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節錄】中南海的日常生活（續）節錄自陳曉農所著《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

未末

<h3>　　有一次我和劉叔宴談到，有個同學說他父親參加中央的會議或到外地開會時，吃飯不用交糧票，所以他們家的糧票很寬裕，我說我們家糧票可是很緊，他都不相信。</h3><h3>　　劉叔宴皺著眉頭說："會有這種事？不應該的！你爸爸開什么會都要交糧票的。"</h3><h3>　　"去外地開會也要交糧票嗎？是不是也可以不交，你們自己非要交的？"</h3><h3>　　"前些時候你爸爸去廬山開中央的會，會議通知上還寫著叫帶糧票呢。每次開會我們都是按規定交糧票的，沒有過例外。你爸爸糧食定量才21斤，我是24斤，咱們家糧票一直很緊啊！"</h3><h3>　　"爸爸糧食定量怎么那么低呀？"</h3><h3>　　"機關里讓自己先提出定量的數字，你爸爸報的是21斤，就給定了21斤。我比你爸爸多報了3斤，就定了24斤。"</h3><h3>　　還有一件事，我至今難以忘卻。</h3><h3>　　我在人民大學附中上高中的第一個學期，一次周末回家，我在和家人一起吃晚飯時，談了從同學處聽來的情況：</h3><h3>　　"有個同學，初中是在八一學校（北京軍區管轄的軍隊干部子弟學校）上的學。他說，最困難的那段時候，八一學校的糧食也不夠吃，學校就想辦法買了一批不要糧票的高級點心，分給同學們吃。有的同學不愿意吃點心，都給扔了。"</h3><h3>　　"不要再說下去了！"父親突然憤怒地大喝一聲，嚇了我一跳。</h3><h3>　　"別這樣，聽一聽他們小孩子講的，可以了解些情況。"劉叔宴冷靜地說了一句。</h3><h3>　　父親把空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飯也不再吃了，起身到書房去了。</h3><h3>　　"爸爸怎么了？"我很不理解爸爸的舉動，他很少這樣發脾氣的。</h3><h3>　　"哎，這兩年國家遇到經濟困難，糧食緊張，有的地方還餓死了人。可是竟然還有人這樣浪費糧食！你爸爸聽不下去這種事。我們有些干部子女也是太不像話了。你爸爸現在連規定供應他的雞蛋都不肯吃，因為他知道國家正在出口雞蛋，用雞蛋來換取急需的農業機械。前幾天辦公廳管伙食的人還來勸過你爸爸呢。"</h3><h3>　　聽了劉叔宴的解釋，我默默地吃完碗里的飯，沒有再說一句話。</h3><h3>　　從這件事，我開始理解為什么陳伯達對有些高級干部及其子女脫離群眾講享受的行為有那么大的反感情緒。</h3><h3>　　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的領導人的伙食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h3><h3>　　管理領導人伙食的部門是西樓餐廳，又稱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樓餐廳就餐的人有劉少奇、朱德、楊尚昆三家，在這里打飯回家吃的有陳伯達一家。表面上看西樓餐廳直接服務的人家并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里單獨起灶做飯的領導人的廚師，也大多是從西樓餐廳派出的，所以這里的廚師最了解各個領導人的伙食情況。</h3><h3>　　有一次，我隨李景如到西樓餐廳打飯，在過廳中央的桌子旁坐著等候時，因為到餐廳吃飯的人都還沒來，一個廚師就過來和我們閑聊："你們家的菜好做，一會兒就得。你們家五、六口人吧？一個月八、九十元的伙食，最多時也不過一百零幾塊（餐廳每月底結帳，收取各家的伙食費），在這兒是低的啦。