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父母南下中原的革命足跡

星光熠熠

題記：此篇系向【根在山東：我家有故事】征文投稿，征文系圍繞“闖關東”“山東干部南下”等主題，講述家族遷移故事、家風傳承、鄉土情懷，展現山東人從故土到他鄉的生活變遷、文化傳承與情感紐帶。 　　父親邢西彬（邢錫彬，1925.3.23.—2022.12.23.）、母親王雯（王秀芬，1927.10.4.—2021.12.3.）都是抗戰老兵，山東南下干部，1949年5月武漢解放來到武漢。我們子女從小就知道父母是山東南下干部，因為經常聽到父母說起山東南下干部，但是直到我們自己退休后才慢慢弄清楚父母由山東南下中原的革命歷史足跡。 為了不斷學習和掌握父母南下革命史跡，也在網絡上搜尋相關圖書資料，竟從網上購得影印件（解放戰爭時期）《山東干部南下》（山東省檔案局編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北京）一書，十分高興，雖然僅僅是影印件也倍加珍惜。 （解放戰爭時期）《山東干部南下》一書由時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張高麗（中央常委）作序，該書第一部分分別概述了解放戰爭時期山東八個批次干部南下概況，從中進一步了解到父母作為山東第二批南下干部隨中原支隊南下中原的革命史跡，追尋父母南下足跡。 （解放戰爭時期）《山東干部南下》在《引言》中深刻揭示了山東南下干部的歷史作用與地位以及山東干部南下的偉大意義，令人深為振奮： “山東南下干部，一個特殊的歷史名詞，一個杰出的英雄群體，和人民解放戰爭的烽煙緊密相聯。” “山東干部南下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略決策，一個舉足輕重的重大步驟。它和山東干部北上平津、東北一樣，體現了山東地方黨組織的奉獻精神意識和全局觀念，表達了齊魯兒女志在四方的革命豪情，記載了山東人民在全國解放過程中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2023年5月22日，我從武漢專程到濟南參觀山東老戰士紀念廣場——山東老戰士紀念館，在二樓第四展區：《北上南下開辟新區》“南下，多批次山東干部隨解放大軍南下”中展陳有父親邢西彬、母親王雯1948年由山東南下中原事跡的照片，深情留影。 　　展陳所選用的上幅照片為父母1949年12月于武漢所攝。　　展陳選用的下幅照片為中共山東濱海區黨委機關報《濱海農村》報社負責同志1947年7月攝于山東日照縣濤雒的合影（父親左五）。 　　山東老戰士紀念館二樓第四展區：《北上南下開辟新區》“南下，多批次山東干部隨解放大軍南下”展陳父親邢西（錫）彬《南下干部證明書》。 　　1948年6月華東野戰軍隨營軍政學校政治部頒發給父親邢西彬的《南下干部證明書》。 　　2023年5月22日在山東老戰士紀念廣場——山東南下干部紀念碑手指父親邢西彬、母親王雯刻名留影。 　　2024年3月11日，我再次前往山東老戰士紀念廣場——山東老戰士紀念館，捐贈革命文物：父親邢西彬《南下干部證明書》（1948年6月華東野戰軍隨營軍政學校政治部頒發）。 中共山東省委老干部工作局原一級巡視員鄧海燕副局長代表山東老戰士紀念廣場——山東老戰士紀念館接受捐贈，并頒予《捐贈證書》；鄧局長并全程陪同參觀紀念館陳列展覽，作全程講解，受益非淺！ 　　一、南下征程 1947年底1948年初，金明（后曾任國務院秘書長）在山東以建立隨軍干部學校的名義，通過魯南、濱海、魯東、膠東、渤海等區黨委抽調黨政干部、公安干部、新聞記者、報社編輯和從事出版、印刷工作的干部職工共７０００多人，春節期間，各區所調干部，冒著紛飛的大雪從各地開向豫北濮陽。 父親邢西彬時任中共山東濱海區黨委機關報《濱海農村》印刷廠廠長、母親王雯時任《濱海農村》報社材料科會計，1948年2月《濱海農村》報停刊，父母即由濱海莒南縣動身南下，先編入華東野戰軍隨營建設大學（即隨營軍政學校），從山東利津過黃河到達惠民集訓。 2018年9月，中共山東莒南縣委黨史辦公室、莒南廣播電視臺曾專程來武漢訪談我父母，母親口述了從莒南動身到達山東惠民這段征程，母親口述道： “后來就南下嘛， 1947年底集中、集訓，1948年2月動身。 