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嘯霖：儒家與鄉土文化視角的時代解構

家在大荔

儒家與鄉土文化視角的時代解構 ——品讀《怪胎》文/拜嘯霖 被譽為美國編劇教父的羅珀特?麥基認為：“作品是作家和故事的藝術。”小說作品也是作家和故事的藝術，把熟知于心的故事講好，藝術地處理好故事與結構、故事與風格、故事與生活、故事與時代，即是好的小說作品。夏春曉老師的小說《怪胎》，堪稱作家與故事相得益彰的好作品：構思奇巧曲折，可讀性強；敘事如行云流水，不急不緩；用筆圓潤嫻熟，不枝不蔓；語言沉穩老道，雅俚雙絕。 小說《怪胎》以一個荒誕、離奇的故事，解構了“文革”至““改革”時代的社會雜色。小說傳奇色彩濃重，情節充滿戲劇特色，《今古傳奇》將其作為 2025年 4 月末的頭條，不惜占用一半的頁碼，足見編輯對小說“傳奇”價值的認可。但如果僅僅把小說歸為傳奇故事，我以為只看到了小說表像的故事情節和敘事特點——即令人難以置信的千古奇事、怪事壘疊的故事。從小說所要表達的深層思想分析，小說具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傷痕文學”的影子，透過表像可見“鄉土文學”的底色，行文中又有著“現代文學”的思辨。總體來看，我認為小說是儒家文化與鄉土文化視角的“一甲子”時代解構，這種解構順應主流意識形態，又超脫了主流意識，是經過近三十年時間的沉淀，對“一甲子”時代的進一步反思，極具“新歷史小說”的特性。 　　一、小說以傳奇故事挖掘“怪胎”背后的根源，是新歷史意識的覺醒和反思 小說描述了三河縣沙苑地區沙老漢、沙老太家的女兒沙棗生出一個怪胎，上門女婿石錯生尋找“怪胎”根源，牽扯出“一甲子”時代朱國榮喪盡天良的丑惡行徑以及扭曲的社會價值、心理行為，沙棗接受不了與同父異母哥哥石錯生結婚“違背倫理”撞水泥電線桿身亡、沙老太氣絕身亡、沙老漢喝 1059 農藥自殺、石錯生跳黃河自殺未果遁入空門、“怪胎”被華山道姑溫妙華（沙棗四姨）帶入道門，沙老漢一家人亡家息的人間悲劇。 小說是作家潛意識里的社會鏡像或意象，《怪胎》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是社會的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和政策導向，作者在描述“怪胎”的形狀時，以“隱喻”或“暗示”的方式表達了對錯位時代的觀點：“娃的每只腳，每只手，俱是左邊”，似在隱喻社會一邊倒的“左傾”；“都是六指（趾）”隱喻社會的物化形態超越了正常的體態；“兩個鼻孔朝天”隱喻一幅不切實際、盛氣凌人、藐視一切，唯我獨尊的心理形態；“兔唇”隱喻說出的話或表達的思想難以自圓其說，走風漏氣：“沒有雙耳”隱喻那個時代聽不進、聽不得、也聽不到外界的不同的聲音；“娃的尾骨處，竟還長出了一條像成人小指粗細長短的肉尾巴”隱喻脫離時代或倒退的“返祖”……這些隱喻，借助生物界的“怪胎”，昭示特定時期社會的“怪胎”。“石錯生”是特定時期道德危機導致的“現實中實實在在的錯生”，不應出生的“錯生”本已是悲劇，其與同父異母妹妹沙棗的結合已不僅僅是“錯”了，而是難以承受的人間悲劇。 小說的結尾，借助莊明道教授之口，表達了作者的深層思考，“一個家出現了怪胎，結果給該家庭帶來了滅頂之災！”“如果一個行業、一個領域、一個政黨、一個集團、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世界，也出現了怪胎，那有將會帶來什么樣的嚴重后果？”這個思考是深沉而宏大的，在作者的思想意識里，“怪胎不僅過去有，現在有，也許將來還會有；不僅中國有，外國有，乃至整個世界都會有！”“生生不息，廣有分布”，面對形形色色的“怪胎”，作者振聾發聵地發問：“怪胎是如何產生的？又怎樣才能防止和避免怪胎的產生？若萬一出現了怪胎，人們又該如何去面對，去解決呢？”問題的指向，如果僅僅只是指向生物界的“怪胎”，其影響或許還不足為慮，但如果大到一個國家乃至世界，“怪胎”的危害可能不僅僅是個體，而是所有的人與實體，甚至是與人類有關聯的人與實體。 