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難了情

望遠鏡

讀懂文明之五十二：中國難了情 中國歷史的糾錯應做好兩個方面的事情，一是歷史的界定與定性，夏前為之“民族史”，夏始為之“國史”，夏商周為之“自治社會”，秦始為之“專制社會”。過去提出的中國歷史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與中國歷史不匹配。二是恢復歷史之原貌，穩定史之大局、文之大局、國之大局，徹底推翻疑古論。給顧頡剛上好最后一課，給疑古者上好最后一課，讓他們盡快退出歷史舞臺。史之要在文明，文明之要在人；讀懂文明史，人生不迷失。對歷史、尤其是夏禹史，每一個中國人都應了然于胸。有禹而有夏，有夏而有中國。抽去夏禹史，中國的文化、精神、文明、理論都會變得似是而非。夏禹文明是人間的太陽，失去太陽的光芒，搞再多研究、工程，都是徒勞。一個世紀以來，疑夏、否夏的人占據著上風，人們對夏的所知甚少，根斷無源，中國知識體系潰不成軍。歷史需要建不是毀，文化需要正不是邪，文明需要傳不是探。摧毀一座城可以重建一座新城，推翻歷史之城、文化之城、文明之城，無論用什么方法、花多少代價都無法重建。疑古者推倒了歷史的大廈，今之國人、尤其是政府干部普遍認為只有考古認定的才能相信，這樣不但上了疑古者的當、還受了考古者的騙。如果說疑古是一次災難，中國歷史天崩地裂，那么考古就是一場浩劫，中華文化、文明蕩然無存！只有推翻疑古考古之論，歷史才能復活，文化才能復活，文明才有未來，否則中國的歷史文明會一直亂下去！中國的偉大、文化、文明來自古人，疑古必失偉大、丟文化、毀文明。疑古者采取“有罪推定”的辦法，對上古歷代祖先逐一懷疑和否定，對中國古代歷史進行刻意抹殺，形成了一種可怕的颶風，把歷史與歷史的關系、歷史與文化的關系、歷史與文明的關系、歷史與人的關系完全割裂了，在古人與今人之間挖出一條無法連接的鴻溝。考古又把中國的歷史、文化、文明搞得千瘡百孔、支離破碎、虛無縹緲。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疑古、考古幾乎徹底毀滅了中國人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文明自信、民族自信。打倒疑古，走出考古，刻不容緩！ 疑古風盛之因有三 一是唯洋是從，時代助力。移花接木，白鳥庫吉。1909年8月白鳥庫吉在《東洋時報》上發表《中國古傳說之研究》文章，提出“堯舜禹抹殺論”，對《尚書》、《論語》、《詩經》、《史記》等進行對比分析，通過找出這些典籍中關于堯舜禹記載的矛盾、不合情理之處，進行批評否定，從而認為這些記載不可信，是后人對的想象和加工，抹殺了堯舜禹等遠古帝王的存在，“傳說無一例外地是國民歷史的產物。大凡傳說都有主題人物，對于其人物是否真實存在這一點是可以產生懷疑的”，引起了軒然大波。瞞天過海，錢玄同。1906年留學日本的錢玄同，回國后提出疑古，又號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將號綴于名字之前，稱為疑古玄同，他由疑《左傳》發展到對古文經的全面懷疑：“若就經義而言，古文固為偽言”。“開始知道所謂古文經是劉歆這班人偽造的”。“現在，我們應該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歷史，在金文中求周代歷史，以匡正漢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說” 。為西化中國，1918年他發表《中國今后之漢字問題》，明確指出中國現有漢字讓人難以辨認，而且沒有什么文法，應當盡快廢除。暗度陳倉，胡適。胡在錢的影響下，發起“疑古”論戰，“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即先假設中國5000年文明史是假的，再去找“證據”，提出：“在東周以前的歷史，是沒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連環計，顧頡剛。顧在錢玄同、胡適的引導下進一步推動疑古，合稱“疑古三人”。《古史辨》第一冊“一年里竟重印了二十版”。《古史辨》出版一冊，疑古浪潮就高過一浪。他把中華民族文化史當笑料，三皇五帝成騙子，與海外否古遙相呼應。顧頡剛特別擅長在學術刊物發表文章，他的作品極多，有《漢代學術史略》，《中國疆域沿革史》，《古籍考辨叢刊》，《尚書通檢》等等幾十個種類，出版發表的作品越多，越有影響。顧頡剛之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名校，曾任北京大學助教，中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云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誠明文學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院士，《文史》雜志社總編輯，大中國圖書局編輯所長兼總經理。