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曇花般開放的歷史(4)～196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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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來 58年“DYJ”后，樂山高級中學出現(xiàn)了一些人事變動。那時的校長奚方，在貫徹執(zhí)行黨的政策方針，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時。她還不是“寧左勿右，寧可壞事，寧可害人以邀功的人”，所以如肅反，如反右，她都沒有擴大打擊面，如對我、沒給我更多的壓力，還給我以照顧。但在轟轟烈烈地貫徹執(zhí)行“總路線大躍進方針”的時候，她愿頂、敢頂、能頂嗎？何況誰在那時就能在鋪天蓋地的輿論宣傳面前明辨是非而預期成果喲？因此，她在領導全校師生大躍進之時，余盛澤就從彭山調來高級中學作副校長。風聞他有大專修業(yè)水平，在彭山工作時，運動中表現(xiàn)得出色，入了黨，先調眉中，現(xiàn)又調高級中學任副校長。相對于我來說，他當然是際會風云而步步高的人物。不久，廬山會議后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聽說奚方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而受挫。而余盛澤走紅，成了余書記。我的印象是: 他唯上命是從，不免“寧左勿右”，對下有些裝腔作勢，高深莫測。他調來高級中學，正值“大躍進”熾熱之時，他就領導我們“前進”了。 另一個黨員領導干部是蘇吉康，他于1957年秋調來高級中學任教導主任。他和余盛澤的性格不同。余有點儼然領導者，而一般是不大親近人接近人的，蘇則在生活上比較隨和，較能與教師們接近。而蘇吉康的政治態(tài)度則顯得隨風轉，刮左風時，他“寧左勿右”，刮右風時，他又可以“寧右勿左”。不知他是重視實際還是沒有定見，抑或是出發(fā)于什么目的。因此，什么運動他都特別積極投入，從不怕走得過頭，斗爭起別人來，也特別“義憤”而嚴厲。劉奉麟因戀愛問題而受批判時，他不僅嚴詞指斥，甚至要動手去打，比任何人都顯得“義憤填膺”。 “大躍進”時，他領導著我們“躍進”，“廬山會議”批“左”時，開“神仙會”，大家討論“三面紅旗”的得失，如我，主調也還得如報刊所宣傳的主旨發(fā)言，力陳確是“得大于失”，得失之比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之比。而蘇吉康和張光金（語文教師，家庭成分貧農，預備共產黨員）則在我們語文組說，他們認為得失之比應該反過來，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之比，而且說時感情很激動。我們吃驚，但是誰也不敢附和。而當后來，“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時，批判哪些是“反三面紅旗”的言論，則又是他們。 另一個黨員楊志哉則還不是干部，是語文教師，和我同一個教研室。我們組里他最年輕，也成分最好，是貧民出身。才從青神調來高級中學時，還沒有入黨。我曾問他，條件如此好，怎么還不是共產黨員。他說黨的紀律很嚴，怕參加了太受約束。但不久他就入黨了，因為在高中教師的隊伍里，像他這樣出身的知識分子太少。何況他為人也較嚴謹，謙和，工作態(tài)度好，在學校和大家都能相處，當然成為黨的發(fā)展對象了。他入黨后就更嚴謹，以一個黨員應有的品質要求自己。