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王朝體系下的忠臣樣板（七）

吃牛的草

七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卻又如此不同。 當然，歷史不會重復，相似只是似曾相識，不同已是如此這般。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變法開始。此時，距慶歷新政，已過去二十六年，或者說，剛剛過去二十六年。與慶歷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影響更深更遠，至少從變法持續的時間上來說是這樣子的。 老問題沒有解決，新問題更是層出不窮。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駕崩，太子趙頊繼位。次年改元熙寧，是為宋神宗。宋神宗一屁股坐在龍椅上，就發現了一個大問題：國庫的錢已入不敷出，不夠用了！ 對于王朝而言，錢不夠從來都是大問題。如果說宋仁宗慶歷新政時錢不夠用，還有戰事軍費耗資巨大的因素，但此時王朝并沒有大規模戰事，在這樣的情況下，錢不夠用，直面的問題就是，整個財政收入不夠維持王朝正常運轉的各項支出。而這個問題衍伸開來，就是王朝整個體系出了大問題。這個問題如果一直無法解決，那必將導致更大的問題：王朝的崩潰。 是的，當家才知油米貴，宋神宗急了。這位當家才剛剛二十歲的王朝君主，正當年輕氣盛。年輕人總是敢作敢為，盡管慶歷新政失敗的教訓還不久遠，但畢竟是前朝往事俱往矣，于是，年輕的皇帝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決定對王朝進行一次大手術：改革。 改法變制，革新除弊。爺爺輩宋仁宗失敗了，并不代表孫子我就會失敗。年輕人就是這么想的。當然，要這么做，除了有敢想敢做的魄力還要有實打實的權力。而王朝的體制決定，非特殊時期，年過二十的君主基本能掌握絕對的權力。可以想象，在決定改革的決擇時節，已經擁有絕對權力的宋神宗，自然也會想起爺爺輩宋仁宗慶歷新政失敗的往事，也會通過其中一些存留于檔案或人腦的細節真實反思其中成敗的教訓，但最終，年輕人身上那種向上向前的血氣必將戰勝或將失敗的恐懼。 如同宋仁宗選擇范仲淹，宋神宗選擇了王安石。都是當時名重一時，一等一的能臣。在某種意義上說，如果范仲淹是北宋第一名臣的話，那王安石排第二，亦是不作第二人想。甚至，有點委屈了。當然，不同于范仲淹強大的認同感，王安石是個爭議人物。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坐上了當年慶歷新政時范仲淹的位置，并于次年拜相，官職更高于范仲淹，這一切，都是宋神宗為了讓王安石主持變法。 王安石不僅文章寫的好，唐宋排名進前八，而且政治理論水平也很高。不同于年輕皇帝的心血來潮，王安石的變法思想，其實由來已久。早在十余年前1058年（嘉佑三年），王安石調為度支判官，進京述職時，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癥結所在，并開出自己所謂的藥方，認為，解決的根本途徑在于效法古圣先賢之道、改革制度。并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當然，已經歷過慶歷新政的宋仁宗沒有采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從哪里跌倒，從哪里站起。對普通人用以勵志可以，但對皇帝通常而言只有一次。小人可以反復，比大人還大的皇帝自然是說一不二的。 王安石只有等待。不得不說，王安石是一個善于等待的人。在等待的過程中，王安石表現出了無意功名，不求仕途的高姿態。而這樣的姿態，為王安石獲得了更大的名利。在王朝傳統人生價值審美上，抵制本身欲望訴求的行為會得到相對比例的道德贊譽獲得，你抵制的愈大，道德贊譽獲得愈大，而這種道德贊譽的獲得，在合適的時候，又可轉而兌換成更大的現實欲望訴求。對于王安石這種一心想做大事的人杰而言，在王朝體制中，在等待時機的過程中，通過抵制本身欲望訴求提升自己社會名望無疑也是最有效率的時間折成之一。 之前，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北宋實行州、縣二級制，通判相當于副省長兼紀委書記），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宋仁宗舉薦，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而王安石卻已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歐陽修舉薦他為諫官，王安石則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主管國家公用馬匹的官員）。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大儒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可以說，在王安石仕途剛起步出任地方官的前期政治生涯中，其淡泊名利的秉性作派，反而成了其仕途上進的潤滑劑。