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博新展丨大備盛德——青銅時代的曾國與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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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精選鄂、曾兩國精品文物125件（套），其中一級文物占比66%，包括唯一經考古發掘的神面紋青銅器組“鄂侯四器”、展現曾國獨具特色編鐘文化的“曾侯鐘”、迄今年代最早的鳥蟲書實物“銅方壺”，以及代表曾鄂兩國青銅鑄造技術巔峰的“鄂仲方鼎”“錯金銅鑒缶”等青銅器物，展現中原禮制與江漢文化交融的青銅器藝術之美。大備盛德，揭秘青銅背后的王朝禮儀與曾鄂國榮衰。 "鄂侯四器"介紹: 昭昭周地，群邦畢起；迢迢涢水，迤邐而東。佇立在漢水東側的鄂國與曾國，是中國漫長歷史中的滄海一粟，它們與眾多星羅棋布的地區文化一起，如涓涓細流共同匯入中華文明的浩瀚江河。 現場看展:↓ 前言約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中國進入青銅時代，中華文明迎來重要轉折點。青銅的廣泛使用是這一時期最顯著的特征，商代青銅文明全面勃興，青銅器成為彰顯政治權力的象征；進入周代，禮樂制度日益成熟，青銅禮器作為這一制度的重要載體，自周建立伊始，便備受重視，中國青銅文化迎來興盛和繁榮。"紂時浮風遍于天下，維江漢之城先受文王之教化。"周初采取"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政策，長江中游的漢江流域作為周人經略南土的重要戰略支點，周王室在此地廣封諸侯國，這其中便包括位于漢江之東、涢水之畔的鄂國與曾國。鄂國作為"姞"姓的殷商舊族，帶著北方青銅文化的特點幾經遷徙；曾國作為"姬"姓的周室宗親，攜禮樂制度扎根漢東。兩國以器明禮，在中原地區青銅禮器制度、鑄造技術、器類特征的強烈影響下又基于自身的文化傳統和地域因素，進行創新，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青銅文化，是早期中國青銅文明華章中最生動的篇章之一，也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進程中奏響了金聲玉振的和音。器以載道，以物補史。關于鄂國與曾國，史料鮮有記載，但隨著考古資料的不斷豐富，它們的歷史面貌終被揭開。本次展覽精選鄂、曾兩國精品文物125件（套），以青銅器為載體，銘文作經緯，勾勒出鄂、曾二國歷史發展脈絡，帶領我們領略中原禮制與江漢文化交融的青銅器藝術之美，品味中國青銅時代禮樂文明孕育出的璀璨文化。 隨棗走廊今湖北隨州至棗陽一帶，有一個位于大洪山與桐柏山之間、西南﹣東北走向的狹長平原﹣-"隨棗走廊"，漢江最大的支流涢水，經此地流向江漢平原。它既是周人控制江漢地區的重要通道，周王朝沿此線分封了眾多的姬姓諸侯國，史稱"漢陽諸姬"；亦是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向漢東擴張的主要路線。隨棗走廊北接河南，南通江漢，為中原王朝南下前往長江流域獲取銅、錫資源的必經之路，是重要的銅礦資源運輸通道，史稱"金道錫行"。華夏文明早期氏族分封核心體系下衍生出黃帝十二姓，其分封地從最初的黃河流域中下游逐漸遷徙發展。"姬"姓的曾與"姞（ ji )"姓的鄂，在西周早期被分封于此，共同肩負著以藩屏周、鎮守南土的責任。曾、鄂兩個諸侯小國未見諸于史冊，卻伴隨著隨棗地區歷史的考古發現與研究，重新翻開了他們扼守于此的生動史實，精美豐富的吉金之器，更成為我國青銅時代煌煌史詩中躍動的音符。 