因此，在各項運動中，他自然是依靠力量，參與核心，走在前面。正如他對入黨也還猶豫過一樣。我想，他對每一運動每一事件，他不會沒有自己的思考與認識。然而已是黨員，就要有黨性，他就總是按黨的要求辦事，不落人后，卻又得深沉穩(wěn)重，對自己要求嚴些，對別人則不做得太過頭。就在我前面寫的拆房修街的夜戰(zhàn)中，他從房頂上摔下，受了傷。后來他被評為優(yōu)秀教師，去北京開過會。一九六二年以后他調去市府工作，后來作市文化局長，我們就未交往了，只在偶爾相遇時相互點點頭。注1. 再就是我們的語文教研組長賀宗循，大小該也算個領導，但他不是黨員，也始終未入黨。我和他相處得最久，接觸得最多，以后我將要寫到他的地方也比較多。我先介紹一下我所知道的他的情況，好些是他告訴我的。他的賀家是五通橋的大鹽戶之一，可算首富。至他的父親，雖已開始中落，仍算富豪。他所告訴我的他的生活情況，也叫我這個還算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咋舌。他家的住宅有多寬大呢？他說，住一個師的部隊進去也不會太擠。他幼年時也喜歡京戲川劇，愛哼哼唱唱，他父親為了滿足他的愛好，特請了川劇玩友和京劇玩友來他家唱，教他。自然要豐盛地招待，送紅包。這些花銷，在他家里是算不了什么的。而我小時則只能站在人群邊聽“打圍鼓”，喝茶入坐的資格也沒有。他和我同一年進入四川大學學習，他讀的是師范學院國文系。他說，他第一年上學，帶了全年的上學用費，可是才到樂山就去游了峨眉山，就用光了。可這點錢在他算不了什么，又回家去再拿就是。讀書時，為了看川戲，他們同樣是川戲愛好者也同樣是富豪子弟的四個人，在悅來戲院（成都最好的川戲院，頗多名角）包了四個最好的座次，什么時候有好名角唱好戲，而他們又有興趣，就去看看，否則，讓那四個座位空著，票價照付。而我呢，也愛好川戲，很難得花錢去買票看戲，更出不起高價買好票。只有二哥他們上成都進貨，有時叫我一道去坐在堂廂里看戲，我就覺得是最高享受了。所以當賀宗循告訴我這一件事時，我還和他開玩笑：“可惜我那時不認識你，如果認識你，知道你什么時候不去看戲，我就可以向你要票，樂得不花錢去看了。”他還告訴我，他們是兩三個人請一個廚師為他們辦伙食，不樂意吃自己的伙食了，就去進館子。而我是吃大伙食團，還得輪流當值去采買操辦。總之，解放前他該算是個公子哥兒，而過的也的確是公子哥兒的生活～一個人的積習要改也難，而現(xiàn)在他的生活也留下一些以前的生活的烙印。如果武亞泉的生活要被批評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那么賀宗循的生活更有甚于武亞泉。賀宗循有一個景德鎮(zhèn)的小瓷茶壺，清早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去開水房泡上濃濃的一壺茶。他的煙癮也很大，每天抽煙在一包以上，夾煙卷的手指都被煙熏得黃黑黃黑的了。他比武亞泉還多一樣嗜好，就是愛喝酒，晚上去關帝廟處喝酒，他主動相約時不少。不過他沒有武亞泉講穿著。但是賀宗循不但未受什么批評，而且從一九五七年起接替劉奉麟作了語文教研組長，就一直到他后來在男女問題上犯錯誤調去馬踏，中間近二十年，可以說一直是受重用的。他和蘇吉康就相處得好，他們的性格也確有投合之處，也許他更世故老練，更投機圓滑。 隨著1957 年“FY”、1958年的“DYJ”運動的相繼進行，大饑荒于1959年如影隨行尾追而來。 農村人民公社先是經歷了“放衛(wèi)星”浮夸風后，伴隨而來的是糧食的“高征收”、進而是“反瞞產私分”，在公共食堂僅吃了幾天飽飯、食堂糧倉露底，農民開始先是吃“大鍋清湯”稀飯、后來就“斷糧斷炊”、餓起肚皮了。畢競不是城市人口，還有每月19斤供應糧來維持活著。 