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中篇）

《軍魂永鑄》公眾號

作者:周林軍編輯:韓水霖 （接上篇） 父親生平好友，結交廣泛，真誠助人。“文革”初期，打砸搶抄，造反盛行，武斗奪權、天下大亂。各級黨委和政府機構癱瘓，失去效能。1967年3月，中央軍委頒布“三支兩軍”決定，先后約有280萬軍人被抽調出來參與地方管理。對穩定政局、穩定社會，穩定生產，穩定秩序和穩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 也就是在那時，父親等一批軍隊干部，緊急奉調參與三支兩軍。父親先后出任過建工部七局軍管會主任、蘭州市委、天水地委主要領導職務。 1967年，父親奉調參加“三支兩軍”，曾任蘭州市委第二書記、革委會第一副主任 在文革那個動亂年代里，父親除了履行上級交辦的任務和職責，竭力穩定局勢外，也利用職務便利，力所能及地保護和幫助了一些老戰友、老干部和社會賢達。 譬如父親當年在八路軍120師戰斗劇社的老戰友，曾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協副秘書長的劉西林 —— 膾炙人口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歌曲的作者，著名導演 —— 曾經執導過《南征北戰》《鋼鐵戰士》《停戰以后》《萬水千山》《上海姑娘》《西安事變》等電影的成蔭等人，在“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受到沖擊，就連家屬和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連。他們在逆境中向父親求助，父親當即批條子，或把他們的子女送到父親的老部隊當兵，或用其他方式寄予幫助。 1976年，我在重慶四川外語學院英語系讀書。已經恢復工作的劉西林伯伯得知后，為了感謝父親的患難之助，幾次寫信給他在重慶的老戰友，請他們對我關照。 1981年，成蔭伯伯在西安執導拍攝電影《西安事變》期間，特意抽空來蘭州看望父親。 “老周，你的幾個孩子中有沒有想搞演藝的，或許我可以幫點小忙。” 飯桌上，即將出任北京電影學院院長的成蔭問父親。 聽得出，他想投桃報李，感謝父親當年的相助。“我的幾個孩子都沒有什么文藝細胞。這個二兒子模樣還周正，不過他現在是蘭州大學的英語研究生。”父親回答說。 “哦，研究生呀，那很好了，鳳毛麟角。不像我們這個行業，政治運動一來就折騰。”成蔭伯伯看了我一眼。 再如甘肅的著名老中醫、文學家和書畫家，號稱“甘肅中醫第一人”和“隴上板橋”，曾連續擔任三屆省政協委員的裴慎先生，就是父親的終身摯友。 裴老先生出身中醫世家。1957年“反右”中身陷囹圄，判刑4年。“文革”中又被關入“牛棚”。 1971年，父親以省軍區副政委兼天水軍分區政委的身份，出任天水地委第一書記，地區革委會主任。次年，身處極度困境的裴老先生向素未平生的父親上書，懇言求助。父親很同情他的遭遇，協調省有關部門，次年將他調入省勞改局醫院從事醫務工作。裴老先生非常感激，兩人自此成為摯友。 父親的摯友——著名老中醫、書法家、畫家裴慎先生 1975年10月，父親突發重疾。裴老先生聞訊后從蘭州趕往天水，開方煎藥，日夜守護，直到父親基本痊愈后返回蘭州。 1981年的某天，我與幾個朋友在后院小毛家的葡萄架下打撲克。忽聽前院一陣嘈雜。過去一看，我家門口停了一輛面包車，旁邊圍了一大群看熱鬧的人。進屋后看見一個膀大腰圓的高個子壯漢——著名的籃球隊員穆鐵柱，正在與父親聊天。 “周政委，冒然打擾你。我父親患病已久。據說您與老中醫裴慎先生很熟。