鄂國篇在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長卷里，有一個近乎被遺忘的古國﹣﹣鄂國，它鮮見于史冊，長久不為人知。湖北省隨州市安居羊子山西周墓的發現，使這個深藏漢東三千余年的諸侯國重現于世。殷商時期，鄂國活躍于黃河北岸；周初被封為異姓諸侯，駐守漢東這一南疆重地；西周晚期卻驟然消失于江淮一帶。這個跨越商周兩代的諸侯國，如何在歷史長河中浮沉？其與今湖北簡稱又有何淵源？史料對此并未有詳細記載，只能通過一些青銅器上的銘文與只言片語的文獻拼湊出零星的線索。直至羊子山西周墓中帶"鄂侯"銘文的青銅器破土而出，證實了西周早期，鄂國雄踞隨州的盛況。羊子山墓出土的青銅器造型精美，尤以四件神面紋酒器奪目，其鑄造水準之高，令人驚嘆。這些器物不僅代表了長江中游地區與中原地區禮樂文明的交流，也見證了隨棗地區商周青銅文化的發展高度，成為長江流域青銅文明中的璀璨光華。 鄂之源流今湖北省的簡稱"鄂"，溯其源流，與商周時期的古鄂國有所聯系。考諸典籍，"姞"姓鄂國肇基于商，至紂王時，其侯已位列三公，顯赫一時。周初，鄂國因滅商有功而得封，由北地徙居至今湖北隨州一帶，自此肩負屏藩周之南土的重任，周鄂互為姻親，交誼深厚。然而至西周晚期，鄂侯舉兵叛周，終致周天子頒下"勿遺壽幼"的嚴命，宗廟傾覆于王師鐵騎，鄂國遺民隨之北遷至今河南南陽，戰國時最終湮滅于楚地烽煙。但"鄂"之地名自青銅銘文鑄刻之時起便在時光中承續變遷，最終成為江漢沃野的冠名之稱。 徽記銘文族徽與日名盛行于商代，是商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記名方式，族徽是商人刻在青銅器上的族氏名稱，由一個或者幾個文字、象形符號組成。至西周早期仍占有一定數量，之后便趨于消亡，是反映商文化興衰及其與周文化融合的重要文化標志之一。 日名商周時期，王室成員及貴族常用天干（甲、乙、丙、丁等十個文字符號）形成人名，被稱為"日名"，是與祭祀、宗法制度密切相關的命名方式。 鄂稱由來西周晚期，鄂國遺民北遷至今河南南陽一帶，后在戰國時期被楚人滅國，但地名"鄂"卻得已保留。楚國敗于垂沙，鄂君再次東遷至今湖北鄂州一帶。秦行郡縣制，在南陽與鄂州分別置東、西鄂縣，之后鄂地不時有變化。開皇九年（589年），隋煬帝設鄂州下轄江夏、武昌二郡，"鄂"名得以穩定，并在之后的歷史時期里發展為今天湖北省的簡稱"鄂"。 鄂侯獸面紋鼎使用"三層花"工藝。這是青銅時代最為復雜的工藝之一，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三層花"的紋樣以主紋、地紋和裝飾紋構成，淺浮雕的主紋粗狂有力，陰刻減地的地紋細膩精致，裝飾紋則以細陰線勾勒主紋細部特征，是立體精致層次分明的獨特紋飾。 獸面紋又稱饕餮紋，它融合牛、虎、鹿等動物的特征，形成以雙目、角冠、獠牙等要素構成的對稱獸面。是中國青銅藝術中最具代表性的紋飾體系，奠定了諸多紋樣的構成法則。 神面之輝商周之際，中國青銅器藝術迎來首個創作高峰，器型趨于多樣、紋飾漸顯繁縟、工藝更臻精微。西周時期，周王朝國力強盛，鄂國等諸侯國所鑄器物受周文化的浸潤，但他們卻融入地域和自身文化，創造出別具風貌的青銅藝術。其中鄂國青銅器群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一組器型奇崛莊重、紋飾復雜精妙的"神面紋"酒器，瑰奇的風格在中國青銅禮器中獨樹一幟。所謂的“鄂侯四器”。 此組禮器出土于湖北隨州羊子山墓，由兩件鹵，一件尊和一件方罍組成，因罍銘有"鄂侯"二字，它們被合稱為"鄂侯四器"。