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放誕”的魏晉名士風流

冰原氣候

“清談”“放誕”的魏晉名士風流魏晉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思想解放時代。被漢武獨尊而不可一世的儒家思想，在這一時期遇到了“佛教”和“道教”兩大對手，加之老莊思想大張旗鼓，一定程度上造成知識分子思想上“玄旨冥遠”的這一特點。加之魏晉時期是個政治動蕩不安的時代，更是一個政治異常險惡的時代。名士與隱然指尖流露出不同于一般人的狂放不羈的氣質，哲學思想也大放異彩，讓人眼前一亮。當時流行的所謂“清談”，主要是圍繞名教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各展胸懷。由于政權更迭頻繁，曹氏篡漢之后，緊接著就是司馬氏篡魏，所以思想上雖然學理紛呈，但士人立身出處的選擇，卻頗費躊躇。魏晉的狂者似乎都和東方朔一樣，具備“不得已壓迫”下變其形態的狂放特質——佯狂，怪狂，和僻狂。這種名士風格雖是暴政下知識分子出于無奈的選擇，但卻從歷史特點上反映了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方面，它不僅開我國知識分子與專制暴政不合作之端，而且創文化人突破束縛人性的傳統禮教從而實行思想解放之始，尤其對哲學思想的影響更為顯著。如果說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對我國古典時代貴族精神的概括的話，那魏晉的名士風流則體現了中世紀知識分子的貴族精神風貌。我國傳統思想并非孔子儒家獨領風騷，嚴格說來老子道家也有一份，孔子是帝王師，而老子之學則被稱作“人君南面術”，歷史文化深受其影響。所以對于貴族來說，其精神氣質就不僅以周公孔子的君子之道為體現，而且也反映在“非湯武而薄周孔”的魏晉名士風流上。中國哲學的最終目標，是教人超越當下的生存狀態，而達到某種理想的人生境界。因此傳統哲學所講的不僅是實現個體生命價值，而是讓有理想的個體生命價值得以實現。如果說儒家強調用“仁”與“誠”來立身，道家以“無”和“逍遙”為最高境界，那么魏晉人士就是以“清淡”和“玄遠”來求存。具體說來就是“借談名理來避禍”。例如魏晉玄學家們言談上貴“無”，正說明其潛意識中對“有”的焦慮。而“有”就隱含政治上如何避禍之意，這對立的兩級就彰顯出思想上的矛盾。當時王弼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侄孫，漢末八俊之一王暢的后人。史載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辯能言。”他曾與當時許多清談名士辯論各種問題，以“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深得當時名士的賞識。《王弼傳》還記錄這樣一個事件。據說王弼去拜訪裴徽時，裴徽曾問他：“你說'無’是萬物的本根，是很正確的，但是孔圣人從沒有講過'無’，只有老子反反復復地講個不停，這是為什么？”王弼說：“孔圣人本身就體現了'無’的德性，而'無’又是不可解說的，所以他只講'有’；老子、莊子還沒有脫離'有’的境界，所以就不停地說自己所不足的'無’。” 裴徽問的是現實的具體問題，王弼卻從“有”與“無”的哲理高度予以解說，表現出一個少年哲人的非凡的思辯能力。王弼在討論《周易》中言，象，意的關系是提出了著名的“得意忘言論”，從老莊關于語言的看法中汲取了養分，加以推進，頗有建樹。不管如何，這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魏晉人士對玄理的追求已然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余秋雨先生在《歷史的暗角》中把魏晉稱作“無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時期”。從眾多名士身上我們可以領會到那種屬于魏晉的文化性格與思想維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特點就是“隨性任自然”和“心誠然物外”。最典型的是以阮籍和嵇康為代表的的“竹林七賢”。這是一個以文采和異行著稱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個個都“狂”的驚天動地。《世說新語》里記載了許多他們和“狂”有關的故事。據說劉伶酒醉之后，裸形于屋，遇有置疑，則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褲子，諸位怎么進到我褲襠里來了？”阮籍的侄子阮咸，竟然和群豬一起飲酒。阮籍無目的地駕車出游，有路則行，無路便痛哭而返。這就是傳說中的“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的來歷。現在看來飽含無限凄楚之意。看到當壚賣酒的鄰人之妻有美色，他就粘著不斷去喝酒，喝醉了還一頭睡在那位美婦身邊。聽說一個美色女子未嫁而死，盡管與其家人素不相識，他也跑去大哭一場。這種“狂”，屬于是“半佯狂半酒狂”。不得不說，在“隨性而為”中有一點不被常人理解的“色心”。魏晉時期士人行為的荒誕性，更多的是一種西方犬儒主義與自我放縱的混合變種，毒藥和酒只是將其釋放的一個由頭。很多人是以酒和藥為幌子，真正驅動他們的是騷動狂放的心靈。總之這是一個審美壓倒了倫理的年代，也是一個自由而迷惑的年代。這種背景之下，各種各樣的特異行為就不足為奇了，甚至可以說是“荒唐之中略顯可愛之舉”。如果說需要一種方式，來讓名士們從現實亂世過渡到一種以秀美山水為表征的生命情致之中，我想這種方式，是酒。名士不可一日無酒。《世說新語》之任誕篇，全篇54則，幾乎篇篇有酒。魏晉人在心理上的自我安頓，多半靠了酒的力量。