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王朝體系下的忠臣樣板（五）

吃牛的草

五 改革從來就是艱難的。 但改革最艱難的不是艱難本身，而艱難過后，還是失敗了。 最終，在逆勢抗爭中，改革派沒有出現逆轉的奇跡。在愈演愈烈的反對聲浪中，一個重量級人物站了出來，以一種意想不到的非常規手段，給了改革派致命一擊。這個人就是，夏竦。范仲淹、韓琦曾經的老上司，在范仲淹與韓琦擔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與夏元昊軍事對抗時，安撫使就是夏竦。有意思的是，范仲淹任副使還是夏竦保薦的，好水川之戰失利，韓琦先上書自劾，夏竦派人收拾宋軍尸體，在主將任福的衣裝中得到韓琦囑誡諸將的公文，上表稱好水川之役失敗責任不在韓琦。 按理說，這樣一個人，似乎是不應該成為改革派的對手反對派的終極BOSS。但在利益面前，一切改變都是有可能的。而夏竦跟改革派結下的梁子，其實在慶歷新政實施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慶歷三年三月，宋仁宗任命夏竦為樞密使。正當夏竦春風得意揚蹄急回京時，卻遭到御史們交相彈劾，歸結起來主要問題有：夏竦在陜西畏縮懦弱不肯盡力，每次議論邊事，只列陳大家的言論，到朝廷派敕使前來督促，才陳述十策；曾經出巡邊地，把侍婢安排在中軍帳下，幾乎導致軍隊叛變。更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條是：元昊曾懸賞得到夏竦首級者給錢三千，他為敵人輕視侮辱如此，現在又任用他，邊地將要解體了。一個連敵人都看不起的人，這樣人能擔當大任嗎？而四諫之一的余靖還來了個神補刀：夏竦屢次上表因病辭官，等到聽說召用，馬上兼程而疾馳。這樣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根本不能委以重任啊。 為了防止大臣專權或蒙蔽圣聽，王朝在制度設計上，賦予了諫官言官可直言上書的彈劾權力，無論你是當朝宰輔（樞密使）乃至皇帝本人，諫官言官都可以毫不留情地予以指責批評，甚至不用實錘就可以捕風捉影想當然。而諫官言官還以敢直言上書視作忠心耿耿引以為傲。于是，在王朝的體制下，諫官言官對一個人的風評，自然也在某種程度上左右或影響著著皇帝選人用人的標準。而夏竦被說的如此不堪，宋仁宗就是心再大再寬，也只好收回成命。有意思的是，宋仁宗還把這些彈劾的本子封好一并交給趕到京城赴任的夏竦觀看。擺明了說，不是我不想任命你，實在是因為大家都反對你。次月，詔命夏竦返歸蔡州，后改為亳州。 被貶往亳州的夏竦心情可想而知。除了巨大的失落以及恥辱痛楚，作為宦海沉浮多年的王朝重臣，他應該還會想到，在這激烈彈劾的背后，一定有某只黑手在背后操縱。出于利益考量，那除他之外，最有可能上樞密使位置的，就是最大的懷疑對象。作為清流領袖，范仲淹是有可能的，而取其而代之的杜衍，更是有可能。何況這些人經常同氣聲援，把持朝政輿論，著實讓人忍無可忍無須再忍。于是，除上疏自辯外，還順帶指責范仲淹、杜衍、歐陽修等拉朋結黨。當然，夏竦知道憑自己一面之詞力度不夠大力，于是通過自己曾當過“帝師”與皇宮建立的人脈指使皇帝非常看重的身邊人內侍宦官藍元震上疏說：當年歐、范、余、尹被逐出京師，蔡襄寫詩稱之為四賢；現在“四人得時，遂引蔡襄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遞相提攜，不過二、三年，布滿要路，則迷朝誤國，誰敢有言？ 至此始，夏竦與范仲淹等就成了相互死磕的死對頭。有些政敵是源于政見不同，但更普遍更核心的，往往卻是因為利益的爭端。而夏竦之所以要與范仲淹等死磕，大多還是因為后者的原因。畢竟，攻擊對手朋黨的作為，常是捕風捉影無實錘就給對手扣帽子，多有用心險惡的意思。 當然，夏竦固然有各種問題，但的確也沒有御史說的那么不堪，史書上稱：竦材術過人，急于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奸邪。也就是說，夏竦此人喜歡玩弄權術。但對于官場而言，玩弄權術屬于職業技能，夏竦能被宋仁宗屢次委以大任，也的確有其過人之處。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夏竦調任知襄州（今湖北襄樊）。這一年襄州發生大饑荒，百姓開始流亡，盜賊乘機偷竊。夏竦打開公廩，向災民放糧，同時又勸說全州的富人拿出余粟，共募集到十余萬斛，用來賑救災民。在夏竦積極努力下，全襄州度過饑荒者據說達四十六萬余人。巡按使姜遵將夏竦的事跡上書皇帝，皇帝賜書褒諭。民眾想到夏竦的恩惠，將皇帝所賜詔書刻成石碑，以示永志不忘。 夏竦知洪州時，“洪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夏竦了解情況后，加以取締，將洪州巫師 1900 余戶勒令改歸農業及攻習針灸方脈，收繳到的神像、符箓、神仗、魂巾、魄帽、鐘、角、刀、笏、沙羅11000余件，全部焚毀掉，并上疏要求下令嚴禁，以革妖風。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仁宗看了夏竦的奏疏后下詔“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絕之”。夏竦不僅在治理地方上有一套，在治理軍隊上也有一套，史載其治軍尤嚴，敢誅殺。嘗有龍騎卒戍邊郡，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時竦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 不過夏竦這種果斷殺伐的辦事作風，往往也是做事不擇手段的另類演繹。對于阻礙自己事業前途發展的人，夏竦從來不會客氣。對于改革派，夏竦同樣也不會客氣。 