小說中的莊明道教授，是一個具有理性思辨能力的學者，不僅有理論研究素養和專業研究能力，而且經歷過“文革”的火熱年代到“朱星寨”大隊插隊，“改革”年代以掛職副縣長任職三河縣，在一定程度上是三河縣和朱星寨歷史的見證者和親歷者。莊教授的歷史反思，代表的是小說作者夏春曉老師的歷史反思，是一個具有獨立意識和使命意識作家的社會擔當和憂患意識。 如何認識和評價歷史，始終是一個多維度和多立場的難題。王岳川《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認為：“如果沒有社會歷史流傳下來的文本作為解讀媒介的話，我們根本沒有進入歷史奧秘的可能性。”意即后人認識和了解歷史，主要依賴于前人留下來的“文本”。但“歷史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充滿需要闡釋的空白點，那些文本的痕跡之所以能存在，實際上是人們有意識選擇或保留的結果，可以說歷史中仍然有虛構的元話語。”這段話的大意是，人們所知道的歷史，并非歷史現場，而是典籍和文獻的文本記載，是修史者、記錄者在權力運作與意識形態約束下的選擇與闡釋。從這個意義上說，夏春曉老師的小說《怪胎》，是新歷史意識下對“一甲子”時代歷史的反思與解構，屬于新歷史小說的范疇。 新歷史意識，是相對于傳統歷史意識的概念，與此對應的是“傳統歷史小說”和“新歷史小說”。“傳統歷史小說”，是以傳統歷史意識為主旨的，強調正史的主導意識和政治符合性、方向約束性、輿論導向性，多選取重大歷史事件、高大上英雄人物和宏大敘事；新歷史小說，是作家基于自己的歷史觀，對歷史的再認識和再思考，不同于一味向正史靠攏的“十七年文學”（1949-1966）“革命歷史小說”，是作家以自己的人生閱歷、生活體驗、歷史感悟和歷史反思，以耳聞目睹、源自于民間的真實故事或軼聞趣事，經過加工、虛構等再創作而書寫的帶有民間色彩和人文溫情的歷史，其特點是遠離上層、遠離中心，更接地氣，更為下層，甚至是接近邊緣的民間故事，這些故事是底層老百姓更為熟悉、更易接受，是在塵土飛揚的民間具體生活情境中展開的，譬如家族變遷、婚姻悲劇、人生悲喜、愛恨情仇、天災人禍、盛衰變易，譬如人與人之間情感的微妙變化、瑣事引起的軒然大波、鄉村的生死仇恨，甚至瑣碎如衣食住行的變化與體驗……這些歷史的碎片或瑣碎的小事，替代了正史中有明確記載的新舊勢力戰爭、政治的變化、王朝的盛衰、宮廷的內斗、官場的風云等等。 以新歷史意識為旗幟的新歷史小說，對于傳統歷史意識中“必然”“一元”“中心”論觀點，提出挑戰、質疑、顛覆，以“多元”“邊緣”“可能”的視角解構歷史，甚至提出“既然歷史原本和現場無法還原，任何虛構和推測都有可能”。這種觀點的極端，是脫離具體社會環境、意識形態、政治立場和治理模式的歷史虛無主義，即一味從個人的意識、認識、體驗、判斷解構歷史、推斷歷史、臆想歷史，漠視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政治需求。所有的歷史記載和文本，都有政治立場和觀點的選擇，新歷史小說也不例外，都應在政治約束的范圍內。 《怪胎》無疑是作者新歷史意識的覺醒，小說沒有史詩小說的宏大敘事，從最底層的平民視角解構“一甲子”時代，這種解構穿透了表面的一切閃耀與榮光，揭示了閃光面背后最為不堪與齷齪的一面，這種揭示不是淺表意識或歸類意識的抹黑或質疑，而是一種正視歷史糟粕或歷史遺憾的歷史回眸。之前與夏春曉老師閑聊中得知，他曾親身經歷過物質極度匱乏年代的“逃難”，也曾在農村擔任過生產隊長、大隊長職務，是火熱年代特殊事件的親歷者，對于新中國建立后的諸多歷史事件，以及改革開放后的諸多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小說以平民的視角，還原了“文革”中朱星寨人朱國榮的“假紅真黑”面目，以及其在“改革”年代適應“本本則”與“換規則”的發跡，使人們從其人生跡跡和種種跡跡中反思時代的“盲區”或“黑洞”，給社會和身在其中的人以某種警醒與啟示。 　　