他招攬“員工”的風格是以情動人，邪說得以很快傳播。徐旭生描述，在1920年代，疑古是一個大潮流。中國各大學歷史系除了信奉古史辨者之外，其余所剩無幾，有的人甚至激烈到認為，漢平帝以后才有信史，以前皆為偽造。三個人鬼哭狼嚎幾句就成了名人，千萬古人皆成造偽罪人，世上還有天理嗎？人人信鬼不信人，豈不滑稽可笑！未研究，先懷疑，侏儒哲學。人有質疑精神是正常的，但無實證精神精神就不正常了。疑古派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歷史事件，有一定的時代背景和思想基礎。在近代之西方突飛猛進之時，中國卻不思進取，遠遠落后于西方。日本是亞洲率先學習西方并快速崛起的國家，甲午戰爭大清王朝不堪一擊，增加了日本脫離中華文化的決心，興起了一股否定華夏文明的思潮。福澤諭吉就把中國文明稱之為“半開化國家”。中國之內政乏力，外交積貧，國力孱弱，自信萎靡，也讓許多人開始懷疑中國的文化有問題、文明有問題、政治有問題，進而中國的歷史也有問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興起，認為洋人的政治制度和學術思想無不優于中國。尚若近代之中國處于世界最領先地位，相信這些人不但不會疑古，還會盛氣凌人、興高采烈地鼓吹中國文明之神奇。二是名人效應，政治護駕。名人錯的也是對的，越錯名氣越大，影響越大。民國學術界流行著一句話：“北平城里有三個老板，一個是胡老板胡適，一個是傅老板傅斯年，一個是顧老板顧頡剛。”學術界有此三個老板的吶喊呼應，足以封殺一切異樣聲音。胡適拋棄民族歷史文化西化中國卻步步高升，1933年被聘為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1938年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38—1942年出任駐美大使，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入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49年，去美國，1952年，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人類科學文化史編輯委員會委員，1957年，始任“中研院”院長。1928年，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后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代理校長，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校長等。顧頡剛于1954年8月被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級研究員，之后又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建國后，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登上學術領導崗位的人如同豎起了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可引領時代潮流，登上政治舞臺證明他的學術得到了國家認可，疑古是有突出貢獻的。三個老板釋放的煙霧彈炸響九州大地，學徒無數，喊聲價天。難登大雅之堂的跳梁小丑胡適、顧頡剛直至今日，在文化界、史學界仍不墜青云。1993年安徽大學胡適研究中心成立。績溪縣有胡適研究會。胡適學術研討會多次舉辦，如2016年12月，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系胡適研究會、香港珠海學院和臺北胡適紀念館聯合主辦的"胡適與中國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該論壇共分為“胡適與中國新文化”、“胡適與中國現代政治”、“胡適思想與中國現代教育”、“胡適與現代中國現代思想研究”、“胡適與現代歷史人物研究”、“胡適與中國現代人文學術”等多個主題論壇，共有80余位國內外學者參加。讓人誤認為胡之貢獻大矣！胡適在民族危機時刻缺乏愛國思想，在許多重大事件上表現出親美的態度，他的言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民族的利益，奉行實用主義，個性懦弱，立場不堅，對中國文明只有破壞，沒有建設。 顧的一些文章，如《懷疑與學問》被編入教科書，更讓人認為顧是正確的，懷疑是正確的，誘導所有青少年質疑、否定自己的歷史。懷疑是人的本能，強調本性的東西必過度懷疑，增添的是迷茫的困惑，帶來的是無緒的雜亂。過度懷疑不但做不好學問，還會使整個社會失去信任力與自信力。這一點，百年來的歷史已經印證。懷疑是一種選擇，相信是一種選擇，在把誠看為愚，把善看為蠢，把義看為傻，名利至上，謊言滿天飛的今天，“相信”比“懷疑”更可貴、更有擔當、更值得尊重。