我們就從小房泉起步，南下先北、后南，兩次過黃河，先上北到了諸城，跟膠東南下隊匯合，膠東南下隊跟濱海南下的匯合，匯合以后又編隊就過黃河。 我記得的管陶、壽光那里過黃河。南下的不許通知家屬，我選上南下我還高興。南下那個時候大勢所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你解放哪里就需要地方干部，現在組織南下，我1945年1月3日參加革命、1946年我就加入了共產黨。 （南下）跟他（邢西彬）一起走的不是一個隊，但是差不多同時，因為要到諸城，跟諸城的南下隊會合一下吧，南下先過黃河，過黃河就到了，從利津過去，屬于管陶啊還是屬于壽光，我不曉得。 那一天下午動身準備，南下準備過河、過黃河，結果呢走著走的，嗯，我記得好像太陽不很高了，走到公路上那個國民黨的飛機就發現了，低空就追著我們，我們那個南下隊不小唦，國民黨飛機就是機槍掃射、這么長的子彈，公路邊上不是都有個坡，我們都趴到那個坡下，我的一個帽子吹走了，沒有了吹跑了。 到了過黃河的時候天就黑了，坐的什么過黃河？這么粗的木頭釘的叫個木筏的，沒有桅桿、沒有圍的、就是個木筏子，裝幾十個人，我們女同志就站中間，免得掉到河里去了，男同志就站的邊上，邊上還站有一匹馬，在黃河當中那個馬掉到河里去了，船老大就用那個三個角的鐵爪子就抓著那個馬肚子、結果（馬）肚腸子就抓出來，抓出以后那個馬就死了，馬死了還是拖到利津，我沒吃馬肉，他們都吃馬肉，我覺得馬蠻可憐。那個（情況）你說害怕不害怕？也不害怕就站在那個筏子上，在河里邊走（行筏子）邊唱，唱什么黃河三部曲，反正唱的是黃河，黃河三部曲里頭，男的也不會唱，女的也不會唱，就嚷嚷了。 到了惠民以后因為跟膠東的會合了就要重新編隊，得到指示說部分女同志暫不南下，他們（邢西彬那部分）就到了河南濮陽、（經河北）邯鄲、（翻過）山西太行山，就到了什么地方（河南寶豐縣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我們那一部分就在惠民，住著住了幾個月。” 1948年6月父親邢西彬到達河南濮陽集訓后即編入“中原支隊”，于1948年8月到達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野戰軍（中原軍區）所在地河南寶豐縣；部分女同志（母親王雯）1948年4月于山東惠民繼續集訓暫不南下，沒有編入中原支隊，后折返，1948年8月濟南戰役勝利后母親王雯進入濟南軍管會，1948年9月繼續南下11月至鄭州。1949年5月16日、17日武漢解放，父母一同又由鄭州再南下于5月22日到達武漢，參與對武漢的軍事接管工作。 　　1948年6月父親隨中原支隊從河南濮陽出發，途經河北邯鄲時的留影。 　　父親邢西彬隨山東第二批干部南下的行程即從利津過黃河到達惠民集訓而再往河南濮陽，編入中原支隊新聞大隊二中隊任副政治指導員，再往北走，經河北邯鄲往西進入太行山，再從孟津過黃河到洛陽，路經宜陽、臨汝，于7月29日到達寶豐、臨汝兩縣間，在魔冢營、支隊部住魔冢營村。 1948年３月１６日，粟裕率華野司令部和一兵團進駐濮陽縣境休整。隨后，華北、華東共１４０００名干部亦陸續集中于濮陽，待整編后隨一兵團南下。四月下旬黨中央采納了粟裕關于第一兵團暫緩渡江南進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議，決定華野一兵團暫不渡江加入中原作戰，并根據流動的要求，調陳毅和鄧子恢到中原局和中原軍區工作，金明帶部分隨軍干部到中原開辟新區。于是集中在濮陽的一萬四千名隨軍干部就一分為二，陳毅先帶七千名到中原，另七千名以后由粟裕帶領到豫皖蘇和淮南。 后來確定南下的實際只有四千七百名，這四千七百名干部經過又一次整編，正式定名為中原支隊，金明任支隊長兼政委，周繼芳任政治部主任，下設四個大隊，黨群大隊、新聞大隊、公安大隊、財經大隊。各大隊均設大隊長和政委職務。 1948年5月21日，中央電促陳毅，盡可能迅速協同鄧子恢及大批干部去中原。中原支隊隨于6月11日開始奔赴中原，當時由于國民黨部隊還占領著平漢線上的新鄉，鄭州等城市。國民黨的飛機也經常在解放區上空偵察掃射和投彈轟炸，中原支隊不能直接南下，于是就夜行曉宿，先向北行取道清豐、南樂、大名、邯鄲，在尤溪進入太岳解放區，到山西長治做短暫休整。待稍解徒步奔波之勞后，又向南繼續跋涉，經晉城、濟源，從孟津過黃河到洛陽，路經宜陽、臨汝，于7月29日到達寶豐、臨汝兩縣間，在魔冢營、鹿寨、范莊、岳寨、官衙等村駐扎下來，支隊部住魔冢營村。 