二、小說以儒家文化視角審視前后三十年的社會思想與心理，是現代氛圍中對傳統文化再次反思 儒家文化的主旨是倫理道德與三綱五常，推崇的是“仁義禮智信”“忠恕孝悌”，核心是“禮”，禮即秩序、規則、等級、尊卑，一切都是有差別的。儒家思想發展到宋朝，是程朱理學所推崇的“存天理滅人欲”，其所推崇的“禮制”思想，教化人要自律，克制自身的欲望，男人以“三綱五常”為行為標準，女人以“三從四德”為行為標準，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有著牢籠般的禁錮。新中國建立后，對于儒家文化是一種“徹底砸爛”與“完全拋棄”的態度，無論洗澡盆里的“儒家文化”好壞，不分精華與糟粕，一股腦地倒掉了。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放，以前的一些規則、秩序、綱常不復存在，人性中潛在的一些被儒家文化視作“惡”的念頭被釋放了出來。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又裹挾著工業文明中的諸多推崇人性自由與價值多元思想海嘯般沖擊著人們，如同剛從黑屋子走出的人，在刺眼的陽光下短暫失明，分不清善惡好壞，不由自主地投身其中，享受著應該不應該的一切。朱國榮正是這種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其能考上“某體育學院”，說明其有一定的新事物接受力，也有一定的價值和時代判斷標準，其道德的淪喪和價值的扭曲，是前后三十年社會價值觀、思想觀和倫理觀的縮影。小說中描寫“朱國榮非常會演戲，又善于察言觀色，投機鉆營，是個典型的兩面人，別看他表面上革命口號喊得震天響，其實內心非常骯臟，尤其是男性荷爾蒙又分泌特別旺盛，見了漂亮女人就走不動。”在“文革”那個火熱年代，像朱國榮一樣一面喊著革命口號，一面干著見不得人的事兒的不乏其人，但任由“荷爾蒙”四處揮灑的已不僅僅是倫理道德的范疇，一定程度是法律缺失與“丑事不外露”思想的束縛。 小說中有一條暗存的儒家信條與倫理，在日常生活中，這種道德倫理束縛著包括沙苑人在內的思想和行為；在觀察、評價他人的人品與事件的對錯中，也會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受到影響并以其為衡量的標桿。沙家女兒沙棗生出怪胎后，無論沙棗、石錯生、沙老太、沙老漢無一例外地，都認為自己出了問題：“沙棗哭著對丈夫說：‘錯生哥，我對不住你，給你生了個怪物娃！’”沙老太與沙老漢相互哀嘆，“咱這輩子沒虧過人吧？”“咱沒虧過！”“那咱女子為啥生個怪物呢？”“這是命！”沒有答案的時候，只有將一切歸罪于“命”，或者抱怨“神不靈”。小說中石錯生與沙棗的第一次媾合，是一個狂風大作、雷鳴電閃的暴雨天氣，兩個人在被村里人視作“神樹”的老榆樹的樹洞里避雨時的激情結合，這種在神樹洞中的“結合”，似乎也在暗示兩人的冒犯之舉，實則還是現實中無可奈何時的一種心理寄托。這些人物對話的潛意識里，一方面是儒家思想在鄉村數千年的延續，一方面是佛教思想“三世輪回”與“因果報應”的反映。 作者借石錯生的理性思考，尋找“怪胎”的根源，“他知道怪胎即畸形兒，知道生畸形兒概括起來大約有三種情況：一是孕婦抽煙喝酒過度；二是女方在妊娠期間，因患病用藥不當；再就是近親結婚。”石錯生認為最不可能的第三條，恰恰是儒家文化最不能容忍的違反“禮制”之舉，正是這違反“禮制”之舉，最終要了沙老太、沙老漢、沙棗的命，固然這一切的直接根源是朱國榮造的孽，但逼死沙家三口、導致沙家家破人亡的，除了朱國榮的喪盡天良、違反倫常，其背后的儒家文化，尤其是““理學”思想殘渣在鄉村的輿論威力，是不容置疑的現實存在。另外的因素，是一股腦砸爛、拋棄儒家思想與文化后無所顧忌、無所適從，以及欲望過度釋放對人的影響；改革開放后“一切向錢看”“自我價值為上”“追求自由”等等價值觀的侵入，在拋棄了儒家思想，新的思想沒有建立起來的環境下，一切似乎都沒有了顧忌，人性中惡的一面被釋放，“經濟價值”幾乎取代了一切，“黑貓白貓逮住老鼠都是好貓”的價值推崇，短時間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卻在發展經濟中埋下了潛在的禍患，引起了價值觀的無序與缺位。 