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霸中國史功勛的人，天下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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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文明之五十七：獨霸中國史功勛的人，天下無二！ 禹自童年起上天就對他不公，堯把一個燙手山芋拋給了父親鯀，鯀治水一干就是九年，不能陪伴自己的成長，鯀因對堯舜不滿被定為治水罪人，舜在羽山殺死了鯀，禹不但失去了父親，也成為一個罪人的兒子，承受著天大的不公與異樣的目光。為削弱鯀部落的勢力，堯舜讓禹繼父治水，史料記載禹治水有十四歲與十六歲之說，這就是明顯的欺負人，目的是斬草除根。為治水禹不敢有絲毫的懈怠，三十多歲才結婚，沒想到妻子也因治水而死。但就是這樣一個為苦難而生的人卻成就了獨霸中國史的功勛，天下無二！因禹治水功大，一心為公，愛民如子，得到了萬國人的擁戴，舜不得不號召大家學大禹，皋陶還把學大禹列入法律。自此百姓對禹的愛戴之情如滔滔江水，奔騰不息，禹王熱熱遍中國史。可以說，即便是再過千年萬年禹對中國人的影響力也無人能代替。沒想到疑古者卻要逆天而行，要否定禹的存在。 太史令是夏朝的史官，他不只是保護典籍，還要記載歷史，夏470多年，史官記錄的夏代史料不會少。《呂氏春秋》記載：“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于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悅。”“湯喜而告諸侯”、“武王大悅”，簡單的幾個字就把兩位開國帝王對文化典籍的喜愛之情描繪的有聲有色、活靈活現。商言：“纘禹之緒”，周曰：“我有夏”，他們都稱自己是繼續大禹所開創的事業。《左傳》記載：“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春秋左傳》載：公元前516年“王子朝攜‘周朝典籍’出逃……公元前505年，周天子的人在楚國殺了王子朝，典籍遺于世。”王子朝費盡心機，做了那么多，是不會把其視為珍寶的典籍交給楚王室的，而歷史記載也找不到這方面的證據。王子朝被殺，典籍遺失民間，文化由王室轉向大眾，而有了春秋戰國之百家爭鳴。有了這條清晰的夏文化傳承鏈，夏文化才能傳承延續至今。若夏有假，王子朝會那么重視假典籍？《周禮》記載，周代史官有幾個分科，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文書的副本；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召令，以贊冢宰。典籍之多而有分科。《公羊解詁》載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可見，古代史料之多遠非今人所知。依常理，一千五百多年以后的春秋，應淡忘夏的歷史才對，然人們不但沒有忘卻，反而出現了井噴式的“禹王熱”。究其史因有三：一是“禹王熱”一直是夏商周的歷史，《尚書》、《詩經》、《遂公盨》足以證明這一點，以至到了春秋的諸子百家也身臨其境，感受頗深。諸子百家的盛贊是他們發自肺腑的聲音，這種聲音從夏商周一直傳到秦，成了歷史的聲音。二是諸子百家之共論皆由夏商周歷史文獻中來。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可見古文化已讓春秋之時人應接不暇了。《莊子》記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老子是周朝的圖書管理員，看到的夏商周典籍最多，他的《道德經》就源于古代典籍，其中提到“圣人”有三十多次。可以說，沒有古典文獻，就沒有《禮記》《論語》《道德經》。正是有了夏商文化之基礎，才有了百家爭鳴。《韓非子》說：“昔禹決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呂氏春秋》說：“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列子》說：“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述異記》說：“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于羽山”。不同的人說出同樣的話，說明他們看到的古文獻中的記載是一樣的。如果他們看到的史料能保存到現在，疑古者即便是吃了雄心豹膽也不敢胡說八道。三是諸子百家面對禮壞樂崩的現實有一個共同的意愿，拯救世界。如何做，毫無疑問，研究歷史，于是他們一個個都成了“好古者”，禹自然成了救世主。首當其沖的是孔子。只有親自了解，親身體驗，才有發言權。孔子為了考察夏代的禮，親自到杞國。《史記》記載：“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后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昔湯伐桀，封其后于杞”。“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夏朝時期，杞東樓公的先祖便受封杞地，建立杞國。杞國國君為姒姓，禹的后裔，于商朝其間時斷時續，周朝初年，杞國重新建國，自東樓公起，有史料可考的傳了二十位國君，公元前445年，杞國亡于楚國。杞國大致在今河南省杞縣一帶。《大戴禮》也有記：“成湯既受天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于杞。”商湯擊敗夏桀之后，將夏王室姒姓的一些遺族遷到杞國（今河南杞縣一帶）建國。已發現有六塊殷商甲骨文提到“杞侯或杞地”，證實商朝杞國真實存在。