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為宇宙心學奠基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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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為宇宙心學奠基的普世價值 ——對胡適批張的再批判 章榮達 一、橫渠四句教的核心內(nèi)涵與歷史地位 北宋理學家張載提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四句箴言，世稱“橫渠四句”，堪稱宇宙心學的奠基宣言。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追求的至高表達，也理應成為當今世界的普世價值。 北宋時期佛老思想盛行，儒家道統(tǒng)面臨嚴峻挑戰(zhàn)。在此背景下，張載以“為往圣繼絕學”為己任，重建儒家哲學體系。他提出的“太虛即氣”的宇宙論，既批判了佛教的“空無”觀，又超越了漢儒的機械宇宙論，為儒家提供了堅實的形而上學基礎。他以"氣"的聚散解釋萬物生成，將儒家倫理（禮）上升為宇宙法則（理），也為爾后陸九淵開創(chuàng)宇宙心學奠定了理論基礎。他的為天地立心并非泛泛而談，而是建立在"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仁愛觀上，擴展了儒家"仁"的邊界，充實了天人合一的內(nèi)涵，成為宋明理學的精神標桿。程顥贊其"孟子后所未見"，朱熹稱《西銘》"道理一個套子，括盡天地萬物"。其氣論雖被程朱修正，但宇宙論框架被后世繼承。 張載的“天地之性/氣質(zhì)之性”被朱熹奉為圭臬，成為理學人性論基石。張載的宇宙生成論（氣化流行）為朱熹解釋萬物生成提供模型。“民胞物與”的仁學境界被朱熹收入《近思錄》，列為理學精神綱領。在此基礎上，朱熹完成了儒學的體系化和神圣化。 在朱熹批判性繼承張載的基礎上，陸九淵對朱熹實行再評判，批判朱熹"理"的外在化，主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將天道直接內(nèi)置于人心，簡化了"繼絕學"的路徑，打破了朱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為明代王陽明心學做了開天辟地的奠基。其"簡易工夫"激活了儒學的實踐活力，尤其影響士人的精神獨立。在實現(xiàn)"為往圣繼絕學"的使命中，張載立其基，朱熹成其大，陸九淵破其執(zhí)，共同塑造了理學乃至整個東亞儒家文明的精神內(nèi)核。他們之間的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性繼承與發(fā)展，恰是儒學生生不息的關鍵——"絕學"非僵化文本，而是歷代大儒以生命激活的活水源頭。 2、胡適批判的實質(zhì)與時代語境 1. 科學主義視角下的批判 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胡適以西方實證主義和科學方法為武器，將儒家傳統(tǒng)視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障礙。他認為張載的“為天地立心”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妄念，違背了現(xiàn)代科學對自然客觀性的認識。在《說儒》等著作中，胡適強調(diào)科學精神與儒家道德理想的對立，認為后者缺乏實證基礎和實用價值。 2. 精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質(zhì)疑 胡適進一步批評“為生民立命”體現(xiàn)了儒家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心態(tài)，將民眾視為需要被“立命”的被動對象，而非權(quán)利主體。而“為往圣繼絕學”則被其視為文化保守主義的表現(xiàn)，認為這種對“道統(tǒng)”的堅守阻礙了文化的創(chuàng)新與變革。在胡適看來，儒家對“絕學”的執(zhí)著導致了對西方先進思想的排斥，使中國錯失現(xiàn)代化良機。 3. 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二元對立 胡適的批判建立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唯物與唯心二元對立的基本預設上。他認為儒家思想作為前現(xiàn)代的產(chǎn)物，無法適應現(xiàn)代社會的需求。尤其是“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大理想，在胡適眼中不過是烏托邦幻想，缺乏具體的實現(xiàn)路徑和制度設計。 3、橫渠四句——超越千年的頂層設計 橫渠四句是一個超越千年的頂層設計，是一個被現(xiàn)代前沿科學驗證的思想體系。 1、 “立心”的宇宙觀與“立命”的人生觀 胡適指責“為天地立心”是人類中心主義，看似正確，實則不然。張載的這一命題有著深刻的生命自覺。這并非人類對自然的傲慢征服，而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的基礎上，賦予人類爭做宇宙之心的天命。張載的“天地之心”概念源自《周易·復卦》：“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禮記·禮運》更明確指出：“仁者，天地之心也”。因此，“為天地立心”的本質(zhì)是鏈接宇宙智慧，喚醒人心中的仁德，使人類以仁心觀照自然。張載強調(diào)：“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人是萬物之靈，人就是天地之心，仁德之心就是天地之心。