所以特意把父親從山東帶到蘭州，煩請您給我引薦一下。”穆鐵柱坐著說道。家里那個還算寬大的沙發，在他的那鐵塔似的身體下似乎變小了，顯得狹窄。 父親自然滿口應承。 “如果與這個亞洲第一巨人合個影，那風頭就出大了。”我急忙跑回房間拿照相機，找膠卷。忙活一陣后出來一看，他們已經沒了蹤影…… 與現在的年輕人一樣，父親也喜歡品質的生活。1963年，父親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學院特供師級以上學員一批小巧精致、便攜的日產拉桿式雙波段收音機，價格不菲。父親買了一臺。 “花一個多月的工資就買這么個小玩意？”母親有點心疼。 父親不以為然。在家、坐車、外出開會、下部隊、下鄉，出差，這個小收音機總是形影不離，一直陪伴了20余年。 80年代中期，我家搬到了干休所。父親還是依照以往的軍旅習慣，早上六點半起床，然后洗漱、下樓、吃早飯、看報。那個小收音機放在樓梯旁的小桌上，音量開得很大。 我住的房間靠近樓梯。每天早上7點，睡夢總被“現在是中央廣播電臺新聞節目……”的聲音吵醒，心里太煩了。 “這個該死的收音機，20多年了，怎么還沒有壞？”我心里不止一次地詛咒。 那年父親從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回來，給家里每個人買了禮物。給母親的是漂亮衣料。還買了三本書——《春秋故事》《戰國故事》和《西漢故事》，哥哥、姐姐和我每人一本。另外還給弟弟和我買了一個紅黃兩色，很時尚的橡皮游泳圈。使我倆在小伙伴中賺足了眼球。 1964年，全家和小姨在臨夏蝴蝶樓合影 　　“文革”后期全家搬到蘭州，父親買了一輛處理的，六、七成新的“三槍”牌自行車，說是要在閑暇時與母親一道在濱河路騎車兜風。但他這個愿望終究沒有實現，那輛車成了我上學、放學和到處游蕩的專用“座駕”。 由于家里花錢缺乏計劃性，吃、穿、用度較大。加上每月給父親老家寄錢，貼補上大學的小姨，請保姆，以及隔三差五戰友或朋友來家里吃飯，父母的工資經常捉襟見肘，用現在的話講，屬于“月光”一族。記憶深刻的是，臨近月底，父親常把管理科長找來，要求預支下月工資。 “我和你爸爸根本就沒打算存錢。工資盡量用來保證家里的吃穿用度，讓你們營養充足，健康和愉快地成長。”母親對我們說，“你們幾個是我們最大的財富。” 母親此言不虛。父親拿的是“高干”薪酬，加上母親的工資，在一般人眼里，至少也應該有不少存款。但事實恰恰相反。 1970年代中期，省外貿局進口了一批20英寸彩色電視機，特價每臺1200元，省委辦公廳和省外貿局表示可以幫父親弄一臺。 父親婉言謝絕了。話說不出口。當時家里的存折上沒那么多錢！ “我覺得彩電不一定好，黑白電視看著就可以了。”父親對前來要求父親幫助買彩電的莫耶阿姨說。 “我爸是最富‘阿Q’精神的人，也是‘高干’堆里最樂觀的貧農。”我在姚樹蔭叔叔的二兒子 —— 小毛面前大發牢騷。 1979年，家里終于添置了一臺彩電，價格是2600元。 1996年春節，我從重慶回蘭州探望父母。買了一臺43英寸的海爾彩電，換掉了那臺1979年的彩電…… 2003年春節，記不得那是我第幾次回蘭州探親。父親已經從干休所搬到了弟弟給他買的新居里。我注意到，家里換了一臺更大尺寸的平板式彩電。 “沙沙，這些年上邊對你爸這些軍級離休老紅軍很照顧，配了專車和專職司機。你爸每月的離休工資有兩萬多，每年還增發兩個月的工資。加上我的離休工資，根本花不完。你們以后不要給我們買東西了。自己也存點錢。”母親叮嚀我。 父母存折上的錢在增加！但他們老了，花不動了…… 至今我依然記著媽媽當年的話 —— “讓你們營養充足，健康和愉快地成長。你們幾個是我們最大財富”…… 如同那個年代的其他多數老干部一樣，父親嚴于律己，為官清廉，在我記憶中，有兩件事印象深刻。 