做學問需要的是探索與批判精神，只有探索與批判才能尋到真理改正錯誤，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學問不是人人都能做，學問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對。懷疑錯的有益，但把對的懷疑成錯的，其害就大了。而過度懷疑往往會讓人錯上加錯。懷疑只能拘泥于一隅，四處碰壁，寸步難行。歷史癱瘓，文化停滯，社會崇偽，沒有了創新，皆“疑”之過！顧強調什么都要懷疑，而他為什么就不能“懷疑”懷疑自己呢？他根本不知，他的“懷疑”不但搞亂了歷史，搞亂了社會，搞亂了人心，也把中國學術帶入泥潭不能自拔。幾十年來，古代史被質疑，中國學術只能到地下尋找文明，跟在西方學術的屁股后面亂跑，學術研究也因此失去了活力與生機，沒有了激情，沒有了方向，若一潭湖水的半死不活。導致一個文化大國，文明帝國，一直把西方文化當厲器，面臨被西方文明統治的危險，繼續下去的結果令人不寒而栗。2004為紀念顧頡剛，中國社科院和歷史所興行學術座談會，出版《紀念顧頡剛先生誕辰110周年論文集》，稱顧先生一生治學，對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民俗學等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出現的“古史辨學派”的創建者，顧先生的學術成就不僅在近代學術史上具有肇始之功，而且在近代思想史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新聞出版報 2013-05-09 章紅雨《業界紀念顧頡剛誕辰120周年》報道，5月8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中華書局主辦的顧頡剛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會在京舉行，來自中華書局、中國社會科學院、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蘭州大學、日本福岡大學等高校的學者及顧頡剛先生的子女、親友、學生會聚一堂，共同緬懷顧頡剛先生，探討了顧先生的學術思想、治學精神及其對中國學術發展作出的貢獻。會上，由中華書局出版的《顧頡剛舊藏簽名本圖錄》同時首發。該書收入了作者（譯者）簽名本圖書書影196種，收入論文抽印本145篇，師友贈送圖書33種，顧頡剛校讀、題跋圖書42種。此外，還收有顧頡剛所用藏書印32枚。顧頡剛先生是我國現代古史辨學派創始人，也是我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在我國學術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影響。他一生藏書豐富，約4.6萬余冊，其中線裝書約6000部3.6萬余冊，洋裝書2600種萬余冊。據悉，《顧頡剛舊藏簽名本圖錄》內容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顧頡剛文庫和顧頡剛家屬提供。《光明日報》（2023年08月14日 14版）刊登趙凡“顧頡剛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顧頡剛先生誕辰130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辦的文章，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主辦，“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與殷商史研究中心、中國歷史研究院甲骨學研究中心承辦的“顧頡剛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顧頡剛先生誕辰130周年座談會”在中國歷史研究院召開。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河北師范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人大書報資料中心等單位的5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當天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各研究室負責人以“顧頡剛先生與中國古代史學科建設”為主題展開座談。大家表示，顧頡剛的學術研究能夠打通學科畛域，重視研究歷史規律，注重從社會思想角度研究先秦秦漢史，重視邊疆史與西北考古，重視傳世文獻等。此外，他還有著強烈的愛國之心與現實關懷。今天我們紀念顧頡剛先生，不僅要學習他的治學方法、治學理念，更要學習他高尚的情操以及對真理孜孜以求的精神，繼承他留下的寶貴學術遺產和精神財富，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智慧與力量。