農村社員沒有吃的，何來體力，便無人種地，即使種了不是被統(tǒng)購統(tǒng)銷收走、便是以反“瞞產私分”的名義搜走，出現(xiàn)餓殍斃道，既而形成了餓殍與拋荒的惡性循環(huán)。 這時，學校加強形勢教育: 從解放前后各家擁有的膠鞋、唐瓷盅，唐瓷盆…，來說明物質緊張是社會需求增大引起的，還論證紅蘿卜茵茵比紅蘿卜莖營養(yǎng)高。 學校一時成了救火隊～四處“支農”。第一次我們帶著學生去楊灣農場勞動，去收割小麥。遠遠望去，一大片整整齊齊的小麥黃澄澄的，迎風搖曳，確是喜人。大家都懷著豐收的喜悅，拿著鐮刀，帶著籮筐，準備去收那逗人愛的小麥。可是一進入地里，開刀割麥了，卻令人詫異，麥穗為什么這樣輕？仔細一瞧，原來麥株上沒有麥穗了。開始以為順路邊的被人摘走。可是一往里走，仍是如此。有人分析：是田鼠吃了。可要多少田鼠才能吃掉這些麥呀！而且麥穗上沒有鼠咬的痕跡，卻是剪刀剪的痕跡和刀割的痕跡呢！就這樣，一大片麥田不知是多少畝，竟顆粒無收。不，不是顆粒無收，而是被人偷著收了去。人們?yōu)榱吮Ｃ蚱疬@農場糧食的主意來已不惜一切了。 另一次去沙灣新華公社(鄉(xiāng))支農，我們是從安谷方向去的，過河時隨身帶的兩罐珍貴的豆辦暴瓶了、我隨同學們處理這事，蘇慶湘老師先走一步去安谷場用糧票訂午飯: 2份2兩～我與蘇慶湘的，10份3兩～10個學生的，每人一份紅蘿卜茵菜。我的二兩飯及那份紅蘿茵下肚沒有感覺，向館子炊事員申請再要一份3毛錢的紅蘿卜茵遭拒絕，蘇慶湘實在咽不下這紅蘿卜茵，把他那份讓給了我，加上學生中多的一份紅蘿卜茵，我一下子吃了二兩飯、三份紅蘿卜茵，肚子才踏實了，才支撐我走到了1百多里地的新華公社，但從此以后，說起紅蘿卜茵茵我就打干嘔。 新華鄉(xiāng)支農勞動是播種胡豆，由學生負責種。先打窩，再將胡豆種在窩里，然后蓋上灰肥。第二天又干別的活。這時有同學發(fā)現(xiàn)有的灰肥像被人扒過，便走去一看，奇怪，灰肥下的胡豆沒有了。又看其他的窩，也沒有胡豆了。匯報給鄉(xiāng)里，派人一查，竟然大多數(shù)的窩里都沒有胡豆了。這當然不會是惡作劇，因為那胡豆是可以充饑的糧食呀！ 這樣的事可能不少，但這是我親眼所見的兩件事。 在新華支農勞動中，一次我去劉奉麟、楊昌俊所在生產隊，中午開飯我們三位老師按二兩標準，每人分到一個大紅苕的各1/3, 因為是紅芯子大紅苕3人都頗高興，可惜在生產隊，連如水煮鹽伴的紅苕葉菜也沒有。說到菜，我們樂山高級中學的一個堂堂正正的高中教師，竟去偷吃一家農民的泡蘿卜。他姓鄧，是才從大學畢業(yè)分配到我們學校來的外語教師，還戴著一頂右派帽子，還沒有讓他上課，先勞動改造吧！他看似矮胖矮胖的。其實他不胖，是他因為水腫而面部臘黃浮腫了。當然，他沒有資格進我們學校的“腫病醫(yī)院”，他只能吃他的十九斤定量糧。他也隨著我們去新華勞動。誰知他竟敢偷吃農民的泡蘿卜呢？不就是那么幾條泡蘿卜嗎？農民竟抓著扭著“做了賊”的老師，到大隊部哭述被盜的情景。可那泡蘿卜在當時是他們的命根子呀！ 那個鄧老師偏偏又是個“右派分子”，自然罪孽深重了，只有批、批、批，斗、斗、斗了！不知這位鄧老師最后結局、是否活到了“右派平反”的1979年。 我曾帶著學生隨工作組去割過“資本主義尾巴”。那情景至今歷歷在目。那是一個老年孤寡女農民的自留地，多出了幾厘。這多出的當然得馬上沒收。這地上卻栽種著青筍，已半成熟了。工作組下令學生將這多占地上的青筍鏟了。那老婦也是貧農，響當當?shù)纳鐔T，然而這時她不敢抗拒，只有哭著請求的份。她請求道：“同志們行行好！我交地，我一定交地，請讓我把這些窩筍收成了，我一定交！” “同學們，鏟！他們就是死拖白纏，想賴著不交。”工作組的人叫著，同學們卻猶豫著，那工作組的人從一個同學的手里奪過一把鋤頭，就動手鏟起來。他又向同學們叫道：“鏟！執(zhí)行政策不能手軟！這是割私有制尾巴！這是鏟資本主義溫床！” 同學們也就只得鏟起來，那老農婦跪在地下，哭喊著：“天呀！