現實世界充滿了偽善與丑陋，通過飲酒來提升心境而至物我兩忘、逍遙自適之至境。為自己營造一片心靈的天宇，也抗爭性的顯示著對名教、禮法的不恭乃至反叛。正如阮籍之所以對權勢沒興趣，除了仕途兇險外，更主要的是他的人生理想與現實的格格不入。《晉書·阮籍傳》說：“籍容貌瑰杰，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閉門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阮籍任性行事，不守禮教，而追求個性自由。據說在為母親守喪期間，還到司馬昭的宴席上大吃大喝。司馬昭之所以能容得下他，是因為欣賞他那不評論時事，不臧否人物和發言玄遠的作風，他的用心是將阮籍樹為官員風范，從而使自己擺脫監視，為所欲為。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也淪為了“政治權謀”的工具。《莊子》之學被他借鑒，其中對禮法的嘲諷，對自由的追求，以及對待人世紛爭、是非曲直、生死存亡的哲理，“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的態度，很符合阮籍的心意。于是自正始以來的以《老子》為清淡中心的玄學，變為以談《莊子》為中心。阮籍在莊子研究方面的建樹雖不及向秀和郭象，但他卻是這種轉變的一個關鍵人物。而“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嵇康，由于娶了與曹魏有血緣關系的長樂亭主為妻，司馬氏先是籠絡收買，派來的人看他一味在樹下打鐵，不揚不睬，不聞不問，只好怏怏而歸。他的“七賢”之友山濤，欲薦代己為官，他于是寫了那封千載傳頌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因此當他步入不惑之年，終于被司馬氏所殺害。臨刑之際，他出人意外地撫奏了一首《廣陵散》，曲罷發為感慨：“《廣陵散》于今絕矣。”然后從容就戮。這不禁讓我想起了西哲蘇格拉底之死，他的弟子柏拉圖的《斐多篇》所記載的蘇氏之死，也是很從容淡定的，在被迫飲了毒藥之后，還若無其事談哲學。但比較起來，嵇康死的似乎更有詩意，具有濃厚的中國味。現實政治的鋒芒恐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魏晉人士心態的極大轉變，從另一個層面說，與當時勃然而興的玄學也有密切關系。 “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玄學是魏晉時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它的興盛，體現了動亂時代人們對個體存在道義和價值的關注。它是一種本體論哲學，其現實意蘊乃是對魏晉人所積極追求的理想人格做理論上的構建。在“貴無”思想的深刻影響下，魏晉人士或徜徉山水，琴師自樂，追求一種“蕭條高寄”的生活；或動違禮法，以任放為達。陶淵明與“竹林七賢”就是以上兩種行為方式的代表。可以說在魏晉人士的推動下，老莊之學輕人事，任自然的價值觀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占據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從而造就了中國士人玄，遠，清，虛的生活情趣。“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正因為生命是如此珍貴而又如此渺小，魏晉名士從名教禮法的整體桎梏中掙脫出來，執著于對自由獨立的追求和生命的張揚。他們繼承并發揚了老莊“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想，吸收并融合了孔孟“舍我其誰”的超然性情。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將思辨的玄妙化為自己生命形態和生活藝術的理論依據和風格規定，并轉化為一種心靈化、藝術化的生命和生活。孔子也曾想沐春風而歌的，不知可曾實現；莊子也渴望與自然合一的，但畢竟還是收斂。只有他們，魏晉的風流名士們，生命意識的覺醒者們，他們的瀟灑風流，他們的雅量高才，他們的喜怒哀樂，乃至他們的病態與瘋狂，全部把生命的自由和自然展現得淋漓精致。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說的：“當文明的成果逐漸繁衍以后，當年精神開拓者們的奇異形象卻難以復見。嵇康、阮籍他們在后代眼中越來越顯得乖戾和陌生，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有過他們，是中華文化的幸運，失落他們，是中華文化的遺憾。”這樣的幸運和遺憾后人有幸拾起來讀一讀，也算是一場心靈的洗滌，我深受啟發。我仰慕那些魏晉風流名士，阮籍的青白眼，嵇康的廣陵散，劉伶的劉伶醉，《世說新語》的點點滴滴在雨夜讀來，品出了陣陣素幽的香氣。馮唐在《活著活著就老了》中寫道：“我希望有這么一個小酒館，酒館不用很干凈，但老板娘一定要漂亮一定要解風情，至少在飽暖之后能讓你想起什么。“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發髻要綰的一絲不亂，梳的油光水滑，衣服要穿的不緊不松，至少在合適的角度可以看到一些山水。”讀罷，我驚呼，魏晉風骨原來在此。對于我們年輕人來說，養生雖不必專注于身體，但也許要養一種生活方式生活品位，一種悠然灑脫的態度，這樣生命才有張力，才有彈性。或曰讀史，讀詩，讀那些洗盡鉛華，褪去浮躁的文字，讓身心干凈得如同林間清泉，月下素梅，這也是魏晉名士對我的那點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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