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蒙惠帖》的價值

老孫

蔡襄《蒙惠帖》作于皇祐四年（1052）二月，四十一歲，在中書省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任上，八月改知制誥，為一生高光之前夜。此書為紙本，縱22.7㎝，寬16.5cm，釋文：“蒙惠水林檎花，多感。天氣暄和，體履佳安。襄上，公謹太尉左右。”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蒙惠帖》】 收信人“公謹太尉”是李端愿（？～1091），字公謹，開國功臣李崇矩的曾孫，駙馬李遵勖（988—1038）之子，李端懿（1013～1060）的弟弟，妥妥的的勛貴階級，還和他爸一樣，也是駙馬爺。據說，李公謹以穆獻公主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四遷為恩州團練使。皇祐四年（1052）時，他還不到四十，官至正二品太尉。 蔡襄（1012－1067），字君謨。福建省莆田人。北宋名臣，如果用數字概括的話就是：一座橋，主持建造洛陽橋（萬安橋），是我國最早的跨海大石橋；兩本書，所著《茶錄》《荔枝譜》是世界級的農學著作；三品官，官至三品；四大家，書法精湛，列“宋四家”。 慶歷八年（1048），蔡父辭世，他居家丁憂，職務是由知福州轉任的福建路轉運史（正六品），皇祐二年（1050）中，服闕，第二次任以右正言（七品）、同修起居注（六品），但這是高官低配，數年前的慶歷三年（1043）已被賜五品官。皇祐二年八月，擢知制誥（正三品）。盡管如此，相對于正二品太尉，還是低級官員。禮制社會里，下級給上級寫信得是畢恭畢敬，那怕年紀再大。 傳世的蔡君謨尺牘有不少，如《離都帖》《安道帖》《陶生帖》《蒙惠帖》《夏暑帖》《紆問帖》等。一眼都能看出，《蒙惠帖》是最工整、恭敬的。同年春的另一尺牘《扈從帖》，也是用筆一筆不茍。 【《扈從帖》紙本縱23.3厘米，橫21.4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離都帖》（1055）紙本 29.2cm X46.8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陶生帖》（1051）紙本 29.8cm X50.8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安道帖》（1055）紙本 26.8㎝X35.5㎝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暑熱帖》（1052）紙本 23cm X29.2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紆問帖》（1052）紙本 26.7cm X28.7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慶歷間，有著名的“四賢”、“四諫”。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是“四賢”；“四諫”是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蔡襄與歐陽修友善，為一生摯友，謝世后永叔為其作《墓志銘》，說：“工于書畫，不妄為人書”。時人朱長文（1039～1098）仿唐人張懷瓘《書斷》著《續書斷》，“神品三人”，“妙品十六人”，其中北宋四人：徐鉉、石曼卿、蘇舜欽、蔡襄。述蔡襄時說：“篤好博學，卓冠一時，少務剛勁，有氣勢，晚歸于淳淡婉美……然頗自惜重，不輕為書……古今能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與君謨耳。”如此看來，蔡君謨是位低調的妙品善書者。傳世文集《端明集》里的論書遠不及蘇黃米那么多，僅有的文字幾乎沒有涉及學書歷程，但蛛絲馬跡依然可窺其學。判斷《瘞鶴銘》書者時說：“《瘞鶴銘》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唯隸書最盛。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鐘、王楷書，為世所尚……《瘞鶴銘》字楷隸筆，當隋代書。世云逸少，殊無仿佛也。”這個判斷與現今非常接近——南朝梁陶弘景（456—536）。隋朝：581年—618年。如此判斷，說明他對王羲之書法特征非常熟悉。自然是學過的了。 評顏真卿書：“顏魯公天資忠孝人也。人多愛其書”，他自然也是其中之一。至和二年（1055）蔡襄在權知開封府任上，以母老請外獲準，帶著樞密直學士（正三品）的頭銜知泉州。十月二十三日在杭州觀顏真卿《自書告身帖》，不由自主作跋：“魯公末年告身，忠賢不得而見也。莆陽蔡襄齋戒以觀。至和二年十月廿三日。”想都不用想，學《告身帖》無疑。 【蔡襄《顏真卿自書告身帖跋》（1055）紙本現藏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 內擫（yè）與外拓是書法的兩種根本筆法。內擫是指用筆時將筆鋒向內微微彎曲，然后向紙面輕輕按壓，使筆畫呈現出含蓄、內斂的形態。外拓則是指用筆時將筆鋒向外微微彎曲，然后進行提按，使筆畫呈現出外拓、張揚的形態。 雖說這兩種筆法已被“二王”給完備，但說到典型，還是王羲之與顏真卿。兩種筆法的發力方向完全相反，融合它們，想想都難，莫說付諸實踐，而且還要得到歷史一致認同。臨習《蒙惠帖》前，這樣的案例尚未見過。 《蒙惠帖》兼有《蘭亭序》的靈巧和顏魯公之敦厚與沉穩，功勞當落在內擫與外拓名下。眾所周知，北宋二文忠皆推崇蔡君謨書，“獨步當世”為“本朝第一”。特別是東坡推崇文惠，時人多不理解，認為眼拙了。此時坡翁已過不惑，閱歷豐富，詩書文章成就均斐然。有意思的是，蔡蘇二人的書法歷程中都學過《蘭亭序》和顏真卿。蘇軾自言一度“盡意作之似蔡君謨”，但終究不得蔡的溫文爾雅，可見推崇蔡君謨不是沒有道理。或許他真是看到常人不能見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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