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英語教師

時俊

63年夏季高考前，南京市教育局根據市內中學英語教師嚴重缺乏的現狀，決定高考前，在考生中擇優錄取一部分通過英語考核并同意放棄參加高考的考生，經市教師進修學院短訓后，充實各中學的英語師資隊伍。并且說明，開始時是以代課教師的名義分配到各個中學，福利待遇，包括公費醫療、寒暑假等，視同正式教師一樣；編制問題下一步解決。這樣，63年9月份，以頂編代缺的名義，我被分配到了南京市第十二中學任英語代課教師。 說實話，剛步入社會，走上工作崗位，根本就沒有去想過一些不應該會發生的事！更沒有去想過一些不應當是由我們來考慮的問題？走上課堂后，只是感到自己肩上的擔子很重，不能誤人子弟！幾乎所有的業余時間都花在了英語學習上；中文書籍頭二年內簡直都沒有碰過，有時連一些常用的成語和詩詞都會說得結結巴巴，前言不搭后語。而且，從63年開始，初中英語課每周7課時，其中有一天有2課時。英語教學一反60年代不重視，甚至取消初中英語課程的做法，而變得有些過分地重視了。教學上推行當時流行的、專為外國學生學習英語的英國霍恩比（Hornby）的口語句型教學，這樣使學生可以“舉一隅而三隅反”，方便學生遣詞造句，用活常用的一些英語動詞，提高語言表達的能力。與此相配套,同時出版了他的“高級英語學習詞典”和一本“英語格式及用法指南”的語法書。強調口語教學，出版了英國埃克斯利（Eckersley）四卷本的基礎英語。上述二位專家，都是在東南亞國家從事外國學生英語教學的，積數十年的施教經驗，才寫出來這幾本書，很受歡迎。結合教學我也很好地研讀了這幾本書。 60年代，中美關系緊張，從53年起初中取消外語課程；高中設俄語班和英語班，每周外語課僅二、三課時，大家對外語學習普遍不重視。本來一周二、三課時就學不到什么東西，再加上不重視，外語課形同虛設，尤其是英語課。大多數同學根本就不學習，記不住單詞，更不用說朗讀課文了。當時，高中我在南京市第十中學上學，我們的英語教師都是原教會學校金陵中學的老教師，外語水平普遍很高，給我們上課簡直就是上英語識字課，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更遺憾的是，學生們根本就不領情，毫無學習的要求！后來，很多英語老教師都被調到大專院校去了。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感到失去了多好的學習環境！7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學生俄語學習的熱情也隨之下降，相反，要求學習英語的人數有所增加。隨著與歐洲外交關系的逐步恢復、科學技術發展的需求，國家也開始意識到了外語教育的重要性。63年推行的英語新編教材，從初中一年級開始，每周7課時，和語文課的課時一樣。但語文課有作文？所以有一天有二課時，還可以派用場；英語則完全不同，一天二課時，前一課的單詞還未消化、記熟，就又要上新課了，教學效果肯定會有些問題！經過大家普遍地反映，64年英語課時改為6課時。 說到外語教學，不妨順便談談我們教研組的朱光岳老師。朱老師是外語教研組的組長，教俄語的，是上海外國語學院前身俄專的首屆畢業生。他是解放前夕文理分科時高中文科班的學生，中文水平很高。52年剛分配到南京市工作時，正是中蘇關系最紅火的時候，也是俄語最吃香的時候，先在市公安局外事處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后轉到中學從事俄語教學工作，業余時間還經常應約翻譯些應時的文章，真是年輕有為、春風得意，風光得很。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社會上俄語學習的積極性普遍下降，他也把注意力從教學、翻譯并重的方向轉向集中精力研究俄語教學，并取得全國教育界中學俄語教學第一人的美譽。說來也奇怪，朱老師古文根底很好，有點私塾先生的味道，說中文有很重的安徽地方腔，有些木訥；平時在辦公室里很少，或者干脆說從沒有聽他說過一句俄語。可是一進課堂，就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他簡短、流利的幾句開場俄語，就可以引發起同學們接二連三侃侃而談的俄語對話，把課堂氣氛活躍起來，并且貫穿始終！聽他上課，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先進的教學法！他對俄語教學傾注了多年的心血，編寫了簡易的俄語會話手冊，使學生們能在有限的單詞量內進行豐富的日常口語對話。他的這份心血，加上對教育學、心理學的研究，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培養出許多優秀的學生。