從小說中““朱星寨”的村名，似乎也能嗅出不受儒家文化所容的味道，“朱星寨”的潛臺詞或許就是“豬腥在”，有牲畜一樣的豬——朱國榮的存在，村莊在特殊時期始終飄著令人窒息的“豬腥”味，這種味道是朱國榮的味道，也是為朱國榮創造瘋漲氛圍的社會與環境。朱星寨及其周邊的人深處這種令人窒息的惡臭環境，內心深處滿是不屑與厭惡之情，人人心里都清楚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人與人之間應有的，但是面對朱國榮之類的社會毒瘤，他們沒有任何的反擊、清除手段，束手無策，大部分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的發生、蔓延：無論是朱國榮借助“反右”誣告了夏原縣金堤高級小學的校長，堂而皇之地當起校長，以校長身份強奸了小學六年級的金鳳；還是朱國榮在特殊年代當了“朱星寨造反派總司令”恩將仇報，“他先把高文山打成走本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給他戴高帽子，掛牌游街，大會批，小會斗，有時還拳腳相加，隨后又罰他戴上白袖章，義務打掃公共廁所、掃大街……”朱國榮之所以第一個斗“恩人”高文山，“一是高文山沒給他第二次機會，撤了他的職，開除了他；二是高文山擋了他的路。”至于之后以“互相幫忙”為由強奸安徽來的紅衛兵學生石蕾、以“割生產隊苜蓿”要挾多次強奸二嫚致其瘋、趁溫麗華妹妹患血癌急需救命錢之困迫使就范，更使人感到人間地獄的存在……而這一切能夠堂而皇之地存在，是千百年來儒家文化熏陶下“逆來順受”“綱常思想”枷鎖對人的有形無形的束縛，明知是惡，任其存在，明知是魔，任其蔓延，只是祈求著“神靈”前來伏魔，而不是自發的主動阻止和改變這一切。 儒家信條在小說《怪胎》人物言行與思想中體現，可從金鳳的父親和劉紅英的母親“面對朱國榮對女兒的強奸”如出一轍的態度可窺一斑——“即靠上了有本事的朱國榮，是女兒和家庭的福氣”。這種思想，來自于儒家文化與男權社會對女人的定位，即“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依附思想，始終把女人當作男人的附屬品，而不是當作活生生的人看待。 金鳳的父親“早年在城里商號，跟人學過‘相公’（學徒），染了一身善于察言觀色、曲意逢迎、拍馬諂媚的毛病！還長了一雙勢利眼，一貫愛瞅紅滅黑”，其把女兒金鳳當作可以牟利的貨物，認為女兒傍上了金堤高級小學校長朱國榮，就如同攀上了皇親國戚。“靠利益捆綁的婚姻長久不了”，隨著“干部職工下放農村”，朱國榮淪落為普通社員（農民），因暴打故意找茬的岳父離了婚。 劉紅英的“母親五十出頭，舊社會給地主當過丫環”“生性眼角小，愛占小便宜”“家里有個智商不全的哥哥”“劉紅英的父親死得早，剩下一家三口，生活極其困難”，或許是生活所迫，或許是愛占小便宜的天性，或許兼而有之，得知女兒被村里面粉廠廠長朱國榮強奸后，劉紅英母親沒有說朱國榮的任何不是，而是“心平氣和地勸導著：‘你還小，不懂事，聽媽的話，嫁漢嫁漢，穿衣吃飯，你沒文化，國榮可是上過大學的人，還當著廠長，你若是嫁了他，往后有你享的福哩。’”如果單從物質層面地享受分析，劉紅英得到了應該享受的，但人不僅僅需要物質，還需要基本的尊重、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劉紅英最終因精神空虛、生理需求極度饑渴、得不到丈夫應有的基本尊重，選擇了自殺。 金鳳父親和劉紅英母親如出一轍的“婚姻觀”，源自于其“早年在城里商號里當學徒”的“商業換規”意識，源自于“舊社會給地主當過丫環”所受的““主奴關系”印記，是將女兒當作私產、將女人物化、奴化現實反應，也是儒家文化里綱常思想和奴化意識的殘余思想，在他們的意識里，女人只有依附于有錢有勢的男人，就是幸福的一切，就是他們的面子與榮耀，而女兒作為人的生理、心理與精神需求，都可以忽略不計。 