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學霸的書房里沒有書（20250528）

G.HUANG_yd

硅谷學霸書房里沒有幾本書 有個小視頻，介紹了一位南京大學畢業女生在硅谷大廠Meta當碼農的工作與生活。入職要求高，工作也非常卷。每天10-12小時，常工作到深夜凌晨，非升即走，壓力也很大。第一年20萬美元，第五年50萬美元，似乎又令人艷羨。 有評論發現并提出，該女生偌大的漂亮書房里竟沒有什么書。其實，現在只有文科生喜歡滿滿堆一大屋子的書，坐擁書城，以壯聲威，也享受這種“書香”的氛圍。我家也有許多書，二三十年前就早已到“書滿為患”，整理家務的理科生老伴也時有煩言，多有埋怨。到過計算機教授的家，架上確實沒有很多書。理工科知識求新、求深、求用，只在紙上筆頭的工作很少。特別是IT和AI人士，他們有用的重要信息，大多都在網上。每天網上都有新進展的信息，新的項目，新的研究，新的產品，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新的論文。等到寫成書出版，黃花菜都涼了。 連馬云都說經濟學上說的都是已經過去的事，教授們在過往的資料里忙乎。但企業家和管理者更多是關注未知的當下與未來。歷史的經驗自然應當借鑒，但借鑒的作用其實很有限，因為更多的新因素人們并沒有遇到過，甚至毫不了解。更不要說學者們總結的歷史經驗的可靠性十分可疑。所以黑格爾說：“歷史給我們的最大教訓，就是人們從來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實際上并非人們不愿，而是不能。因緣和合，觸發歷史的諸多要素并非某個或某些人、也不是研究者所能認知和把控的。 金融危機發生，英國女王在LSE新樓剪彩典禮上曾問英國那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們：你們怎么就沒事先預測到呢？LSE就有幾位經濟學教授憑借像模像樣的計量經濟學論著捧回了諾獎。隨后FT（《金融時報》）就發表了一篇文章《經濟學有什么用？》，教授們做了變相檢討。研究國際關系的教授，對國際關系中的政治或軍事事件，也不敢隨便公開預測，因為他們預測的可靠性與普通網民主播幾乎沒有太大差別。而群眾及管理者可能認為能指導現實行動的預測遠比講陳年故事更重要。多少教授學者仍沉溺于津津樂道的陳谷子爛芝麻，對現實與未來卻缺乏感知、束手無策。 2010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一位教授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學校16個諾獎得主便有6個是經濟學。這年成果是《失業均衡理論》，透過似乎令人敬畏的“模型”和“術語”，就是講了“求職”和“求人”雙方的不對稱，信息不均衡，技術不均衡，地理不均衡。失業者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急需崗位找不到合適的人才，每個單位的HR或各級管理部門的普通職員都可能介紹得更豐富更生動，腳趾頭都知道的事兒。那些年我正在LSE工作，深感簡直是“黑色幽默”，因為那些年英國失業問題日益嚴重，而這些“理論”都幫不了忙。紙上得來終覺淺，須知此事要躬行。 IT和AI正處在迅猛發展時期，日新月異，節奏極快。加上網絡和AI對新信息的處理與傳播迅速而且方便，廣泛而及時地獲取知識，數字化的在線自然是最佳選擇。我們每天都可以在網上看到全球各路AI神仙用視頻發表各種新的想法。以為學習只能主要通過紙媒體途徑的觀念，無疑陳舊而脫離實際。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紙媒體的書仍很重要，但大規模、高質重、高時效知識的獲取，已經越來越倚靠來自數字化的智能網絡。 傳統時代，“書到用時方恨少”，“知識就是力量”。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是人類知識的載體。而數字化智能時代，所有紙張承載的知識都已經數字化，無論遠近多少，均可瞬間信手拈來。以前書載的種種知識，當代已成為最廉價、最易獲取的東西。懸梁刺股、鑿壁偷光只是古人的故事，人們的成功，已經不再憑借十年寒窗、手不釋卷的知識獲取，而在于知識的創新運用，在于在信息爆炸之后從浩瀚的天量知識存儲中發現和調用，創造性地實現最有價值的目標。 我們不能沒有紙媒體的閱讀，也不能沒有竹簡帛書的閱讀，不能沒有甲骨鐘鼎的閱讀，但時代已經變了，這里值得提醒的是：未來已來，一種新的而且代表未來的新閱讀已經到來，要盡快學習、適應、駕馭這種數字化的智能閱讀，是我們跨進未來的第一步。 一一評《硅谷大廠Mata女學霸年入50萬美元的生活》 黃國營《藍色網評錄》（20250528） 想象中的書房 “硅谷學霸”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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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學霸的書房里沒有書（2025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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