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山高級中學】曇花般開放的歷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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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中的早期文革 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下達，文革開始了。一個月后的6月15日晚上，在樂山城里公園中的燈光球場，召開了開展“樂山文化大革命”的誓師大會，文革之火在樂山就正式燃起。 文化機構及學校是主戰場，地委向我校等直屬中學紛份派出了工作組，派到樂高的是以郭亨利為組長的工作組。隨著是開會、動員、學習、討論、揭發、批判、檢查。大字報、小字報頓時布滿了校園樓房墻壁及道路兩側，運動一時熱火朝天，老師們陷入人人自危的局面。 而舞文弄墨的語文教研組無疑成了一個主攻點。 從1955年到1965年的這幾年中，樂山高級中學語文組的教師變動是很大的。憑記憶所及如下: 蘇慶湘：解放前曾任中學校長，解放初任職于眉山地區行署文教科。1955年就由青神中學調來我校?！拔幕蟾锩敝锌嗍軐彶樽繁?，無以自明，自殺未遂。1971年退休。 余繼泰：解放前即任教于中學，1955年由犍為中學調來樂山高級中學，1957年打成右派，憤而自殺。 劉奉麟：1955年由眉山中學調來，任教研組長。因涉嫌與女生講戀愛，被斗，降薪，免去教研組長，1961年患肺癌，不治而逝。 賀宗循：1955年自五通橋中學調來。1957年接替劉奉麟任教研組長?！拔母铩焙笃谛Ｕ猩螅C女生，免教研組長，降薪，調馬踏中學。 萬天星：1955年自樂山三中調來。肅反后調走，原因不明。 周純智：1955年大學畢業調來，肅反中成為肅反對象，又因“莫須有”，調去青神中學。 楊志哉：1955年自青神中學調來，入黨、評先進，“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時調地區文化局任領導。 吳慕唐：解放前曾任推事(審判員)。1957年秋，隨樂山四中的高中班并入本校而調來。但已被打成右派，隨即送去走馬坪勞改，不久勞瘁而死。 胡道一：解放前任教中學。解放初曾任樂山師范校長，后調省教廳，于1958年調來樂高。 夏登涌：1959年大學畢業后調來，不久調去沐川。 羅守新：大學畢業調來，曾任65級1班主任，不久調樂山三中。 劉承泰：調來后不久調五通。 吳家禎：解放前于夾江任小學校長，后來到樂山師范教語文，大躍進后調來我校，后調眉山農校。 傅應奎：由樂師（？）調來，不久，調回樂師。 王樹功：解放后任教夾江甘小教導主任，復讀川師畢業后調來我校?！拔幕蟾锩敝?，學校停辦，調回夾江。 楊昌?。簽榱顺鋵嵔逃龖鹁€，1959年（？）由夾江商業局調來，1964年調回原單位。 黎玉冰：解放后任夾江甘小校長，后于樂山任教中學，1964年由樂師調來?！拔幕蟾锩敝斜拘Ｍ＾k，調回夾江。 陳萬睦：先執教于樂山三中，后調樂山大學。樂山大學停辦，由樂大調來。 張光金：大學畢業分來?！拔母铩敝姓{回遵義。 劉賢普：大學畢業分來，不久，調樂山四中。 我則于1955年學校創辦之初，由夾江中學調來，直至“文化大革命”，直至學校宣布停辦。 在工作組領導下的揭批運動中揭露岀來的材料，再學習批鄧柘、廖沫沙、李伏伽等文章的邏輯與方式，語文研教研組那幾個人問題已“昭然若揭”了。 第一個、胡道一寫的兩首詠物:“火柴”、“墨水瓶”的‘四言絕句成了“罪證”遭批！胡道一，犍為人，是勤苦讀書而畢業于四川大學歷史系的。他比我年長。解放前他即執教于中學，還作過省樂中的訓育主任。解放后又作過樂山師范校長。后調省教育廳工作，一九五八年調來樂山高級中學執教語文。他長于古文學、善詩文，一手好書法。他好飲酒，但家累重，從不和我們一道出入于茶館酒肆。