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初見港客

赤紫

六七十年代的風里，港澳的牽掛是劃破困境的星芒。一張薄薄的僑匯單跨越山海而來，化作屋檐下新添的瓦片、灶臺上飄香的米糧；一封帶著海味的書信展開時，泛黃紙頁間藏著的港幣折痕，竟能將生活的褶皺輕輕熨燙。那些被接濟浸潤的歲月，困窘里長出溫柔的翅膀，讓每個寒夜都相信，遠方的月光終會凝成窗前的糖。 六十年代，我們一家居住在南方邊陲小鎮，一次，街坊家的房屋突發火災，整屋燒得精光，所幸人都平安。沒過多久，只見那家人領著一位洋氣的婦人，用人工木板拉車推著滿滿一車衣物和生活用品，從門口老街一路往巷子里走，不少街坊都出來觀望。那時我還小，跟著人群好奇地一路走到他們家，才知道那婦人是＂港客＂，他們家的姑姑。姑姑得知家里失火，立刻從香港帶著大批物資趕來救助。記得香港姑姑看到我們一群小朋友圍在門口，特意從行李里拿出一罐從未見過的易拉罐液體，吩咐用開水兌開，給每個小朋友分一小杯。那時連一粒糖都難得吃上，這杯奶白色的沖飲甘香甜美，滋味實在難忘。后來才知是＂鷹嘜煉奶＂。 我懂事起，爸爸常說起他年輕時和親人去香港謀生的事，他的幾個親人留在香港生活后便斷了聯系。那時小鎮上，誰家要是被郵差光顧得最頻繁，往往意味著這家有海外關系，或是收到匯款單，或是收到包裹單。這種帶著港澳或外國氣息的“僑匯”，讓擁有海外親友的家庭成了眾人羨慕的對象，仿佛自帶高人一等的光環，格外受街坊推崇。民間曾流傳這樣的找對象說法：七十年代“港客”吃香，八十年代“軍人”吃香。我的一位高中女同學，當年在崇拜“港客”的心理驅使下，高中一畢業就嫁給了一位比她年長許多、幾乎與她父親同輩的＂港客＂。 直至1978年，我家迎來第一位“港客”。媽媽吩咐我們姐妹倆去廣州火車站接人。記得我和姐姐提前一天騎了近二十公里單車到縣城的白蕉河岸，買了兩張通宵電動船票前往廣州。抵達時天剛亮，我們先從碼頭坐早班巴士到火車站，下車后在站前逛了逛，感覺城市馬路很寬，人很多，跟我們小鎮比氣派多了。道路兩旁店鋪林立，多想可以進去看看，姐姐卻一路走一路提醒我：今天的正經事是接人。我們徑直來到火車站出境大廳外，就是一個小廣場，通道兩側早已站著接人的人群，大家都伸長脖子盼著親人。上午十點左右，只見拖家帶口、提著大包小包的旅客陸續從香港方向入境廣州。初次見面的人們大多拿著照片辨認，眼神里滿是期待。我們要接的是姐姐的未來家公，也是姐姐與他在家鄉的兒子自確定戀愛關系的再次回鄉，第一次是多年前與兒子的相認。未來姐夫因上班不能前往，便由我陪著姐姐有個照應。此前我看過香港來信里夾著的照片，此刻正盯著大廳出口處。忽然，一個似曾相識的身影出現在臺階上，他穿著金色貼身反領襯衣，高大身形配著微凸的小腹，國字臉透著精神氣。我和姐姐對視一眼，立刻迎上去。姐姐喚了聲“振叔”，振叔身后還跟著年輕的哥倆。見面時，姐指著我向振叔介紹：“我妹妹！”振叔也抬手示意身旁兩人：“阿廣（未來姐夫）的大弟、二弟。”我站在一旁，覺得姐的未來家公自帶“老板”氣場，而兩位小叔子比我年紀似少幾歲，卻生得儀表堂堂，恍惚像從香港電影里走出來的小明星。初次見面有點拘謹，我朝他們點頭微笑，他們卻格外親切隨和，氣氛自然也輕松了許多。 離開火車站，我們一行五人走進廣州一家廣式餐館，振叔點完菜后，大家閑聊了幾句。