……名人效應愈演愈烈，疑古之風天昏地暗。不知這些人對中國的歷史研究過多少，對胡適、顧頡剛的觀點進行過深入探討沒有，也不知他們的意圖是什么，幕后黑手是哪個？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對歷史的掘墓人念念不忘，歷史很難有出頭之日！這是背叛歷史，是犯罪！ 三是眾人抬轎，考古加薪。宣揚善善難成，贊美惡惡必加。疑古之論，無技術含量、無文明思想、無歷史根基、無道德底線，這樣的四無產品也能被世人認可，眾名人功不可沒。蔡元培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是個顛撲不破的方法。胡適云：頡剛的疑古是古史學界的“第二次革命”“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傅斯年道：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陸懋德：“似反科學之常理”，“有好奇立異之病”，“有望文生義之病”。黃現璠：“解放前，日本學者，特別是名牌大學如東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國學者，惟對于顧頡剛先生和陳垣先生，則推崇備至。”白壽彝：顧頡剛先生在古史研究上很有成就，他提出了關于古史的基本觀點，即“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郭沫若：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個卓識。……到現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論辨自然并未能成為定論，不過在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被他道破了。張蔭麟：“顧氏文中涉及堯及堯舜禹事跡者”，“完全違反默證適用之限度”，“其所以致誤之原因，半由于誤用默證，半由于鑿空附會”。鐘敬文認為顧頡剛的《吳歌甲集》：“不只是個一般性的歌謠資料集，而是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的歌謠學著述。”余英時：“顧先生'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之所以能在中國史學界發生革命性的震蕩，主要就是因為它第一次系統地體現了現代史學的觀念。”顧頡剛是“中國史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許宏《考古學參與傳說時代古史探索的論理》則把古史辨派的疑古精神奉為現代學術的圭臬，他提出對于古文獻中“既不能證實又不能證偽者，肯定不在少數，權且存疑，也不失為科學的態度”。陳淳《科學探尋夏朝與最早中國》主張：“實際上，《史記》中無法證偽的傳說很多，難道都應該信以為真？而‘疑罪從無’的判斷，應該從夏朝記載因有疑而從無來對待更合乎邏輯。科學中的‘疑’和‘信’，應該是對推論置信度和或然性的相對性考量，而非做出肯定和否定的絕對兩分。”贊譽者越多，尤其是名人的認可，越證明疑古是正確的。直到今天，吹捧依然如故。疑古風刮的天昏地暗，于是一些人便提出用西方考古學認定歷史，等于否定了史料。自此，疑古、考古成了時尚。疑古也催生出了一個怪胎考古，繼續禍害歷史。考古者掘地三尺，反把自己掩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傅斯年。古史重建的傅斯年《夷夏東西說》：“認為“禹是一神道”，實為“夏后氏祀之為宗神”，“然其與夏后有如何之血統關系，頗不易斷。若匈奴號為夏后之裔，于越號稱少康之后，當皆是奉禹為神，于是演以為祖者”，與顧頡剛禹是創造出了的神如出一轍。《夷夏東西說》也使“古代民族有東西二系的說法幾乎成為定論”，“疑古”派的楊寬不僅接受了這一“夷夏東西說”，還進而提出了“神話演變分化說”。傅斯年主張“古史重建”，但他卻不知考古“重建古史”是一個錯誤的想象，所以他“重建”的觀點及成果與“古史辨運動”一唱一和，為“疑古”派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動力。之后的考古，取得的也只是這一點點成績，找不到夏的直接物證，似乎驗證了夏是傳說，間接助長了疑古之風。王汎森的《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說傅斯年所重構的古史圖像與傳統大相徑庭，“顧頡剛將古史舊的大廈推倒，卻是傅斯年用碎磚重建了古史”。豈知，古史大廈高萬丈，幾塊零零碎碎的碎磚一個墻角也沒摸著。考古推測越多，漏洞越多，古史的窟窿越大，反而證明疑古者的觀點是對的。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文明多元說”都與歷史不相符，幾塊碎磚也被考古碾壓地尸骨不存。“重建”成就的是“疑古”、“考古”。怎奈明月照溝渠，王國維。