林伯渠老倆口每月就得八十多塊。不過他們老倆掙的多，年紀大了，又沒子女在身邊，吃好些也是應該的。在這兒吃飯的幾家，數楊尚昆家的飯不好做，他們老愛吃西餐大菜！"</h3><h3>　　陳伯達吃飯一般是三菜一湯。菜是一葷兩素。葷菜多半是溜肝尖、獅子頭一類常見菜。遇到家人團聚，他常加點個紅燒黃魚、魷魚等，逢年過節，有時點個對蝦或海參，就是最大的改善。他是海邊長大的人，有吃水產的習慣。</h3><h3>　　楊尚昆愛吃的西餐大菜，我們家從未吃過。楊尚昆及其夫人李伯釗年輕時在蘇聯居住多年。他們愛吃的是俄式大菜。李伯釗的衣著也保持著蘇聯人的習慣樣式，冬天穿一件裙式大衣，腿上只穿著厚襪子而不穿褲子，在中南海里顯得很特殊。</h3><h3>　　其他人的伙食情況，我未曾耳聞，但我知道劉少奇一家的經濟狀況是不太寬裕的，其伙食水平也不會太高。</h3><h3>　　劉少奇家里人口多，除三個大孩子已成家，很少在家吃飯外，其余五個孩子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前二人為劉的前妻王前所生，后三人為王光美所生，六十年代初王光美又生了蕭蕭）都隨劉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樓餐廳吃飯。當時劉少奇雖然工資高，但王光美參加工作晚，原先只是十七級干部，月工資不足一百元，所以用錢太多的事，他們家是難以承受的。這里只講一下我所熟悉的劉少奇之子劉丁丁（后改名劉允真）的情況，人們即可管中窺豹了。</h3><h3>　　劉丁丁和我是同歲，1951年我上北海幼兒園，他即和我同班。后來我們又一起于1953年到北京育英小學上學，仍是同班。</h3><h3>　　育英小學在1957年以前，是中共中央直屬干部子弟小學，它的校舍和設施在北京市是最好的，校址卻比較偏僻，坐落在北京西郊萬壽路附近。孩子們都是住校，可這里卻不通公共汽車，每周六、日由各機關派出的班車接送孩子們往返。個別高干擺排場，用公家的轎車接送孩子。劉少奇從來沒有用轎車接送過孩子，劉丁丁每次都是同我一起搭乘路過中南海北門的中央宣傳部的班車。</h3><h3>　　1957年夏，育英小學發生了一個大變化。這一年的年初，中共中央決定取消干部子弟學校的建制，所有這類學校都對社會開放，學生費用全部自理。在此之前，育英小學實行的是供給制，學生們從食宿到衣服，一律由學校包攬，費用由公家撥付。取消干部子弟學校的建制后，這些費用都由已實行薪金制的家長們支付了。</h3><h3>　　育英小學改制后，規定每個學生除了學雜費外，每月的食宿費為三十多元。這對我家是沒有問題的。但劉少奇家的孩子多，如果都住校，就負擔不起了。為了節省開支，劉家就讓丁丁轉學到離中南海較近的師大附中，每日走讀，至少不用花住宿費。</h3><h3>　　1959年我小學畢業，考入位于圓明園遺址的一Ο一中學上初中。劉丁丁也到了該校，但和我不是一個班。一Ο一中名氣雖大，但當時設施落后，生活條件艱苦，學生宿舍連暖氣都沒有，食堂伙食也極差，因而各項收費都很低廉。學生中，干部子弟、普通百姓子弟、周圍幾所大學的教師子弟，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干部子弟中，因嫌該校生活艱苦而中途轉學者，不乏其人。</h3><h3>　　每逢周末回家和返校，我和丁丁仍結伴同行。我們倆除了在動物園轉車時，偶爾在貨攤上買包兩角錢的花生米或伊拉克蜜棗（當時國家從中東進口了許多這種蜜棗），填補一下未吃飽的肚子外，從來沒有往學校帶過食品，可見丁丁家和我家一樣，沒有多余的食品，不像蔣南翔的兒子蔣延東等個別同學，經常往學校里帶糖果等食品。</h3><h3>　　1962年我和丁丁初中畢業，我考入人民大學附中上高中，丁丁因成績差，沒有考上高中。一Ο一中曾提出可破例留他再讀一年，但是劉少奇沒有同意。