教學中和各種學習會上，他都嚴謹自束，拘于言行，不憚于自我貶貴。我知道，他也是鋼絲繩上走過來的，和我一樣，深懼跌落。 在批斗會上，胡當然否認對他的指責，只說他是在學習寫詠物的詩，只求能狀其形，別無他意。他認為“詩無達詁”，大家錯誤地理解他的意思了。我想，即使胡老師是在借詠物以抒如上所說之情，他敢承認嗎？在那樣的時代，那是要命的呀！ 第二個，黎玉冰在一次樂山語文中心教研組舉辦的教學觀摩會上，講賈誼的【過秦論】。課中表達了: 秦始皇以暴力得天下，又以暴力治天下，仁義不施，終至于亡。這本身就是賈誼論證【過秦論】一課的中心思想，也是選編教材者的初心，與黎玉冰有何關系？但在自稱“秦始皇加馬克思”的“偉人”面前，卻犯了大忌！同樣【十批判書】的作者～一代“馬列史學家”大文豪郭沫若也犯了大忌、為此聲稱要將自己一生寫的書付之一炬，何況你黎玉冰！看來與“偉人”同代，是要額外買單的。 第三個，年輕語文教師陳萬睦又任66級4班班主任，為活躍班上的語文紛圍，辦起了班刋【浪花】，并在【浪花】上發表雜文“烏鴉”一篇。揭批運動一來，人們翻箱倒柜查出了此篇如同【三家村夜話】同樣的風格的諷刺雜文，樂高美麗校園中這位年輕、風流倜儻的陳萬睦老師不幸掉入了自己挖的陷井，這如同黃泥巴落入褲襠，說不清了…。 一方面揭、批查現行，另一方面不忘翻老賬～檔案、輕車熟道地把陳代珉，鐘秉孝等有“歷史問題”的老師又一次拿下。老師中有問題人員大致有普了，卻忘記了“5.16通知”中的“整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高考延期半年，教學活動短時期看來無法開展，教師當然繼讀開展文化大革命。而學生吶？于是66級畢業生1分為3，一部份留校參加文革，一部份參加農村社教，一部份回家。 67級、68級留了少量同學參加學校文革外，其余回家了。于是在66年夏天，在地委指示下: 樂山高級中學、樂山一中、樂山師范、樂山衛校、樂山行政學校、樂山四中等中等學校全體教職工，集中于樂山一中學習～后來有人將這說成是集中營，我沒有進過集中營，當然無從比較，然而人們被控制起來，在嚴峻的斗爭中，在危懼壓抑下過日子，不知道將是什么后果，也就無怪要感到是進集中營了。就我來說，一開始我覺得還沒有肅反時的緊張，雖然沒有什么“五人小組”，但留校參加文革的部份學生與教師同住一起，負責看管著老師的安全: 列為“三、四類”的老師，一律將自己褲腰帶交給學生保管，以防尋短見，需要外出時再向學生要回。表面上壓力不那么大，但逐漸比肅反顯得更猛烈。 黨組織與工作組，已按情況（他們所掌握的）將教職工分為1、2、3、4類了。住寢室都要安排好。1、2類睡下鋪和門口的鋪位，便于監控3、4類，3、4類睡上鋪和靠內的鋪位，處于1、2類監控之中，免出意外。當時胡道一、鐘秉孝、陳代珉和陳萬睦，聽說已定為四類，實際上已被控制起來。其他類別沒有公布，黎玉冰、蘇吉康為三類，我估計自己也屬3類，隨時就會踢到4類。不是嗎？我睡的是中間靠里的上鋪。 隨著那些重點對象成了“三反分子”，還有沒有遺漏的“三反份子” 呢，那從“三類份子” 中再篦一篦吧，于是人事干事找了我和杜厚壽、陳方正去，要我們研究寫王明宗的大字報，出王明宗的專欄。接著又是我和杜厚壽、王明宗寫陳方正的，再接著是我和王明宗、陳方正寫杜厚壽的。后來只叫了他們三個人去，而撇開了我，我當然就知道，這回是輪到對我開刀了。 第二天，“猛批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三反分子萬魯君”的專欄也就掛出來了。杜厚壽、陳方正、王明宗當然也各有一份。 接著滿校園的大字報專欄顯示揪出了無數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三反分子。 1966年的夏天，老師們尤其是那些劃入四類三類的人過得提心吊膽，渡日如年、人生太難了！ 有人說，毛澤東是中國幾干年，世界幾百年才出現的一個“天才”。是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集一身的“偉人”。