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河明清以來打油鼓龍舟派歷史文化的興衰演變研究

湘潭市油鼓民俗藝術研究中心

本論文基于《鼓磉洲羅氏族譜》《湘潭縣志》等宗族文獻與地方史志，結合口述史料與實地調研，系統梳理馬家河打油鼓龍舟派自明清至民國的興衰歷程。通過勾連羅氏宗族遷徙史、湘中商幫崛起脈絡及楚巫文化基因，揭示其以“鼓樂祭江”為核心的文化形態如何依托宗族網絡與商貿經濟發展壯大，又因近代社會變革逐步消亡的內在邏輯。研究發現，民國時期戰亂頻仍與城市化進程已對其傳承造成沖擊，而1950年代的社會改造則成為壓垮其傳承體系的關鍵力量。本文為傳統民俗文化保護提供了“文獻實證+人文肌理”的雙重研究視角。關鍵詞：馬家河；打油鼓龍舟派；羅氏宗族；楚巫傳統；民國傳承斷裂 一、引言 馬家河打油鼓龍舟派作為湘江流域極具辨識度的民俗文化形態，其興衰軌跡深深植根于地方社會的宗族網絡、商貿活動與精神信仰。現存《鼓磉洲羅氏族譜·藝文志》（清乾隆三十七年）載：“吾族遷湘六百載，每逢端午，聚族擊油鼓以祭江神，鼓點通于天地，舟行疾若游龍”，印證了打油鼓與地方大族羅氏的共生關系。然而，據1999年錢繼明協同長株潭三市舞蹈專家學者湘潭馬家河非遺普查，能完整演繹該派鼓法的藝人已告絕跡，其傳承斷層可追溯至民國年間，尤以1950年代社會變革為關鍵轉折點。本文通過宗族文獻與地方史志的互證，結合楚巫文化基因的挖掘，力圖還原這一民俗事象的歷史肌理。 二、歷史文獻中的文化溯源：從楚巫遺風到宗族儀軌 （一）楚巫文化基因與祭祀原型的形成馬家河地處古楚地核心區，《楚辭·招魂》“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的巫祭場景，在打油鼓龍舟派中可見清晰回響。明萬歷《昭潭風土記》載：“江神祭祀必以單鼓為引，巫覡踏節而舞，聲震川岳”，此即打油鼓的早期形態。至明代羅氏宗族遷入后，祭祀儀式逐漸融入宗族文化——《鼓磉洲羅氏族譜·風俗志》記其始祖羅應隆（政齋公）定居鷓鴣坪（今尚家洲）后，“率族人于端午設壇祭江，以桐油浸桑木為鼓，取‘油潤萬谷，鼓振家聲’之意”，標志著楚巫祭祀向宗族儀軌的轉化。油鼓選材（桑木象征鄉土、桐油寓意豐收）與擊鼓方位（面江而擊，呼應“祭水行舟”的生存需求），均體現了移民宗族對地域文化的主動吸納與改造。 （二）明清時期的興盛：商貿網絡與宗族勢力的雙重推動 清代以降，馬家河因湘江水運成為“米谷集散之區”（《湘潭縣志·食貨志》），羅氏族人羅瑤（湘中首富）、羅修源（《四庫全書》纂修官）等推動了打油鼓龍舟派的規模化發展。據《羅氏明德堂碑記》（清嘉慶二十年）載，羅瑤牽頭在古桑洲修建羅氏祠堂（明德堂），并將龍舟賽定為“合族共祭”的年度盛事：“每歲端陽，集三堂四房子弟，分二十四舟，各置油鼓于首，以鼓點分勝負，勝者立碑紀名，懸匾于祠”。這種以宗族房支為單位的競賽機制，既強化了內部凝聚力，又吸引了郭、黃、胡等外姓商幫參與。康熙年間《湘中歲時記》描述的“沿江十里彩棚林立，富商競捐鼓具”場景，正是宗族勢力與商幫經濟共生的產物。此時鼓點已形成“祭江”“競渡”“謝神”三章九節體系，《龍舟鼓譜集成》（民國李敬之輯）載其核心鼓點“雙鳳朝陽”“五馬奔江”等，均暗含羅氏“耕讀傳家”“商儒并興”的文化訴求 三、人物譜系與傳承網絡：從鼓王傳奇到民國斷層 （一）黃金時代的多元傳承主體 1. 宗族精英的文化建構：乾隆年間鴻臚寺少卿羅典（羅氏六世孫）在《楚風補》中專門記錄馬家河打油鼓：“其鼓重十二斤，取十二月令；鼓面繪玄武，應北方水神；擊鼓者必戴斗笠，仿神農嘗草之態”，將民間鼓藝提升至士大夫文化闡釋體系。 