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引 言</h3><h3><br /></h3><h3>2016年8月2日，母親走了。我自高中畢業就遠離了父母，父親走的很早，母親我也沒有照顧，但最后的3年里我幾次回去，她總是不停的嘮叨著過去的事。所以，很多自己經歷過的一些事和母親講過的一些事就總在腦海里過目，還是寫下來留作記念吧。</h3> <h3>我，杜明遠，1959.9.1出生在青海省海西州烏蘭縣的賽士克農場。1978.10考上南京大學離開青海。現在日本農業與食品產業研究機構農業環境變動研究中心工作， 任主席研究員。</h3> <h3> 父親，杜唐祿，1922年農歷五月出生在山西省孝義縣，1936年參加革命，1937年9月參軍,10月入黨，后去延安在軍委通信學校學習，1938年11月跟隨劉少奇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洛陽辦事處做電臺工作，1939年1月開始跟隨李先念做電臺隊長一直到1946年中原突圍被國民黨逮捕。營救出獄之后一直做部隊通信教育工作。1955年支援青海建設由部隊轉業到青海。經歷次政治運動磨難，終于1980年11月平反調回原工作單位:當時的西北電訊工程學院（現在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工作，1981年5月因得西安地方傳染病-出血熱去世。享年59歲。李先念說“你一小就跟著我走南闖北地打仗，你扒了皮我也認得你”。</h3> <h3>母親，劉文性，1928年農歷臘月初五出生在河南省確山縣，1945年5月參加新四軍，在大別山脈堅持到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解放戰爭中經歷了中原突圍，又隨同劉鄧大軍南下，挺進大西南，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解放后母親參與了軍事通訊學院的建立，并被保送高等院校學習，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運動，隨我父親舉家西進，踏上青藏高原，協同千軍萬馬，輾轉創立和開拓了唐格木農場、諾木洪農場、賽什克農場、德令哈農場，深入戈壁荒原，墾荒屯田，為祖國和人民生產出當年緊缺的糧食。母親陪伴父親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的坎坷，尤其是文革運動的沖擊磨難，一同迎來了平反解放的重生。最后在西安安度晚年，與2016年8月病世，享年88歲。</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目 錄</h3><h3>引言</h3><h3>目錄</h3><h3>第一章 我的出生</h3><h3>1.1 我的父親</h3><h3>1.1.1 參加革命</h3><h3>1.1.2 到延安</h3><h3>1.1.3 跟隨劉少奇去洛陽（西安）</h3><h3>1.1.4 跟隨李先念參加抗日戰爭</h3><h3>1.1.5 中原突圍</h3><h3>1.1.6 從事通信教育事業</h3><h3>1.1.7 奔赴青海，支援邊疆</h3><h3>1.2 我的母親和我的哥哥姐姐們</h3><h3>1.2.1 參加革命</h3><h3>1.2.2 戀愛結婚</h3><h3>1.2.3 被捕入獄</h3><h3>1.2.4 生兒育女</h3><h3>1.3 我的出生</h3><h3>1.3.1 出生在草房</h3><h3>1.3.2 父親坐監獄，我喝面糊糊</h3><h3>1.3.3 及其困難的3年天災人禍</h3><h3>第二章 我小時候的一些事</h3><h3>2.1 幼小的記憶</h3><h3>2.1.1 我丟失了</h3><h3>2.1.2 上學了，我的家庭出身是下中農</h3><h3>2.1.3 父親被批斗</h3><h3>2.1.4 拾煤球，撿破爛</h3><h3>2.1.5 五七干校，耕作隊</h3><h3>2.2 我的要好同學</h3><h3>2.3 我突然覺得長大了</h3><h3>第三章 青海湖農場</h3><h3>3.1 我到青海湖的秘密</h3><h3>3.2 青海湖雜談</h3><h3>3.2.1美麗的青海湖邊，青海湟魚</h3><h3>3.2.2 強度勞動</h3><h3>3.2.3 高考</h3><h3>第四章 離開青海</h3><h3>4.1 父母的徹底平反</h3><h3>4.1.1 西寧上訪</h3><h3>4.1.2 北京上訪</h3><h3>4.1.3 我的北京游</h3><h3>4.2 哥哥姐姐們的離青故事</h3><h3>4.3 家人最后的離別青海</h3><h3>第五章 離也離不開青海</h3><h3>5.1 我所學的專業</h3><h3>5.2 學而用之，再回青海</h3><h3>5.3 同學再會</h3><h3>結束語</h3><h3><br></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章 我的出生</h3><h3><br></h3><h3> 母親總對人說我是喝面糊糊長大的。我于1959年9月出生在青海省海西州烏蘭縣的賽士克農場。父親，山西人，母親，河南人。我怎么就出生在青海了？又為什么是“喝面糊糊長大的”？這就說來話長了。</h3><h3><br></h3> 1.1 我的父親<h3> 我17歲離家，與父親的交流不多，這里對父親的回憶，大多是根據父親的悼詞，結合母親的一些講述，我的體會和網上檢索而寫成的。常記得只要報紙上出現誰的名字，父親就會講一下他的印象（見面，電報），長相，脾氣什么的。可我就是想不起來了，就連我后來在南京和北京見過的父母的戰友也想不清楚了。真佩服父母的，特別是母親的記憶。我把父親的經歷，分成三段（參加革命到中原突圍， 參加通信教育事業， 奔赴青海），用表綜合起來，一一介紹吧。</h3><h3><br></h3> <p class="ql-block"><i style="font-size: 15px;">38年3月，應為8月，4月應為9月</i></p> <p class="ql-block">1.1.1 參加革命</p><p class="ql-block"> 我父親，杜唐祿，1922年農歷五月十五日出生在山西省孝義縣上柱撲村。我只是5歲的時候隨父母去過一回，只記得村子的窯洞是在山坡上，山下有河流，可以采摘野山果，而田地卻在山頂上。現在網上查到，現有人口785人，戶數255戶。</p><p class="ql-block"> 孝義產煤，所以現在成為了全國500強縣之一（山西只有孝義）。但父親出生時的孝義，是一個偏僻的山區，屬于呂梁地區。對于呂梁，也許大家并不陌生，一部《呂梁英雄傳》能勾起很多四、五十歲人的兒時記憶；唐朝杜牧"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就是說的呂梁汾陽的酒家，今天的汾酒集團。對于呂梁你還了解些什么呢？黃土高原，革命老區，連片貧困地區？是的，正是因為是革命老區，父親才從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提起新中國建立，你自然會想起延安、想到西柏坡，但你不一定知道，呂梁在中國革命歷史中的地位和貢獻。你肯定想不到，1935年毛澤東帶領經過長征的紅軍到達陜北，那時紅軍只有1.3萬人。面對陜北地形狹小、敵強我弱的形勢，毛主席就把目光投向了黃河東邊的土地，這塊土地就是呂梁。在年底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之后，中共中央作出了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重大決定——紅軍東征，主戰場就是呂梁，毛澤東親率紅軍在呂梁戰斗了75天，擴軍8000余人，籌款50萬大洋，而且高高舉起了抗日旗幟，占居了民族解放的道義制高點，回師陜北定都延安，從此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紅軍東征留下了很多紅色舊址，毛澤東在石樓嚴村寫下了千古絕唱《沁園春?雪》。當你走進這里，仍然能看到創作時的窯洞，感受到“大河上下，頓失滔滔”的意境，感受到“山舞銀蛇，原馳臘象”的雄渾，體悟一代偉人的雄才偉略和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p><p class="ql-block"> 正是這次紅軍東征，把我父親帶上了革命的征程。</p><p class="ql-block"> 1936年3月，紅軍東征時在各占領區建立了縣、鄉、村蘇維埃政權，發展了黨的地方組織。