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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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欲曉》——中國共產黨是如何誕生的連載上篇暗夜微光：建黨之前的醞釀籌備 作者:邵維正編輯:韓水霖 　　萬丈高樓平地起，百年大黨有淵源。中國共產黨創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是偶然現象，是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 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背景、社會條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歷史必然性，是研究建黨的根本性、基礎性問題，既有學術價值，也有現實意義。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長期以來，海外有些人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缺乏社會基礎和相應條件，是共產國際和蘇俄的“移植黨”“盧布黨”；國內也有“舶來品”“早產兒”等議論。盡管說法不同，但實質都是否定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如果把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了，那么中國共產黨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所以，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必須把它講清楚。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人為的，而是中國革命斗爭的客觀要求，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要認清這個問題，就必須把黨的創建擺到近代中國的歷史大背景中去考察和分析。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積淀豐厚的東方文明古國。秦皇漢武，開拓疆土；盛唐繁榮，揚名四海；康乾盛世，文治武攻；等等，都曾載入史冊。社會生產力、科技發明也長期處于世界前列，曾經對人類發展做出過卓越貢獻。即便到乾隆時期，中國經濟總量仍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之所以要追溯得那么遙遠，是因為只有肯定中華民族歷史上的輝煌，看清近代的衰落，才能談得上復興的使命，才能激起趕上時代潮流的渴望，才能重建民族崛起的自信。 讓我們把目光再轉向西方，一部世界近代史，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歷史。1640年，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接著又完成了工業革命。法國、德國、美國、俄國也緊隨其后加速發展起來。資本的擴張和機器大生產，必然要開拓市場、掠奪原料。對外侵略、擴展殖民地就成了資本主義的本質。地大物博、勞動力豐富的中國就成為資本殖民主義的首選目標。在這樣的世界態勢之下，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1840 年 6 月，英國政府率先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派出 40 余艘戰艦和 4000 多名士兵組成的“東方遠征軍”，挑起戰爭，用大炮轟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西方列強隨之而來連續不斷發動了侵華戰爭。 1856 年 10 月至 1860 年 10 月，英、法兩國聯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83 年 12 月至 1885 年 4 月，中法戰爭爆發。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兩次被外國侵略者占領，造成民族的恥辱。外國侵略者除了對中國發動了以上五次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外，還對中國發動過多次局部戰爭。比如 1874 年日軍侵犯臺灣的戰爭，1888 年英軍入侵中國西藏的戰爭，1900 年沙俄侵吞中國東北的戰爭，1903 年英軍第二次入侵中國西藏的戰爭，還有 1904 年至 1905 年為爭奪東北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日俄戰爭。此外，在中國的沿海和邊疆挑起的海防邊防事件或爭端達幾百起。自 1840 年鴉片戰爭到 1905 年的 66 年時間里，中國約有四分之一的時間是在挨打中度過的，這對中華民族來講無疑是一個巨大的不幸，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隨著戰敗而來的就是割地賠款。近代中國先后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 1145 個不平等條約，其中有的是條約，有的是專章，有的是協定。偉大的愛國者孫中山悲憤地說：這些不平等條約就是我們的“賣身契”。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占中國土地多達 173 萬平方公里，相當于 3 個法國本土，7 個英國國土的面積。外國發起的侵華戰爭使中國經濟遭受巨大的損失，僅支付戰爭賠款就達到十幾億兩白銀之多，而當時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 8000 萬兩，還清巨額的賠款把中國的財富都榨干了。 伴隨著侵略戰爭而來的是政治控制、經濟掠奪和文化滲透。從 1843 年開始，英國威逼上海地方當局設立了第一個租界，后幾經擴張，英租界面積達到 2820 畝。各國爭先恐后地跟進，在中國各地建立起 27 個租界。這些租界掌控著立法、司法、行政、經濟、治安等特權，成為“國中之國”。西方列強還無理剝奪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領事裁判權，片面實行“最惠國待遇”，以傳教辦學名義進行奴化教育，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 　　隨著對中國侵略的深入，西方列強爭相肢解中國，劃分各自的勢力范圍，俄國霸占著東北，德國控制著山東，長江流域被英國占據，法國控制了兩廣和云南，日本占領臺灣之后又將福建搶到手中，美國晚來一步，則提出“門戶開放、利益均沾”政策而插手各地，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導致中國的主權進一步喪失，淪為幾個帝國主義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面臨著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的變化發展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中國近代的衰敗，外因是西方列強的入侵，內因是清王朝的腐朽統治。這時的清朝統治者墨守成規，不思進取，政治腐朽，軍備廢弛，尤其是 1902 年春，西逃的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之后，竟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后期清政府已成了“洋人的朝廷”。由于內因和外因的綜合作用，中國從一個獨立的封建帝國一步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此時，遠在歐洲的馬克思也在關注著中國的變化。