卣、尊、罍是長江中游江漢地區西周典型的酒器組合，這套酒禮器的裝飾紋樣尤為獨特，為較罕見的三層立體花紋的"神面紋"，整體構圖與商周流行的獸面紋相似，但眼瞼結構則是典型的人目形狀，因此不見獸面紋的獰厲威嚴，而呈現莊重親和之感。"鄂侯四器"是目前唯一一組經考古發掘出土的神面紋青銅器組，是鄂國青銅文化最獨特而典型的代表。 龍紋又稱夔龍紋或夔紋，是青銅器傳統紋樣之一，在西周時期得到充分發展，大多被設計成以側面呈現的抽象化長身神獸形象。 曾國篇在距離隨州羊子山西周鄂侯墓約25公里的葉家山，另一段塵封已久的歷史被考古發掘徐徐揭開。上百座西周早期的曾國諸侯墓群，印證了曾、鄂兩國曾并立漢東，共同鎮守周之南土的史實。扼守隨棗走廊的曾國，綿延國祚七百年；既守銅錫資源，亦是南北文化融合的交流重地。曾國從西周初年開始，經歷了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政治嬗變，這種變化使得其文化面貌呈現出不同風采：組合有序的青銅禮器反映了"郁郁乎文"的周禮精髓；"五聲八音"的編鐘樂懸彰顯出獨特的曾國文化；錯金、鑲嵌等靈動華麗的工藝象征著曾式藝術的浪漫。隨著考古發現的不斷深入，華章重現，開啟了世人了解赫赫曾候的新篇章。 曾國是周代分封體系中的重要封國，為"漢陽諸姬"之一，承擔著經略南方疆域、監控淮夷部族以及保障銅錫資源運輸路線暢通的戰略職責。隨著周王室統治力量的衰退與楚國的強勢崛起，曾國的文化特征逐漸發生轉變。至戰國時期，曾國在政治上已附屬于楚國，其文化體系完全融入楚文化范疇。至戰國中期后，曾國逐漸消退在浩蕩的歷史長河中，而留存于隨棗走廊一帶豐厚的考古資料，成為如今認識曾國歷史及其受周代禮樂制度深刻影響的青銅文化的重要實證。 漢東大國曾為大《左傳》記載："漢東之國，隨為大"（隨是曾國的另一稱謂）。曾國為"漢陽諸姬"中實力最為雄厚者，國力昌盛，深受周王室重視。進入西周中期，其疆域從涢河一帶擴大至滾河附近。彼時，曾國仍屬于周文化體系，是周王朝抵抗淮夷的中堅力量。 左右楚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雒邑，建立東周，周王室日漸式微，其中楚國不斷東擴，曾國的勢力范圍由漳河、滾河流域退回至涢水中游的隨州一帶，并最終臣服于楚國，完成了由"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歷史轉變。這一階段的曾國青銅器也逐漸褪去周文化的烙印，開始融入楚文化體系。 藏禮于器周代繼承并發展了殷商禮制，并在嚴格執行中構建起一套嚴密的禮器等級體系，禮器形制、數量和組合方式等與身份嚴格對應。這一制度不僅體現在鼎、簋、鐘等禮樂器的規制上，更通過規范化的禮儀流程，將抽象的等級觀念具象化為"鐘鳴鼎食"的儀式空間，使禮制成為可感知、可操作的社會規范。曾國出土的青銅器群在遵循周禮的同時，又展現出地域特色，反映了周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念與地方文化的交融。這種以器物承載禮制的治理智慧，不僅鞏固了周王室的統治，更奠定了中國傳統禮樂文明的基礎。 盥禮作備"奉匜沃盥"是中國古代在祭祀典禮之前的重要禮儀，沃盥，即洗手，以盉或匝澆水于手，盤則用來承接棄水。周早期，曾國貴族盛行用盉、盤當水器；西周晚期出現匝，并逐漸取代盉，與盤搭配，成為固定組合。東周時期諸侯國的盥洗器除了流行盤、匜之外，還盛行一種口部較小的鼎，多自名為"湯鼎"。 賓客響醴飲酒是周代禮樂制度中不可或缺的步驟，貫穿于祭祀、宴饗、外交、社交等場合。區別于殷商的"酒以成歡樂"，周人更注重"酒于成禮"，既體現等級秩序，又承載倫理教化功能。"