武王即位，將夏禹之后東婁公封于杞，仍稱杞國，爵上公。《史記》:“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大禹之后于杞。”“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后，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杞人憂天”的故事傳遞出一個信息，禹的后人和禹一樣，富有浪漫的憂世情懷。《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禮記》：“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也是證明夏最有力的證據。《世本》記載：“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曾國是夏帝少康給最小兒子曲烈封的諸侯國，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的姒姓諸侯國。西周時期繒國與申國比鄰。《左傳》曰：“致方城之外于繒關。”今方城縣一帶依然存在著的繒國是姒姓，為夏禹的后裔。歷經夏、商、周三代，一直到魯襄公六年才被莒國所滅。《吳越春秋》記載，“至少康，恐禹跡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越國是少康的庶子無馀，曾經非常強大，勾踐在位時，忍辱負重，卒滅強吳，是春秋時期的最后一位霸主，司馬遷稱“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發，披草萊而邑焉。”越王勾踐留下了“臥薪嘗膽”等典故。越國在春秋末被楚國所滅。至今，越地還有一個姒姓村，守護禹廟。褒國是啟的兄弟有褒氏建立的國家，位于今天的陜西省漢中市以北，地域包括漢臺區、勉縣和留壩縣，在夏、商、西周三個朝代中歷經興盛和衰敗。褒國與周王室的聯系十分緊密，周天子婚姻傳統歷來和夏朝貴族褒國世代友好并聯姻，如周文王娶太姒，太姒為周武王和周公之母，褒國與周王室的聯系促進了文化的互動與發展。褒國的南方樂歌被周公旦等采譯成詩篇，收錄在《詩經》。此與周人稱“我有夏”，相互印證。杞國、鄫國、越國、褒國等等都是禹裔的封國，從夏至商到周，禹后裔之封國一直延續了一千八百年，夏禹的存在還有疑問否？孔子在列國耳熏目染，被夏風、夏禮、夏道所折服，得出：“禹，吾無間然也！”他對夏禮與商周進行對比，發現了很多不同之處，通過禮的不同，研究夏商周治國理念上差別，察之社會，哪怕是一些細小的區別，他都寫了下來，被記錄在《論語》《禮記》中。無禹，《論語》《禮記》無根矣！ 亞軍是墨子，他對禹治水的考察、對禹伐三苗的了解、對夏代人鬼神信仰的研究都很深入，對禹佩服的五體投地。《修身》說：“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公孟》載，墨子對儒家信徒公孟子說：“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墨者的道理，是法夏宗禹，以一心為民、為公的夏禹為道德的楷模，倫理的典范。只有站在歷史全局的高度才能看清歷史的流程。正是有了海量研究，大禹的形象在諸子百家的眼里越來越高大，成了真善美的化身，民族精神的象征。《詩經》有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可見此詩作于殷商之時，故以“夏后之世”為鏡而鑒殷。《詩經》反映的關于大禹的故事，都是真實的，被商人、周人傳唱，其流傳時間之長和地域范圍之廣，證明非虛構有其歷史依據。《詩經》中，未見提及堯、舜，而對大禹，卻多加盛贊，說明，禹確實有功于民族、社會、人民、國家，所以他得到的是眾口一辭的肯定。墨子說：“故尚者《夏書》，其次商、周之書。”有了夏書，而有商周之書。要否定夏，就得否定商周，否定這些名人的歷史觀，否定他們的文化思想，疑古者能做到嗎？毫無疑問，不能。今人對夏之所知與之相比，萬不及其一。用偏面、無知之知懷疑禹的存在，皆異想天開之舉。也可以肯定地說，今人（包括這些疑古者）的文化基因同樣源于禹（詳細內容見后），否定夏禹等于否定了自己。對久遠的歷史橫挑鼻子豎挑眼，與那些燒毀史書之徒無二。孔老二，嬴政若知道他們之所為，成了不懷好意者毀史滅祖的禍根，定會悔恨萬分。《尚書》《詩經》《越絕書》及諸子百家對禹的贊詠之詞，決非空穴來風。古人把大禹走過的地方稱之為“禹域”“禹跡”。山西河津有禹門口，山西夏縣禹王村有禹王城；河南許昌桂村小崗楊村有禹王城；湖南衡陽衡山廣寺有禹王城；湖北黃岡城區有禹王城；山東臨沂市區有禹王城；浙江紹興有禹陵；河南禹州有禹王鎖蛟井、古鈞臺，三門峽有人、鬼、神三門，開封有禹王臺；山東禹城有禹王亭；陜西韓城有禹門；寧夏有青銅禹跡；安徽懷遠有禹虛；湖北武漢龜山有禹功磯；湖南衡山有《禹王碑》……以夏禹名字命名就有禹州、禹城、夏縣。以禹命名的山則更多，河南禹州禹山、鄧州禹山、汝州禹王山；江蘇邳州禹王山、東海禹山；湖南華容縣禹山；安徽淮南禹王山；山東淄博禹王山；陜西韓城禹山。大禹治水的遺跡、遺址在華夏大地上隨處可見，用夏禹命名的城市、村鎮、山名、地名，所表達的是人民對禹的愛與念。禹廟、禹王宮在歷史上不計其數，這些與一代一代相傳數千年的大禹故事一起與中華民族的血脈融為了一體。疑古者對這些群山之鐵證視而不見，僅以孤陋寡聞而疑古，讓人無法容忍！一兩個人造偽有可能，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人不約而同地杜撰了一個夏，誰又能在全國人民的心里偽造這么熱的愛與敬、思與念，種下那么多的真與善、大與美？ “纘禹之緒”“處禹之堵”，人們以能生活在禹堵為榮，因為大禹的言行、精神、偉大走進了人們的心里，把愛、信的向善意識升華為了信仰、思念。一些人可以造偽歷史，卻無法造偽眾人心中的愛。疑古者要把這種愛、信、善、思、義、美從人們的心里挖走，把文明火種掐滅，不知意欲何為！