父親的村里來了兩位地下黨員，嚴正祿，羅順祥。他們發動群眾，宣傳黨的方針，組織抗日救國，父親那時才只有13歲，就給他們當交通員，傳遞情報。那時候東征紅軍救國救民的言行和準備抗擊日寇侵略的義舉，呼喚著人心，感召著民眾。大家積極報名參加紅軍，彰顯出災難深重的山西呂梁山人民的民族氣節。“當兵就要當紅軍，紅軍來了就歡迎，長官士兵都一樣，沒有人來壓迫人”的歌聲四處蕩漾，傳遍呂梁、傳遍山西。孝義縣西莊附近的煤窯工人和村里的一些青年人在紅軍離開時，就有許多青年人跟著當了兵。父親小沒能參軍，但參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群眾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積極投入到了抗日救國的活動。</p><p class="ql-block">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抗日戰爭正式爆發。父親參加抗日的情緒更加高漲。為了國共兩黨更好的抵抗日本侵略者，1937年8月15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向全國下達了抗日總動員令；8月18日，蔣介石同意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8月25日，中共中央洛川會議公布《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同日，中央軍委發布（八路軍）改編命令，數萬名紅軍將士摘下紅五星，換上了國民革命軍軍服。9月（八路軍）又組編為第十八集團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二次出兵山西，迅速派遣八路軍一一五師、一二零師和一二九師先后東渡黃河，挺進山西抗日前線，進入晉東北閻錫山負責的第二戰區序列。這時父親已經15歲了，他聯系到地下共產黨人嚴正祿，羅順祥，還有李映芬、杜秀珠、李竹茹三人為中共黨員，臨走時還帶走上父親，趕去參加了八路軍（引自孝義縣黨史）。9月25日，八路軍在山西省大同市靈丘縣平型關附近，為了配合第二戰區的友軍作戰，阻擋日軍攻勢，由115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指揮，充分發揮近戰和山地戰的特長，首次集中較大兵力對日軍進行的一次成功伏擊戰，八路軍在平型關取得首戰大捷。父親一參軍就趕上了這次戰役。</p><p class="ql-block"> 父親說，怕爺爺奶奶不同意，自己去參軍是悄悄地走的。當爺爺知道后，連夜讓奶奶做了布鞋，帶了些吃的，追趕了7天7夜才趕上部隊。爺爺先是想勸父親回去，說他太小以后長大了再送他參軍，父親說，我決心已定，指著身上的軍裝說他已經是黨的人了。爺爺只好同意，想把奶奶連夜趕做的布鞋給他，可是只有一只了，另一只已經不知道什么時候丟掉了！父親就這樣離開了爺爺，直到爺爺去世再也沒有見到過爺爺一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i>老家的樣子</i></p> <p class="ql-block">1.1.2 到延安</p><p class="ql-block"> 父親參軍后不久，由于過去當過交通員和參加過“犧牲救國同盟會”，很快就由嚴正祿，羅順祥介紹加入了共產黨。部隊看父親年少體弱，但有文化，就決定送他去延安學習。父親在家讀過高小，當時家境還算好，有自己的窯洞和平房，自己的地，自己家種地還有牛，所以入黨時定的家庭成分是中農。</p><p class="ql-block"> 在那個時候，電臺是唯一可靠的通信聯絡工具，離開了電臺不僅不能及時指揮部隊的行動，就連部隊被敵人吃掉都還不知道。因為那時部隊是高度分散的，尤其是抗日戰爭，各根據地被敵人分割，有時一個團，一個營的部隊都被敵人分割成幾塊。所以，當時電臺的作用是很大的，是沒有別的辦法可以代替的。那時上至中央，下至各部隊，指示、情況反映，都得靠電臺，各種戰役戰斗的組織，部隊的協調動作也全靠電臺。各級首長對電臺的重視，是因為他們親自體會到電臺的重要性。所以，父親被送到延安瓦窯堡，進了軍委通信學校，簡稱“延安通校”。成了延安通校12期的學員。</p><p class="ql-block"> 父親說，那時的生活和學校條件都很簡陋，但學員們都很努力，首先學收發報，譯電文。還要學習電臺原理，甚至外文。1979年我大學一年級過暑假時，父母在西寧上訪，我驚奇地發現父親還會英文，有一口標準的發音（因為父親山西口音很重）。父親說，英文一是收聽敵人的情報，二是迷惑敵人和緊急時呼叫用的。那時的學員黨支部書記是朱士撲，也是山西人，和父親處的很好，后來成了西北電訊工程學院（現在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黨委書記。1981年1月份我到過他家，非常熱情，談起一起學習的情形。沒想到5月份父親就去世了，朱書記親自主持了父親的追悼會。</p><p class="ql-block"> 父親學習勤奮，高小的基礎又好，得到了學校政治委員的王諍和孫俊人老師的欣賞，畢業后留在了延安軍委三局，做報務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1.3 跟隨劉少奇去洛陽（西安）</p><p class="ql-block">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劉少奇被任命為中原局書記。會后劉少奇赴任時需要一部電臺和一位業務熟練電臺臺長，經當時的中央軍委三局局長，兼通信學校政治委員的王諍介紹，劉少奇帶我父親等多人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八路軍洛陽辦事處前往中共中央中原局、河南省委所在地確山竹溝。他們在西安逗留了半個月后來到洛陽辦事處。父親就作為八路軍洛陽辦事處電臺臺長的身份往返于洛陽和竹溝之間，擔負著延安于中原的電臺聯絡任務。劉少奇的著名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是輾轉中原，抵達竹溝后修訂完成的。劉少奇、李先念、彭雪楓、張勁夫、張愛萍、張震、方毅、朱理治、陳少敏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曾在竹溝工作和戰斗過。在竹溝創刊的共產黨著名報刊《拂曉報》、《小消息報》，宣傳了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抗日路線、方針和政策，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原局、河南省委還在竹溝舉辦教導隊和黨訓班等，培育黨政軍干部 1400 余人。竹溝又是新四軍二師一部、四師、五師的發祥地和三師、七師部分骨干力量的出發地。當年，劉少奇同志看到這里如火如荼、生機勃勃的大好革命形勢 ，高興地說：“延安有黨的領導，竹溝也有黨的領導；延安有窯洞，竹溝也有窯 洞；延安有抗大，竹溝有黨訓班；延安有延河，竹溝有溱河。這里簡直成了小延安！”從此，竹溝以“小延安”的美名傳揚全國。</p> 1.1.4 跟隨李先念參加抗日戰爭<h3> 1939年1月，在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的指示下，中共豫鄂邊區黨委抽調新四軍第4支隊竹溝留守處的兩個中隊，組成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對外稱新四軍獨立游擊支隊)，司令員李先念(化名李威)，參謀長周志堅。劉少奇將父親交代給李先念，擔任了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的電臺隊長。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160余人從河南竹溝南下鄂中，匯聚武漢外圍的抗日武裝，執行中共中央賦予的挺進豫鄂邊區，開創武漢外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5月中旬，根據中原局的指示，獨立大隊與湖北省抗日游擊大隊許金彪部、應城縣抗日游擊隊第3、第4支隊統一合編為新四軍挺進團，許金彪任團長，周志堅任政治委員。6月，豫鄂邊區黨委組織部長陳少敏率干部及武裝人員200余人，從四望山南下，編入新四軍挺進團。挺進團是武漢淪陷后，出現在豫鄂邊區的第一個新四軍主力團隊。