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軍區對中原支隊的勝利到達十分重視。八月十二日，中原局、中原軍區舉行歡迎大會。中原局第一政委鄧小平、中原軍區司令員劉伯承、中原局第二書記陳毅和中原局第三書記鄧子恢先后發表講話，對中原支隊全體同志表示慰問和歡迎，并講了全國和中原的形勢、新區工作的特點及任務，要求支隊全體干部要加強團結，要注意培養地方干部，深入發動群眾，鞏固中原，為勝利渡江做好基礎。陳毅現身說法，講話詼諧風趣，寓意深長，在講及干部要服從組織分配時，他說：“你們都來自山東，山東出了個諸葛亮，他到了我們四川，四川也就更有名了。” 稍后，鄧子恢亦于8月16、17、18日，連續3天給中原支隊區級以上干部作了《論群眾運動》的報告，系統論述了在中原如何根據實際情況作好群眾工作的種種問題。《論群眾運動》在支隊全體干部中傳達之后，引起強烈反響，被稱為“新區工作的指南”、“發動群眾的法寶”。 中共中央中原局對中原支隊干部的分配是陸續進行的。至九月，分配給父親邢西彬的工作是中原新華書店駐洛陽辦事處主任。 　　毛主席題寫報頭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機關報《中原日報》 　　二、中共中央中原局機關報《中原日報》戰斗歷程 1948年10月22日，鄭州解放，中原新華書店及印刷廠的干部全部進入鄭州，籌備建立了三個印刷廠，即《中原日報》印刷廠，中原新華書店書刊印刷廠和石印廠。 1948年10月鄭州解放，父親邢西彬即由中原新華書店駐洛陽辦事處主任調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中原日報》印刷廠副廠長，母親王雯1948年9月由濟南動身經兩個月行程先于河南禹縣中共中央中原局接轉組織關系后調入中共鄭州市委宣傳部做群眾工作，接著轉入《中原日報》印刷廠工作，再與父親1949年5月22日進入武漢參與軍事接管武漢。 父親在回憶文章《中共中央中原局機關報中原日報印刷廠紀略》中寫道： “我從中原區新華書店駐洛陽辦事處主任調任副廠長，副廠長還有劉玉瑞，領導著老解放區南下的三十幾位同志，進行著緊張的建廠工作。這時，淮海戰役正在緊張地進行著，敵機還經常到鄭州進行空襲和擾亂，大家只有一個戰斗目標，就是一九四九年元旦《中原日報》一定要出刊。 經過近兩個月左右緊張艱苦的籌建，《中原日報》終于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這一天正式出版了。全廠同志看到毛主席親筆題寫的報頭，自己親手印刷出來的《中原日報》創刊號，無不歡欣鼓舞。 當時《中原日報》社的社長是熊復，編輯部主任是謝冰巖，經理部主任是王棟。編輯部設在東三馬路一幢洋房里，自從報紙出版以后，整個編輯部都在日夜地工作著。 《中原日報》是對開四大版，每天出版一期，日報每期約印五千份左右。每天除了按時完成《中原日報》的印刷外，在淮海戰役期間，每天都出版一張報道淮海戰役戰況的《號外》，還印刷了大量的新解放區的印刷品。《號外》除發鄭州一部分外，大部分都送到淮海戰役前線去了，它有力地鼓舞了前后方軍民的革命斗志。任務繁重，同志們不分晝夜地工作著，大家團結戰斗，不怕苦，不怕累，想著前方戰士正在打仗，干勁就更足了。 《中原日報》每天印報所需的紙張十分缺乏，在市場上無法買到大量的新聞紙，只有用采購來的土紙印報。土紙是手工制造的，紙張顏色黃，紙質粗，一面光些，一面很毛，用這樣的土紙印報很困難，兩面印刷更不容易，操作鉛印機的同志想盡一切辦法才把報紙印出來。 《中原日報》印刷廠是在白手起家、經艱苦創業才建立起來的。印刷廠的設備器材是從四面八方尋找購買的，郭治華同志在洛陽市訂購的鑄版三大件（澆版機、拷版機、打版臺）是用馬車從洛陽運到鄭州的。印刷廠的鉛印機當時只有三部對開印刷機，一部是從山東運來的，兩部是從當地購買的。還從山東運來了圓盤機、鉛字等器材，鑄字機是手搖的和腳踏的。全廠只有一部自己裝配的舊發電機，只能供部分照明使用。當時最艱苦的是鉛印機組，機器陳舊，邊印報，邊維修，有的還要重新裝修才能使用。 《中原日報》印刷廠的機構和人員是：以老解放區的人員為骨干力量（其中冀中南下的一批同志于一九四九年春到達鄭州），又在鄭州招收了一批新工人，到一九四九年初，全廠大約有七十余名人員。生產機構有：業務股、材料股、排字股（包括校對）、鑄版股、照相制版股、鉛印股、裝訂股。 