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王朝體系下的忠臣樣板（八）

吃牛的草

八 有些改變，其實是沒有改變。 貌似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zhuǎn)彎，其實只是一如既往。 是的，其實，富弼是一個相當固執(zhí)的人。哪怕，是在當太平宰相期間。 有這么一個細節(jié)：富弼為相期間，雖是微官或平民布衣，上門謁見，都與他們以禮相待，氣色穆然，面容不見喜慍。走時送客人到門口，要看著客人上馬走了才還轉(zhuǎn)。 就這么一個人，從表象來看，應(yīng)該非常善于做人，不會得罪任何人的。但有意思的是，富弼為人處事的一大特性，就是將原則性堅持到底，一旦認定的事情，很難再去改變。甚至不惜得罪好友。 也正因為這種性格，富弼被稱為“嘉佑四真”之一。所謂真宰相富弼，真學士歐陽修，真中丞包拯，真先生胡瑗。 宋英宗趙曙即位之初，已年過而立，不過由于身體患病，于是由曹太后來垂簾聽政。治平元年（1064年）農(nóng)歷五月，宋英宗病體康復，曹太后撤簾還政。而曹太后之所以撤簾還政，就是由當時宰相韓琦直接主導的。而富弼當時守完母喪，剛回京不久，事先毫不知情，當知道太后忽然撤簾還政后，富弼非常憤怒，對同僚說：“我也算是宰輔大臣，其他事不問也就罷了，這種大事，韓琦怎么能不讓我知道一下?” 韓琦知道后，連忙給富弼解釋：“還政之事是太后自己的主意，哪里能夠公開？我并不是把富公當外人，只是害怕萬一不能成功，恐怕今后就沒有機會了。“ 是的，于情于理，于國于朝，這樣的大事，是應(yīng)該讓富弼知道的。雖然韓琦也是一心為國，但畢竟還是把富弼當外人來看了。在君權(quán)更替的大事上，難免有貪功自攬的意味。而此事后，富弼就再沒有把韓琦當朋友了。直至韓琦死后，富弼都沒有原諒。 而之于歐陽修，同樣經(jīng)歷慶歷新政的戰(zhàn)友加好友，就因為其為范仲淹寫的墓志銘，中有一句：“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引起范仲淹兒子范仁純與富弼強烈不滿，以為呂夷簡是奸妄小人，怎么能與光明正大的范仲淹”歡然相約“？結(jié)果也因此交惡，直至歐陽修死后，富弼也沒有前去送行。 富弼反對的，是否對錯，或有爭議。但這樣一個人，看上去穩(wěn)重成熟很好說話，但骨子里卻秉承的是，要反對，就反對到死。自然，當富弼認為王安石變法不可為時，也是一副反對至死的態(tài)度。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提出當務(wù)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shè)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wù)，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新法，開始大規(guī)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nóng)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或許是吸取慶歷新政失敗的教訓，王安石把變法的主抓點，從原來的整肅吏治轉(zhuǎn)向王朝的財政稅法。既然整肅吏治會讓官員反對，那我就避開這個主要矛盾，在王朝的財政問題做足文章，設(shè)章立制，重中之重，就是讓國庫先充盈起來。 都說有錢好辦事，只要國庫有錢了。接下來的事就好說的。當然，這只是王安石一廂情愿的邏輯基礎(chǔ)。事實上，事情也沒有像王安石原本想的那樣好說。至少，面對保守派，就沒有那么好說。 譬如，在各項新法中，其中涉及面最廣，影響最大的就是青苗法。這個辦法是王安石在鄞縣做地方官時試用過的，成效明顯，值得推廣。可以說，對于這個法令的推廣，王安石是信心滿滿。但讓王安石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個讓他信心滿滿的新法，讓他倍感壓力山大，感覺到了有些事情的確不像想的那么簡單。 盡管有皇帝撐腰，甚至為新法順利實施，罷貶一部分反對派官員，甚至執(zhí)政里都有“生老病死苦”的說法。“生”指王安石，他正生機勃勃地籌措變法。“老”指曾公亮，他年近古稀。“病”指富弼，他因為反對變法而稱病不出。“死”指唐介，他反對變法，每日憂心忡忡，變法剛開始就病死了。“苦”指趙抃，他不贊成變法，但又無力阻止，成天叫苦不迭。可以說，王安石新法，從來不缺反對者，包括曾經(jīng)與王安石素來相厚的司馬光。自然，也包括富弼。 惹不起，可以躲得起。這是富弼做人的重要原則之一。但躲得過王安石，卻躲不過新法的實施。實在躲不過，我還是要反對。這也是富弼的做人原則。于是，青苗法在全國范圍頒布后，知亳州的富弼的態(tài)度是拒不執(zhí)行。理由是，青苗法財利聚集于朝廷，而人心分散。言下之意，國富民弱，對國家也未必是好事，甚至還可能壞事。 當然，有皇帝撐腰的改革派是不容反對的。何況，這法律還是以詔令的形式頒布的。于是，指導變法的提舉官趙濟彈劾富弼不執(zhí)行圣旨，侍御史鄧綰要求交付有司進行審問處理。說白了，就是要把富弼關(guān)進牢里定罪以儆效尤。不過，宋朝的皇帝都似乎有仁慈的傳統(tǒng)，結(jié)果富弼只是被免去了宰相的官職。 這樣的結(jié)果，對于王安石來說，顯然是不滿意的。