而讓改革派，特別是富弼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朋黨之爭中，一向表現低調慎微的自己居然成了改革派被突破的缺口。雖然說，富弼并不是直接突破口，但對富弼而言，這樣的突然，估計還是難以接受的。當終于明白夏竦使用陰謀把矛頭指向他時，估計沒有吐血三升，也是氣悶半暈了。 突破口直接源于富弼一個叫石介的朋友。石介與富弼年紀相仿，理論水平很高，是宋初理學家，進士出身，在國子監當過老師，門生眾多。按理說，這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在慶歷新政實施后，忽然腦子發熱，高呼“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寫賦《慶歷圣德頌》，贊革新派，貶保守派，指責反對革新的夏竦等人為大奸。而此文一出，朋友就對石介說：“子禍始于此矣！“而連范仲淹也被嚇得不輕，說：此人要壞我大事了。 這篇文章，無疑就是傳說中的捧殺。也就是這篇文章，嚴重刺激了夏竦的神經，逼得夏竦使出了陰招狠招。慶歷四年，夏竦特意培訓并指導自己的使女模仿石介筆跡，篡改了石介給富弼的一封信，其中將“行伊周之事”改為“行伊霍之事”，伊指伊尹，周指周公，霍指霍光，前二者是輔佐天子的圣賢，后者是廢立國君的權臣，一字之差，本來是忠心耿耿的干活就成了謀篡的實錘。 而此信被有意散布出去之后，聽聞消息富弼無異于驚雷轟頂，多年的政治經驗告訴自己，這背后意味著什么。而范仲淹作為改革派的具體事務負責人，自然也脫離不了干系。眾所周知，謀篡是王朝體制下最為敏感的話題，即使是王朝有所謂不殺文官的祖訓，也是建立在不是謀篡前提下的，而對于這個比朋黨更有殺傷力的傳言說法，你很難用所謂的證據來證明你有或沒有這樣的想法，而唯一有實效能夠證明你清白的，估計就是以身作則離開京城遠離政治中心。當然，如果皇帝絕對信任你的話，也不是不可以。但對于彼時已經左右搖擺的宋仁宗，不可能冒著有失去政權穩固風險的概率下，依舊能事后諸葛亮般地支持改革派繼續進行改革。哪怕這改革是自己主導的。可以說，這封信就成了壓死改革派的最后一根稻草。 于是，范仲淹和富弼只能向宋仁宗請求外出巡邊以證清白。宋仁宗順水推舟，答應了兩人的請求。所謂人去事廢，而隨著兩位新政的主事離開了京城，形勢直轉急下，改保之爭，基本分出勝負。 汴梁城外，荒草路陌，富弼回望城樓依稀，內心滋味雜陳。恩師范仲淹已經先他一步離開京城，為避嫌疑，自己與恩師只能分先后而行。除了例行公事的隨從，沒有官員友人前來相送。當然，即使有人要來相送，富弼也是會拒絕的。要自證清白，就必須干干凈凈的。沒有朋，也沒有友。自然，也就沒有黨了。 改革真的就這樣結束了嗎？富弼扭回頭，長長一聲嘆息。嘆息聲中，有氣消散。一個念想著為王朝干一番不世事業的官員，事業未竟，前途難卜，雖值壯年，但內心中的某種激情，莫名虛脫，迅速蒼老。 至于石介，悲催更加，甚至更應該用悲慘來表達。在被戴上朋黨的帽子后，石介被外放到濮州任通判，氣急加上驚惶，未到任即病卒于家中。道德文章雖好賦，朝中深幽難看清。一介文人書生畢竟難以了解政治內里的殘酷，寫篇吹捧文章居然惹出這么大禍端，也是始料未及的。 然而，夏竦并末就此罷休，后來，徐州孔直溫謀反，敗露后被抄家，石介過去與孔直溫的來往書信也被查抄出來。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說石介其實沒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內應。宋仁宗派官員去發棺驗尸，參加石介喪事的數百人集體保證石介已死，才幸免發棺。 也因為如此，夏竦備受爭議。夏竦去世。朝廷贈其太師、中書令。賜謚號文正。結果就有大臣站出來反對說：“世人認為夏竦奸邪，而謚號為正，不可以。”后改謚文莊。 慶歷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知邠州(今陜西彬縣)、兼陜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罷去樞密副使,，改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今山東東平）。第二天,，杜衍被罷為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今山東濟寧）。二月初四，罷磨勘新法、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韓琦罷樞密副使, 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至此, 主持變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廢除科舉新法，恢復舊制。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罷河北都轉運使，改知滁州。 至此，慶歷新政徹底失敗。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才歷時一年多，便告終結。 改革真得就這樣子結束了。開始時，又誰有會想到呢？范仲淹、富弼、韓琦---抑或，宋仁宗？ 慶歷五年的春天，對于慶歷新政改革派而言，是最寒冷一個春天。 譬如，許多改革派心中的改革之芽，在那個春天后，凍僵了就沒有再次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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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王朝體系下的忠臣樣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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