后來丁丁被分配到良鄉農業機械學校（該校屬于中專，錄取部分中考落榜生）。那所學校位于房山區，離市里很遠。從此我和丁丁就未再接觸了。</h3><h3>　　除了劉少奇家經濟不寬裕外，困難時期，李富春、蔡暢夫婦一家的糧票也比較緊缺。那時，他們老倆有個外孫，小名叫安德列，和他們住在一起。安德列比我小五、六歲，平時與我沒有說過話，他的父親是蘇聯人，故其外貌酷似俄羅斯人，而且起了個俄式的小名。</h3><h3>　　有段時間，不知為何，安德列常單獨一人去西樓餐廳吃飯。一次我和李玉元（1958年李景如調到清河制呢廠工作，李玉元接替了他）去打飯，正遇見一位廚師在過廳中央的桌子旁訓斥安德列。我們見狀只好退坐到擺在東墻根的椅子上。廚房里叮叮當當的炒菜聲淹沒了廚師的說話聲。過了一會兒，安德列走了。李玉元問廚師："什么事呀？"廚師說："他吃飯有好幾天沒給糧票，那哪行啊？我在給他上政治課，催他趕緊交糧票。"</h3><h3>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南海里的生活氛圍基本是祥和、清靜的，但有時清靜到了過于肅穆的程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常有一種無可名狀的寂寞之感。</h3><h3>　　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兒童本來就很少，可大人還常常告誡孩子們："不要隨便串門！"因為每個領導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辦公，家即是辦公室，小孩子串門即有妨礙大人辦公之嫌。中南海里雖說不上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但是崗哨也是夠多的。除了甲乙丙區分界路口有崗哨外，重要領導人的家門口還增設了崗哨。這些都使小孩子們望而卻步，自動地縮小了自己的活動范圍。</h3><h3>　　在我的少年時期，除因與劉丁丁曾是同班同學，時有來往外，與其他小朋友的接觸極少。偶爾，丁丁帶他姐姐劉濤和幾個弟弟妹妹來我家，目的是翻閱小人書（連環畫）。那時，我家的各種圖書都很多，除陳伯達自己常跑書店購買學術類書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將新出版的部分書贈閱于他。這些贈閱的書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書。劉少奇家藏書不太多，更沒有這些小人書。可能是劉家的孩子有時來我家看書的緣故，有一次，王光美專門送了一大瓶葡萄干給我妹妹嶺梅。</h3><h3>　　中南海的小朋友們之間來往少，還源于大人們之間來往少，串門少。大人們除了中央召集會議時聚在一起外，私下里的來往稀少到幾乎屈指可數。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們難以想象的。</h3><h3>　　首先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人都不曾在中南海的范圍內串門，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走訪過中南海里的其他住戶。倒是中南海外面的一些著名人物的家，他們偶爾造訪過。例如，建國初期毛澤東曾登門拜訪過張瀾、李濟深、沈鈞儒等，劉少奇曾去過宋慶齡和賀龍的家。</h3> <h3>　　凡是來我家串過門的領導人，只要是我在家里遇見或聽家里人說起過的，我都留有印象。記得朱德來過一次，是陳伯達剛搬家到迎春堂時來的。彭德懷夫婦來過三次，前文已提到過。陳毅剛搬家到中南海時來過一次，后與周總理共同來過一次。周總理1965年獨自來過一次，正巧我住在學校不在家。