《虞夏書》是古代文獻中最古的一部分，為天下第一難懂之書。原本為《虞書》與《夏書》，后大多亡佚，殘存部分合編入《尚書》為《虞夏書》。《墨子》《呂氏春秋》《史記》《國語》《左傳》等都引用過《夏書》的內容，說明古人都認真閱讀過此書，并引用其文。近代朱小豐研究后提出《虞夏書》為古雅語，戰國時期已失傳，原文為史官記述，記載了堯（約距今4200年左右）、舜、禹（距今4100年前）、夏四個時期中國中央政府的所作所為，文獻分為典、冊、貢三類。他提出的時間與歷史吻合。秦火不焚卜筮之書。漢有《神農經》、《山海經》、《連山易》、《歸藏易》、《周易》。《山海經》：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姚信·易注》：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通志》：《連山》十卷，夏后氏《易》。《周禮》道：“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易，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漢司馬遷《史記》載：“《連山易》云‘鯀封于崇’”。桓譚《新論正經》云：“《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晉代皇甫謐《帝王世紀》也說：“《連山易》曰：‘禹娶涂山之女，名曰攸女，生啟是也’。”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引《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都可證明《連山易》在漢朝還存在。《連山》是夏文化，傳之三代、秦漢，確鑿無異。有《連山》而有《歸藏易》、《周易》，三易在，何無夏。顧頡剛一面用幼稚的偏知高舉“疑古”大旗，摧毀古代史，一面又從一個理性的角度解讀《周易》的術數，承認古代文化，成了易的俘虜，寫有《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顧對易雖深信不疑，同樣走進了偏門，不懂裝懂才會提出易本來只是一部卜筮之辭，被人們用了道家的哲理，圣王的制作和道統的故事點染上去，從《六經》之末跳到了《六經》之首。易不但是卜筮之書，也含天道、地道、王道、人道、鬼神之道，是天人合一的經典，是中國古老文化的結晶，處處閃爍著金光，為三代推崇，其價值遠在眾經之上，為六經之首理所當然。顧信奉《周易》，卻不知無夏商，何有《周易》。叔夷鐘銘記載了宋穆公的后代叔夷在夸耀商湯的偉業時說：“虩虩成唐（湯），有嚴在帝所，溥受天命，刪伐夏祀，敗厥靈師，伊小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文意很清楚，商周建立在禹的夏王朝擁有的土地上。秦公簋是春秋時期的祭器，1917年出土于甘肅省禮縣紅河鄉西垂宗廟遺址王家東臺的一個青銅器窖藏，蓋鑄銘：“不顯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責（跡），十又二公，在帝之坯。”2002年5月，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在國外收購并收藏的2900年前的周遂公盨轟動了史學界，其銘文之記載“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征，降民監德，乃自作配鄉民，成父母”。這些銘文與《大戴禮記·五帝德》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民父母。”《尚書·洪范》謂：“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詩經》載“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商頌》“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尚書》謂：“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等等皆可對讀和互證，與《史記》及諸子之關于大禹治水的內容高度吻合，其絕非出于戰國時期人的臆造，成為斬除疑古之論的一件件利器。2008年收藏入清華大學的“清華簡”中，包括兩篇記載商湯滅夏史事、已經失傳的文獻——《尹至》和《尹誥》。伊尹是夏末政治家，輔佐商湯滅夏建立商朝。《尹誥》《尹至》記錄了伊尹看到夏朝將要滅亡與伊尹輔佐商湯舉兵滅夏的事跡，兩篇簡文互證。其中寫到“尹念天之敗西邑夏”，“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的句子。《禮記·淄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天(先)見于西邑夏。”《尚書·太甲》：“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夏朝為“西邑夏”或“西邑”，其與殷墟甲骨文貞問、祭祀中的“西邑”，相互印證夏的存在。雖然說夏的證據大部分已銷毀，保存下來的證據人們能發現的只是一少部分，但現有的證據已經足夠了，疑古者若能推翻這些證據，他們的觀點才能成立。而所有的證據沒有一個能證明夏是杜撰，結論只有一個。法律講“疑罪從無”，這個原則在禹時就被使用了，《尚書》記載：“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按照疑罪從無原則，世界也應該還夏一個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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