改革伊始，王朝重臣就公然反對，拒不執(zhí)行新法，正是殺雞儆猴的好時候，于是對宋神宗說：“富弼雖受責罰，還不失于富貴。從前鯀由于違命被誅殺，共工由于貌似恭敬而內(nèi)心傲狠被流放，富弼同時犯有這兩條罪行，只奪去相位，又怎能阻止奸邪呢？” 宋神宗沒有答應(yīng)，畢竟君王還是要搞平衡的。當然，富弼也很自覺上書道：“新法，臣下不知曉，不能用來在我的郡縣實行。愿回洛陽養(yǎng)病。”正好順水推舟，宋神宗同意了這一請求，給富弼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給待遇你就退了吧，不要阻礙變法就好。 可以說，相對于夏竦的狠辣，富弼雖然反對新政，卻表現(xiàn)出秉性忠厚的一面。反對你，我就光明正大的反對你，不過實在惹不起，那我躲起來總可以吧。一如他奉行的人生格言：“君子與小人并處，其氣勢必不能勝。倘若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自如樂道而無煩悶。小人不勝，則交結(jié)惡友，構(gòu)陷煽動，千岐萬轍，想方設(shè)法，必得勝而后已。等到他得志之后，接下來就肆毒于善良百姓，想求天下不亂，那是不可得也。” 王安石自然不是小人。不過，也不得不說，王安石在變法中選人用人方面，或許是吸取了慶歷新政失敗的教訓，不再奉行以道德操守為主的選人方式。而是奉行實用主義，順我者用之，逆我者棄之，只要能為我所用，愿意為我用，那我就敢用。結(jié)果，變法派中，除王安石個人道德操守尚無非議，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個人品質(zhì)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其中蔡京，更是進入北宋最著名的大奸臣行列。而站在反對派陣容中，富弼、韓琦、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蘇軾兄弟等。這些人在人品上，無論是后世還是當時，都是為時人特別是士大夫所推崇。也因此，在變法改革上，失去了道德至高點，同樣也被士大夫群起攻之，這估計也是王安石沒有想到的。 而事實上，王安石許多法令在實際實施中難免也存在不少問題。譬如說其中最著名的青苗法，舊有的常平制度主要是，在豐年適當抬高價格糴米，防止谷賤傷農(nóng)；在荒年適量降低價格糶米，平抑物價，拯濟百姓，也就是“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在糶米時價格不能低于本錢，有可能會有所盈利。但在實際操作中，政府要支出成本，由于普及面也不廣，沒發(fā)揮出實際效用。于是新法規(guī)定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shù)毓俑栀J現(xiàn)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借戶貧富搭配，10人為保，互相檢查。貸款數(shù)額依各戶資產(chǎn)分五等，一等戶每次可借15貫，末等戶1貫。當年借款隨夏秋兩稅歸還，每期取息2分。目的是改革之前的常平制度缺陷，希望抑制兼并之家盤剝農(nóng)民同時，也期望通過該制度施行為政府“開源”，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最終達到“強兵”與“富民”。 初期在河北路、京東路、淮南路三路實行，后其他諸路也推行開來。這項措施本是為了抑制兼并，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救濟百姓，但實際執(zhí)行卻出現(xiàn)偏差：地方官員強行讓百姓向官府借貸，而且隨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為了邀功，額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勒索，雖然政府財政收入多了，但民眾卻苦不堪言。而富戶替貧戶擔保，也讓不少富戶被拉坑小水。原本是理論上的好政策，在實際操作中，竟變質(zhì)為官府輾轉(zhuǎn)放高利貸，收取利息的苛政。最終，在元祐元年（1086年），新法實施16年后，被停止執(zhí)行。 一項法令，在一個縣實施，與在一個王朝實施，畢竟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從周期律來看，王朝已進入后期暮年，哪怕是很好的想法，都會在現(xiàn)實中扭曲成變異的惡果。如同一個衰朽的軀體，你不去折騰還好，一去折騰反而是傷筋動骨壞了身子。而現(xiàn)實中人性趨利的多樣性以及極致不可思議。于是，哪怕是像王安石這樣的聰明人，也沒有想到那些精心設(shè)置的法制條文，會在現(xiàn)實中走樣如此。 變法正在進行時，而退居洛陽的富弼，已是近古稀之年。白發(fā)鏡中長，人生經(jīng)歷短。深宅庭內(nèi)，黃昏斜陽下的富弼是不是還會想起，當年慶歷新政實施新法時，與他現(xiàn)在差不多的年齡的首相章得象的說法，“得象每見小兒跳躑戲劇，不可訶止。俟其抵觸墻壁，自退耳。方銳于跳躑時，勢難遏也。” 當然，這已無法考證，不過，退居洛陽的富弼倒是沒有如失意者那樣郁郁寡歡。或許佛學宗教皈依的影響，晚年的富弼，在可見的記載中，還是活的相當滋潤，與老朋友在一起，吃喝玩耍，高談闊論，甚是開心。