馬克思指出：“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瘪R克思這一段話講得很深刻，揭示了中國近代落后的內在原因。 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國人民也不會長期甘于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壓迫。近代以來，中國的仁人志士和各階層民眾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提出過各種救國方案，先后發起了一系列救亡圖存的斗爭，概括起來大體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農民運動。農民起義在古代中國、近代中國都頻繁出現。鴉片戰爭后的 9 年間，國內就發生了 110 多次農民起義。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是近代中國規?？涨?、影響巨大的農民運動，從 1851 年金田起義到 1864 年天京陷落，前后堅持了 14 年之久。太平軍勢力一度擴展到 18 個省份，打下了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并在南京建立起與清政府對立的太平天國政權，沉重打擊了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清王朝的統治。然而，太平天國勝利很快，失敗也很快。由于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發生內訌，加之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最終失敗了。此外，義和團運動、白蓮教起義也曾風行一時，但很快就被鎮壓下去。這表明農民階級不是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帶有小生產者所固有的階級局限性，也提不出正確的革命綱領，一旦取得政權，就會迅速走向封建化，只不過是一次“改朝換代”，擔當不起領導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重任，不可能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命運。 第二種類型是統治階層的改良運動。在清朝統治階層當中，一些開明官僚和有識之士也不甘愿當亡國奴。他們為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利益，推出了許多改良的舉措，最為有名的是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在社會上也曾熱鬧了一番。從 19 世紀60—90 年代，洋務派興起了一場較大規模的以學習引進西方先進軍事裝備、科學技術和機器生產為主要內容的自救運動，還在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領域做過多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少成效，對中國近代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中日甲午戰爭的戰敗標志著歷時 30 余年的洋務運動以失敗告終。洋務運動的基本方針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企圖在不觸動清王朝統治秩序的前提下，通過應用西方的先進技術來解決“求富”“自強”的問題，以維持清王朝的統治架構和封建制度，這顯然是不現實的，也不可能以此挽救民族的危亡。 戊戌變法則是曇花一現，僅僅 103 天就被封建守舊勢力鎮壓下去。這里不排除有識之士的報國之志和犧牲精神，像譚嗣同，當戊戌變法開始被鎮壓的時候，有人勸他躲到外國大使館或出洋避難，他也完全有條件離開北京，但譚嗣同拒絕了。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為變法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彼麤Q心以自己的鮮血來喚醒被壓迫的中國人。戊戌六君子，他們的精神很感人，愛國的情操也很可貴。維新思想在近代中國有相當的影響，他們主張實行君主立憲、開報館、廢科舉、興學校、辦企業，寄希望于開明君主來挽救中華民族危亡，是不可能成功的。后來一些愛國人士提出的“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等改良主張，也先后被嚴酷的現實所否定。這就充分說明，改良道路在中外反動統治勢力十分強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走不通的。這不僅不是挽救民族危機的良方，而且還會迷惑民眾、消蝕革命斗志。 第三種類型是資產階級革命。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從 1894 年在美國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第一次發出了“振興中華”的號召，到 1905 年在日本發起中國同盟會，制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構成近代中國完全意義上的民主革命。陳天華的《警世鐘》、鄒容的《革命軍》以滿腔愛國激情，發出強烈的革命呼喚，推進以革命手段再造中華的壯志。黃花崗起義的七十二烈士，以生命喚起民眾，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在近代中國的革命斗爭中，辛亥革命應該說是具有重大進步意義的，雖然先后發動十幾次武裝起義都遭失敗，許多人為這場革命斗爭付出了犧牲，但終于在 1911 年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義取得成功。短短一個月內，當時全國 24 個省就有 14 個省宣布獨立，脫離清政府，加入革命陣營。12 月 29 日，17 個省的代表齊集南京開會，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 月 2 日宣布改用陽歷，以 1912 年為中華民國元年。在近代中國，以武昌起義為標志的辛亥革命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結束了持續 2000 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共和體制的開創就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的，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體制，這也是一種繼承。所以，我們應該充分肯定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在近代中國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進步。它不僅使古老的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軌道，而且促進社會經濟、思維習慣、精神面貌和民間風俗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但非常遺憾的是，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沒有得到鞏固，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只當了三個月，就被迫把大總統的職位讓給了袁世凱。為什么說是被迫呢？過去一般的說法，辛亥革命的失敗是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革命的不徹底性，這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正義和非正義雙方力量過于懸殊，反動統治的力量過強，革命的力量太弱。任何一場革命斗爭包括古今中外的斗爭，革命剛開始時總是弱小的，雖然革命代表了正義，但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光有正義是不夠的，還要有實力。