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西漢】戴圣《禮記·玉藻》"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西漢】戴圣《禮記·禮器》 殷商遺風《論語·為政》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指出夏商周三代禮儀的傳承關系。葉家山墓地出土酒器數量較多，有爵、觚、觶、斝、尊、卣、罍、斗等，最基本的組合為爵觶。在等級較高的貴族墓葬中還出土了觥，反映了西周早期酒器受商代的影響。 尊卣組合出現于商，但同紋飾、同銘文的配置則多見于周。葉家山27號墓、65號墓出土銘文、紋飾一致的尊點組合，其器表銹色一致，反映出，入葬時作為組合埋葬的方式，這樣的尊卣組合同見于如河南省平頂山市應國墓地、寶雞戴家灣等周文化腹地，是周文化對商文化的傳承和變革。 吉金之美曾國青銅器是青銅時代的璀璨明珠。葉家山曾國墓青銅器代表了商周之際此地的第一個發展高峰，而擂鼓墩曾侯乙墓青銅器則是春秋戰國之際第二個高峰的典型代表。此期的曾國青銅器分鑄、焊接技術成熟，錯金銀、鑲嵌等裝飾技藝精湛，制作的青銅器堪稱美輪美奐。 至繁至美范鑄技術發展到東周時期，原有單一的范鑄技術轉變為綜合使用混鑄、分鑄工藝，從而具備了制作造型復雜器物的鑄造技術與工藝。以曾侯乙尊盤為代表的繁復鏤空青銅器就是此期曾國青銅藝的典型代表。鏤空的結構特點成為其最具標識性的審美與成就。 鳴樂奏禮西周各種禮儀活動中常有配樂，不同身份等級、不同場合、不同時節的用樂制度也有嚴格規定。《周禮·春官》中將樂器分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種、稱為"八音"，是最早的樂器分類法之一。"八音"之中，曾國尤為重視編鐘。【八音分類及代表性樂器】?金?: 金屬制樂器，如鐘、镈、鐃。?????石?: 石制樂器，以磬為代表，包括編磬。??土?: 陶制樂器，如塤、缶。???革?: 皮革制鼓類，包括鼗鼓、建鼓等。???絲?: 弦樂器，如琴、瑟、箏。?????木?: 木制打擊樂器，以柷、敔為主。???匏?: 葫蘆制樂器，如笙、竽。?????竹?: 竹制管樂器，包括簫、笛、箎等。??（①鼗táo鼓: 長柄的搖鼓，俗叫撥浪鼓。②柷敔zhù yǔ: 奏樂開始時擊柷，終止時敲敔。一說二者同用以和樂，不分終始） 樂懸制度樂懸制度是鐘、磬等打擊樂器的陳設規制，是周代禮樂文明的重要內容，其本質是通過音樂禮儀的規范，彰顯"尊卑有序"的等級制度。"樂懸"得名于樂器的懸掛排列形式。曾國出土編鐘數量較多，種類豐富，音調完備，勾勒出周代樂懸發展的完整輪廓。"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周禮·春官·小胥》 鐘屬于擊奏體鳴樂器，主要用于國君的祭祀、宴饗等禮儀，是我國古代王權的象征。大多是以大小及音階不同的若干件排列成組，稱編鐘。常見的編鐘有镈（ bo ）鐘、甬鐘和鈕鐘等，因出現時間、使用方法不同而在形體上有較大區別。镈鐘是一種有懸鈕、平口、擊奏體鳴的大型樂器，相較于鐘和鈕鐘，镈鐘形體較大。甬鐘的上部鑄有長筒形的鐘柄的懸掛部件，稱為"甬"，故稱甬鐘。鈕鐘則因懸掛部件為"鈕"而得名。鈕鐘的出現也晚于甬鐘和镈鐘。鈕鐘和甬鐘的主要區別在懸掛的部位。 車馬為儀車馬禮儀指的是根據使用場合和身份地位的不同所產生的一種禮儀制度。兩周時期，不同等級的人，所使用的車馬也不盡相同，一般情況下，地位越高，使用的車馬也就越豪華，可使用的種類和數量也就越多。曾國墓地出土了數量龐大的車馬器，體現了曾國雄厚的國力與先進的制備技術。 大美同琢隨棗走廊是橫亙于桐柏山與大洪山之間的戰略通道，既是銅錫資源自長江礦區北輸中原的要道，也是多元文明交匯的熔爐。扼守于此的曾國可能在西周早期就擁有了獨立的鑄銅作坊，并在數百年的發展中鑄就了輝煌燦爛的青銅文化。