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志難忘我的記者生涯

版納金華

□ 段金華（國防戰士） 40 多年前，我參軍到部隊，下連隊一年多，我就被調到團機關政治處做新聞報道員，未曾想，那次工作調整竟成為我新聞生涯的起點，鋪就了一條無悔無憾的記者之路。 一 我最早與新聞結緣，是1976年，剛上初中的我，看到《國防戰士》報登了一篇云南省公路工程局二處幫駐滄源某部隊修繕縣城到營部公路的新聞。我拿著報紙問我父親：“這是寫你們部隊的嗎？”我父親說：“是的，是團部劉干事叔叔寫的。”我閱后暗自思量，對父親笑道：“如此文章亦可登報，我何不也試試手筆？”“不要瞎球狂妄，書沒有讀幾本，你不知道這條路有多艱難！”看到我父親暴怒的模樣，我趕緊把頭縮起來，一溜了之。后來，我真就留意報紙上的這類“作文”，想著總有一天我的“作文”也能上報紙。 時光荏苒，及至我初中將畢業之際，父親已從勐海轉業至地方，而我亦轉至勐海一中求學。一天，我看到一大群解放軍官兵到街上學雷鋒做好事，我寫了一篇駐軍部隊開展助民活動的表揚稿，并鼓著勇氣寄給《西雙版納報》，一星期后，竟被刊登，而且還得到了兩塊錢的稿費。就在那段時間，我接觸了我的恩師，勐海縣委宣傳部干部朗確，他慷慨地向我傳授了豐富的寫作知識，并熱心地推薦我加入新近創刊的《版納》雜志的‘文學創作讀書班’進行深造，在一般人看來文學創作與新聞寫作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對我而言是一次難得的提高寫作水平的好機會，就在那次讀書班結束后，我在《版納》雜志發表了我平生第一篇散文作品《吊蘭花》。1982年高中畢業后，帶著被我視如珍寶的登有我作品的《西雙版納報》和《版納》雜志投身軍營。并發誓要把寫作當作自己一生的追求和愛好，當一名為人民鼓與呼的新聞記者。 　　1983年春，部隊舉辦新聞培訓班，指導員見我平時喜歡寫寫畫畫，并且有“大作”發表，便讓我去參加培訓學習。這之后，我的寫作熱情雖然高漲，但效果甚微，投出去的稿件都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我明白了當年父親“書沒有讀幾本，狂什么狂”的教誨，我幾乎所有的業余時間都用在了新聞寫作上，那段時間，我廣泛涉獵了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的新聞學與文學教材，還參加了人民文學文學刊授；《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聞刊授的學習。經過刻苦努力，我的作品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了《國防戰士》《云貴民兵》《春城晚報》《云南法制報》上，逐漸在軍營中嶄露頭角，成為了一名小有名氣的‘記者’。 后來部隊又推薦我到新聞教導隊學習。學習期間，我不但得到了部隊老新聞工作者葉春劍、姚林昌、張治民等老師的傳幫帶，還有機會深入到老山、者陰山、扣林山前線實習采訪，在炮火硝煙中過了一把“戰地記者”癮。在完成采訪任務后，我與戰友共同撰寫了通訊稿《凜揚南疆的武警之魂》，該稿件因其深度報道和真實反映武警部隊精神風貌，獲得了《人民武警報》的認可，并被其作為重要內容刊發。這次培訓之后，我成了部隊的專職新聞報道員。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不是當年《國防戰士》給我最初的啟示，《西雙版納報》和《版納》雜志的熱情鼓勵，不是朗確老師和部隊老新聞工作者，給我最真誠的引導和扶持，也許我不會與新聞結下緣分，至少與新聞的緣分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深。 二 1986 年底，我從部隊退伍，被安排在勐海縣委宣傳部從事新聞報道工作，兼《西雙版納報》、西雙版納廣播電視臺的通訊員，我幾乎每個月都有稿件被各大媒體刊播，高峰時期甚至達到了十多篇之多。除寫一般的動態消息和小通訊外，我還嘗試著寫調查報告和新聞述評。有時候，為了獲取第一手的新聞資料，我常常獨自一人騎著單車，穿梭在村寨之間，進行深入采訪。有一次，為了采寫公安干警打擊流氓惡勢力確保一方平安的事跡，我冒著生命危險跟隨抓捕分隊行動，我所撰寫的新聞特寫《恐怖路上的戰斗》發表后，在讀者群中激起了熱烈反響，同時，我也榮獲了報社的表彰。 在做《西雙版納報》、西雙版納廣播電視臺通訊員的那段時間里，報社給我的不僅是表揚，更多的是編輯老師的指點和鼓勵。記得報社領導就曾這樣鼓勵我：要多讀多寫，不滿足、不懈怠，保持寫每篇稿子都是從“零”開始的精神狀態。曾有一次，我心緒低落，向報社的一位領導傾訴，提及戰友與同學們多已成為單位骨干，而我仍在文字間耕耘。這位領導很認真地說，你在黨報和廣播電視臺發表的作品難道不是你的成績嗎？埋頭耕耘下去，總會有結果的。他的鼓勵促動著我無怨無悔地給黨報寫稿。像這樣的老師在《西雙版納報》和西雙版納廣播電視臺有許多，也許他們早已忘記了曾幫助指導過我的事情，可我是依然記得的。那段時光里，他們對我的關懷與扶持令我深受觸動，那份深情厚誼遠遠超越了作品發表所帶來的價值。 三 1993 年 8 月，也就是在我已經當了一年多的文化局副局長，又剛剛調任縣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不久，我成為《西雙版納報》駐勐海記者站記者。正在仕途看好之時，去做一名記者，這讓我的家人和很多朋友想不通。但我當時的真實想法是：做自己熱愛的事業，也許才是最好的選擇。 報到的第一天，我就接受任務到勐海縣勐宋大曼呂冰雹災區采訪救災情況。