6月中旬，鄂中區黨委遵照中原局指示在養馬畈召開黨委擴大會議，組成新的鄂中區黨委，陳少敏任書記，李先念任軍事部長，將黨領導的豫南、鄂中抗日武裝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后改稱“新四軍豫鄂挺進支隊”)，司令員李先念，政治委員陳少敏，參謀長杜公石，政治部主任鄭紹文。下轄4 個團隊，至8月發展到7個團隊。</h3><h3> 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成立初期，因通信工作沒有基礎，確實遇到不少困難。電臺白天、晚上都不能停止工作，可是就父親一個報務員，吃飯、睡覺、大小便都無人換班，長期睡眠不足，疲勞到極點，有時帶上耳機就睡著了，這種狀況一直到一九四零年以后才逐步改善。他勤奮好學，除了延安學到的東西，他還自學成才，對無線電機務也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既能修理各種無線電機，又能裝配整機，無線電原理也有相當水平。他經常為機、報人員和訓練班上課，他采用師傅帶徒弟的辦法，培養出不少通信人員，</h3><h3> 1939年秋，國民黨由原來的政治反共轉向軍事“剿共”，在豫南制造“竹溝慘案”。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陳少敏、任質斌等在應山與信陽、隨縣、桐柏交界的四望山，召集鄂中、鄂豫皖、豫南三個區黨委負責人會議，組建新的豫鄂邊區黨委，統一領導豫南、鄂中、鄂東黨的工作和抗日武裝。12月初，豫鄂邊區黨委成立，陳少敏代理書記。翌年1月3日，鄂東、鄂中、豫南三個地區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組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李先念任司令員，朱理治任政治委員。下轄5個團隊、3個總隊，全軍9500余人。豫鄂邊區黨委的成立和豫鄂挺進縱隊的組建，標志著豫南、鄂中、鄂東黨的武裝力量已實現了全面統一。父親作為豫鄂邊區黨委電臺隊長，還是跟隨李先念左右。</h3><h3> 1941年1月6日，國民黨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并宣布取消新四軍的番號。1月20日，中共中央堅持又聯合又斗爭的原則，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并統一組編華中部隊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任命粟裕為第一師師長，張云逸為第二師師長，黃克誠為第三師師長，彭雪楓為第四師師長，李先念為第五師師長，譚震林為第六師師長，張鼎丞為第七師師長，梁興初為獨立旅旅長，全軍9萬余人。父親擔任了第五師電臺區隊長，仍然跟隨李先念左右。到1941年9月，新五師全師官兵增加到15300余人。</h3><h3> 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統一指揮新四軍第五師活動范圍之內的黨政軍及河南區黨委與河南軍區的工作。父親就成了河南軍區司令部電臺區隊長。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10月，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八路軍南下支隊和王樹聲、戴季英率領的河南軍區部隊，以及冀魯豫軍區第八團，與正在桐柏山進行自衛反擊作戰的李先念、鄭位三率領的新四軍第五師，在隨縣、棗陽、桐柏、唐河4縣交界地區勝利會師。中共中央軍委為適應形勢的需要，于1945年10月30日將新四軍第5師、八路軍河南軍區部隊、冀魯豫軍區部隊一部與自湘粵邊北返的八路軍南下支隊（第359旅主力）組成中原軍區，李先念任司令員，鄭位三任政治委員，王樹聲任副司令員，王震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后任質斌任副政治委員），朱早觀任副參謀長，劉型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河南軍區（司令員韓東山，政治委員劉子久）、江漢軍區（司令員賀炳炎，政治委員鄭紹文）、鄂東軍區（司令員張體學，政治委員聶鴻鈞）和第1縱隊（司令員由王樹聲兼，政治委員戴季英）、第2縱隊（司令員文建武，政治委員任質斌）。 中原軍區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軍區之一，領導和指揮長江以北、黃河以南、東達津浦鐵路、西至陜西省山陽縣之間地區的人民武裝力量。父親還是跟隨李先念，成為中原軍區司令部通信處電臺大隊副科長。</h3><h3><br></h3><h3><br></h3><h3>1.1.5 中原突圍</h3><h3>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國當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駐扎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處的中原軍區李先念部，突然從國民黨三十萬大軍的合圍中突圍而出。這一事件，被中國共產黨黨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認定為解放戰爭爆發的標志。也就是在這次突圍中，一直緊跟李先念的父親，由于母親懷孕在身不便跟部隊一起行動，化妝轉移中不幸被捕了。</h3><h3>?<br></h3><h3>（待續）</h3> <p class="ql-block">注1：延安通校</p><p class="ql-block"> 1935年11月，中央軍委決定將長征到達陜北的中國工農紅軍通信學校和陜北無線電訓練班合并，成立軍委通信學校，校址在陜北瓦窯堡，校長為吳澤光，政委為曾三。1937年冬，學校遷址距延安＋幾公里的鹽店子村。這時，學校聚集了許多來自各方的優秀教師，其中有在英國留學的陸亙一，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的程明升，上海交大畢業的孫俊人、羅沛林、周建南、孫有余等。1938年5月，學校建立了實驗室，開設了實驗課。學生在實驗室可以做各種電路實驗，裝配收發報機、收音機、手搖發電機等。這一年，學校招收了第12期和13期學員。學生大部分是來自大后方的高中學生，還有個別大學生。他們都是從遠隔千里的大城市來到延安的，都是有覺悟能自立的有志青年。為了培養高層次人才，學校從第13期學員中選出了60人、從在職的通信干部中選調了40多人，共計100多人組成高級班，主要學習大學無線電原理以及收發報的裝配維修技術，這一高級班于1939年8月畢業。自1940年以后，軍委通校教師的整體素質、學生入校的文化程度有了較大的提高，辦學環境相對穩定，教學設備增加了許多。在這種情見下，中央軍委決定將軍委通信學校擴建為"電信工程專科學校"。1942年春，電信工程專科學校在延安正電信工程專科學校在延安正式成立，但"電信工專"這一校名在延安及各解放區始終沒有傳開，人們仍然稱之為"延安通校"。軍委通信學校、電信工專在延安辦學12年，分別開辦了速成斑、晉通斑、高級斑，堅持了學以致用、力求專一、重視實物教育等教育方針與方法，培養了800余名通信干部，源源不斷地支持著抗日前線以及后來的解放戰爭與建國后的各個時期。通校的辦學模式成為了各解放區無線電訓練斑的楷模，通校的校歌成為了全國各解放區通信單位共唱的歌曲。通校的畢業生奔赴了全國各根據地，他們把延安精神、把延安通校精神傳遍了祖國各地。</p><p class="ql-block">注2：孫俊人</p><p class="ql-block"> 孫俊人，電子工程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雷達工程專業主要創始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現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副院長。我國軍事電子科研和教育事業的重要創建人和開拓者之一，中國電子學會的創業者和民主辦會的力行者。早年投身革命，為興辦軍事電子工程院校、主持國防電子研究院和營建大型國防電子工程系統、發展電子工業、培養科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于1964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他是新中國軍事電子科技事業創建人之一，為我國軍事電子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培養大批人才作出了重大貢獻。