭的《在移動中哭泣》中,她這樣寫到:"在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會哭泣的。都有一些當時覺得過不去的坎,都有一些感覺窒息的夜晚,都有想發飆、發瘋的時刻,但一個質地堅實緊密的人,總是會想辦法讓自己鎮定下來,讓生活繼續下去。他們會照樣工作,照樣吃飯,照樣睡覺,照樣打掃衛生,他們能夠控制自己去遵循生活基本的也是原有的秩序。反過來這些秩序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幫忙他們盡快復原,這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是一個良性循環,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把飲泣壓回到內心之中,用他們強大的力量把這些淚水轉化成一種養份,從而使自己又獲得了一次成長"</h3> <h3>閱讀是內心里一層一層涂抹的過程,通過不同寫作者對同一段歷史、同一個事件、同一個人物的解讀,我們對他們的認識就更立體更全面,比如《小道可觀》的序和后記從幾個朋友的視角寫了對潔塵及潔塵文字不同的解讀,瞿永明覺得潔塵的文字是華麗撩人的,而王鶴則覺得潔塵的文章清晰、有趣,而從潔塵的另一位女性朋友眼里,我們則看到了潔塵能干強悍的一面,再加上讀者對潔塵文字個人化的感覺,一個立體的活色生香的潔塵就出現在了面前,這其實也是閱讀的一種樂趣。</h3> <h3>再比如,對張愛玲,關于她的文字鋪天蓋地,除了一致首肯她驚天動地的寫作才華外,對她文字和本人的解讀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人覺得她寫人性寫得入木三分字字見血,有人則覺得她內心陰暗多少有些刻薄。有三個女作家對潔塵寫作風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張愛玲是其中之一,她說張愛玲對于她的意義,不是照著她的樣子定型,而是在定型的最后一個階段擰了她一把。我也極喜歡張愛玲的文字,但覺得她去世后出版的的《小團圓》寫得一塌糊涂,勉強看完后只記得了兩句,一句便是寫女主角小時候喜歡畫畫,畫的母親的眼睛就象剛從地平線上冒出來的太陽,眼睫毛就是太陽那長長的光芒。潔塵則把《小團圓》的人一個個拎出來和張愛玲身邊的人做對照,邊讀邊八卦,讀得趣味橫生。</h3> <h3>張愛玲還是少年的時候,就把人性琢磨透了,但看透人性通曉世故的她卻拿自己和別人都無可奈何,她逆流而上地寫著文章在她的精神世界里遨游,卻被生活的洪流裹挾著飛流直下被拋棄被辜負乃至最后孤獨終老在異國他鄉。《小道可觀》里還提到了幾個很有才情但生活千瘡百孔的女作家,比如美國自白派女詩人西爾維亞?普拉斯,普拉斯聰明漂亮,有良好的家庭出生,有英俊出色的丈夫和美麗可愛的孩子,還有很多人的欣賞和愛,但她在僅有的三十年的生命中卻飽受靈魂沖突和性格分裂的痛苦,最終她以自盡的方法結束了這種痛苦。在寫普拉斯的這篇《甚至在烈火中能種植金色的荷花》中,潔塵寫到:"她的痛苦不具有一般意義上的被認同的元素,因而也就更加隱秘和獨特,也就更加不為他人所理解,但是這是一種真實的痛苦,我們不能因為對某種痛苦不能從常識和常情的角度加以認知和認同,就否認那種痛苦的存在"。</h3> <h3>"這就是這種痛苦的標本性意義,無論是知己,理解也好,還是世人不解也好,如對痛苦本身沒有緩解作用。"是的,對于痛苦,尤其是精神上最大的痛楚,旁人的關心和幫助大多數時候如隔靴搔癢,能把自己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的,永遠只有自己,所以,當痛苦的時候,盡量不要無濟于事地去展覽傷口,當看到別人的傷口時,不要過度關注,尤其是當傷口已經結痂時,不要去揭開這層痂,距離很多時候其實就是尊重。</h3> <h3>寫作最是向內的東西,俗話說言多必失,所以,一定程度上寫作也是一種出賣,對自己的出賣,因為文字里面糅合了太多自己對外部世界的觀察和個性化的解讀,以及源自內心的感悟,這些感悟無疑是個人化的,是寫作者自己三觀的在外部事物上的折射。另外,相較于男性作者,更多的女性作者喜歡寫自己熟悉的生活,有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世作為創作母題反復呈現,比如日本女作家柳美里,比如《你好,憂愁》的作者薩岡,再比如我們大家熟悉的三毛。當一個作者寫自己熟悉的生活時,會更生動更流暢,也更天馬行空。有人會指責這些作家狹隘指責她們自我,但寫作對于很多人來說,并不是為了謀生,而更多的是一種記錄和內省,寫《東方快車謀殺案》和《尼羅河上的慘案》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把謀殺案寫得遠比一般的男性作家驚悚和縝密,但她從來就沒想成為一個職業作家,她把寫作作為消遣,用筆做道具在另外一個世界里肆意妄為。</h3> <h3>寫作一定程度上和戀愛一樣,華麗的文字只會吸引讀者開始去讀,但不能讓讀者長期地去讀,好的作家一定是個有豐富的內心情感和文化底蘊的。九十年代初期,我們周圍狠狠出現了一批白描真實生活或者內心欲望的美女作家,她們所向披靡一馬平川橫掃了年輕讀者的書架,但讀者很快厭倦了她們橫陳的玉體和矯情的無病呻吟,于是安妮寶貝變成了慶山,衛慧穿上深色素麻旗袍面色持重地開始了靈修。把《源氏物語》翻譯成現代日語的日本有名的女作家瀨戶內寂聽也是這樣,她是日本著名的女尼,出家前,她叫瀨戶內晴美,以寫情色小說著名,年輕時放浪形骸,年紀大了脫掉舞鞋換上僧袍開始自我的精神救贖。從這個角度說,是文字害了她們,也是文字解救了她們。</h3> <h3>潔塵眼里的中日混血兒茂呂美耶是那種可以讓讀者長情的作家,在她的文字里,"有著學者的構成梳理,但呈現在文字上卻是一種舉重若輕的民間說書的味道"。她能把"本來鮮活斑駁的歷史從字里行間立起來,還其鮮活斑駁的原貌",她有一種把書讀薄的本事,打通古今,是那種進得去也出得來的人。同時因為她長期致力于研究日本的庶民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表達風格,因此吸引了一大批象潔塵一樣的讀者。</h3><h3>潔塵佩服這樣的人,小道可觀,不追求大而全,一門一樁,都盡力鉆研出名堂,從陌生到了解,從了解到熟悉,并有不人云亦云的獨特感悟,但在表達的時候卻只是不動聲色地敘述,然后讓一切在敘述中呈現出來,不強行灌輸,不預設立場,讓讀者輕松地讀,讓讀者自由地思考,并在思考中一層一層積累,讓內心越來越豐饒,視野越來越開闊。</h3><h3><br /></h3> <h3>對于大多數女性作者和女性讀者,寫作和讀書是沒有目的的,她們的寫和讀,只是因為她們想寫和想讀,因此在小道中悟道,小道可觀,大道可達,對于她們,這算是買一送一的意外收獲。</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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