圣經(jīng)有言：“上帝與道同在”，這個道與上帝就是仁德之心、天地之心。霍金的量子宇宙學亦認為；宇宙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人類的存在。發(fā)明大師特斯拉也認定宇宙有一個數(shù)據(jù)庫，即印度和西方人說的阿卡西記錄，中國的河圖洛書。泛心論認為，天地之心客觀存在，人類唯有自覺以天地之心為心，才能大有作為。 怎么讓人成為天地之心呢？必須“為生民立命”，就是為活著的人類立下天之使命——天命！這個崇高無比的人生觀源自孟子“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的思想，強調(diào)通過自我修養(yǎng)實現(xiàn)天賦使命——天命的價值追求。張載在《橫渠易說》中指出：“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jīng)乎！經(jīng)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他在陜西橫渠鎮(zhèn)推行“井田制”實驗，“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xiāng)”，這種立足基層的社會實踐，體現(xiàn)了他對民眾自主能力的信任。張載弟子呂大鈞首創(chuàng)的《呂氏鄉(xiāng)約》，成為中國鄉(xiāng)村自治的重要范本，這些實踐都與胡適所批評的精英主義相去甚遠。 2、 “繼絕學”的文化路徑 胡適將“為往圣繼絕學”視為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這一批判忽略了張載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張載面對的是佛教中國化背景下儒學衰微的局面，“自南北朝隋唐以降，佛教文化逐漸成為強勢文化...在經(jīng)濟上，‘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在思想信仰上，‘民間佛經(jīng)，多于六經(jīng)數(shù)十百倍’”。在此情境下，張載提出“繼絕學”，實為文化主體性的重建，即構(gòu)建實現(xiàn)立心、立命的文化路徑。 張載的“繼絕學”絕非簡單的復古。他主張“學貴心悟，守舊無功”，在《經(jīng)學理窟》中強調(diào)：“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其“太虛即氣”的宇宙論，既批判了佛教“以山河大地為見病”的虛無觀（《正蒙·太和篇》），又超越了漢儒的元氣論，構(gòu)建了“兩層結(jié)構(gòu)的宇宙論哲學”：太虛本體論與氣化生成論的統(tǒng)一。這種創(chuàng)新性繼承，正是對“絕學”的真正延續(xù)，而非胡適所批評的盲目守舊。 3. “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與事上磨功夫 胡適將“為萬世開太平”視為烏托邦幻想，未能理解其中的實踐智慧。張載的“開太平”理想以《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為實踐路徑，強調(diào)“明明德”、“新民”與“止于至善”的有機統(tǒng)一。這是一種兼具理想導向與實踐步驟的社會改造方案。 張載并非空談理想的書生，而是積極的社會改革實踐者。他在云巖縣令任上推行“敦本善俗”政策，“每月吉日，召集鄉(xiāng)老前來，親自勸酒勸飯，使其知養(yǎng)老事長之禮，同時借此機會詢問民間疾苦，并傳達教導子弟之意”。其井田制實驗雖受條件限制未能全面推廣，卻體現(xiàn)了儒家經(jīng)世致用的精神。張載的弟子群體中，既有呂大防這樣的政治家，也有種師道這樣的軍事家，共同踐行著“開太平”的理想。 綜上所述，張載構(gòu)建了一個貫通天地人物、融匯古今中外的宏大的思想體系。分開來，每一句都恢弘得讓人暈眩迷茫，無法想象，很容易被指責為假大空。張載超越千古的非凡之處，就在于他融合氣學、理學、心學和實學，構(gòu)建了一個從底層邏輯到頂層設計，完整、科學、實操性極強的的體系。可惜的是學富五車的胡適，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中，被鋪天蓋地的西化浪潮沖得神魂顛倒，以至于完全認識不到四句教的恢弘與超前科學性。尤其悲催的是，不管是繼絕學的徒子徒孫，還是反絕學的西學信徒，矯枉過正的極端化反而強化、固化了胡適們的錯誤認知，迄今為止也沒有找到中庸之道！ 四、四句教的當代價值 “為天地立心”的超意識鏈接已經(jīng)被歷代圣賢和當今的前沿科學所驗證。只要我們立下宏源，付諸實踐，方法得當，持久發(fā)力，確可鏈接宇宙智慧，成為天地宇宙的仁德之心。在信仰迷失的當下，這將成為人類生死存亡的關鍵。在價值多元的時代，“為生民立命”為個體安身立命提供了精神資源。在文明沖突的背景下，“為往圣繼絕學”的文化自覺是民族精神延續(xù)的根基。在社會變革的浪潮中，“為萬世開太平”的社會理想指引著人類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張載后學王夫之所言：“橫渠四句言簡意賅，氣象雄偉，最能體現(xiàn)中國儒家的器識格局”。也為當今人類重構(gòu)普世價值提供了思想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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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為宇宙心學奠基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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