這種有意思的用人導向，也是北宋名臣清流得以輩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在王安石改革想法沒被王朝最高層采納而受到挫折后，王安石更是把淡泊名利做到一個極致。而事實證明，王安石的做法也的確收到了實效。說不要不要的，偏偏有人硬著要你。結果，王朝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愿出仕。最后考慮再三，決定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面對這樣一件文人干活干文活的事，王安石也是辭謝多次才予以接受。不久王安石任職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這個職務王安石一接受，好吧，結果很多人心臟表示接受不了，士大夫們紛紛奔走相告，這真是和諧盛世哪，王安石也愿意到一線當官了。 當然，王安石志不會至此。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宋英宗繼位后（1063年—1066年），屢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職，他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王安石知道，多病孱弱的宋英宗還不是自己等待的那個人。或者說，他還要再看看，再等等。只是，會不會等閑了白頭，空悲切呢？ 然而，機會總是會留給有準備的人的。治平四年，這一年，王安石47歲，王安石等待改革機會，已等了近十年。這一年，王安石首先等來的是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的消息，王朝接班人的更替，對王朝的臣民來說，那無疑是最重磅的消息之一。一朝天子一朝臣，特別對于王朝的大臣來說，更是影響著自己的仕途命運。很快，王安石就接到王朝發來的詔令，自己被任命為江寧知府，還沒來得及做出是否就任的決定，又被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到皇帝身邊去，到年輕剛上位的皇帝身邊去。王安石知道，自己的機會終于要來了。這一次，王安石沒有猶豫，火速來到年輕皇帝的身邊。 一個是想改革的君王，一個是想改革想了很久的大臣。這么兩個人湊在一起，自然，你懂的。當然，或許有人會問，朝廷這么多重臣就近在眼前，宋神宗為啥要找遠在天邊的王安石呢？ 其實，理由很簡單，這些從仁宗英宗時代過來的重臣們，不想改革。而其中最為的典型的，就有富弼。 經歷了慶歷新政后，這位曾經改革派的核心之一，已成保守派的代表。二十多過去了，富弼已經相信了這樣的相信，一個王朝的宿命是無法人為去扭轉改變的。王朝的大臣只要忠心耿耿，把該辦的事情辦好就可以了。 也正是秉承這樣的忠心，至和二年（1055年），富弼被詔令授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的官職）、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同時被任命。也就是在十多年前，富弼已位極人臣，做到了宰相的位置。恰好，也是慶歷新政失敗十多年后。 一個人，會慢慢變成自己年輕時曾經反對的那個人。有時，哪怕是王朝的重臣，也不例外。此時的富弼，與多年前慶歷新政時的章得象，很像。 于是，在改革前夕，就治國之道，宋神宗詢問這位王朝的重臣的意見，富弼答道：人主的喜好和厭惡，不能讓人窺測到；能窺測，那樣奸人就會逢迎。應當像天監視人一樣，善惡都自取，然后進行懲罰獎賞，這樣功勞和罪惡都各得其實情。”又詢問邊疆之事，富弼說：“陛下即位不久，應當廣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宋神宗沉默不語。兩人就那么僵持的，直到日影西斜富弼才告退。 可以說，這不是宋神宗想要的答案。宋神宗要的答案是改革，而不是守成。于是，見面成了尷尬。當然，也就更加確定了宋神宗使用王安石的決心。 而之后，兩人還有一次更尷尬的會面。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實施變法決心已下。由于與王安石不合，富弼多次上章稱病告退。宋神宗問，“你告退，誰能夠代替你？”富弼推薦文彥博，宋神宗沉默不語，很久了才說：“王安石怎么樣？”富弼也沉默不語。 最終，富弼被授職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任亳州。職級還是宰相級別，但實職卻又從中央到了地方。 此前，是因為支持改革，富弼從中央到了地方，現在，是因為反對改革，富弼又從中央到了地方。輪回，皆有荒謬之處。 譬如，一開始，沒有人能抵擋宋神宗改革的決心，如同，也沒有人能抵擋宋仁宗曾經改革的決心。只是，富弼曾經是沖在前面的，而如今富弼擋在了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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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王朝體系下的忠臣樣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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