我聽過他幾堂課，雖然他是教俄語的，與我們英語教學風馬牛不相及，但聽他講課絕對是一種享受，好像是在看一位著名的導演，指揮若定、胸有成竹地安排學生們表演一樣！？市教育局組織全市部分俄語教師來聽他的課，大家都以為是作秀，早已操練好了的！其實不然，真是真功夫，“非一日之寒”！以后，局里搞了幾次突然襲擊式的聽課，不事先通知，突然駕到，使你根本無法準備；結果依舊在作秀，使他們解開了自己的謎團，也不得不贊嘆、佩服朱老師教學功夫的深厚！（因為我更多地是聽英語課教學，對比之下，相差甚遠。）與朱老師相比，在教學藝術和方法上“差若毫厘，失之千里”，就不去談了。但克盡教師的職責，孜孜不倦地學習，還是得其真傳的！ 就這樣，我們這批分配在全市各中學任英語教師的青年人，邊教書、邊學習（繼續在市教師進修學院進修大學英語），同時也期盼能早日轉正，像其他剛走上工作崗位的人一樣。 一年過去了，沒有消息；二年過去了，依然沒有消息；三年還沒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更談不上這個問題了！在文革中，經了解，當時教育局的領導，在方便地解決了中學英語師資缺乏的問題后，根本就把如何妥善解決這些青年人的出路問題置之腦后不聞不問了，致使編制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因為不提出、不考慮的問題，就成不了有待解決的問題！），到文革結束，72年才終于解決了這一不應成為問題的問題！問題何在？沒有制度？官僚作風！權利大于一切！歷經十年，青年人步入了中年，都成了各中學的骨干英語教師了，雖然問題最終解決了，但是回想起來不免叫人寒心！難道一個人的命運就能這樣讓人胡亂地擺布！而且沒有人負責任！誰的錯？只好怨你投錯了門？！這真是一個不可以引以為訓的傷心、慘痛教訓！ 　　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停課鬧革命；大串聯；派性斗爭，文攻武衛；69年復課鬧革命，其間又歷經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宣隊、軍宣隊進校；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分子；等等，各種運動。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是個沒有派性的“逍遙”造反派，雖也被比較熟悉、接近的學生拉進了“827”（當時南京二個造反派組織，紅總和827），領個紅袖標，但從未過問、參與組織的任何活動；67年，二派派性斗爭激烈，文攻武衛期間，公交癱瘓，無法上班，我就“逍遙”在家了。 69年復課鬧革命，積壓了4屆的小學畢業生同時進校，按當時軍宣隊的做法，4屆學生分別編為4個營，每營10個班：66屆的為4營；67屆的3營；68屆的2營；69屆的1營。3屆初中畢業生，大多下鄉插隊去了，少數升高中的學生編為直屬連，共4個班。4屆小學生同時入校，年齡不同，但同為初一學生，一起就有40個班，雖然高中生源不足，只有4個班，總起來也有44個班的學生；而當時文革中和后來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靠邊的教師，就占教師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樣，上課就有些問題了？教師太少！好在復課鬧革命，開頭主要是把閑散在社會上的幾屆小學生組織起來，收收心，先上起課來，就算是復課了。新教材還沒有來得及編，臨時編的文革教材，英文書本的第一課，就是“毛主席萬歲！”，一冊課本，幾句口號也就夠了。教師不夠，我們一個教師上10個班課，一周每班2課時也得上20課時，人很辛苦，工作量很大，但沒有什么要求，只要有人進課堂就行了。至于教學質量，進度等等，都還不在考慮之中。白天上課，人疲勞點，還在其次；復課鬧革命，重點在“革命”：每天下課后，3、4點鐘開始，教師們就分組集中學習，排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一直要搞到晚上9、10點鐘才可回家，而且天天如此，一搞就是半年。這對大多數比較“逍遙”的教師和我來說，倒是個很大的累贅：每天等于陪坐，一問三不知，聽一些丈二和尚摸不清頭腦的問題，一天4、5個小時，天天如此，哪能不厭煩！時間一長，難免會打瞌睡；但這可是對運動的態度問題！這本身就是個問題！這樣，有時眼皮稱不住，要打瞌睡了，同事們就遞只煙抽抽，無形中也抽上了煙。一個連正式身份都沒有的教師，我真是懊惱透了！ 72年，在尚未解決編制問題前，我婉謝了學校的挽留，堅決要求轉業去了工廠，結束了8年多的教書生涯！ 2005年10月15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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