小說中的儒家文化在鄉村的體現還有四處： 一是金堤村、朱星寨，甚至三河縣、西都人評價人與事的言談中，都有濃濃的綱常、階層觀念，都有安于現狀、不求突破的潛意識； 二是諸如軍屬張忠和、張二嬸、高文山、趙國勝的言行和處事，都有著儒家文化里仁義智信、忍辱負重； 三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子孫會打洞”的宿命思想，朱國榮的父親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朱國良的母親是個“富家小姐，知書達理，為人誠厚善良”，朱國良“十六歲考入三河師范”，參加了革命，解放后“到成都任行政官員”，二兒子朱國榮的母親是個風塵女子，是朱國榮的父親朱天啟“在西都當少爺時，于青樓勾欄所識”，朱國榮雖“有幸考入某體育學院”，但因“入學第二年，就和一名叫蕭姍的同學談起了戀愛，還搞大了女方的肚子，嚴重違反校規校紀，被勒令退學”，再后來的更是無惡不作； 四是溫麗華成為殺人犯，是孫紹明意識里的儒家“貞節觀”，認為溫麗華結婚前失去了貞潔，是一個不潔的女人，于是近乎變態的折磨溫麗華，導致溫麗華不堪折磨趁孫紹明熟睡之際“抄起那把劈柴的斧頭，劈開了他的腦袋”，而孫紹明“之所以一見面就像中了”溫麗華，“蓋因”溫麗華和他的初戀女友石蕾“長得太像太像了”，孫紹明追尋的是夢中的“初戀”，卻因過度的“貞節觀”喪了命。 　　三、小說以鄉土文化視角書寫改革開放前后三十年，是新鄉土文學的突破與嬗變 鄉土文化的突出特征，是血緣關系與宗族制度，是植根于特定地域、鄉土氣息濃郁的文化形態，既包括物質的文化元素，也包括非物質的文化元素，以及鄉則民約、宗族制度等等，是在塵土飛揚中散發著人性光輝的文化，既有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又有道家的曠達不羈與道法自然，還有佛家的與人為善與因果報應。 鄉土文學，無疑是彰顯鄉土文化的文學類型，其源于魯迅先生以 1919 年回鄉經歷所創作的現實主義小說《故鄉》，以“回故鄉—在故鄉—離故鄉”為結構，刻畫了閏土、楊二嫂等典型人物，揭示了鄉村的衰敗、凋敝與人情的隔膜、人性的異化。后來魯迅先生所著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首次提出“鄉土文學的鄉土氣息與地域特色二要素”，之后各個時期的論述雖角度不同，但“地域”與“鄉土”是不變的標簽。 當代鄉土文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受到不同的政治需求、文藝思想和時代導向的影響，寫作的側重點、寫作手法不同，表達的價值、思想觀念差異很大。 新中國鄉土文學的起步，始于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文學主張——文藝是為工農兵服務的。在此文學主張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前成名的作家大多被邊緣化，來自于解放區或親歷了新中國革命歷史的“革命作家”綻露頭角，書寫工農兵形象、革命英雄、解放戰爭抗日戰爭、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新農村建設題材成為主導，作品的突出特點是與革命觀契合，為主流意識發聲，甚至是闡釋政治主張。“文革”后，文學從單純的政治服務中解放出來，1979 年鄧小平在給全國第四次文代會的《祝辭》中提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藝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人物，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則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文學藝術被從政治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之后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繁榮，書寫小人物在歷次運動中的命運、書寫“文革”中遭遇、書寫知青歲月成為一時的潮流。