孫中山、黃興等領導人，都是在辛亥革命期間從國外回國的，他們基本上在國內沒有多少實權，也沒有多少實力，而袁世凱手中掌握著北洋新軍，還控制著國家財權和人力資源。革命派與袁世凱作斗爭，在力量對比上是處于劣勢的，沒有足夠的實力和資源與其抗衡。所以，辛亥革命的失敗，客觀上講是雙方力量對比過于懸殊造成的；主觀上講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造成的。 這里不能不講講袁世凱，他是個典型的兩面派，政治手腕相當老辣。一方面，對革命派表示“擁護共和”，只要當上總統，一定維護共和體制，而同時又陳兵長江北岸，以武力威脅革命勢力，逼迫孫中山讓位；另一方面，他換了一張面孔，威逼清皇室退位，以便直接執掌國家的統治權。這樣，孫中山別無選擇，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乘勢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建立了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由此進入北洋軍閥黑暗統治時期。 北洋軍閥統治中國達 16 年，這一時期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社會矛盾更為激化。北洋軍閥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欺壓人民，更談不上什么民主法制，實行的是專制獨裁統治。尤其袁世凱大權在握，野心膨脹，又做起了當皇帝的美夢，1915 年 12 月，宣布改 1916 年為洪憲元年，積極準備上位稱帝，鬧出了一場復辟帝制的丑劇。在各省和各界人士的極力反對下，被迫于 3 月 22 日宣布取消帝制，6 月 6 日在憂懼之中死去。袁世凱死后，各派軍閥失去制衡，紛紛擴軍備戰，1905 年北洋新軍練成時只有 7 萬人，1914 年擴展到 45 萬人，1919 年竟達到 138 萬人，軍費開支占北京政府總支出的七成之多。擴軍的必然結果是爭奪地盤，混戰不斷，戰禍波及各地，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政局很不穩定，處于不斷調整變化的狀態。北京政府在 16 年間，更換了 47 屆內閣，平均每年改組三次內閣，最短的內閣 6 天就垮臺了，政令不統一，各行其事，社會各種矛盾集中爆發?？梢哉f，中國又落入黑暗的深淵。 “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苯詠?，一個又一個階級，一種又一種政治力量都在中國這個大舞臺上表演過了，但都未能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更沒有改變人民大眾的悲慘命運。許多思想進步的中國人、苦苦求索的革命者很長一段時間陷入了沉思和迷茫之中。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展現出一條新的社會發展道路，使中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新的曙光。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進入了新紀元，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巨大影響和深刻啟示。覺悟起來的中國人經過長期探索，幾經失敗之后，得出一個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分子也在斗爭的實踐中認識到，中國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須像俄國一樣有布爾什維克黨來領導，迫切需要在中國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這些條件逐步具備以后，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逐步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就應運而生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指引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實踐證明：要挽救民族危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靠改良，也沒有什么靈丹妙藥，更不可能指望西方國家的憐憫，出路只有一條，就是要徹底地革命。按照當時的話語，就是要徹底改造社會，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動統治。 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中誕生的，用形象的話講就是歷史給中國共產黨開出了一個“出生證”。盡管這個黨初建的時候，只有 50 多名黨員，又處于秘密狀態，而且成員大多是知識分子，當時還沒有多少“實力”，為什么歷史對它如此“厚愛”，人民對它如此“信賴”？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有科學理論作指導，有先進階級作基礎，有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能擔當起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使命，完成人民賦予的期望和重任。這些基本因素，使中國共產黨在近代中國幾百個政黨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革命的核心領導力量，為中華民族復興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正因為如此，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革命的客觀需要，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有了共產黨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是中華民族開始從衰落走向復興的新起點，處于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樞紐地位，這不是自封的，而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作者簡介: 邵維正，浙江黃巖人，1951年初參軍，曾參加抗美援朝戰爭。著名黨史專家、國防大學一級教授、少將，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主要成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長期從事中共黨史、軍隊政治工作的研究與教學工作。 1935年9月8日生于江蘇常州，祖籍黃巖。1951年初入伍，曾參加抗美援朝戰爭，1994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專業技術一級。1992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98年被總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師"，2001年獲軍隊院校育才獎"金獎"，2002年獲軍隊專業技術重大貢獻獎。主編、參編著作36部，發表文章200篇，獲國家和軍隊各類獎30項。主講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黨史故事100講》。 2024年，被評為全國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 筆耕不輟? ? 謝絕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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