第一次是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經濟困難時期。即便我們這類所謂“高干”家庭，也時常糧食不夠吃。那時我家住在騎兵師西營房（臨夏北塬）。為了填補糧食虧空，一日，姥爺領著6歲的我和4歲的弟弟在屋前的一塊地里種土豆。姥爺用鐵鍬翻土挖坑，我和弟弟把切成小塊的種子扔進坑里。 這一情景被路過的警衛連長看到了。也許對首長岳父和兩個年幼孩子的費力勞作起了惻隱之心，當即叫來幾個戰士幫忙。三下五除二就種完了。姥爺千恩萬謝地把他們請進家，倒水、沏茶…… 父親知道后，主動在師黨委會上做了兩次書面檢查，事由是：無償使用戰士為自己家干私活…… 第二次是在1968年，父親擔任蘭州市委第二書記和蘭州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兼任蘭州軍分區和蘭州警備區政委，但主要精力和時間還是在蘭州市。 來到蘭州首先要解決住房。市委大樓右側有一棟現成的別墅，據說是原市委某位白姓領導的的官邸，屋里有一條長廊，長廊兩邊是客廳、臥室、飯廳、廚房。盥洗間里抽水馬桶、澡盆、洗漱設施一應俱全。 大家都以為我家會搬進這棟別墅。但父親拒絕了總務科的安排。道理很簡單：新市革委會的負責人，必須嚴于律己，清廉守正，怎么可能去住舊市委官僚的官邸？ 不住市委，那就只能住軍分區了。軍分區只好臨時騰出四間辦公用房。讓我家搬了進去。 新家的條件甚至不如蝴蝶樓南院。母親和我們大失所望。一間房子做了父母的臥室；隔壁一間客臥兩用—— 里面擺了兩個沙發和哥哥的單人床；再一間里擺了姐姐的單人床和我和弟弟共用的大床，第四間用作廚房和餐廳。沒有灶臺，以一個鐵皮爐子代替。 屋前有一塊狹窄的空地，權且作為院子，公用廁所距離我家倒不遠，建在西邊的一個高臺上，要爬30多個臺階，里面有幾個蹲坑。我當時戲謔地把上廁所稱作“上西天”。 每天”上西天“出恭時，憑高可見市委大院里的那棟別墅。想起那里的漂亮盥洗間和白色抽水馬桶，我心里的怨氣就不打一處來。 “老爸有點忒過了！自己以身作責，清廉垂范，也就罷了。還要拉上全家給他當配角，害得我每天都要到這個腌臜地方來出恭……”我蹲在廁所里想，想著，想著，愈發覺得這里的味道臭不可聞了…… 軍分區為我家擠出四間辦公用房，也只是權宜之計。父親最終同意搬回市委院中。 不料搬家時又出了幺蛾子。父親執意只要兩間房子。東西搬進去后，屋子了塞得滿登登的。姐姐和哥哥的單人床放不進去，我和弟弟臥室的空間里增加了廚房和餐廳功能。父母也不能獨善其身——他倆的臥室里塞進了沙發、茶幾、母親的縫紉機、衣柜、箱子、父親的辦公桌等。收拾完畢后，人在房間走動時，要善于拐彎抹角。 “周政委，這也太擠了。 ”總務科的一個女同志不安地搓著手。 “這樣挺好，挺好…… ”父親有點尷尬。 “好個屁！”母親終于忍不住了，發起了牢騷，“沒有廚房，可以不做飯，去市委食堂吃。林春和林萍星期天回來怎么辦？難不成一個大小伙子和一個大姑娘，回家來與兩個弟弟擠在一張床上？要不然去樓上你的辦公室睡？” 還是母親厲害。過了幾天，又給我家騰出了隔壁的兩間房。 1961年全家在甘肅臨夏合影 父親對自己的兒女采用的是“普適政策”+“特殊政策”。“普適政策”很好理解，即都是自己的兒女，一視同仁。“特殊政策”則是根據每個人的特點，區別對待，因人施教：對待哥哥（林春），家中長子，要求嚴格；對待姐姐（林萍），唯一女孩，和藹耐心；對待我（沙沙），聰明頑皮，不敢放縱；對待弟弟（躍躍），家中幼子，恩威并施。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經常當著朋友這樣評論他的三個兒子。“ 林春一打就跑；沙沙打死不告饒，躍躍沒打就告饒。” 1968年10月，哥哥畢業分配到蘭州鋁廠。