這時印刷廠還過著戰爭時期的軍事生活，實行的是供給制，每人一個月只發一元中州幣作零用錢。全廠政治空氣十分濃厚，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黨支部組織學習，辦墻報，在緊張的戰時生活中，宣傳教育活動都非常活躍。 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后，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作戰，并直指國民黨的華中戰略重鎮武漢。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武漢解放前夕，根據中原局的部署，《中原日報》印刷廠大部分同志（見后附名單）南下武漢，到其它地區印刷戰線去工作的還有莊謙禮、劉彬、吳元林、翟元三等同志。 《中原日報》印刷廠從1948年11月建廠到1949年5月南下武漢，雖然只有半年多的時間，卻走過了一段光榮的戰斗歷程，她為宣傳黨在戰爭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中原日報》印刷廠戰友留影，父親邢西彬（前右），母親王雯（后），倪康華（前左，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抗日根據地115師《戰士報》印刷廠廠長，1944年合并于《大眾日報》，1945年11月任中共濱海區黨委機關報《濱海農村》報社秘書處主任，1948年2月一同南下中原，1949年5月一同再南下武漢，后任中國印刷器材公司總經理）。 　　1949年12月父母攝于武漢。 　　三、南下武漢參與軍事接管創建新政權印刷工業——華中新華印刷廠 1949年5月16、17日，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0軍118師進入武漢，漢口、武昌、漢陽三鎮相繼解放，此時父母尚在鄭州中共中央中原局機關報《中原日報》，父親邢西彬時任報社印刷廠副廠長，母親王雯時為報社印刷廠財務人員；父親受命即率《中原日報》印刷廠50余人由鄭州動身，繼續南下，于5月22日進入武漢，參與軍事接管武漢，接管武漢國民黨印刷業，創建新政權印刷工業——1949年8月1日建立了華中（中南）新華印刷廠（湖北省新華印刷廠前身），父親為第一任廠長，時為中南地區（六省）最大的印刷工業基地。 中共中央中原局于5月13日即發出南下接管武漢的通知，5月17日，接管干部陸續南下武漢。據母親回憶，他們是先乘火車（鐵皮悶罐車）到了騾河，再改乘卡車往武漢，于5月22日進入武漢。 母親口述歷史：“5月22號我們就進了武漢。 因為武漢解放，我們就（從鄭州成份）走，坐的什么車呢？我們坐的火車連個座位都沒有，是那個拉豬拉牛那個鐵皮筒子車廂，一個車廂裝牛裝馬、裝豬都裝滿多，你是裝人，裝的一個背包，坐地下、也渴也餓，到了漯河，車停下，那司務長就到那附近弄的那個老黃瓜，黃瓜人家留種的都發了黃，老了但是可以吃，一個人就發這么一節，這么粗這么一節，又當水又當飯吃。后來又到了廣水，到了廣水就火車沒有了，就坐汽車、卡車，卡車那個司機還是剛剛解放的，你曉得他是個壞人還是好人？他拉的都是共產黨，解放軍那時候叫解放軍呢，司機這邊我們的人拿著槍就是看著這個司機，就坐這樣的車進的武漢。 我記得進武漢的時候穿的那個衣服叫列寧服，灰的那個，不分高矮，反正我穿了一套都這么長，系著這個腰帶，戴八角帽子。 擁護共產黨的人都還在那表示歡迎。” 從鄭州南下武漢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宣傳系統的干部，從新聞方面接管了國民黨的《新湖北日報》、《華中日報》、《武漢日報》、《和平日報》、《漢口報》等；而由倪康華負責出版方面的接管，接管了國民黨的“中正書局”、三青團的“中國文化服務社”和“建國書店”等；父親邢西彬負責印刷業方面的接管。到5月29日，先后接管了《新湖北日報》印刷廠（當時設在漢口江漢路），《大同報》印刷廠(設在漢口江漢一路)，國民黨湖北省政府機關印刷廠“民生印刷廠”（又稱民生印刷公司、設在漢口生成北里）。這三個印刷廠合計有職工八、九十人，三個廠子的印刷設備合起來有鉛印平臺對開機3部、四開機3部、元盤機3部、對開手搖切紙刀兩部、手搖鑄字爐兩臺和一些不完全的排字設備，印刷生產能力全部鉛印平臺機月產量不超過1500令紙。