</p><p class="ql-block"> 孫俊人，1915年11月15日出生于江蘇省松江縣（今屬上海市）。1934年上海大同大學附中畢業，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入電機系攻讀電信專業。1937年11月中旬，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他和同窗好友孫友余、周建南等4人，不待畢業就同赴南京謀求為抗戰出力。輾轉到達武漢后，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指引下，一起取道西安，于1938年元月到達延安，受到陳云、李富春的親切接見，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6月入中央軍委三局下屬的延安通信學校任教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任電信總局副局長。后任軍委工程學校一分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現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副院長，因為認得我父親這個學生（當時在延安）和教員（當時在張家口），1980年8月，父親到北京上訪時，我曾經在他家見過他。2001年6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p><p class="ql-block">注3：王諍</p><p class="ql-block"> 王諍，江蘇省武進縣（今常州市武進區）人。生于1909年5月16日。1930年12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無線電通訊事業創建者、新中國電子工業的開拓者和卓越領導人。也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創始人。1931年2月任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軍委無線電通信學校（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前身）校長，在陜北延安任中央軍委第三局局長，曾兼通信學校政治委員，1942年春，延安通校更名為軍委電訊工程專科學校（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前身）后，王諍曾兼任校長。1945年當選為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48年任華北軍區電訊工程專科學校（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前身）校長，1950年5月任中央軍委通信部部長、郵電部黨組第一書記、副部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56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能信兵主任，1956年9月當先為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63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機械工業部部長，1973年8月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76年仍任第四機械工業部部長，同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參謀部第四部部長。1977年8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78年8月13日逝世，享年70歲。</p><p class="ql-block">注4：朱士撲</p><p class="ql-block">注5：軍委三局</p><p class="ql-block"> 中央軍委三局是黨中央、中央軍委負責保障全軍通信聯絡的領導機關。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軍委三局克服種種困難和險阻，率領廣大通信官兵以堅定的政治信念、嫻熟的業務技能、嚴謹的工作態度和頑強的戰斗作風，轉戰南北，反擊敵人圍剿，抗御日寇侵略，為中央運籌帷幄、前線指揮作戰和白區地下工作建立暢達聯絡，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為中國革命戰爭勝利和新中國建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盛贊"你們是科學的千里眼、順風耳。"新中國成立后，軍委三局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組建政務院郵電管理部門，為新中國電信、郵政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軍委三局還為我國電子工業、氣象事業、廣播事業、新聞電訊等領域的發展，培育了人才，奠定了事業的基礎。</p><p class="ql-block">注6：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p><p class="ql-block">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也稱八路軍駐陜辦事處，位于陜西省西安市古城內西五路北新街七賢莊1號，取魏晉時代"竹林七賢"的"七賢"二字，院落座北朝南，共十所，現在建為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辦事處前身為紅軍駐西安聯絡處，"七七"事變后更為現名，為全國15個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中成立最早、堅持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辦事機構，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36年至1946年，中共中央在此相繼設立秘密的交通站、半公開的"紅軍聯絡站"和公開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陜辦事處"，紀念館建于1959年，共有5道院，內有接待室、會客室、辦公室、重要領導人的住房、庫房、廚房、電臺室、譯電室、機要室、救亡室等。館內收藏有文物460多件、資料525年、回憶錄623篇、照片3000余張。雖然那里有父親可能使用過的電臺，但父親在西安辦事處的時間很短，又只是個報務員，在紀念館里沒有留下姓名。</p><p class="ql-block">注7：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p><p class="ql-block"> 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簡稱"洛八辦"。"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鞏固統一戰線的成果，經與國民黨政府協商，我黨在全國設立了8個辦事處，其中在國民黨一戰區長官部所在地———洛陽建立了"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這樣，一旦日軍占領豫西，我黨即可在伏牛、桐柏山區及豫鄂皖邊區一帶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1938年10月，"洛八辦"負責人劉向三率50余人從延安赴洛陽。國民黨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怕在洛陽設辦事處對他不利，不同意設辦事處，經劉向三反復力爭，程潛勉強同意在洛陽設立通訊處。1940年5月，通訊處正式改名為辦事處。洛八辦成立后，留下十余人開始工作，一部分同志前往澠池并在城東關建立了澠池兵站。