他是家中長子，是家里第一個走向社會的孩子。首當其沖地成了父親嚴格施教的對象。在父親的“特意關照”下，哥哥被分配到廠里的電解車間做學徒工。 1968年，在蘭州鋁廠電解車間做學徒工的哥哥 電解工是鋁廠里最差的工種。車間勞動強度大、工作條件差，污染嚴重，大家都不愿意去那里工作。 “周林春，你父親不是市委領導嗎？怎么會讓你到這里？”哥哥的師傅和車間的工友們不解地問。 哥哥不理解父親的用心，星期天回來哭喪著臉，坐在沙發上生悶氣。 “電解車間外面的樹都快死光了，樹葉顏色是黃的……”，飯桌上，哥哥拐彎抹角，旁敲側擊。 “好好吃你的飯。”父親不為所動，板著臉。 我也領教過父親的嚴格管教。我1969年12月20日（差6天滿14歲）參軍。原在蘭州軍區某局機關從事技術工作。由于年紀小，懵懂少年，吵架頂嘴，調皮搗蛋，情緒沖動下甚至推打了科室領導，頗有“頑名”。父親隨后將我指名“罰配”到條件艱苦的基層連隊“磨練”。 “我知道你的志向不在軍隊，一直想上大學。但在連隊磨練好和以實際行動入黨前，別奢望以后的事。”我下連隊前，父親這般告誡我。 事已至此，人已至此，話已至此，我只能橫下心，乖乖接受“磨練”…… 1969年12月參軍時與父母、哥哥、姐姐和小姨合影 1974年弟弟高中畢業。時任天水地委第一書記的父親，或許出于領導干部的覺悟，或出于磨煉愛子的考慮，執意讓本該留在城里和身邊的弟弟去農村“插隊”，當了一名知識青年。 弟弟周林彬(1974年，天水) 記得我和哥哥曾去甘肅徽縣看望插隊的弟弟。弟弟長高了，瘦了，身上的衣服臟兮兮的，頭發有段時間沒修剪，頗有點落魄公子的樣子。好在我和哥哥已有了心理準備。 兄弟見面有許多話說。弟弟滔滔不絕地講述知青點的情況，包括日子的艱辛，勞動的艱苦，生活的不易、飯食的清寡……對于我和哥哥 —— 在野戰部隊中經歷過摸爬滾打的戰士來說，雖有同感，卻也司空見慣，見怪不怪。 弟弟卻是談興正濃…… 1972年，三兄弟在天水合影 與多數軍人一樣，父親的煙癮很大。酒量也不小。曾以80歲的高齡與前來祝壽的戰友和親朋逐桌碰杯，豪飲20余杯。 也許過去在蒙、綏、晉、甘、青、陜等地長期作戰和生活的緣故，父親這個所謂的南方人在飲食習慣已經完全西北化了。譬如“莜面”就是父親的最愛之一。周末或節假日，常有一些老戰友到家里來搓莜面窩窩，上籠蒸好后，蘸上羊肉臊子、醋和油辣椒調制的湯汁，再配上幾碟小菜，一面喝酒，一面聊天。這時候父親一改平日的嚴肅表情，談笑風生。 父親性格耿直，軍人作風，原則性強。因此在工作中免不了得罪一些人。父親兼任天水地委第一書記時，第二書記是Z，也是一個資深老干部，與父親的私人和工作關系一度很好。 父親75年重病后康復，重新主持地委工作。其間因某件事在地區常委會上嚴厲批評了Z書記，后者不服，相互拍了桌子。省委對此進行了調查和干預。不久，Z被調往慶陽地委任第三書記。由此埋下了父親后來“挨整”的一個伏筆。 1977年，時任蘭州軍區和甘肅省委主要負責人突然落馬，繼而牽連了包括父親在內的一大批軍內外下屬干部。某些人乘機重提當年舊事，指責父親“迫害老干部”。 “他是老干部，難道我就不是老干部？”父親很是氣惱。 由于當時天水的某些人鬧得厲害，省軍區讓父親回天水做一些解釋工作。記得那是在1978年春節過后，我當時擔心父親的安全，堅持要隨行。父親搖搖頭說：“你的性格太剛，不合適，小龔跟我去就行了。” 小龔是父親的警衛員，四川人，年齡與我差不多。個子不高，很機靈、活潑和勤快，頗得父親喜歡。他還會做四川臘味，給五花肉上抹上鹽、辣椒和花椒，進行腌制，然后在小樓后院的墻角架幾塊磚，放上柏樹枝，點火熏烤，穿繩晾曬，美味即成。 “家里后院里的那幾只小公雞，閹了再養，肉才好吃。”小龔有次煞有介事地對母親建議。結果是，那幾只可憐的小公雞，身上流著血，有氣無力地躺在地上，嘴一張一張地，欲叫無聲。 “這下好了，它們成了雞太監了，再也不能與那幾個母雞亂搞男女關系了。”我打趣他。 “沙沙，你的言語太好笑啰。”小龔樂不可支。 父親回到天水后，被安排住在地委招待所。頭一天還算平穩，對方提了很多問題，父親一一作答。對于有些不符合事實的，作了解釋和反駁。 次日下午，會議開始不久，從臺下突然沖上來幾個人，嘴里喊著“周昌舉必須低頭認罪”，開始揪扯父親的帽徽和領章，并試圖擰父親的胳膊和摁父親的頭。守候在臺側帷幕后的小龔立即沖了出來。 “你們要干啥子？”小龔說，出手推打了為首的人。 這下子會場秩序亂了，主持人宣布散會。 父親回到蘭州后，我特意向小龔致謝。 “沒得啥子滴，到警衛排第一天，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保護首長……”依然是那口地道的四川腔。 父親回來后告訴我，他離開天水的前一天晚上，一些當年的同事和下屬前來看望。其中包括跟隨了父親多年的司機——陳師傅。陳師傅進屋后給父親點了一支煙，拉著父親的手，聲淚俱下。 “您在天水沒日沒夜地工作，差點把命扔在這里。我跟著您跑遍了天水100多個公社和村鎮。您來的頭兩年里，經我的手就報廢了兩輛卡斯69（軍用吉普）。現在他們這樣對待你，天理何在？” 臨別時，陳師傅憤憤地又說了兩遍：“天理何在？”。 天水合影（1975）：自左至右：母親、陳師父、父親、我、弟弟、警衛員小高、姥爺 　　 1987年，我當時任省計經委外經處副處長兼省機電出口辦副主任。單位領導讓我去天水長城公司檢查機電產品生產和出口情況。這是我十年后再次回到天水。 “周昌舉的兒子回來了，是省政府里的一個處長。”消息不脛而走。那幾日晚上，一些人到賓館里來看我。其中一些我認識，多是父親的老同事和朋友。他們來后，要我轉達對父親的問候。另有幾個卻從未謀面。 “你爸爸在天水的功績是公認的。我很佩服的。”一個50歲上下，自稱是行署工業局干部模樣的人，很親熱地對我說。 “我們現在的單位領導假公濟私、欺上瞞下，我與他們進行了堅決斗爭，請你回去后一定把這個情況向省政府領導反映一下……” 我感到尷尬，哭笑不得…… 1978年，對父親的“審查”進一步升級。我家搬出了軍區“首長樓”，遷入大院中的一所平房小院。 對父親的審查升級有一個起因，即在之前的一次軍區黨委會上，父親不經意地提及了他從北京政治學院學習回來，照例去向蘭州軍區那位主要領導報告，其間這位領導問及了省軍區的一些情況。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有人指責父親“未經省軍區常委會同意，擅自向某某打小報告”。 “他是大軍區和省委一把手，省軍區是下屬單位。上級向下級了解情況，我如實回答，這是組織規矩。怎么就成了打小報告？”父親反駁說。 在我的記憶中，1977年底至80年代初，是父親政治生命中的最低點。母親也因父親的問題受到牽連，被撤銷了蘭州市外貿局副局長職務，降為一般干部。盡管父母表面上沒有異常，但家里已經失去了往日的熱鬧和歡樂，氣氛沉悶和壓抑。 斷崖是山的挫折，卻也產生了瀑布。 父母也有值得欣慰的事。1979年，在父親被“停職審查”的至暗時期，我考上了蘭州大學英語專業研究生（“文革”后中國首批碩士研究生）。弟弟同年也考入了西北師范大學（畢業時又考上了吉林大學法律系研究生）。哥哥也因表現出色，后來也進入了石家莊陸軍高級步兵學校學習。 在“文革”剛結束不久，父親政治落難的那幾年，家里的三個兒子，兩個研究生，一個大學生，一時間成了大院里的頭條新聞。也給身處逆境的父母帶來很大的寬慰。 隨著時間的流逝，問題逐漸澄清，對父親的“審查”隨之松懈。許多人也開始為父親鳴不平，比如時任甘肅省軍區副司令員朱生達。朱是1955年解放軍首批授銜的“開國將軍”，曾任青海省軍區司令員。