他總是“高瞻遠矚”、“高屋建瓴”為中國、為世界指明方向，指明路線的人?！皞ト恕笔遣粫皇聞樟b絆、所有具體事宜均由他的下面人為之。 文化大革命這一運動是由毛提出，劉鄧是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人，于是派出各類工作組實現對文革的領導，毛當時也沒有提出異義。誰知到了1966年8月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指出派出的工作組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了文革運動。全國工作組撒出，學校文化大革命處于真空狀態，原工作組培植校文革籌委會一仆人可能因循傳統思維，與喜歡接受外來信息的學生因各自的信息渠道不同，觀點漸行漸遠，逐漸形成了兩派。 而先前被控制的“"3、4類”教師沒人管了，與“1、2類”老師一樣，出現了難得的自己管理自己的悠閑日子。 樂山高級中學【紅旗戰團】成立 “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語重心長的教導”，是那一代人投身文革的初衷。 我是66級1班、下鄉去銅茨公社參加“四清”的工作隊員，當8月5日“我的一張大字報”一發表，我們的“四清工作組”也撤出銅茨、回到樂山大佛寺地委黨校當即解散?；氐侥感５臅r間是9月初吧，當時由工作組操辦的校文革籌委會雖已成立、以郭亨利為組長的工作組雖還未撤，其影響已日漸式微了。 沒有黨支部與工作組文革如何進行呢？我、當年還在“四圣公”讀小學時(三年級全校搬遷新建的土橋街小學)，是校門右側、較場壩街與鹽關街十字口街沿的一個報攔讓我養成了每日在此認字讀報的習慣，十多年的積累對“政治”相當敏感了。人民日報社論及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組領導講話成為我們的行動指南。 66級3班徐文基也是下鄉福祿參加“四清運動”的隊員，他有一表哥在科技大學、我有一鄰居學長在北航，北京郵來的傳單源源不斷。我們彼此交換信息觀點也互相一致：即造反的觀點。 隨著北京學生運動的浪潮向全國波及，1966年八月，重慶大學的“8.15”事件與四川大學的“8.26”事件是四川文革的轉拆與標志，成都、重慶及峨眉的唐山鐵道學院等大學生們又掀起第二波造反浪潮。這對專縣中學生的影響可謂巨大！從樂山合干校的峨眉班傳來唐院造反的消息，于是全校同學在張凱帶領下去峨眉唐院串聯，回樂山后幾乎全校同學造反，為樂山中學生文革造反之先。 約9月初唐山鐵道學院、成都工學院學生入駐玉堂街招待所，刷出了“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地委！”的大標語，來樂山煽風點火。樂山中學生紛紛前往唐、工二院駐地串聯，我也在其中之列。工學院有一個個子不高穿著樸素戴眼鏡的女生姓曹，我們常與她接觸、喊她曹大學。一到傍晚保省地委的人便圍住唐、工兩院的學生辯論，他們依人多勢壯使辯論變成了大轟大嗡地圍攻。打抱不平的人又與保派辯論起來。雙方群情亢奮血脈僨張，辯到深夜意味猶盡；伴著那玉堂街、土橋街、東大街兩邊大字報欄徹夜不滅的燈光、與川流不息觀報的人流，1966年樂山城的夏天，注定是一個個不眠之夜。唐工兩院學生在樂山的扇風點火，使越來越多的中學生變成了造反派。 唐先龍、閆素材是我校留校參加文革的67級同學。唐先龍被安插在打成三、四類的老師中、并住在一起以便監視。到了晚上睡覺要將他們的褲腰帶全部收繳、以防尋短見。上廁所或外出時再要回褲腰帶。唐的內心遵從了常識與良知，同情他們且盡力寬慰這些老師。蘇吉康主任就是其之一。老師自殺事件終未在我校發生、直至整個文革。當時適逢川大“8.26事件”發生，唐、閆二人去成都調查眼界觀點大變，隨后又去北京接受毛9月15日的檢閱，回校后成立“9.15戰斗隊”造反了。 同時我與徐文基也打出了“天安門”戰斗隊、造反了。這是我校最早的兩只造反派組織，支持響應者眾多。