等菜上桌，其中一碟燒肉（叉燒）剛端來，咱＂港客＂嘗過嫌太肥，將碟子移開，我夾起一塊送入口中，只覺滋味妙不可言。那時平日難得見肉，哪里顧得上肥瘦？不知不覺一塊接一塊吃起來。結賬時，振叔忽然發現那碟叉燒竟被吃得精光，先是瞪大眼睛滿臉震驚，繼而笑著直搖頭。打那以后，他們便給我起了個外號“豬妹”。平日里靦腆寡言的我，餐桌上的不自然，竟能有這么大的胃口？記憶中的過往，家中的米糧每月未到下旬就告罄，最難熬的日子我與姐一同試圖找親戚借錢糧，那勞苦過后腹內饑腸轆轆有多難捱，那種饑餓真是令人刻骨銘心。這回無意間讓油水充足地滋潤了一回腸道。 回到家鄉，振叔父子三人拖著的行囊，里頭的物品很快就分完了。大部分都給了未來姐夫的姑媽，姑媽一家在農村生活，夫妻倆養育著六個兒女，未來姐夫也是姑媽拉扯大的。一大家子共九口人，家里光景艱難，正需接濟。行囊里有衣服鞋襪，還有食物罐頭等生活用品。次日逢雨，姐不在家，振叔見到我時，我穿著件遮不了大雨的舊雨衣，雨漏從裂縫傾瀉到腳踝。他走近說：“走，帶我去你們小鎮的商店。”我一愣，隨他到了百貨商店。他讓售貨員拿傘，那時的傘清一色是黑色。“來兩把！”接著轉到布匹柜臺：“要塊好布料。”見售貨員拿出“的確良”，我忙說：“姐之前送過我一件粉色的確良了。”“那是單衣，冷天穿的‘的斜’要不要？”見我沒吭聲，他便讓售貨員裁了兩條褲料的灰色“的斜”布，叮囑道：“回去你和你姐一人一把傘，一人做一條褲。” 又過了一日，振叔的一位發小找上門來。幾十年未見的老同學相聊甚歡，臨分別時，振叔從褲兜里掏出500元人民幣塞給發小，那時100港幣僅能兌換二十多元人民幣，他這舉動顯得格外慷慨。自那以后，他們父子常攜大包小包回鄉。一次我和姐姐送他回港，在往廣州的船上發現振叔的襪子竟破了個大口子，我倆很是疑惑。振叔嘆了口氣：“家鄉太窮了，實在不忍心看大家缺衣少食。看到鄰屋小牛冷天穿著一雙斷了一折的塑膠拖鞋，腳趾紅腫長出了凍瘡，臨走時把穿著的襪子送他了。這破襪子還是‘阿廣’臨時拿給我替換的呢！” 時過境遷，自八十年代起，家鄉悄然發生著變化，百姓生活漸有起色。姐姐婚后與姐夫先后移居了澳門，振叔也漸漸少回鄉下。一九九〇年，我因公差機會到香港，第一時間給振叔致電。得知我來，他十分高興。約見當日，他早早出門，在九龍牛頭角站等我，說要帶我到他家，一起見見老二老三，再逛街聚餐。到他家時，眼前景象打破了我多年來對他的想象——這位總愛慷他人之慨的人，竟居住在狹小的政府公屋，不過一房連廳。屋內沒有香港電視里常見的精致裝璜，只有簡易家具，看來他也不過是香港一介普通草民罷了。 作者/1990年于香港與振叔及姐夫二弟 返程路上，我感慨萬千。當年振叔同許多香港同胞一樣，省吃儉用接濟家鄉親人，送錢送物幫大家熬過苦日子。這份心意何其不易，又何其令人動容。 文圖赤紫（八九十年代珍貴照片）謝謝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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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 初見港客

赤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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