我的窩筍！我的就要收的窩筍！好可惜呀！……” 地本來就小得可憐，每人用不了幾鋤頭，那活生生青蔥蔥的青筍就會被挖起，狼藉遍地，像資本主義一樣倒了。 我們完成任務收兵了，我還清晰地聽見背后那老農婦的哭聲：“天呀！我的窩筍！我的就要收的窩筍！好可惜呀！……” 在那饑餓的年代，誰能估量這些為數(shù)不多的青筍，對這個求告無門的老農婦，是多大的價值呀！～也許能救一條命，她怎能不哭泣哀告？ “人民公社化”以后，農民已經是交出了土地的社員，聽候指揮而生產，服從分配而領糧，他們尚有自主權去自己安排生產而又自由享受其成果的，就是不多一點的自留地了。而在“困難時期”“過糧食關”時，這不大一點的自留地則是農民的命根子了，因為它究竟能生產出一些可以吃，可以充饑的東西來。也許可以說，有些農民能夠渡過“糧食關”而幸存，未必不是有賴于尚有一點自留地。 三年大饑荒被四川百姓稱之“糧食關”，根據(jù)有關統(tǒng)計資料，困難時期的1961年，樂山地區(qū)糧食產量僅為231億斤，比1949年還少30億斤。注2. 而 “三年困難時期樂山地區(qū)因饑餓至少造成xx萬人死亡”。注3. 困難時期的校園的生活 我們城鎮(zhèn)人口像我究竟還有19斤糧，比大部分的農民的日子好過得多，但幾平沒有付食品，當然還是餓，高度營養(yǎng)不良。學校領導也不得不為全校師生的吃喝而操心，也千方百計想為大家弄到點填肚子的東西。 我們吃過槐花槐葉和著面粉的饅頭 我們吃過芭蕉老殼蒸的粑。而且是以吃憶苦思甜飯名義。但我的胃子不接受，反起胃來。我趕快走出廚房，走到墻邊一看沒有人看得見我，忙將手中芭蕉頭米粑拋出墻外，吐出了胃中含著的“米粑”。后來了解，因反胃丟粑的人不止我一個，連最不擇食而食欲又旺的夏登涌，也只領了一個，勉強吞下肚。 學校把校園里凡可種菜的地，都劃撥給教研組去種菜，收的菜，交百分之六十給伙食團，百分之四十留給教師自己安排，改善伙食。這當然是最得人心的舉措，盡管這可能被指責為私分“自留地”，可我們還是非常擁護。于是我們成了自給自足的農民，或者說成了生產自救的南泥灣戰(zhàn)士。總之，我們在教學之外，還從事一些農業(yè)生產活動了。我們幾乎都種的是容易活，生長最快，產量最高的厚皮菜。我們勤施肥，勤管理。那厚皮菜也的確長勢喜人。我們每上交二十斤厚皮菜就可返回給我們八斤，我們組上差不多每人可有一斤。對我們來說，是多么可貴的一斤呀！一次，返回給我們二十余斤，由楊昌俊和夏登涌主辦，他們叫全組每人各交二兩計劃糧，去買回面粉。不到兩斤面粉，拌和著二十余斤厚皮菜，蒸了四大盆。我們不是吃面粉，而是吃有面粉味的厚皮菜。但是除了胃口不好的蘇慶湘和食量不大的賀宗循外，都狼吞虎咽地吃著，吃了后拍拍大半盛的是水的肚子說：“舒服，舒服，總算吃撐了一回肚子！” 就這樣，伙食團常吃厚皮菜，我們有時收了厚皮菜也加餐吃厚皮菜，有的人就稱厚皮菜為“救命菜”。于是經歷過那時的生活的人，一提起厚皮菜就反胃，因為那時吃得太多，吃傷了。而我呢，現(xiàn)在仍然喜歡吃厚皮菜，救命之恩不可忘嘛。只不過是偶爾吃一回，調料又好，做法又精比那時好吃多了 學校還組織我們養(yǎng)“小球藻”，覺得小容器養(yǎng)解決不了大問題，就決定修一個大的池。于是就緊挨著“八一”籃球場，修了一個有籃球場面積大的“小球藻池”。修好后，蓄好水，放進了小球藻。可是，小球藻長不贏浮萍，浮萍長不贏野草。各種蟲子也繁殖起來了，也響起了青蛙的叫聲。小球藻養(yǎng)不起來了，便在池上搭上架子，種起南瓜來。南瓜長勢很好，收的南瓜交給了伙食團，也不無好處；而且另一好處，就是我和劉奉麟于深夜偷偷地來吊青蛙，用以解饞。據(jù)我所知，至少還有教導處的職員周文軒也吊過。 學校領導也有一些路子，就想法為教職工弄點吃的。比如醬油廠生產“人造肉精”，學校就想法去買。