61班我帶頭，李光華、丁貴華等響應，造反派占尤勢。63班徐文基帶頭，陳玉清、鄭貴云支持，造反派占上風。74班唐先龍、閆素彩帶頭，李德康、李福民、張銀貴支持，造反派占尤勢。其他班造反派力量星星點點，68級楊世琪、周國維、張鳳群是造反的活躍人物。從而在樂山高級中學形成了與校文革籌委不同觀點的兩派。曾經，在學校大禮堂兩派為“川大8.26事件”展開過一場辯論。支持川大8.26戰團的丁貴華、楊勝奎等上臺，均以“不忙啦，我來說兩句”為開啟語；對方的時新榮也上臺發言一通，不知所云。雙方辯論水平均不敢恭維，但都有君子風度。 大約在9月下旬天上午，由合干校張凱、陳善民承頭，樂高有我、唐先龍、徐文基；一中有羅德祥、楊敏政；還有草堂等中學學生在合干校碰頭商量成立一個中學生統一的造反派組織。后定名“樂山中等學校造反聯絡總部”、地點設在合干校、張凱為召集人。此乃《紅色造反兵團》的前身。那天午飯是在合干校吃的，比我們普通中學好多了！ 約9月下旬，中央決定在全國大中學中選舉師生代表赴京接受毛與中央檢閱: 學生按10:1；教師按100:1比例，民主選舉。我、徐文基、李德康、丁貴華、李福民、張銀貴六人為選出的高級中學造反派代表。因唐、工兩院大學生的煽風點火下，樂山文革已熱鬧起來。但對剛經歷過工作組領導的恐怖文革的教師，都心有余悸保持緘默。草堂民中的年輕老師地主出身的賴奇龍卻是一個另類，寫出多篇要“保衛縣(草中屬縣管)、地委”的大字報。此次竟“民主選舉”為教師赴京代表！引起了中學生造反派的懷疑與不滿: 一定是?；视泄?！《造反聯絡總部》串聯各中學造反派堅決反對。 “血統論、自來紅”是紅二代的發明，是皇權論的老調新彈: 是一批人想永坐、永享江山。由此提出的“紅五類、麻五類、黑五類”一直左右著文革。此時我們采取實用主義以血統論的掍子打在賴先生身上，我與徐文基寫出了“不準讓地主的狗崽子賴奇龍赴京”為標題的大字報。言不由衷地說: 因地主階級的本性決定，賴赴京會階級報復危及毛與中央的安全。并警告由此引起的后果由相關人負責。大字報用兩張淡紫色的道林紙寫成，落款: 樂山高級中學《天安門戰斗隊》。張貼在百貨公司轉角斜面墻上，很醒目。恰遇小學同年級樂一中的謝子嵩等正往百貨公司墻上貼“炮轟樂山地委”的大標語。 賴不服又貼大字報聲稱“我爬也要爬到北京去”。這激起了樂山中學生造反派的憤怒，于是幾百名學生一傍晚湧進草堂中學找賴辯論，賴終于軟了。當晚下起大雨，幾百名學生冒雨回家。有關部門怕引起亂子，取消了賴的赴京代表資格。賴從此厄運連連，飽嘗文革苦果。 10月16日，樂山赴京代表啟程乘汽車去夾江再轉乘火車專列進京。已商量好了的我們一上火車便自選了一個6人座位坐在一起。這驚動了我校其他代表，受大學哥、姐影響早有造反打算的李清貴、范云輝二人終下決心、與我們坐在一起，我們擴大成了8人。10月18日下午列車進京，我們遠眺盧溝橋、穿過豐臺站、在永定門車站下車，到先農壇體育場集合侯公共汽車。上車時天色漸暗，我們越過華燈初放的天安門廣場、目睹了金碧輝煌的天安門、來到東大橋一新區。我們8人住進一帶暖氣的新房間。早上醒來滿屋是朝陽四射的金色光茫，時間不到6點比家鄉早了1、2個小時。當早，我們吃了用柳條筐盛的火燒饅頭與蘿卜咸菜，與赴京代表團不辭而別。離開東大橋使館區，沿長安街、北京火車站、天安門廣場一路向西，到西單口再往北、往65屆學友吳永成就讀的北京航空學院奔去。我們入駐于北航一個二樓會議室，也是地鋪、暖氣。 北京著名的八大高校分布在學院路兩側、兩倆大門相對。清華北大離學院路不遠都在海淀區。我們在等侍毛檢閱的日子里，除了去各大學看、抄大字報、收集傳單外，我們還在北航設立了一個“樂山赴京代表聯絡處”，地址是: 北京航空學院-學生15舍區-2樓-3號，這其實是吳永成的宿舍地址。　　那時全國大中學生象決堤的洪水潮水般向北京涌來。來北航找我們的同學愈來愈多。 68級盧海麗、王詠蘭等一行到北航來。盧個子小聲音帶童聲，講起話來還喜歡比手勢，如同幼兒園小朋友講故事。吳永成稱她為小朋友。她后來是我的小學同學好友郭正樞的夫人。提起她時稱為“小朋友”。