改革開放后，文學藝術也隨之獲得更大的創作空間，1984 年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提出：“解放思想，深入生活，保證創作自由與‘雙百’方針”“我們的文學應該站在世界的前列”的文學主張，文學創作獲得空前的寬松環境與自由氛圍，西方的文學、哲學、美學、思想也隨著開放潮水般涌向國內，一時間良莠難辨、香臭不分，引起爭鳴的作品層出不窮，書寫農村土地承包制帶來的思想觀念矛盾、進城農民工遭遇的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沖突、城鎮化中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經濟的發展與鄉村的頹廢、黃賭毒賣淫嫖娼的沉渣泛起與傳統儒家觀念的沖突……經濟發展中的文化、思想、觀念、價值、治理矛盾與沖突，以及官場、官員、腐敗，成為作家思考與展現的主題。 陜西是鄉土文學的重鎮，有一批耳熟能詳的文學大家和作品，比如“書寫農業合作化運動中鄉村革命”的柳青《創業史》、王汶石《黑鳳》《春節前后》《賣菜者》；書寫“改革開放背景下農民進城矛盾”的路遙《人生》《平凡的世界》、賈平凹《浮躁》《廢都》《白夜》《土門》；以“新歷史觀視角書寫陜西鄉村嬗變史”的陳忠實《白鹿原》《梆子老太》《四妹子》、馮積岐《沉默的季節》《大樹底下》《遍地溫柔》、高建群《最后一個奴奴》《最后的民間》、葉廣岑《青木川》，書寫“市場經濟沖擊下鄉村頹靡”的賈平凹《高老莊》《秦腔》《高興》、方英文《后花園》、馬玉琛《金石記》……在這些作家作品中，路遙被作為書寫陜北鄉土文化作品的代表，陳忠實被作為書寫關中鄉土文化作品的代表，賈平凹被作為書寫陜南鄉土文化作品的代表。 夏春曉老師在小說《怪胎》的書寫中，潛意識里受到陜西濃郁鄉土文學的影響，無論是小說中描寫的民俗文化、民間信仰、鄰里關系，還是價值體系、輿論導向、思想意識、人性異化……都有關中東府鄉土文化的影子，比如文章開始的“沙老太問神婆子”，“神婆子”只是“沙窩窩深處”一個年屆古稀之年的老太婆，“雙目失明，耳聾聲啞”，命運多舛——“十六歲出嫁，過門后三年，生下一男一女，相繼夭折，從此一病不起”，五十歲左右夜夢“黃巾力士”成神，“沉疴頓愈，體健如常人：雙目能視，雙耳能聽，言語朗朗”“能知過往之舊事，能卜未來之吉兇”，問題是傳得神乎其神的“神婆子”，竟然沒有卜出“沙家要生怪胎”，這種民間占卜文化，是農耕文明下民智不濟的存在；還有諸如小說中對村口神樹老榆樹的描寫、喪葬禮儀文化的描寫、朱星寨鄉風民俗的描寫、農作物的描寫、“文革”特色語言的描寫、不同季節風物的描寫、村容村貌、民居布局的描寫、人物服飾的描寫、方言俚語的引用……鄉土文學中的地域文化，核心是地域的思想觀念和價值標準，不僅影響著作家的審美趣味、思想觀念，也影響著作家的表達：一是時代語境下的寫作方式與書寫對象的選擇，二是以何種立場、何種姿態面對書寫對象；三是以什么樣的語言藝術書寫人物。 除了地域文化選擇和視角，鄉土文學的第二個特征就是鄉土文化，其核心是農耕文明或農業文明，是一種相對封閉、自給自足的文化形態，小說《怪胎》中對于參加過革命的老村長高文山、務瓜能手趙國勝、瓜農孫有慶的描寫，都滲透著對于“安守本分”“安于現狀”“與人為善”“緊跟上級形勢”“與社員同甘共苦”“忍辱負重”“自給自足”等等品質的贊許，對于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發展起來的朱國榮及其追隨者“四大金剛”吳用、齊彪、李豹和竇爾墩是毫不留情的鞭撻與厭惡，對于為朱國榮提供經濟支持和身份支持的潘更朝、曾做過侵華日軍翻譯官（漢奸）的潘建業在改革開放后“身份的變化”和受到的尊榮，內心是難以接受的不解和疑問。