《古史新證》云：“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如此這些言之鑿鑿之論，雖比顧頡剛之論高明，但與疑古卻是近親。無論是“二元法”，還是“多元法”，在開始的論文中還有史料的成分，走到今天幾乎都成了考古“一元論”，以至新教科書中有關古文明的解讀全部是考古文字。傅斯年、王國維提出的考古重建歷史也把史學研究帶入歧路，考古持續了一個多世紀，至今還如火如荼，古代史一片狼藉，為疑古盛行立下汗馬功勞。歷史是一條線，從原始社會到今天，這條線從未斷過。考古所得只是星星點點，永遠不可能連成線。因此，即便是再研究百年、千年，中國古代史照樣掩埋于地下長眠不起。建古者失敗了，釋古者的命運又如何？依葫蘆畫瓢，馮友蘭。馮友蘭曾是個堅定的釋古派，史學界和哲學界認為馮友蘭提出的“釋古”說是“走出疑古時代”的濫觴。他在《中國哲學史》中寫到，“我認為，就整個形勢看，孔丘是當時第一個私人講學的人，第一個私人立說的人，第一個創立學派的人。所以應該是中國哲學史中第一個出現的人。要說孔丘是第一，就必須證明老聃是晚出、在這一點上，梁啟超的證據，對我有用。”方法不對，只能失敗，最終倒向了疑古。他說“中國現在之史學界有三種趨勢，即信古、疑古及釋古。就中信古一派，與其說是一種趨勢，毋寧說是一種抱殘守缺的人的殘余勢力，大概不久就要消滅；即不消滅，對于中國將來的史學也是沒有什么影響的。”釋古者最終拜倒在了疑古的石榴裙下。步人后塵，李學勤。李學勤是馮友蘭的學生，打著走出疑古的大旗，也沒忘記為疑古叫好：“我想首先應該強調，要充分估計疑古思潮所起的進步的、正面的作用，估價它的重要貢獻。大家看我出了本書，叫《走出疑古時代》，但并沒有意思要抹殺疑古思潮的進步，我在文章里首先就是肯定疑古思潮的進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李學勤在《我為什么提出“走出疑古時代”》提到：1930年，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追論及補遺”中，郭沫若先生肯定“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個卓識，并就顧氏提出的夏禹的問題，依據準實物的材料（齊侯镩鐘、秦公簋等），提出自己的見解。”他提出走出疑古時代，不是去否認古史辨派，反而肯定了他們所作的成果：“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確實把信古打倒了。凡細讀過七冊《古史辨》的人，都會看到這一思潮的成績。疑古的學者不僅總結了宋、清以來這方面的成果，而且完善了辨偽的方法和理論。這一思潮的基本學說，如顧頡剛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至今仍影響著海內外的學術界。”他提出的“疑古思潮是對古書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們應該擺脫疑古的若干局限，對古書進行第二次大反思”，終成泡影。1996年李學勤擔任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他把二重證據法當做神藥宣傳，似乎此法可以打破上古史的真空，可以解決一切之問題，他贊美疑古，心里住著一個魔鬼，卻幻想通過考古“重寫學術史”，等等這些都是導致夏商周斷代工程失敗的主要原因。他寫的《走出疑古時代》也只能成為一句蒼白無力的口號。超越疑古，陷入考古，古之非古。西方缺乏持續完整的歷史記載，到中世紀之后才有信史，西方研究歷史需要考古物證。西方的考古學傳入中國，起于“五四運動”，興于建國之后。西方缺史料，用考古去認古；中國有史料，用考古來疑古。這是兩條完全相反的道路，其結果只能是：他們建設了自己的歷史，我們破壞了自己的歷史。疑古、考古把歷史推向了混亂，把人們的思緒帶入了死胡同。一個世紀疑古的成就是:把中國的歷史搞亂了，上古史處于癱瘓狀態。70年考古的最大成果是:把中華文明的體系搞亂了，出土物質成了文明。照搬外國的東西是很危險的，小心點！疑古、考古就其本身而言沒有錯，但風向不對就會錯的離譜。疑古者之目的不是“信古”而是“否古”，結果把歷史文化搞得空空蕩蕩，邪氣無邊。考古者之目的不是“復古”而是“推古”，結果把中華文明搞得破破爛爛，歪風滿地。如今的考古熱、文物展覽熱席卷九州，鋪天蓋地，中國的歷史、文化、文明的探源、解讀離開了考古似乎無從談起，中國文化、文明變得似有若無、似是而非，真正有價值、有力量、有作用的知識無人構建、無人了解、無人重視，這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社會需要考古，這個沒錯，因疑古而考古，無可厚非，但當考古阻塞了歷史的通道的時候，考古則成了害古。一切以物證為準，這是科學，無可辯駁，發現一些古代遺跡就東拉西扯的妄加推測，同樣是在破壞歷史；找不到夏的物證，歷史就得在哪晾著、癱瘓著，豈不成疑古、否古者的幫兇了。即便是再給你十個、百個70年，你能考出國史從哪一年算起？禹都之地在何處？你能考出文明、文化、信仰、文字形成于什么時期，構建出一套完整的文明體系，為社會發展提供出重大的學術成果嗎？