不知道她否知曉她還有“小朋友”這一稱謂？ 72班的福祿同學王元熙一行來到北航、王便發燒咳嗽。吳永成、我一同陪她去北航醫院看病，打針時緊張的她緊拽著吳永成的手；打完針時兩眼眼淚潸潸。這應是在遙遠的異鄉生病時的鄉愁與憂傷。多年后吳偶而談起此事問起她時，我無言以對！一場上山下鄉如大難臨頭、大家各奔東西，五十多年了無音訊！ 在10～11月間，同學門川流不息到北航聯系我們，樂高造反派力量迅速壯大起來，該成立一個統一的紅衛兵組織了。那時清華《井崗山》、北大《新北大公社》、北航《紅旗》、北地《東方紅》都是響當當的名字，而身處哈爾濱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紅色造反團》在北京的標語不少，而且我們還得到了他們的團報《紅色造反者》。哈軍工是我高考志愿的一個選項成為我的一個情結。商量名字時我傾向于用哈軍工的《紅色造反團》、徐文基傾向用北航的《紅旗》。最終因“紅色造反兵團”被樂山各中學共用、樂高最后定為“紅旗”，又因為它是一個廣譜詞，徐文基又建議加個前綴“首都”以示區別。制戰旗時間是在紅色造反兵團成立之后，名字最終定為: 《首都～紅旗～四川樂山紅色造反兵團》。并委托吳永成在北京制作: 透明的黃字紅旗。 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時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光！ 從夾江登上新嶄嶄的綠皮火車開始，穿成都平原、出川穿隧道過秦嶺、越關中平原到中原、跨黃河入華北平原再進京，遇到的一切均是人生的首次，一切是那么的新奇、讓人激動使人快樂！ 在大串聯的的北京趕公共汽車常常靠擠。我們八人出行還要一個不落下、難！我們靠人多不排隊直往入口車門、假裝維持秩序趁機上車，沒上車的人迅速朝出口車門奔去鉆空子上車。一次徐文基被出口車門夾住前手臂，夸張地哇哇叫，其實車門有比拳頭寬的橡膠皮保護。司機只好再開關一次出口車門，意讓他抽手，哪知又關住了他的后臂。司機只好打開車門讓徐從容上車，引來全車人及司機的哈哈大笑。此后我們常用握緊拳頭的手由曲伸直、伴以痛苦的叫聲以示耍賴，開徐的玩笑。 那時同學們來北航找我們時有時臨近吃飯，于是我們將我們的飯票讓給他們，我們就去北航學生食堂蹭飯。北航學生每月飯票用油印機印在約A4大的彩色道林紙上，分早中晚共90份（月小）或93份（月大），以色彩區分月份，每份指掌大。每次就餐自己撕下一份餐票，往裝了大半桶水的大黃桶扔去（化掉），再去大師傅處盛飯盛菜。蹭飯的我們有模有樣地在黃桶中甩一下手就去排隊打飯，輪到我們大師傅問：吃什么？心虛我們不禁露出了樂山腔: 包谷粑！(因它含甜味入口)，大師傅沒聽懂問: 啥？我們馬上改口樂山普通話: 窩窩頭！菜雖是一貫制的肉沫烘大白菜，只好用手指了。飯菜端出食堂，雖然已是深秋的北京，頭上卻冒著熱氣，好險！ 1966年11月10日我們受到毛等領導的乘車巡視檢閱。之后我們帶著《紅旗》戰旗回到了樂山。旗幟一打出，那透明的“首都～紅旗～四川樂山紅色造反兵團”的三排黃字、忽隱忽現在飄蕩的紗質紅旗上，在樂山獨具一格！注1. 注1. 老師部份縮編整理萬魯君先生【如此人生】“迅雷疾雨”部份，文中“我”指萬魯君老師。 學生部份中的“我”指彭文康。 　　樂高63班下鄉福祿參加“四清”的隊員合影。 　　百貨公司那二樓斜面墻貼過我們寫的大字報。 　　我的中學生赴京代表證。 　　我們在北京串聯的學生乘車票。 　　我們一群樂高學生在天安門前合影。前排左起范云輝(82班)、李福民(74班)、丁貴華(61班)、張銀貴(74班)后排左起李德康(74班)、李清貴(73班)、彭文康(61班)、徐文基(63班)、吳永成(學長，51班、北航學生) 　　樂高部份學生的【紅旗】戰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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