那里還保留了劉少奇舊居、八路軍兵站舊址和豫西特委會議窯洞舊址三部分。劉少奇舊居位于澠池縣城海露大街93號，1938年11月到1939年1月，劉少奇在這間普通的民房里曾撰寫了政治名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從1938年10月至1942年2月，洛八辦從籌建到被迫撤離只有三年半時間，但它仍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通過劉向三等人的努力，洛八辦成為連接延安、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重要紐帶，還在一戰區聯絡、掩護、幫助地方黨組織開展工作，搜集情報。毛主席為洛八辦的籌建給予很多指示，劉少奇、朱德、彭德懷、徐海東、彭雪楓等都親臨洛八辦指導工作。當年，許多熱血青年追尋共產黨走進了抗日隊伍，其中通過洛八辦介紹遠赴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就有1400多人。八路軍駐洛辦事處舊址，現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5年舊址被辟為紀念館，1987年正式對外開放，成為洛陽市一處重要的革命舊址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那可以看到父親的名字。</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注8：鄂豫皖邊區 鄂豫皖邊區就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主要革命根據地之一。是在大革命時期，由中共領導紅軍在鄂豫皖三省邊界以大別山為中心的地區建立的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七?七"事變后，鄂豫皖邊區的共產黨組織和紅軍面臨著由反對國民黨"清剿"的戰爭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戰略轉變。邊區黨和紅軍領導人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響應國民黨當局關于停戰談判的倡議，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協議。根據協議，紅２８軍和地方武裝及便衣隊共１８００多人，集中改編為新四軍第４支隊，開赴抗日前線，從而揭開了鄂豫皖邊區軍民進行抗日民族解放斗爭的新篇章。 </p><p class="ql-block">注9：鄂豫皖邊區游擊支隊 1939年1月，中共豫鄂邊區黨委抽調新四軍第4支隊竹溝留守處的兩個中隊，組成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對外稱新四軍獨立游擊支隊，又稱鄂豫皖邊區游擊支隊)，司令員李先念(化名李威)，參謀長周志堅。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160余人從河南竹溝南下鄂中，匯聚武漢外圍的抗日武裝，執行中共中央賦予的挺進豫鄂邊區，開創武漢外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5月中旬，根據中原局的指示，獨立大隊與湖北省抗日游擊大隊許金彪部、應城縣抗日游擊隊第3、第4支隊統一合編為新四軍挺進團，許金彪任團長，周志堅任政治委員。6月，豫鄂邊區黨委組織部長陳少敏率干部及武裝人員200余人，從四望山南下，編入新四軍挺進團。挺進團是武漢淪陷后，出現在豫鄂邊區的第一個新四軍主力團隊。6月中旬，鄂中區黨委遵照中原局指示在養馬畈召開黨委擴大會議，組成新的鄂中區黨委，陳少敏任書記，李先念任軍事部長，將黨領導的豫南、鄂中抗日武裝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后改稱"新四軍豫鄂挺進支隊")，司令員李先念，政治委員陳少敏，參謀長杜公石，政治部主任鄭紹文。</p> <p class="ql-block"><i>現在的洛陽八路軍辦事處介紹一角</i></p> 注10：李先念<h3> 1909年6月23日生于湖北黃安（今紅安）。1927年11月率領家鄉農民參加黃（安）麻（城）起義，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11月，李先念任中共豫鄂邊區省委軍事委員會副主任、軍事部長。1939年初，他率領160余人的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自河南竹溝南下，進入豫鄂邊區，深入敵后，會合和聚集中共領導的零散武裝力量，認真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后游擊戰爭。6月中旬，他參加了中共鄂中區黨委在京山縣養馬畈召開的擴大會議，決定沖破國民黨的種種限制和束縛，在新四軍的旗幟下，統一整編豫南、鄂中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成立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他指揮部隊同日偽軍進行了新街等多次戰斗，使支隊迅速發展到9000余人。他堅決貫徹與抗日各黨派、各階層、各部隊團結的方針，擴大抗日統一戰線。1939年11月，豫鄂邊、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裝力量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李先念任司令員。挺進縱隊的建立，標志著中原地區形成了具有重要意義的獨立戰略單位。對此，黨中央給予了高度評價：挺進縱隊的創造，是一個偉大的成績，并證明在一切敵后地區的黨均可建立武裝，而且可以存在和發展。他和縱隊領導在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兩大力量夾擊下，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日偽軍的“掃蕩”，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在邊區發動的反共高潮，并牽制了桂軍向新四軍第四、五支隊的進攻。在錯綜復雜的敵、頑、我“三角斗爭”中，他緊緊抓住民族矛盾，正確處理抗日、反頑斗爭與統一戰線的關系。1940年5月，當日軍對國民黨軍正面戰場發動進攻，襄樊、宜昌相繼失陷時，他率縱隊主力從鄂東返回平漢路西作戰略展開，進軍白兆山，控制戰略樞紐平壩；繼而渡過襄河，開辟襄西根據地，有力地牽制了日軍，支援了國民黨軍。8月初，他在白兆山主持軍政干部大會，從總結部隊作戰的經驗教訓中，說明反對分散主義，加強統一指揮，嚴格紀律的重要意義，使來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從思想上、政治上達到了統一，保證了黨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貫徹執行。1941年2月，中共中央軍委任命李先念為新四軍第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全師共1．5萬余人。他指揮部隊跳躍回旋，多次挫敗日偽軍的“掃蕩”、“蠶食”和國民黨頑軍的進攻。12月，他抓住占機，指揮主力一部發起侏儒山戰役，殲滅日偽軍5200余人，解放了（漢）川漢（陽）沔（陽）地區，震驚了武漢日軍。1942年，面對敵頑夾擊空前緊張的形勢，他和邊區黨委提出了“咬緊牙關，熬過困難，沉著應戰，堅決自衛”的方針，經過8個月的艱苦作戰，打退了反共最堅決的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進攻，創建了鄂南游擊根據地。12月，日偽軍萬余人圍攻五師領導機關所在地大悟山，他率領師部突圍，轉入外線作戰，挫敗了日偽軍的“鐵壁合圍”。1943年1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邊區委員會書記。他主持召開的區黨委擴大會議，正確解決了軍隊與地方、軍力與民力、短期斗爭與長期斗爭的關系問題，作出了符合時局發展的決策，通過了1943年軍事建設計劃，進一步推動了邊區的武裝斗爭和政權建設。對于這個時期的軍事斗爭，華中局嘉獎五師“發展工作第一，獨立作戰第一”。