回答是肯定的:不能。既然對這些重大歷史問題都無法考證，把那些雞毛蒜皮的小考吹滿天，其意何在？而百年疑古、考古，始終沒能走出“禹域”，逃脫《史記》，抹掉成千上萬的禹跡禹故事，夏一直在我們的眼前閃現，在我們的心里縈繞，即便是考到天荒地老，也無法否認夏的存在，這就是事實，還有什么可爭論不休的呢？真相的魅力不但能滿足好奇心，更重要的是能從中發現寶藏，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中國是一個從未斷代的國家，史脈、血脈、文脈不會斷續，雖然上古史料由于歷史原因而殘缺不全，但史料是不會斷裂的。在中國這片大地上，不需要用考古來認定上古史，需要的是堅定不移的信古去建設上古史。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而偉大來自于歷史，來自于古人。古人的許多智慧，今人望塵莫及，相信古人才能相信自己。對于老祖宗留于地下的物品，還是讓其靜靜的珍藏在華夏大地上，應是最好的選擇。 人們可以做個模擬想像：假如再來一次大洪水，把地上所有物質都摧毀了，只有零零星星的幾艘航母上的人存活了下來。若干年后，洪水退去，人們重回陸地生活，開始創造文字書寫自己的歷史。又過去了三千多年，忽然考古興起，一些專家用挖掘出的“物質尸體”，靠他們的想象推測我們現在的生活狀態、文明社會，當時的人們會認為是合理的，畢竟他們都沒親眼目睹過。但這些文字若是讓我們看到，也許會像讀《山海經》一樣大跌眼境。疑古是妖風，考古是大坑，妖風把無數中國人吹進了大坑，歷史、文化、文明自此暗無天日。考古可以證古，不能釋古，更無法建古，過界必害古。一百年的考古研究，各種著述出了一火車，文明史依然千瘡百痍，足以說明問題了。無論是王國維的“古史新證”，還是傅斯年的“古史重建”，都成了疑古者的墊腳石，讓中國歷史一直癱瘓在床，中華古文明永遠出頭之日。疑古、考古之始還有許多人以史料主，到今天，國人丟棄史料只信考古，而考古者言考古莫不以史料為索引，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構建古代史學新體系，首先是摧毀疑古學說，否則必受其亂。百年考古，中華文明的大門在哪都沒找到，即便是浪費再多的時間、金錢也沒用。崇洋媚外+時代助力+標新立異+名校課堂+大量作品+眾人抬轎+政治護駕+名人效應+考古加薪+念念不忘等，相互交會，火趁風威，風乘火勢，四面通紅，煙霧障天。火上澆油者、抱薪救火者成群結隊、前仆后繼，火燃中國、風吹世界，一個世紀經久不息。疑古成了正道，信古則為邪門。青史盡成灰，冤案堆如山。雖然我們可以找出許多許多批駁疑古者的史據，而疑古者始終未能拿出一個能否定禹的證據，但疑古、否古卻壓倒了信古、釋古，這就是邪說的力量。偏久成全，積習難改。在疑古之風的影響下，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政府干部，堅定地認為只有經過考古認定的才能相信。這樣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歷史。“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龔自珍此語，與歷史十分吻合而成不刊之論。這些人明知其理，還要興風作浪，居心何為！這股歪風把夏史刮的蕩然無存，信古者對夏文明的研究又是那么的膚淺，使得夏禹文化幾乎歸零，夏禹文明幾乎歸零，中華民族的根虛無縹緲，人們不知是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猶如盲人，失去了方向感。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對實實在在的熟視無睹，奇談怪論卻不脛而走，越是錯的離譜，越有市場，越有貢獻。卻不知罪大惡極之人成了明星，整個社會跟著遭殃，人們只能背叛歷史，失去文明，迷失自我。研究一下歷史上每一次災難的始發過程，不難發現一個共同點:先搞亂歷史，接著妄言政治文化，發出一個個錯的指令，一系列的行為制造一堆堆矛盾、垃圾，災難接踵而來，形成“苦難三步曲”。歷史文化越亂，社會動蕩越大，這種現象自春秋以來隨處可見。上古史遭春秋至秦的破壞，使中國的歷史走上了錯誤之路，害得今人始終無法看清歷史的本來模樣，以至于批古、疑古、否古，變本加厲的破壞使得歷史愈加混亂。中國的災難史夠長了，苦難夠多了，該醒悟了！ 真相要么十分殘酷，要么一片光明。否禹無路可走，信禹大道通天。夏禹文明是綠洲孕育生命，是太陽溫暖世界。疑古把歷史文化與古人帶入黑夜，只見星光不見太陽，考古把文明研究與宣傳帶入荒漠，只有沙丘沒有綠洲，中華民族失本忘祖，氣血雙虧，其害大矣，之罪大矣！疑古、考古導致中國意識形態凌亂、社會秩序混亂，其害遠比人們想象的大的多，走出疑古，斬斷難了情，是中國人的頭等大事。 感恩傳遞文明正能量！不要忘了點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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