改革開放了，時代變了，價值標準也變了，曾經被劃為“文革”中“三種人”，因“貪污數額巨大”“有玩弄猥褻、奸污婦女之惡行”“在文革中有打砸搶行為”被“判刑三年，鋃鐺入獄”的勞改犯，成為了縣上“四套班子”座上賓、靠賄賂官員獲得煤礦開采權、四處招搖的“企業家”“慈善家”，這種變化不能不讓深受儒家文化浸染、深受鄉土文化教育的人迷惘與不解，更有甚者，曾經是侵華日軍翻譯的潘建業，以“川田建郎”的身份，獲得了官方貴賓般的尊敬，曾經的“壞人”成了“企業家”，曾經的“漢奸”成了“貴賓”，此種令人難以接受的變化，是價值觀的變化，也是政治風向的變化，但崇奉樸素鄉土文化的人，完全接受這種變化并非易事，這是一個“黑白”“是非”“好惡”標準的徹底顛覆。 《怪胎》所表現的思想價值，是新歷史視角與儒家文化、鄉土文化視角下關中東府前后三十年的時代解構。2013 年 1 月 5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任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夏春曉老師的小說《怪胎》，正是從普通老百姓視角，對這一論斷的藝術反思與解構，無論是改革前的朱國榮，還是改革開放后的朱國榮，其道德與人性的淪喪，都是難以掩蓋的。“文革”最初意圖以溫和的方式改變社會，蕩滌偏離或不符合當時政治需求的“異化思想”，卻以武斗的形式制造了“十年動亂”；“改革”意圖以思想解放和西方模式推動經濟發展，卻在泥沙俱下中拋棄或污染了原有的文化與信仰，被西方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占據了靈魂。 朱國榮是前后三十年的一個時代標本，在其身上，既有“某體育學院”勸退生的的思想覺醒、自我判斷與發展能力，又有欲望的過度宣泄、野蠻發展與道德淪喪，這幾乎是改革開放后為數不少企業家走過的道路，早期的坑蒙拐騙、制假售假、圍標串標、掠奪資源、大肆貸款、違法亂紀、賄賂官員，以血淋淋的方式實現原始積累，又以偽善慈善家的面目捐資助學、扶貧幫困、募捐賑災……這是一個時代的困境，“價值觀的顛覆”“發展中的原罪”“倫理道德的淪喪”“信仰的危機與缺失”“人性的泯滅”“鄉村的頹廢與凋敝”“城市的擴張無度與嗜血”“人心的離散與人情的漠然”“什么都信到什么都不信社會危機”“治理模式面臨的新危機”…… 小說中的石蕾，固然令人可憐、同情與惋惜，但也不能否認是她自己在火熱的年代迷失了自己，在朱國榮給她營造的“黨代表”虛妄與虛榮中，不辨真假、善惡、紅黑，迷惑于表像的虛躁與光環，將自己送上了人生的祭臺。作者借用意大利作家卜伽丘的《十日談》中第三天第十個故事，哀嘆石蕾如同可憐又無知的阿莉白，以為自己為上帝將魔鬼打入了地獄，實質被比魔鬼還壞的修士魯斯蒂科誘導失去了自我的貞潔，朱國榮也是以自己主任、造反司令的名義，以“革命”的幌子，欺騙而占有了石蕾。 《怪胎》所解構的時代，是受儒家文化與鄉土文化浸淫，在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的碰撞，國內市場經濟與自由市場經濟碰撞，國家治理模式的選擇中的時代投影，以及在親歷者意識里的鏡像與意象。 “大荔小民文化工作室”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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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嘯霖：儒家與鄉土文化視角的時代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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