贊揚他們“背敵以對頑，背頑以對敵”，靈活地執行了攻守策略，充分利用敵頑矛盾求得生存和發展。12月，李先念從對日軍224次作戰中，系統地剖析了日偽軍戰術的新特點和“掃蕩”的新規律；從200多次反頑作戰中，分析了圍攻五師的蔣介石嫡系部隊、桂軍、川軍和土頑的特點；全面論述了反“掃蕩”和反頑作戰的戰略戰術。1944年，他指揮五師及邊區地方武裝，向南、向北進行攻勢作戰，分兵組成豫南游擊兵團，向河南發展；稍后，又三次派兵北上，開辟了淮北新根據地，恢復了郭山沖老根據地。10月，李先念任鄂豫皖湘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45年1月，他在大悟山迎接王震率領的八路軍三五九旅南下支隊。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先念當選為中央委員。他還是第八屆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抗日戰爭時期，李先念在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領導下，依靠邊區和五師黨委的集體領導，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創建了一塊地處要沖、孤懸敵后的根據地，建立了擁有5萬余人的正規軍和30余萬人的民兵武裝力量，共殲滅日偽軍4．3萬余人，解放了9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達1300多萬，建立了7個專區和38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從戰略上配合了華北、華東解放區戰場，同時也支持了國民黨抗日部隊在中原的正面戰場，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篇章。（摘自百度百科）</h3><h3><br></h3><h3>注11：新四軍五師</h3><h3> 1941年1月6日，國民黨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并宣布取消新四軍的番號。1月20日，中共中央堅持又聯合又斗爭的原則，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并統一組編華中部隊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任命粟裕為第一師師長，張云逸為第二師師長，黃克誠為第三師師長，彭雪楓為第四師師長，譚震林為第六師師長，張鼎丞為第七師師長，梁興初為獨立旅旅長，全軍9萬余人。其中轉戰在武漢外圍敵后戰場的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組編為新四軍第五師。當年的2月18日，中共中央軍委任命李先念任新四軍第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劉少卿任師參謀長，任質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先念當時并不知道這一任命，當天他正率領部隊與頑軍程妝懷部在大悟山展開激戰，一舉殲滅了2000多名頑軍。在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后，李先念才得知中央這一任命，他沒有立即就職，而是再三向中央提議，極力推薦任質斌擔任新五師政委，全面主持鄂豫邊區領導工作。新五師正式組建后，李先念又在4月18日致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再一次提議由任質斌任新五師軍政委員會書記。任質斌則從抗戰大局和邊區工作的實際出發，反復強調要以李先念為主，極力推薦李先念，兩人互相謙讓，體現了共產黨員的無私胸懷。中央軍委根據這一情況，接受了李先念的建議，于1941年7月任命任質斌代理新五師政委，仍兼政治部主任。直到1942年6月，各抗日根據地都實行“一元化”領導，中央再度任命李先念為鄂豫邊區黨委書記、新五師師長兼政委。1941年4月5日，新四軍第五師全部組編完畢，李先念等五師全體將領于安陸白兆山彭家祠堂通電就職。李先念在《率新四軍第五師全體將領就職通電》中宣告：“職統帥萬眾，誓在陳代軍長、劉政治委員領導下，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為討伐日寇、漢奸、親日派而奮戰到底，并亟望全國抗戰黨派、抗戰將士、各界同胞與本師團結一起，為解放中華民族而共同奮斗到底。”到4月10日，部隊一律使用新番號，并設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五師師部機關由司令部(內設參謀處、情報處、軍需處、軍醫處和副官處)、政治部(內設組織部、宣傳部、鋤奸部、敵工部、民運部、聯絡部)、后勤部和衛生部組成。下轄第13、14、15旅3個正規旅及第1、2兩個地方游擊縱隊和區黨委警衛團。第13旅旅長周志堅、政治委員方正平；第14旅旅長羅厚福、政治委員張體學，；第15旅旅長王海山、政治委員周志剛；第1縱隊司令員楊經曲、政治委員張執一；第2縱隊司令員黃林、政治委員劉子厚；原區黨委警衛部隊擴大為區黨委警衛團。9月，鄂東地方武裝組編為新四軍第五師第三縱隊，何耀榜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至此，新五師全師官兵增加到15300余人。在抗戰的日子里，新四軍五師完成了對武漢的戰略包圍，先后抗擊了15萬日軍、8萬偽軍，對日偽軍主要戰斗1262次，斃傷俘日偽軍和投誠反正官兵4.3萬多人。新五師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采取強有力的軍事行動，粉碎了日偽軍在鄂豫邊區和鄰近地區發動的軍事進攻。在日偽頑夾擊中，第五師主力和地方武裝發展到5萬余人，民兵30余萬人；邊區擴大到鄂豫皖湘贛5省9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和1300萬人口，38個縣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5日，朱德總司令在對日軍的命令中指出：在鄂豫兩省的日軍，應派代表到大悟山，接受李先念將軍之命令。新四軍五師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立即動員全部力量占據轄區內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命令日偽軍在一定時間內繳械投降，并在指定地點集結，否則予以消滅。邊區黨委、行署成立武漢工作委員會，并任命楊經曲為武漢先遣軍司令，負責接洽日偽軍投降，同時派出先遣隊進入武漢市區宣傳調查，準備接管武漢。在10余天的受降中，新四軍五師斃傷俘日偽軍3500多人，攻克中小城鎮12座，使這些淪陷區的人民重見天日。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在漫長的抗戰歲月里，新四軍第五師孤懸敵后，浴血奮戰，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摘自百度百科）</h3><h3><br></h3><h3>注12：中原軍區</h3><h3>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共中央軍委為適應形勢的需要，于1945年10月30日將新四軍第5師、八路軍河南軍區部隊、冀魯豫軍區部隊一部與自湘粵邊北返的八路軍南下支隊（第359旅主力）組成中原軍區，李先念任司令員，鄭位三任政治委員，王樹聲任副司令員，王震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后任質斌任副政治委員），朱早觀任副參謀長，劉型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河南軍區（司令員韓東山，政治委員劉子久）、江漢軍區（司令員賀炳炎，政治委員鄭紹文）、鄂東軍區（司令員張體學，政治委員聶鴻鈞）和第1縱隊（司令員由王樹聲兼，政治委員戴季英）、第2縱隊（司令員文建武，政治委員任質斌）。 中原軍區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軍區之一，領導和指揮長江以北、黃河以南、東達津浦鐵路、西至陜西省山陽縣之間地區的人民武裝力量。