技術與工藝的交流和不斷更新使得曾國青銅器在中國青銅鑄造史與藝術上均占具重要地位。吉金作器，禮制與生活意趣同輝，寫實與抽象共生，見證了中國青銅時代技術巔峰與跨地域文化互鑒的歷史篇章。 錯金嵌彩在青銅器上使用鑲嵌工藝始于夏商，盛于東周。該工藝是在鑄造好的青銅器表面，據事先留出的紋樣空槽嵌入金銀、紅銅、綠松石等材料，再將表面磨錯平整，利用它們與青銅不同的材料色彩，凸顯紋飾與銘文結構特點，產鮮明華麗的裝飾效果。曾國青銅器上的錯金銀、嵌綠松石等紋飾受楚文化影響十分精美。 飪食禮器除鼎、簋外，曾國墓地出土的食器類青銅禮器也很豐富，烹飪器有鬲、甗( yan )，盛食器有敦、簠（ fu )、豆、鋪等。其中升鼎、鬲、簋等器物的組合與楚國青銅禮器相似。 犧牲用享《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是周代社會生活的頭等大事。周人重食，在食器種類、使用等級上有著嚴格的規定，這些盛放、烹煮食物的器具，也是周代青銅禮器的核心組成部分。 鼎簋之制鼎和簋分別盛置牲肉和黍稷。由此發展出的列鼎制度是周代的一種禮制等級制度。它是造型、紋飾、銘文完全相同但形體大小依次遞減的鼎簋組合，鼎的數量為奇數，簋的數量為偶數，使用時按照大小次序有規律地陳列，并按等級供獻不同種類的食物。 鼎是"明貴賤、辨等列"的標志，有圓鼎、方鼎等不同造型。商周時期，方鼎往往出土于等級很高的墓葬中，是權力與身份的象征。著名的后母戊鼎便是迄今體積最大、最重的方鼎。 目前學界公認，1966年在湖北棗陽蘇家壟曾國墓地所出土的"九鼎八簋"，是通過考古發掘出土的最早的周代最高等級青銅列鼎列簋組合。 曾國與周邊國家的交流曾國所處的地理位置通衢廣陌、四通八達，不僅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其與周邊各諸侯國也有著密切的交往，不僅與楚、鄧、衛有通婚交流，與黃、陳、宋、唐等國亦往來頻繁。 金道通衢隨棗走廊地處交道咽喉，南北通衢，是商周南北文化交融的樞紐。立國于這一獨特地理位置的曾國，既接受了中原禮制文明，同時也深受江漢楚地風物人情的滋養，甚至與巴蜀也交往頗繁。從西周到戰國，隨棗走廊的青銅之路不僅輸送銅錫資源，更催生出禮器形制多元、紋飾兼容并蓄的"曾國氣象"，繪就了早期文明區域互動、共生共榮的鮮活圖景。 結語昭昭周地，群邦畢起；迢迢涢水，迤邐而東。佇立在漢水東側的鄂國與曾國，為周代眾多諸侯國中的一蕞小國，它們獨具特色的青銅藝術，并非僅為小邦造物的巧思，而是在早期中國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背景下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時代里，充分汲取中原文化的養分，再基于自身文化創造而成。九鼎之成，非一金之工；文明之光，豈獨大國之輝。曾國與鄂國的青銅文化，是這一時期文化交融與發展的見證。"六合同風，九州共體"，鄂國與曾國，是中華文明漫長發展進程中的滄海一粟，而正是它們與其他星布于華夏大地的文化一起如涓流入海，匯入中華文明的浩蕩長河，成為兼收并蓄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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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博新展丨大備盛德——青銅時代的曾國與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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