“文革”初期因“青銅峽事件”受到嚴重沖擊，被撤銷職務，強制下放農場監視勞動，之后被降職為甘肅省軍區副司令員。由于有過“挨整”的經歷且同為紅二方面軍戰友，他對父親頗為同情。 “周昌舉是個紅小鬼。當時執行的是上級指示。”朱為父親抱不平外，還聯絡了紅二方面軍的另一些戰友，一起為父親說話。 “周昌舉說你年紀大了，不要太勞累，有些瑣事可以讓年輕同志來做，被說成是‘搶班奪權’。怎么樣？現在這一條可以去掉了吧？”在省軍區常委會上，朱生達直言當時省軍區的主要負責人。 據說那位領導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說：“算了，就這樣吧。” 與此同時，父親不停地上書申訴，父親的優勢是資格背景和清白歷史。記得有一天，負責父親專案的人來到家里，給父親看了他們草擬的審查結論：“犯有執行錯誤”。父親當即拒絕簽字。 “執行錯誤？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那時誰知道是錯誤？”父親非常生氣。那人討了無趣，訕訕離開了。 我勸父親差不多就算了，早點結束這種煩人的局面。 “這關乎我的政治生命！你不要亂插嘴。”父親板著臉訓斥我。 審查后期階段，家里逐漸恢復了輕松和熱鬧。青海省軍區原司令員張江霖伯伯、甘肅省軍區原副司令員胡定發伯伯和蘭州鐵路局原局長趙滔伯伯與父親組成了麻將“四人幫”，每星期輪流去各家打牌，當晚的酒飯自然也就由本家做東。 1982年10月，我拿著“碩士”學位證書興沖沖回家，恰值他們麻局結束，準備吃飯。 “很不錯，給我們這些老家伙爭了光，丘八家里出了秀才。”張伯伯舉起酒杯，向我祝賀。 “這個相當于過去的進士。”胡伯伯接著說。 “不對，相當于舉人。”趙伯伯糾正。 父親坐在那里抿酒，看上去很是開心。 時隔不久，我與父親發生了一次爭執。我生氣地沖他喊：“你就這么不待見我這個兒子嗎？高興時拿著我的學位證書給人看，說給你爭了光，不高興時罵我是不肖子孫。” “一碼歸一碼，你少給我東拉西扯。”父親回答。 1982年，經過五年多的“審查”，問題不了了之。父親終于解脫，恢復原有待遇，改任省軍區顧問。父親解脫后，戰友、同事和下級們頻繁來訪。客廳和餐廳里又有了以往的笑聲。歡聚結束，戰友們離去后，父親有時會陷入獨自沉悶。我們知道，與老戰友，特別是那些原騎二師的同事和戰友的會面，總會觸動父親內心的一個隱痛 —— X叔叔。 X叔叔是父親的老戰友。父親擔任團長時，他是參謀長。父親擔任副師長時，他是參謀長。父親擔任師政委時，他是副師長。父親調任省軍區副政委后，他擔任了師長。哥哥、姐姐、我和弟弟與X叔叔家的幾個孩子曾是發小和同學。 1967年，時任騎兵第二師政委的父親與師領導班子在臨夏蝴蝶樓前合影，前排從左至右：參謀長張世昌、副師長邢道山、師長張桂金、父親、后勤部長錢學義，后排左起：副政委黃世淵、政治部主任徐志亮、政治部副主任高俊杰。 1971年，父親以省軍區副政委兼任天水軍分區政委、黨委書記的身份，出任天水地委第一書記和地區革委會主任。X叔叔表示有意與父親繼續搭檔。父親自然沒有拒絕的道理。后來X叔叔奉調天水軍分區任司令員。兩個老戰友重新在一起，一個主政，一個主軍。 1977年下半年，隨著父親被“停職審查”，天水的某些人開始整肅父親“在天水的死黨”。由于父親已離開。那些留任天水，與父親以往走得較近的人，自然成了“池魚”。X叔叔在壓力之下，不得已說了一些違心的話。父親得知后很氣惱。兩個老戰友自此形同陌路。 1978年春節。我從學校回蘭州探家，順便在天水下車，去看望留在那里的弟弟。當我們路過軍分區首長宿舍樓時，我看見X叔叔獨自坐在門前臺階上，地下散落著許多煙蒂。他看見我后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張了張嘴，欲言又止，又坐了下去…… 當時我與省軍區副政委姚樹蔭叔叔的次子小毛是好朋友。