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蔣介石立即糾集大批軍隊搶占城市和交通要道，準備向中共領導下的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為加強中原地區的力量，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統一指揮新四軍第五師活動范圍之內的黨政軍及河南區黨委與河南軍區的工作。為了避免國民黨軍對分散在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各個擊破，1945年10月，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八路軍南下支隊和王樹聲、戴季英率領的河南軍區部隊，以及冀魯豫軍區第八團，與正在桐柏山進行自衛反擊作戰的李先念、鄭位三率領的新四軍第五師，在隨縣、棗陽、桐柏、唐河4縣交界地區勝利會師。會師后，鄂豫皖中央局于1945年10月30日改名為中共中央中原局。鄭位三任代理書記（書記徐向前未到職），李先念為副書記。中原局共有9名委員：鄭位三、李先念、王首道、陳少敏、王震5人為常委，另4名委員是戴季英、劉子久、王樹聲和任質斌。中原局下設江漢、鄂東和河南3個區黨委，駐地在桐柏縣，后移至宣化店。1946年7月，中原局鑒于鄭位三、陳少敏、戴季英等人的身體健康狀況較差，決定讓他們返回延安，由任質斌協助李先念，全面主持中原局、中原軍區的工作。豫鄂陜軍區創立之后，李先念和任質斌也奉命于9月下旬動身，10月下旬達到延安。鑒于中原局大部分領導人先后返回延安，1946年11月初，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設立中原局，繼續領導中原軍區仍在外線作戰的各路部隊和豫鄂陜、鄂西北根據地的斗爭。直到1947年5月16日，中央組建以鄧小平為書記的新的中原局隨軍行動，中原局的工作才自行結束。</h3><h3><br></h3> 中原軍區的突圍，選擇了分散進行的方式，因為大部隊突圍無法達到隱蔽性，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生存。李先念和王震率領人數最多的一支從宣化店向西，那是國民黨軍認為最不可能突圍的方向，因為那個方向山高林密河流縱橫。在國民黨軍隊調動部隊企圖圍追的幾天里，突圍官兵以晝夜不停的急促行軍沖過平漢鐵路，在幾乎筋疲力盡的時候到達了丹江岸邊。頭上雖然有國民黨軍飛機在盤旋轟炸，但是地面的攔截追擊部隊還不多，可湍急的江水讓他們付出了代價。<h3> 向東突圍的皮定均部一開始的任務是掩護主力部隊通過平漢路。二十二歲的皮定均率領的一支由太行山子弟組成的部隊，這支部隊作戰勇猛頑強，老根據地的百姓都叫他們“皮司令的部隊”，而共產黨軍隊內部稱他們為“皮旅”。突圍的時候，包括皮定均在內，所有官兵都準備為掩護主力突圍而犧牲。為了吸引敵人，他們向國民黨軍重兵防御的方向突圍而出。三天之后，當掩護任務完成時，“皮旅”已經深陷重圍。但是，最終，“皮旅”卻是整個中原軍區最先成功突圍、保存最完整的部隊。他們的戰法是：全線猛烈出擊，然后突然收縮藏起來，等國民黨軍開始追擊時，從眼皮底下把他讓過去，再接著往外插。“皮旅”獨立作戰，左突右沖，國民黨軍布置的一道又一道的阻擊，沒能讓他們退卻半步。進入位于鄂豫皖交界處的金寨時，因為一直無法與中原軍區取得聯系，皮定均只好要求電臺呼叫延安，延安的回電只有兩個字：快走！“皮旅”官兵丟掉了所有的背包，甚至忍痛將傷員留在了當地，然后一邊作戰一邊以驚人的速度強行軍，五天五夜后穿過皖中平原，最終到達華中解放區。全旅無大損失，只是數千官兵頭發長如蓬草，身上衣衫襤褸，腳上是沾滿污泥和血漬的破布，只有黑瘦的臉上一雙眼睛依舊明亮。從此，英勇的“皮旅”成為華中野戰軍的一支勁旅，在皮定均的率領下屢立殊勛。</h3><h3> 李先念、王震率領的突圍部隊在國民黨軍的圍追阻截下，被迫分成了兩股。王震部在強渡丹江之后陷入重圍，部隊在一個叫鮑峪嶺的隘口再次被截成兩半。在沖出包圍圈的戰斗中，七一九團團長吳剛、政委蔣洪鈞和參謀長朱佐夫相繼陣亡。身材魁梧的副團長顏龍斌接替了指揮位置，顏龍斌在率部沖擊時右臂受重傷，王震當即命令旅衛生部長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在沒有麻藥的條件下，顏龍斌的右臂硬是被鋸了下來。戰士們含著眼淚要用擔架抬著他轉移，但他死也不肯給已疲勞至極的戰士增加負擔。顏龍斌以驚人的毅力跟隨部隊繼續作戰。突圍部隊到達陜西西南部時，因傷口被雨水浸透而嚴重感染的顏龍斌搖搖晃晃地倒下了。安葬顏團長的時候，王震說：“他這樣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敵人見他就發抖！”</h3><h3> 就在王震部在鮑峪嶺與國民黨軍激戰的時候，李先念部遭遇了胡宗南部隊的阻擊。胡宗南的整編第一師一旅橫在了李先念部進入陜南的路上，而在中原軍區官兵的身后，國民黨軍整編第五師、十五師正在逼近。李先念說：“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拿下對面的這道山梁。”在向陡峭的山梁發起拼死沖擊的時候，三十七團官兵在熾熱的火網前一批又一批地倒下。一營教導員薛國斌腹部迸裂，腸子流了出來，倒在地上依舊吶喊不止。陡峭的山梁上沒有樹，官兵們把刺刀插進巖縫一寸寸地向上攀爬，在距離敵人陣地只有十米遠的時候，官兵們投出了成捆的手榴彈。這個讓中原軍區官兵血流成河的地方叫南化塘，位于湖北與陜西的交界處。</h3><h3> 國民黨軍飛機沿著中原軍區部隊的突圍路線撒下這樣的傳單：</h3><h3> 中共中原軍區李司令鑒：</h3><h3> 第九執行小組及三十二執行小組業于七月二十三日到達西安，決做和平最后之努力，務請將軍接到此信后，即刻發電以九小組貴方代表取得聯絡，同時派能全權負責之高級官一員于七月二十八日前來龍駒寨或者西按談判停戰及駐地給養等問題。如貴司令親自來此，則更覺光榮，除請政府代表通知第一線，允許通過及保護外，盼先電復。專祝平安！</h3><h3> 第三十二執行小組</h3><h3> 七月二十四日，李先念看到傳單。鑒于中原軍區突圍部隊已十分疲憊，加之不斷的戰斗導致傷亡過重，還有就是那些與大部隊失散的小股部隊生死不明，因此，李先念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利用這一機會促成暫時停戰，以利部隊恢復戰斗力。盡管中共中央對國民黨方面的談判誠意心存巨大的懷疑和警惕，但是為了生存，還是同意了李先念部提出的恢復談判的請求。中央派出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處長周子健前去聯絡，以表明共產黨方面愿意談判，“惟須國民黨停止追擊中原軍”。但是，胡宗南的十幾萬大軍已經做好了進攻延安的準備，國民黨方面根本不想再與共產黨方面商談停戰，周子健到達軍調部第三十二執行小組時，國民黨方面根本沒讓他進入會場。由于聯絡不暢，中原軍區的領導并不知道周子健遭遇的情況。八月初，李先念部派出了談判小組成員，他們是：中原軍區干部旅旅長張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吳祖貽和毛澤東的侄子毛楚雄。</h3><h3> 毛楚雄是毛澤覃烈士的遺子。一九三四年中央紅軍離開蘇區長征后，毛澤東的小弟毛澤覃被留下，六個月后，他在瑞金附近的紅林山戰斗中犧牲。毛楚雄從小由年邁的外婆撫養。一九四五年七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隊從延安出發，毛澤東特別相托王震路過湖南時把毛楚雄帶上。現在，部隊在轉移中生死未卜，誰也無法預料前面還有什么樣的險境，王震擔心毛楚雄的安全，建議他以談判代表的身份從敵人的重圍中轉移出去。但是，十九歲的毛楚雄和張文津、吳祖貽離開部隊后，在前去西安的路上，被胡宗南部在寧陜縣東江口鎮附近扣留。李先念和王震聞訊，立即請求中共中央設法營救。盡管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想盡一切辦法，包括向國民黨方面提出抗議，并發動輿論界廣泛呼吁，但胡宗南部始終矢口否認。從此，張文津、吳祖貽和毛楚雄三人再也沒有了任何消息。三十多年后，經過堅持不懈的調查，真相才得以弄清：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深夜，國民黨軍六十一師一八一團少校團長韓清雅奉胡宗南之命，將張文津、吳祖貽和毛楚雄三人活埋于東江口鎮城隍廟背后石坎下的水渠邊。</h3><h3> 中原軍區的官兵轉戰在深山中，糧食斷絕，李先念因犯胃病口吐黃水，只好將一根繩子捆在腰上，讓騾子拉著他往前走。