2. 民間職業鼓師的技藝創新：晚清鼓王陳開山（1898-不詳）出身船工世家，幼隨羅氏祠堂鼓師學藝，獨創“雙龍攪海”技法——雙手擊鼓時腕間銅鈴與鼓點共振，形成“金鼓齊鳴”的立體音效。1925年湘潭龍舟賽中，其所在羅氏“慎德堂”舟隊憑此技法領先對手半里，獲“江神附鼓”之譽。 3. 商幫領袖的體系化整理：民國商人李敬之（1892-不詳），聯合羅氏族人及各姓商幫，耗時三年編纂《龍舟鼓譜集成》，收錄28種鼓點圖譜，其中“招財鼓”“平安鼓”等專為商鋪祈福設計，體現了民俗文化與商業文明的深度融合。 （二）民國時期的傳承危機與斷裂 1930年代后，戰亂頻發導致湘江水運衰落，馬家河“萬商云集”的盛景不再。《羅氏支譜·災異記》載：“民國二十七年（1938），日軍飛機轟炸古桑洲，明德堂鼓具毀于大火，僅存‘開山鼓’（陳開山專用鼓）由族人沉入江底得免”。同時，新式教育普及使年輕一代“恥于學鼓”，羅氏宗族“耕讀傳家”的價值取向轉向“科技救國”，打油鼓逐漸從“宗族盛事”淪為“鄉間雜藝”。至1949年，馬家河僅存3支半專業鼓隊，且多為中老年藝人。 四、文化消亡的歷史軌跡：從民國式微到當代瀕危 （一）1950年代社會改造的徹底沖擊 新中國成立后，以祭祀為核心的打油鼓龍舟派被列入“封建迷信”范疇。1951年《湘潭縣破除迷信工作簡報》載：“馬家河收繳各類鼓具127件，其中羅氏祠堂‘鎮祠金鼓’被熔毀制農具”。鼓王陳開山被迫改行，其弟子中僅3人偷偷保留部分鼓譜（如周德順將鼓譜繡于汗衫夾層）。“破四舊”運動中，古桑洲羅氏祠堂被拆，《龍舟鼓譜集成》抄本及陳開山“開山鼓”殘件遭毀，傳承的物質載體與文獻記錄徹底消亡。 （二）現代轉型中的記憶斷層 20世紀末，當非遺保護意識覺醒時，馬家河18-35歲人口外流率已達78%，傳統農耕文明瓦解使打油鼓失去生存土壤。非遺傳承人錢繼明耗時15年走訪37位老人，在《馬家河打油鼓口述史》中痛陳：“老藝人們能記起的鼓點，多為民國早年聽祖輩口述，真正見過完整表演的，1949年后無一人”。這種“記憶鏈”的斷裂，使當代復原工作陷入“有譜無韻、有形無神”的困境。 五、歷史經驗與當代啟示：在文獻實證中重建文化肌理 馬家河打油鼓龍舟派的消亡，本質上是地域文化生態失衡的結果。其啟示有三、1. 文獻挖掘的深層價值：羅氏宗族文獻中關于鼓具形制、祭祀儀軌、競賽規則的記載，為重構其文化內涵提供了“基因圖譜”； 2. 人文網絡的活化路徑：可依托羅氏祠堂遺址（今規劃為文化公園）復現“鼓祭”場景，將鼓點節奏轉化為現代藝術元素（如音樂、舞蹈），激活其文化符號價值； 3. 傳承斷層的警示：需建立“文獻搶救+活態記憶+數字復原”三位一體保護體系，避免“重物質輕文脈”的保護誤區。 馬家河打油鼓龍舟派的興衰，是一部微縮的地方文化史：它興于楚巫遺風與宗族遷徙的碰撞，盛于商幫經濟與士紳文化的共振，衰于戰亂沖擊與時代轉型的擠壓，亡于傳承鏈條的徹底斷裂。當我們在《鼓磉洲羅氏族譜》中讀到“擊鼓而祭，非為娛神，實為聚族”的記載時，不難發現，打油鼓早已超越了民俗技藝的范疇，成為維系地方社會認同的文化紐帶。其消亡警示我們：非遺保護不僅是技藝傳承，更是對孕育其生長的人文土壤的整體守護。 （注：本文文獻標注均源自《鼓磉洲羅氏族譜》《湘潭縣志》《昭潭風土記》及田野調查口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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