我也分到過一斤，“人造肉糧”就是釀造醬油的腳料（平時用作飼料）加工而成的，然而在那時卻的確把它當成“肉精”，唯恐買不到。美美地吃完那一斤后，我還非常可惜不能買到第二斤呢！ 學校領導還爭取去買干掛面來售給老、病的教職工。因為常吃紅苕，面條就顯得是可貴的東西了。我多么想買上一斤干掛面喲，可是我還沒有買的資格。 腫病多起來了。學校領導也向醫(yī)療機構請求盡可能多給我們“康復散”。所謂“康復散”，是少量的黃豆面，少量的紅糖與比例較大的細米糠拌和而成。據(jù)說這是能治腫病的藥。是否能治，大家都明白。但誰都希望能領到它，因為它是不要計劃糧就可領得的，可以充饑的東西呀！而且它比起芭蕉根之類好吃得多。這要患腫病的人才可得到。我得到過一包，我把它當成珍品，每天吃一些，吃了好些天。 負責工會工作的童湛，他也設法為會員買吃的，但什么也買不到。不知他走什么路子，終于去全華醬油廠買到一些醬油，愿要者可分得一斤。餓了時去喝兩口醬油，確也不是什么滋味，調調味口而已。可是童湛卻受到書記余盛澤的批評。余盛澤說，吃多了醬油之類的鹽制品，就是發(fā)水腫病的，指責童湛做得不對。童湛是好心，他為我們謀求食物。余盛澤也是好心，他擔心大家的腫病。總之，各方面都千方百計想弄到吃的。 劉奉麟、楊昌俊曾約我一同騎著自行車，來回跑一百華里，跑到甘江去出出高價吃了一回紅蘿卜飯。周文軒托我回甘江時，為他買點細糠。我回甘江時，帶著兩個侄女，特地去艾中河石壩上捉打屁蟲。 …… 總之，千方百計想弄點吃的。餓呀！ 腫病醫(yī)院 長期的營養(yǎng)不良，腫病流行了。 腫病就是水腫病。這種病沒有什么病痛現(xiàn)象，就是水腫，是長期嚴重缺蛋質引起的。開始是兩腳浮腫，乏力，當然饑餓想吃。逐漸浮腫向上部擴展，面黃浮腫，行動也難了。有的還勉強行走著，走著走著，走不動了，倒在地下，就再也爬不起來，成為路上的餓殍。“困難時期”，就是這腫病不知奪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我堂兄萬澤循正是這時也成了“道有餓殍”中的一員，倒斃在去漢源求食的溝壑里。水腫病的良藥就是有營養(yǎng)的食物，能夠解決吃的問題，也就解決了腫病問題。有一個人患了腫病去醫(yī)院請醫(yī)生診治，那醫(yī)生和他相熟，就敢說真話。那醫(yī)生說：“你吃什么藥呀，去買一只雞來燉著吃，腫就消了。”那醫(yī)生又撩起自己的褲管，對病人說：“你看，我比你腫得兇，我卻無法為自己處方。我知道雞、魚、肉等是良藥，可市上也沒有。” 我們究竟還有19斤保命糧，加上千方百計尋謀點吃的，還不怎么水腫。但是卻不能說沒有水腫，只是輕重程度不同而已。像賀宗循，身材矮小，活動量不大，消耗的養(yǎng)分就相對少些，加以他可以買點高價食品吃，所以他就基本上可以說沒有什么水腫。而如胡道一，身材高大，自來食量酒量都大，現(xiàn)在一下子只有十九斤糧吃，而且他子女多，愛人未工作，家累就很重，他還得顧一家子，于是自來就是工會的補助對象，現(xiàn)在日子當然過得更艱難了。所以他就首先水腫起來，嚴重時，兩只腳腫得粗而發(fā)亮。也還有些年輕力壯的人，卻因為他們的體能消耗大，現(xiàn)在長期虧損而無法補充，也就出現(xiàn)腫象了。這不能不引起學校重視，怎能讓教師因腫病而路斃呢？于是設了“腫病醫(yī)院”。這個“腫病醫(yī)院”如果能保存下來，倒可成為稀珍文物呢！整個“醫(yī)院”就是一張如設在食堂里的極其普通的餐桌，可坐八個人就餐，也就是八個“床位”了。因此最多也只能容納八個病號。醫(yī)藥供應么，就是把病人的每月糧食定量提高到三十斤，每餐每桌的菜——當然也只有厚皮菜之類——供應豐富點，每天再發(fā)給一些“康復散”，如斯而已。醫(yī)生就是我們的校醫(yī)郜擎宇。 你別笑這醫(yī)院太簡陋，醫(yī)藥太可憐，那時要進這醫(yī)院可還不容易呢。