王震部的官兵也是斷糧數日。在一條山溝里休息的時候，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鄉前來哭訴，說有官兵把他沒有長熟的洋芋挖出來吃了。身體虛弱的王震猛地抓起身邊的步槍朝天連續射擊，大喊：“都給我回來！”警衛員李樹森正好拿著一把準備打草鞋的草從王震身邊走過，盛怒中的王震抄起一根棍子朝他的屁股打去，邊打邊喊：“你也犯群眾紀律！”警衛員爭辯說：“我沒犯群眾紀律，你看這是草啊！”王震說：“草也不行！”官兵們一邊把李樹森拉開，一邊給那個老鄉賠錢。王震親自給老鄉寫了張字條：“一九四六年七月，三五九旅路過此地，把這家老鄉的東西吃光了，革命勝利后加倍償還。”寫完了他還覺得不放心，又寫了張布告貼在樹干上：“本縱隊全體同志，務必遵守群眾紀律，真正做到秋毫無犯，違者槍斃。”</h3><h3> 中原突圍“拉開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序幕”。</h3><h3>?</h3><h3><br></h3> <p class="ql-block"><i>中原突圍路線圖</i></p> <h3>二、我的母親<br></h3><h3> 1928年農歷臘月初五日，母親出生于河南省確山縣一個書香門第，家境殷實的士紳家庭。自小聰明好學，知書達理，16歲便投身革命，參加了新四軍，因為有點文化，參軍后就參加了報務員的培訓，結識了我的父親，媽媽說“我們是自由戀愛結的婚”。</h3><h3><br></h3><h3><br></h3><h3>（待續）</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四章 我小時候的一些事</h3><h3><br></h3><h3>（待續）</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五章 青海湖農場</h3><h3><br></h3><h3> 我在青海湖農場青年隊的經歷，既是身體的鍛煉，更是精神的歷練。那時不是想扎根在那，而我們都知道那只是個過度。但短暫的下鄉生活，有永遠忘不了的回憶，那時的鍛煉是我一生都受益的。有了這段經歷，在以后的歲月里，沒有難倒我的事情。</h3><h3><br></h3><h3>一. 美麗的青海湖邊，青海湟魚</h3><h3><br></h3><h3> 我下鄉之地也是個美麗的地方：青海湖邊的【青海湖農場】。那是文革結束的1976年秋天，那時曾經美麗的草原早已變成了農田，據說過去的草原上沒有放牧的，草有半人高，到處是野兔和狼。對于我們本來就在鄉下長大的，農田沒有什么新鮮感，但當時我們青年隊就在當時青藏鐵路的最西頭的火車站邊：哈爾蓋。對我們這些沒見過也沒坐過火車的鄉下人，那個高興勁兒，盼望著早日能坐火車回家（我們出生生長的地方在更西邊的柴達木盆地，現在青藏鐵路正好連接兩地）。更讓人興奮的就是到青海湖捕魚（現在已禁止），幾網下去就可以捕一大卡車。</h3><h3><br></h3><h3> 青海湖的魚，叫青海湟魚，據說由于是高原水溫低又沒有食物，這湟魚每年只能長一兩，一條1公斤的魚就是20歲的魚了。湟魚是裸鯉的俗稱，是青海湖中的特產，以其鮮嫩味美而著稱。它在魚類中屬鯉科，學名叫做“青海湖裸鯉”。裸鯉全身裸露，幾乎無一鱗片，體性近似紡錘，頭部鈍而圓，嘴在頭部的前端，無須，背部灰褐色或黃褐色，腹部灰白色或淡黃色，身體兩側有不規則的褐色斑塊，魚鰭帶淡灰色或淡紅色。也有個別全身呈淺黃色或深綠色的。由于藏族人視魚為神，是不吃魚的，而且有一部分人死了是要喂魚吃的，所以才有當時我們捕魚的好收獲。可是現在多年人為的濫捕已造成青海湖湟魚的大量銳減，由于全球變暖，大氣干旱，降水減少，加之青海湖水位年年下降，含鹽量和堿度不斷上升，湟魚的生存受到很大影響。目前，青海湖湟魚資源已不足開發初期的十分之一。</h3><h3><br></h3><h3> 湟魚是青海湖魚鳥共生和草地生態中的核心物種，湟魚資源的衰竭將會破壞整個青海湖生態系統的穩定。同時，青海湖為貧營養水體，湖中魚類組成結構簡單。湟魚是湖中惟一的大型魚類，其資源的衰竭將會破壞水體中的生物多樣性和現有的生態平衡，導致其他水生生物如剛毛藻和無隔藻等生物的大量增加，使青海湖水環境惡化進而危害到水生生物的生存，最終使青海湖成為一個“死湖”。據有關專家介紹，成為死湖的青海湖不再是阻擋風沙的天然屏障，不再是調節青海氣候的“調節器”。到那時，青海東部，甚至周邊省份一些地方的氣候不再是現在的狀況了，青海湖的美麗以及青海湖獨特的自然生態景觀也將不復存在。</h3><h3><br></h3><h3> 青海湟魚屬春夏型溯河洄游石礫產卵魚類。雄魚比雌魚成熟早。每年3至7月產卵群體由青海湖進入各河中繁殖。我們春天往農田灌水是常有產卵的魚進來，捉魚就有成了勞動中的快事。</h3><h3><br></h3><h3>二. 強度勞動</h3><h3><br></h3><h3> 雖然農田的勞動只有15個月，但我們干了該干的所有農活，一個1百多人的青年隊，卻管理著5千畝耕地，雖然有大型農機，但高強度的勞動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秋收，除了機器收割以外，每人還有20多畝地要收，要脫粒。5千畝地，從住處走到遠點兒的地里也要1到2小時，秋收時每天天不亮起來吃飯后走到地里剛好有點亮開始干，白天在地里吃3餐，晚上黑了再往回走，到住處再吃飯睡覺，好像還沒睡著就又被叫醒吃飯出工。一天6餐，每餐能吃8兩到一斤，一干就是半個月。雖然已經鍛煉了近一年，可這秋收開始的幾天還是累的全身酸痛，可幾天以后就干勁十足，一天能收2畝多油菜或青稞（青稞英文名：hullessbarley是禾本科大麥屬的一種禾谷類作物，因其內外穎殼分離，籽粒裸露，故又稱裸大麥、元麥、米大麥。主要產自中國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地，是藏族人民的主要糧食。青稞在青藏高原上種植約有3500年的歷史，從物質文化之中延伸到精神文化領域，在青藏高原上形成了內涵豐富、極富民族特色的青稞文化。有著廣泛的藥用以及營養價值，已推出了青稞掛面、青稞饅頭、青稞營養粉等青稞產品）。</h3><h3><br></h3><h3> 秋收過后就是打場脫粒，就是要把青稞粒和油菜籽提出來，這一干就是3個月，正好這時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可是農忙，沒有時間復習不說，連去報名都沒有時間（報名要到離我們5公里的鄉上），沒有照片，沒有照相館。好在有攝影愛好者，自己洗相片，最后終于單位準假去報名，可我們所在鄉里的報名截止日期比報紙上公布的早一星期結束了。我們被剝奪了高考的權利！</h3><h3><br></h3><h3>三. 高考</h3><h3><br></h3><h3> 但還是高考改變了我的命運。本來沒能去考，并不氣憤。因為本來文革10年，我們在學校10年，根本沒有學習，高考大綱一看有一半聽都沒聽過。所以想去考也是白考。可是，當看到各地的77年高考試題以及錄取分數時，就氣憤了。這么簡單，怎么就不讓我們去考！于是，我本來的理想（當一名機械修理工）放棄，要上大學！78年分配工作，為了復習，我選擇了當老師。1978年1月我成了青海湖農場中學的老師，在短暫的10個月里，我教過初一的生物（因為新設，沒有老師，所以我先學習再教學生），初二的政治（代課）和數學（自己申請的，好復習），初三的化學（因為只有一位化學老師，年齡也大了，想培養我），還擔任班主任。雖然繁忙，我還是到鄰縣海晏縣考場（我所在剛察縣不設考場）參加了78年的高考，以青海省前50名的成績考入南京大學（本來教師是必須上師范大學的，可我因政審不合格，沒有師范大學要我。最后被我沒報名的南京大學給撿了去），結束了我2年多的青海湖農場生活。</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六章 離開青海</h3><h3><br></h3><h3> 1978年10月，我離開青海去南京上大學了。從此，我離開了出生和生長的那塊土地。可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們離開那里還有很多的故事和很長一段時間。</h3><h3><br></h3><h3>6.1、父母的徹底平反</h3><h3>1977年底在全國范圍展開關于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開始了系統的撥亂反正。</h3><h3><br></h3><h3>（待續）</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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