后又結識了后院的李小明（X叔叔大女兒的丈夫）。我們三人，加上趙滔伯伯的兒子趙小建，自詡“橋牌四友”。由于時常通宵達旦打牌，小毛的妻子李小紅（小明的妹妹）氣得要死。 “什么‘橋牌四友’，我看就是‘夜半死（四）鬼’。”小紅氣哼哼地對我和小毛說。 “林軍，這都好幾年了，你老爸與莉萍她爸的那點事也該結了吧？岳父可是經常念叨你爸的。回去給你家老頭做做工作嘛。”一天打牌時，李小明鄭重其事地對我說。 我回家后告訴了父親，他聽后沒有吭氣，只是嘟囔了一句：“我又沒說不讓他來呀？” 看樣子，父親已經原諒了X叔叔，只是拉不下臉面。 后來有人告訴父親，說X叔叔重病臥床。父親也顧不得許多了，當即讓哥哥開車送他和母親趕去看望。據說X叔叔看見父親后非常激動。倆人關上門，在屋里談了很久…… 臨別時，X叔叔緊緊握著父親的手不愿松開，淚流滿面。母親和劉凌芳阿姨（X叔叔的夫人）等家人們如釋重負。多年的老戰友終于拋棄了心中芥蒂，重歸于好。 時隔不久，X叔叔溘然離去。 我覺得X叔叔離開時，心里應該是輕松的…… 幾十年過去了，回想起來，與歷次政治運動和“文革”中那些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相比，父親和我家受到的委屈，顯得微不足道。在這個國家歷經坎坷和磨礪的艱難前行中，有著不少偶然和必然。無論如何，父親和我的家庭還是幸運的！ 歷史，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的，恰如一個變幻的舞臺，作為登臺者，失意時的無奈和成功時的喝彩，如影隨形，相伴相隨。 這是我人生經歷中一個難以忘卻的片段。 作者簡介:周林軍，男，1955年12月出生。籍貫：湖北恩施宣恩縣。1969年12月入伍，先后服役于蘭州軍區情報局、步兵61師183團“夜老虎連”，1975年3月退役。學歷和履職：先后就讀于四川外國語大學、蘭州大學、波蘭華沙中央計劃統計大學、美國圣.瑪莉學院和西南政法大學，語言文學碩士，經濟法學博士。曾任重慶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巡視員兼重慶世界銀行貸款辦公室主任、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教授、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特聘顧問、四川外語學院客座教授、重慶工商大學客座教授、重慶城市水務發展理事會常務理事、世界銀行、亞洲銀行、金磚（新開發）銀行咨詢顧問，重慶生產力中心首席專家等。在英語學、語言學、翻譯學、經濟學和法學理論和實踐方面有相當造詣。著作及作品：《歐洲十二國公司法》（譯著）；《與美國人談判》（譯著）；《公用事業管制要論》（專著）；《經濟規律與法律》（專著）；《中國公用事業改革》（合著，第一作者）；《中國公用事業綠皮書》（主要作者）；《PPP項目風險控制》（第一作者）；《重慶2035：走向全球城市》（首席執筆）。曾在國內外著名刊物上發表過40余篇文章。 未完待續…… 筆耕不輟? ? 軍魂永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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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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