胡喬木、陸定一來過兩次，我也都沒在家。彭真來的次數較多，陳伯達也去過位于臺基廠的彭家，并帶我去過一次。康生來過三次，陳伯達也去過康家。陶鑄來北京開會時來過三幾次。李雪峰夫婦來過一次。周揚來過兩三次。王震來過一次。葉飛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帶領十幾位福建省的干部一起來過一次。薄一波來訪的一次，則是1965年陳伯達已將家中書籍等物搬出中南海，在新建胡同原顧維鈞舊居進行安頓的時候（1966年底陳家全部搬至此處），陳伯達的公務員李景如目睹了薄一波到新建胡同拜訪陳的情形。另外，陳伯達與張鼎丞也有來往，曾帶我去過一次張鼎丞的家。</h3><h3>　　還有一些當時不屬于領導人的知名干部，如艾思奇、鄧力群、田家英、王力、楊波等，也曾多次到過陳伯達的家。</h3><h3><br /></h3><h3>　　那個時候，大人們之間的來往，小孩子們是并不在意的。小孩子們在意的是大人們對小孩子們的態度。這里就順便說一說中南海里的大人們對小孩子們的態度，從中也可以看到大人們不同的個性。</h3><h3>　　大人中，最喜歡小孩的是朱德。小時候，他來我家作客時的印象是模糊的，但是我漸漸長大后，每次隨公務員李景如或李玉元到西樓餐廳打飯，在過廳等候時，遇到他來吃飯，他從餐廳看見我，總要慢慢走過來，一邊笑呵呵地，一邊伸出一雙手，我就趕緊伸過手去和他握握手，并且說一句："朱伯伯好！"。他也不說什么，握完手就回身走了。每次都是這樣，像做功課一樣。朱德很喜歡小孩子。他與康克清沒有孩子。在與康克清結婚前，他有過一兒一女。兒子很早就參了軍，解放后年紀已很大了。女兒即是朱敏。朱德有外孫，小名沃沃。因嫌家里小孩太少，朱德還把老家的幾個侄孫接來北京一起住，都在西樓吃飯。</h3><h3>　　陳毅也比較喜歡小孩，但他一般不主動說什么，只是帶著好奇的神情向小孩擠擠眼。有時他擠完眼也戲稱一句："小鬼！"</h3><h3>　　劉少奇對自家的孩子可能不錯，對別人的小孩卻比較冷漠。我有兩次遇見他和家人在中海岸邊散步，他對別人家的孩子目不旁顧、表情嚴肅，從不多說一句話，總是旁若無人地照直向前走去。</h3><h3>　　楊尚昆見到小孩喜歡說兩句，但他總擺大人架子，大搖大擺地邊說邊走，并不停下步來聽小孩回答什么。</h3><h3>　　毛澤東是那個時代少年兒童們敬仰的人物，我曾在陪陳伯達在懷仁堂看戲時，遠遠地看見過他兩次。但真正面對面地相見，則是1960年4月30日在天津的時候。</h3><h3>　　那年，陳伯達正在天津市搞工業調查，五一節放假，他把全家人接到天津一起過。恰逢那幾天毛澤東也居住在天津。</h3><h3>　　4月30日下午，劉叔宴帶我和兩個妹妹到了天津。當晚全家人到天津市干部俱樂部參加娛樂活動。</h3><h3>　　天津市干部俱樂部是一座宏麗的建筑，解放前是外國人和有錢人聚會娛樂的場所，解放后改為干部俱樂部。我在北京還沒有見過這樣豪華的綜合性娛樂場所，至少中南海里沒有這樣的俱樂部。</h3><h3>　　我們先去參觀了俱樂部的室內游泳池。游泳池豁亮寬敞，比中南海里的室內游泳池空間更大，裝飾更考究。當時，偌大的游泳池里只見楊尚昆一個人在池水中游泳，顯得優哉游哉的樣子。我們正觀望時，有人告訴說，毛主席此刻也正在干部俱樂部，楊尚昆就是陪毛主席來的。</h3><h3>　　接著我們來到地球室，玩了一會兒滾地球（現在稱為保齡球）。劉叔宴心情很高興，對我們三個小孩說："今天讓你們幾個土包子開眼界了。"說實話，我平生只玩過一次這種游戲，以后再沒有玩過。</h3><h3>　　在地球室出了一身汗，我們即來到一個小型的演出廳。毛澤東正坐在此廳中間的一張長沙發里觀看折子戲。一個不到十歲的小演員在飾演孫悟空，他身手敏捷，左翻右跳。毛澤東看得聚精會神、喜笑顏開。一出戲演罷，毛澤東笑呵呵地向小演員詢問年齡、身世等情況。這時，陳伯達轉身問我和兩個妹妹："我領你們見見毛主席，好不好？"