因為要提高糧食定量供應，就得上級層層批準，而在“困難時期”，要獲得多批準一點糧食計劃，那真是太難了。所以我們的“腫病醫(yī)院”接納的病員就決不能超過八人。而得腫病的呢，又不止八人，于是就牽涉到誰進誰不進的問題。但是誰也想爭取進去，因為那三十斤的定量太誘惑人了，于是誰可以住院，必須嚴格把關。首先是郜醫(yī)生必須對病人進行準確診斷，判斷是否真是腫病，病情輕重又如何。診斷的主要手段就是用手指按病人的小腿，看是否浮腫，凹下去的程度如何。然后再把情況匯報給黨支部，對情況進行分析，來決定誰該住院。 以我來說，對能否住院，就有矛盾的心情。說老實話，誰愿意得那會要命的水腫病呢，于是就希望自己的腳不浮腫。可是當自己的腳有點浮腫了，卻又希望郜醫(yī)生檢查我時，能在我的腳桿上按起深的凹下去的窩窩，斷定我是腫病，有資格住院。我也真住過兩天院。相形之下，住院時吃每月定量三十斤的伙食，是比定量十九斤“過癮”，是要飽得多。而那“康復散”，有些甜味，有些黃豆面粉香，真覺得好吃。于是竟又希望腳上的腫不要消下去，再去復查時又可診斷為該住院。然而我卻又只住了兩天，還真也感到失望。 和我同組的語文教師夏登涌，比我年輕，食欲比我旺多了。他的腳也浮腫起來，就去請郜醫(yī)生診斷，郜醫(yī)生認定他應該住院。經批準，他就住院了。他坐在“腫病醫(yī)院”的餐桌上就餐，真透露出滿足感。可是當晚一復查，就宣布他“出院”了。真是奇跡，“住院”一天，水腫病就好了。他太失望，他去問郜醫(yī)生：“我的腳還是腫的，怎么才住院一天就叫我出院了？”郜醫(yī)生是一個很和氣的人，他只好解釋說：“……名額太少，腫的人又多，輪流住一住吧。再說，你也腫得并不太厲害。”夏登涌只好悻悻然。 胡道一倒是一直“住院”，大家也沒有意見。一則因為他年紀較大，一則的確他也腫得厲害些。 這就是我們的“腫病醫(yī)院”！ 淚多還是湯多 還是那個夏登涌，高中教師，有一次卻為了二兩米的飯，就僅僅二兩米的飯呀，他傷心地哭了。 已經是吃碗兒飯的階段了，得各人為自己準備蒸碗兒飯的用具。一般瓷碗是不行的，水滿了容易溢出，拋撒米飯，所以最好用大一點的搪瓷口缸。但由于已經是盛行吃吃碗兒飯的時代，搪瓷盅很快就脫銷無貨。代之而起的是陶瓷窯燒制的土盅盅。可是這土盅也供不應求，而且極容易破損。我還幸運，一次去犍為，在街上的地攤上花一元錢買得一個較大的沒有把子舊搪瓷盅，一直用它來蒸我的碗兒飯。 夏登涌老師則用的陶土盅盅，破損了好幾個，他真著急。他實在沒法，就買了一個小陶瓷缸回來，它是一般陶土盅的容積的十幾倍。廚房的工友也不了解夏登涌的苦衷，還認為他是故意裝怪。因為那么大的土陶瓷缸在蒸籠里又占面積，又不好安放。于是工友也就裝起夏登涌的怪來，來個惡作劇，將這二兩米的飯竟裝了滿滿一缸水。待到該吃飯了，早已饑腸轆轆的夏登涌，懷著即將享用他的二兩米飯的心情，去廚房領他的飯。當他端到工友遞給他的那陶瓷缸時，他懵了。缸里哪是飯呀，是滿滿一缸飄浮著一些粥花的還沒有米湯稠的水！米是煮化了，無法舀出來吃。當粥喝嗎？怎么喝得下那一缸水？不吃嗎，又怎么忍受那饑餓的熬煎！ 就這樣，一個堂堂的高中教師夏登涌，哭了。雖這淚水可沒有湯水多，但這淚水流出的感情多么沉重喲！注4. 注1. 1963秋年我們考入樂山高級中學時的語文老師是楊志哉，因此楊老師調走應在64年及之后的時間。 注2. 參閱【海棠春秋】下卷P7。 注3. 引自楊邦俊【無庸緯言】P68。 注4. 縮編整理萬魯君【如此人生】P684~769。 PWK 2025年6月13日 　　昔日中西合壁的辦公樓。 　　樂山高級中學、北京大學畢業(yè)的楊邦俊先生的【無庸諱言】。 　　其中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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