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鎮沅：古道茶路與商海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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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鎮沅：古道茶路與商海風云劉慶鼎? 清至民國時期，隨著鎮沅食鹽生產蓬勃發展，按板井等地崛起為重要的鹽產中心與商品集散地。外地商賈紛至沓來，馬幫往來穿梭，在頻繁的商貿活動推動下，鎮沅逐漸形成四通八達的古驛道網絡。這些古道起初多為土路，為便利通行，商幫與馬幫出資在村落周邊、險途鋪設石板，更于陡峭石崖開鑿通道，見證著昔日的繁華。至1935年，鎮沅境內留存5條舊縣道，雖未砌石、崎嶇難行，卻承載著區域經濟往來的重任。 鎮沅的古道網絡中，以鎮沅至寧洱、墨江、景谷、景東及新平戛灑五條要道為骨干。鎮沅至寧洱一線，經瓦橋街、磨黑等地直抵寧洱縣城；鎮沅至墨江古道串聯大園子、新撫等村落，是重要商貿通道；其余線路則分別連接景谷、景東與新平，形成輻射周邊的交通脈絡。 值得一提的是，鎮沅亦是茶馬古道的重要節點，滇藏茶馬古道鎮沅段從寧洱經大黑樹普鎮界址碑，穿越梅子街、新撫、恩樂等地延伸至景東；景谷至鎮沅、鎮沅至景東的古道，同樣承載著茶葉等物資的運輸重任。有趣的是，鎮沅的鹽馬古道與茶馬古道高度重合，茶鹽貿易在此交織，勾勒出獨特的經濟文化圖景。 在眾多古道中，鎮墨（鎮沅至墨江）古道尤為關鍵。它不僅是鎮沅茶葉外銷的“黃金通道”，更是連接兩地經濟的重要紐帶。馬幫馱載著鎮沅的茶葉，沿著這條古道翻山越嶺，將茶葉經墨江、元江，乃至更廣闊的市場。這條古道上，馬蹄聲與吆喝聲曾日夜不息，見證了民國時期鎮沅茶葉貿易的興盛，也成為區域經濟文化交流的生動縮影。 民國時期，景東、景谷、鎮沅茶葉產業在滇西南經濟版圖中占據重要地位。在茶葉運輸路線上，景谷街、太和街（時屬景東），同樣是滇中著名產茶區，年產量約12000擔，以景谷街為核心集散地，通過“景谷→鎮沅→草皮街→景東→龍街、豬街、虎街→南澗→蒙化”的線路，分別運往昆明與下關。鎮沅、墨江、元江等地所產“豬羊街茶”則沿古驛道南下，走向沿海貿易市場。 根據1941年陳珍瓊所著《茶館與昆明社會調查》、1942年張肖梅《云南經濟》等多部史料記載，鎮沅（不含勐大、太和、里崴）與墨江、元江構成重要產茶區，年產量約2400擔。這些茶葉以元江“豬羊街”為主要集散地，因而得名“豬羊街茶”，其作為七子茶主要原料，大量銷往香港、廣州等地。 然而，在鎮沅茶葉貿易蓬勃發展的背后，也隱藏著激烈的商業競爭與利益紛爭。運銷香港的“豬羊街茶”，因“寶和祥”品牌之爭，將鎮沅、墨江、元江的茶葉推向了輿論焦點。這場紛爭背后，折射出民國時期茶葉市場商標爭奪與商業利益的激烈博弈。 1915年，石屏人朱國英向政府控訴，稱其父于易武漫撒創立“寶和祥”茶牌。在四十余年間，該品牌精選上等茶葉，銷往香港、新加坡等地，聲名遠揚。然而，部分茶商卻在石屏、蒙自等地，以次充好，冒用“寶和祥”商標進行低價傾銷，致使市場魚龍混雜，嚴重損害了品牌的聲譽。朱國英的控訴，本意是為了維護家族品牌的尊嚴與利益，卻不料引發了一場更大的風波。 對此，借居蒙自經營出口的乾利貞、祥來號等、福來祥十家蒙自石屏茶商聯名反訴。他們指出，“寶和祥”實為石屏茶商于元江豬街、羊街共創的公共品牌，各商號可在品牌前加上某商號監制，以此來區分不同商號的產品。他們以李誨經營的“寶和祥昌記”為例，稱其圓茶在香港年銷兩千余擔，銷售合同、發貨單等證據俱在，足證該品牌的影響力。反觀朱國英，年產量僅三、四十擔，且未在蒙自等地進行銷售，卻妄圖獨占“寶和祥”商標，在他們看來，這是下山摘桃子搶占別人的成果，無異于巧取豪奪。茶商們嚴正要求朱國英“各守權限、各立商標”，莫要投機壟斷，破壞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 這場商標糾紛最終結果已無從考證，如今在港臺市場亦難覓“寶和祥”相關老茶的蹤影。雙方各執一詞，真相撲朔迷離。但這場紛爭無疑為我們展現了民國時期茶葉市場的復雜局面，它不僅是商標權的爭奪，更反映出當時茶葉市場在品牌管理與法律規范上的缺失。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商業競爭日益激烈，而相關的法律制度卻未能及時跟上，導致類似的商標糾紛時有發生，“寶和祥”品牌之爭，堪稱商業競爭中鉆法律空子的典型案例。 《號級古董茶事典——普洱茶溯源與流變》（楊凱著）書影 民國時期鎮沅的古道網絡與茶葉貿易，是一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歷史。那些蜿蜒的古道、往來的馬幫、飄香的茶葉以及激烈的商戰，共同構成了一幅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它不僅見證了鎮沅昔日的繁榮與輝煌，更為我們研究民國時期的區域經濟、商業文化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讓我們得以在歷史的長河中，探尋那段逝去的歲月，感受其中的獨特魅力。 鎮沅縣全圖（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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