我們連連點頭。小演員剛退場，陳伯達大步走到毛澤東身后側面，說："主席，他們小孩子想見見你。"話音剛落，毛澤東立刻站了起來。我和兩個妹妹趕緊走上前去，一一和毛主席握了手。握手時，我們都是用雙手和毛主席的雙手握在一起，但是互相間沒有說一句話，氣氛顯得十分嚴肅。</h3><h3>　　事后，劉叔宴對我們說道："你們見毛主席時也太緊張了，連一句‘毛主席好！’都沒問。"</h3><h3>　　前兩年，看了權延赤寫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書中記述了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所談毛澤東接見來客的一些情況：</h3><h3>　　"對于黨內同志，毛澤東不搞迎客送客之類禮節。他有躺在床上辦公的習慣。我曾觀察過，有時國家、政府和軍隊的主要領導同志來請示匯報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繼續批閱文件。有時聽了幾句匯報才作個手勢：‘坐么，坐下說。’如果毛澤東是坐在沙發上，黨內同志來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個手勢讓同志們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說什么事，閑話不多。"</h3><h3>　　照李銀橋所說的情況，毛澤東接見我們兄妹時，從沙發上站立起來，是破例的舉動。因為，雖然當時毛澤東是處在公眾場合，但那是一個娛樂的場合，仍然不必拘泥任何禮節，何況我們僅只是他的下屬的子女而已。我想，毛澤東之所以很鄭重地從沙發上站立起來接見我們三個小孩子，很可能是因為他已知道我哥哥陳小達之死的內情。而此時，陳伯達本人卻還不知道陳小達之死的事。</h3><h3>　　毛澤東在天津，是住在馬場道5號的一棟花園洋房里，那里解放前是美國駐天津領事館，解放后改作招待所。陳伯達則是住在一位資本家的舊宅。該資本家有多處住宅，解放后他把其中不常住的房子捐給了國家，也被改作招待所。后來幾年，陳伯達去天津搞工業調查時，也曾住過馬場道5號毛澤東住過的房子。有一回節假日，我們家屬也同去那里住過。那所房子結構靈巧，但畢竟年代久了，內部并不顯得豪華。天津在1958年還曾專為毛澤東蓋過一處平房，但毛澤東從來沒有在那里住過。</h3><h3>　　1958年大躍進期間，各地大興土木，中南海在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的管轄下，也曾準備大拆大蓋。當時，陳伯達聞訊后很生氣，曾在家里和劉叔宴商議，如果中南海大興土木，就搬出中南海，并告訴我們兄妹準備搬家。不久，楊尚昆趁毛澤東不在北京的時候，擅自決定把居仁堂（解放后曾作為中央軍委的辦公處）拆掉了。毛澤東回北京后，一次散步走到居仁堂原址，發現居仁堂不見了，很是生氣，嚴厲批評了楊尚昆，終于制止了楊尚昆在中南海大興土木的計劃。</h3><h3>　　可惜的是，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尤其是楊尚昆當了國家主席以后，中南海終究沒有逃脫大拆大蓋的命運。據說，不僅中海西岸的迎春堂一代完全拆光了，而且許多舊院落也被拆掉了，在這些舊院落的舊址上新蓋了許多現代樣式的二、三層樓房。中南海已失掉了過去皇家園林的舊貌，變得不倫不類了。</h3><h3>　　陳伯達在中南海居住期間，還遇到過兩件不愉快的小事。</h3><h3>　　1955年實行軍銜制以后，軍隊強調正規化。中央警衛局規定中南海的門衛實行一項新制度：對進出大門的領導人須行軍禮，以示軍風莊重。究竟屬于什么級別的干部才得享受敬禮待遇，我不甚清楚，但陳伯達是被列為敬禮的對象之一的。