那時，正值 9 月間，雨水還沒收盡，我與救災組的同仁徒步跋涉五十余公里，親臨災區現場，目睹了冰雹給貧困山區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同時也深切感受到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迅速救援的無限感激，我含淚寫下了特寫《山歌獻給黨》。 做專職記者后，我接觸的行業比以前更寬廣了。為了盡快成為那些陌生行業的“消息靈通人士”，以往很少接觸理、工、農、醫等專業的我，捧回一堆材料、書籍，硬著頭皮把一個個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變成讀者能看懂的“普通話”。在報社工作的四年時光里，我近乎過著‘獨居’般的生活，披星戴月，與晨曦為伴，白日里與百姓一同在田間辛勤勞作，夜幕降臨時則圍坐在火塘旁，聆聽少數民族兄弟悠揚的山歌和動人的故事。勐海縣的 102 個行政村幾乎都有我的足跡…… 那份辛勞換來的是一篇篇至今還讓我回味的作品。諸如《重塑警魂》《邊警雄風》《冬日田間春意濃》、春風春雨春潮》《用忠誠書寫的承諾》《橄欖綠編織的風景線》等，一些作品還上了中央和省級的報刊。其中《中緬警方開展邊境聯合掃毒》《勐海縣人大積極開展農業和農村工作調研》《堅持原則斗邪惡》《來自勐海人武部的報道》等稿件還獲得了國家和省級獎。 此期間，我還兼任了《云南日報》、云南人民廣播電臺、西雙版納廣播電視臺的“特約記者”。 記得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記者工作是一項相當獨立的，艱苦的工作”。四年的職業記者生活，不僅讓我深深地體會到了這一點，同時也使我覺得記者工作是一項充滿艱險的工作。在 1996 年“嚴打”和 1997 年“禁毒”斗爭中，我多次隨公安干警到現場抓捕兇犯，有一次差點遭到販毒分子的襲擊。正是因為有了艱苦、艱險的工作體驗，我寫出了一篇篇反映“嚴打”“禁毒”斗爭的報道，拍攝了一幅幅現場抓犯罪分子的照片。我還重點宣傳了“勐海 110”“景洪 110”，獲得了州、縣公安局“公安宣傳先進個人”，公安系統的戰友們還送了我一個“便衣警察”的外號。 在基層擔任記者的歲月里，我不僅多見世面，多聽故事，還足跡遍布了更多的角落。我被源遠流長的邊疆少數民族文化所陶醉，被“老邊疆人”的奉獻精神所感染，這些使我在生活中有了做人做事的參照，教會了我以積極的態度對待人生，教會了我包容與謙讓。 作為遠離報社領導的駐站記者，我自覺加強自我修養，堅定地宣揚那些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英雄人物，積極履行好作為記者的喉舌職責。1997 年初，我了解到“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優秀計生員玉金的事跡后，同州廣播電臺記者葉振坤一起幾次深入玉金生前工作過的地方采訪，玉金作為一位已故的典型人物，給采訪工作帶來了不小的難度。但我們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這篇題為《國策高于生命》的近一個版面的長篇通訊在《西雙版納報》刊出了，州電臺、省電臺也播出了這篇稿件。我還與時任西雙版納報副總編輯的丹洛合寫了長篇通訊《躬耕百姓間》《春滿桃李園》等長篇通訊。這兩篇通訊登出后，許多讀者來信對我給予鼓勵。 作為駐站記者，另外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發展和培養通訊員。四年間，我多次深入鄉鎮、機關、部隊為通訊員講課，熱情帶通訊員采訪、寫稿、發稿。在我的悉心幫助和指導下，十多位新聞愛好者逐漸成長為新聞單位的骨干通訊員。 四 在從事新聞工作期間，不僅學會了“作文”，更學會了“做人”。“老實人不吃大虧”；“寧愿人負我不負別人”；“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誰也打不倒你，除了自己打倒自己”；“說一千道一萬，最終要靠干活吃飯”；“不要寫文章是精品，做人是次品”；“不在乎別人說什么，關鍵在于自己做什么”，“得饒人處且饒人，該出手時就出手”。我將這些深植心中的做人準則，稱之為我的‘人格學’。‘人格學’的真諦，不在于言辭之華麗、文筆之流暢，而在于行動之堅實，且需一生踐行！許多新聞前輩在這方面堪稱典范，他們不僅是我記者工作學習中的老師，也是我精神上的導師。我要像他們那樣終身以誠懇的心態待人，以嚴謹的姿態做事，把每一篇稿件寫好、編好，把每一件牽扯名利的事處理好，力爭使自己的“人格學”修煉漸入佳境。在一個人遠離單位領導、遠離集體而獨立工作的情況下，我保持了一名記者的良好形象，我想大概正是新聞記者給我的“人格學”起了規范的作用。一位部隊通訊員以《我是一個兵》《辛勤筆耕、無怨無悔》為題將我的事跡登在《邊防武警報》和《云南報友》上。 后來，我已離開了記者工作崗位，成了新聞單位的領導。可那段專業記者的生涯始終難以忘懷，我與她的深厚情誼也與日俱增。每當翻閱當天帶著墨香的報紙，看著電視聽著廣播，昔日戰斗在新聞戰線的生活，就會在腦海中浮現；每當遇到困難，回憶起那段火熱的記者生活，我的心中就充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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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志難忘我的記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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