這些國民黨的官僚資本按照我黨制定的“原封不動、點滴歸公”的方針全部接收了，舊職人員按照“原職、原薪”政策和“多數留用、少數遣散”的政策基本留用了。當時是王雯（母親）接管《新湖北日報》印刷廠財務，原民生印刷公司的陸昆繼續留做財務（后與王雯一同擔負華中新華印刷廠財務工作）。 在接管《新湖北日報》印刷廠等三個印刷廠的基礎上，采取一面開工生產，一面積極采購印刷設備擴大生產能力、一面積極尋找新廠址的工作方針。1949年7月，在華中新華書店總店領導的統一部署下，組成八人采購小組赴上海采購印刷器材，有蔡有才等參加。這八人帶四支短槍、四十箱鈔票（銀行尚未實行匯兌），從上海購回舊全張平臺印刷機3臺，舊對開膠印機一臺，萬能鑄字機兩臺，銅模兩副，手板三面切書刀兩臺，鐵絲腳踏訂書機3臺，以及銅鋅版設備，還招請了八名鉛印，裝訂、銅鋅版工人，使得印刷裝備得以大大改善。 隨著1949年8月1日華中新華印刷廠宣告成立，對武漢國民黨印刷業的接管工作也告結束。 父親的革命履歷有道是： 山東抗戰徂徠起義濱海七年烽火歲月稠 南下中原武漢軍管電影文博建樹功卓著 　　2015年9月父母同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 　　2019年9月父母同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 　　2021年6月父母同獲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父親時年在黨82年，母親在黨75年。 　　父親邢西彬，原湖北省文化廳副廳長、黨組副書記，2011年6月享受副省（部長）級醫療待遇； 母親王雯，原湖北省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副經理、黨委副書記，2021年6月享受按照副省（部長）級標準報銷醫療費待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前夕，2009年3月16日湖北《楚天都市報》專版《南下武漢六十年》報道父親邢西彬南下武漢事跡。 　　2018年12月父親題寫：紀念中原支隊新聞大隊南下七十周年南下南下。 　　2018年，本美篇筆者、邢西彬王雯之子邢光與陳毅之子陳昊蘇于武漢留影。陳毅曾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華東野戰軍隨營軍政學校校長。 　 2018年，本美篇筆者、邢西彬王雯之子邢光與原中共中央中原局副書記、中原野戰軍（中原軍區）副政委鄧子恢之女鄧小燕于武漢留影。父親邢西彬南下中原1948年8月到達河南寶豐縣曾連續三天聽鄧子恢做《論群眾運動》的報告。 　　南下征程，長江浪闊，勛華永葆。 沂蒙秋煦，中原血熱，征衣未老。 百歲誕辰，云程回望，岱宗清曉。 今天的國泰民安、繁榮富強是父輩們英勇奮斗得來的； 今天，父母音容宛在，他們為建立新中國奮勇向前的革命歷程歷歷在目； 父母身份并不顯赫，但是他們所經歷的山東抗戰、南下中原、軍事接管武漢、創建新政權印刷工業，與中國革命休戚與共、與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同頻共振、同呼吸共命運，令人無比敬仰與緬懷！ 這些年自己一直致力弘揚父母光榮革命傳統，將父母革命生涯史跡史料印制紀念文集、制作口述歷史視頻片、美篇、發布出品紀念郵簡，不僅成為家族寶貴精神財富傳承給后代，亦奉獻給社會，庚續紅色血脈，砥礪奮進！ 邢光 二0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寫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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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父母南下中原的革命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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