甚至連銳意改革的君王也沒有忘記這位曾經(jīng)的王朝重臣，也經(jīng)常向他詢問政事，并時不時地還予以嘉獎加爵。 而正如富弼預想的那樣，新法實施注定會是步履艱難。雖然新法在實施過程中，取得了不少成效，國庫也開始充盈起來，但負面反饋也是接連不斷。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xiàn)自斷手腕現(xiàn)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yīng)聽取百姓之言。君臣已現(xiàn)分歧。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內(nèi)外守舊勢力以“天變”為借口，又一次掀起對變法的圍攻；免役錢激起群情洶洶、民心不穩(wěn)，宋神宗憂形于色，寢食不安。安上門監(jiān)鄭俠繪東北《流民圖》以告急文件特進。宋神宗反復觀圖，竟夕不眠，認為“天變”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此時，司馬光又上了《應(yīng)詔言朝廷闕失狀》。隨著改革深入反對聲音增大，變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發(fā)生動搖。同年四月，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親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在一片反對聲中，宋神宗不得不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wù)，以息事寧人，使變法遭受重挫。 熙寧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拜相，但已經(jīng)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nèi)部分裂、宋神宗的搖擺，變法很難繼續(xù)推行下去。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長子王雱病故，王安石辭去宰相，從此隱居江寧，法令亦陸續(xù)被廢止。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史稱“元祐更化”。 不得不說，王安石變法，斷斷續(xù)續(xù)，持續(xù)了七年之久，但最終在還是一片反對聲浪中，人亡政息。有時不是你個人沒有能力不夠努力，而是王朝的體制已經(jīng)決定，不變折磨死，變法折騰死。一切，似乎都是宿命而已。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鐘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這位在變法中勇往直前不怕阻撓的拗相公終究還在遺憾中閉上了眼睛。與慶歷新政改革派紛紛轉(zhuǎn)型不一樣的是，王安石把改革的執(zhí)念一直堅持到死。 而在王安石去世前三年，宋神宗去世前一年，元豐六年（1083年）八月，富弼去世，終年八十歲。一個謙厚固執(zhí)的老人，在經(jīng)歷過王朝八十年的風風雨雨后，終于入定歸去。 八十歲，在彼時王朝，可謂長壽。白首合眼無凝淚，功名盡處終釋懷。臨終前，富弼親手封存遺奏，讓他的兒子富紹庭敬獻給朝廷。宋神宗閱覽奏章，輟朝三日，以示哀悼，贈太尉，謚曰文忠。元佑初，配享神宗廟庭。宋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 可以說，無論慶歷新政時的銳意進取，還是慶歷新政后的循舊守成，抑或后來熙寧變法時的反對力爭。于王朝的忠心，正如其謚號文忠，富弼一直沒有改變。哪怕其政治觀點前后看似經(jīng)歷了一百八十度的轉(zhuǎn)彎。是的，顯忠尚德，是富弼堅持的政治初心，而富弼一生最為可圈可點難能可貴的，還是其對民本思想的遵循踐行。青州賑災(zāi)全活數(shù)萬人，賑災(zāi)經(jīng)驗流傳數(shù)百年。是其從政經(jīng)歷中最好的實例。而臨終前上遺表要求歸還所謂西夏土地以求和平，雖飽受詬病，但亦可見其和平為主好生為德的價值彰現(xiàn)。 事實上，作為忠臣樣版，富弼有各種不完美，更不如岳飛文天祥于謙等那般傳奇突顯，畢竟在世人的眼里，典型總是由鮮血的悲壯造就的。沒有鮮血的淋漓，就沒有情感的代入。但又不得不說，在現(xiàn)實歷史中，卻正是不完美，才更有典范性。 在富弼去世后44年，王安石去世后41年，靖康二年（1127年），取遼而代之的金，攻入王朝的都城汴梁，虜走徽宗欽宗二帝，半壁河山陷落，北宋王朝落幕。 改革救不了王朝，忠臣也救不了王朝。或許，注定，王朝就是不斷地更替，最終，進化或者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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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王朝體系下的忠臣樣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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