這樣，陳伯達乘坐的灰色吉姆牌轎車出入中南海時，大門口的值勤軍官一看來車，就大喊一聲："敬禮！"門柱兩邊的衛兵立即立正行軍禮。陳伯達對這項制度很不習慣，但既然出于中央軍委直轄的中央警衛局的規定，他也無可奈何。</h3><h3>　　不久，有一個情況為難了中南海西門的警衛。陳伯達閑暇時，常徒步出西門，搭14路公共汽車去琉璃廠舊書店買書。領導干部乘坐轎車出入，衛兵行個禮無妨，若徒步出入也行軍禮，卻十分別扭。因為那樣會引起門外馬路上行人的好奇和觀看。我曾有兩次陪陳伯達步行出西門。站在門口內側的值勤軍官早已認得陳伯達，見他走近時，便突如其來地高喊一聲："敬禮！"衛兵們立即舉手敬禮。陳伯達也忙不迭地邊走邊舉右手還禮。這種過分嚴肅的儀式，令我這個少年人感到渾身不自在，很想一步就跨出大門。幸好當時府右街的行人稀少，沒有引得人們過來看稀罕。</h3><h3>　　據聞，后來警衛部門向上級反映過這一情況，認為萬一有國民黨潛伏特務發現了其中的規律，根據是否行禮來判斷出入者的身份，跟蹤步行出門的領導人，則極易發生安全問題。于是對步行者敬禮的做法被取消了。1958年，毛澤東對過分強調正規化提出意見，要求領導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在群眾中。中央警衛局為貫徹毛澤東的意見，就完全取消了對領導人敬禮的制度。</h3><h3>　　雖然陳伯達步行出入中南海西門時曾遇到衛兵敬禮的麻煩，然而他在中南海的北門卻遇到過完全相反的待遇。</h3><h3>　　一天下午，我陪陳伯達步行出北門到北海大橋東面的團城看工藝美術展覽。兩個多小時后，仍步行回來入北門。此時，太陽已西落，門衛剛換了崗。陳伯達平時未曾徒步出入此門，衛兵自然不認識他，便按規定仔細查驗他的出入證。出入證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簽發的，沒有任何問題，但是證上的"陳伯達"這個名字顯然衛兵很生疏。證上還有兩欄，單位一欄寫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職務一欄卻是空著的。當時，居住在中南海內的高級干部極少有步行出門的，衛兵們沒有直接查驗過高級干部的出入證，更未見過這種職務欄空缺的出入證。</h3><h3>　　"職務這一欄為什么沒有填？"衛兵懷疑地質問。</h3><h3>　　"發給我就是這樣的，我也不知道為什么。"陳伯達慢騰騰地回答。</h3><h3>　　衛兵皺了皺眉頭："那你到警衛室去一下吧！"</h3><h3>　　陳伯達與我一起進入門內東側的警衛室。一個軍官態度還算和氣，讓我們先坐下，自己起身到里間屋去打電話請示領導。不一會兒，軍官放下電話走出來，連聲道對不起。陳伯達說："沒關系，你們做得很對。"</h3><h3>　　這件事本來是小事一樁，沒想到事后卻傳遍了中南海。</h3><h3>　　1990年，我妻子張蘭華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工作。該所辦公室副主任鄒本浩，當年在胡喬木處工作過。一次，他與我妻在閑聊中提及此事，便笑個不止，說是當時聽說陳伯達因不修邊幅，布衣舊衫，被衛兵當作是盲流市內的野老，擋在大門之外盤查許久云云。其實事情并沒有那樣復雜。陳伯達畢竟持有中南海的出入證，該證屬于絕密證件，并非一般人所能擁有。須知當年社會上還沒有時下那種高超的作偽技術。</h3>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讀書節錄】中南海的日常生活（續）節錄自陳曉農所著《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

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