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煙云——巍巍大都·北京（之一）

謝善驍

<h1> 沒想到有幸分配到北京工作，而且居然在北京成家立業。一起分配來京的同學大多在文革時隨單位遷移至“三線”，而我卻安然無恙地工作在紅色保險箱內，未曾挪動過一步。 <br> 回想大學畢業時，直到教研組主任隆重地向我們宣布分配名單的前一分鐘，我仍對自己私下探聽到的消息堅信不疑：我被分配到畢業前曾經實習過的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當一聽主任念到“謝善驍，北京三機部四○研究所”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然而，一切都是真的。德國作曲家貝多芬說過一句頗為幽默的話：“運氣就像一個球那樣圓圓的，所以很自然地，它并非總是滾落在最善良、最高貴的人的頭上。”運氣落到了我這個算不得最善良、最高貴的人的頭上。<br> 五六十年代的人們對北京的那種感情，那種心儀，也許是現在的年輕人難以想象和理解的。現代詩人李季在抒情詩《致北京》中，真實地表述了這樣一種真誠的激情和純潔的愿望：<br> 在我們談心的時候，<br> 誰對誰也不隱瞞自己的感情：<br> 哪怕是能在你的懷抱里住上一天，<br> 這就是我們一生里最大的光榮！<br><br> 為了這個愿望，我們<br> 日日夜夜地進行著創造性的勞動，<br> 一個信念無時不在鼓舞著我們，<br>　　——條條道路，通往北京！<br> 北京依然是年輕一代憧憬和向往之地。如果說與他們的父輩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在時代的經濟大潮中，也許難免在心靈深處濺上幾滴現實的、理智的甚至商業的水跡。<br>　　說起北京，就不由得想起天安門，這是北京的中心和象征。天安門城樓在紫禁城的正門，明稱承天門，清稱天安門，是明清帝王到天壇祭天、地壇祭地以及大婚、親征出入的城樓，也是頒布詔令的地方。城樓始建于明永樂十五年（1417年），畫梁朱柱，石欄黃瓦，丹墻綠樹，碧水白橋，雖然飽經滄桑卻依舊威嚴四儀。站在在城樓下廣闊的天安門廣場，環顧四圍，古老和現代的交織，莊嚴和艷麗的輝映，令每一個中國人都會油然而生自豪之情。<br>　　經歷過天安門廣場狂歡之夜的人，就會一輩子記下這個場面，錄下這個鏡頭。猶記空中的天女散花，五彩繽紛，猶記地上的哪吒鬧海，浪花激蕩。最初在天安門廣場舉辦的狂歡之夜，不僅有國慶，還有五一。當我分配到北京工作時，五一夜的狂歡已不復存在了，不過詩人公劉卻參加過五一的狂歡之夜，并豪情滿懷地寫下了一首題為《五月一日的夜晚》的詩。他這首詩不僅是文學作品，也可算一則歷史記錄了：<br> 天安門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開屏，<br> 空中是朵朵云煙，地上是人海燈山，<br> 數不盡的衣衫發辮，<br> 被歌聲吹得團團旋轉……</h1> <h1> 當我從天安門前的歌山花海走進千秋古阜幽州臺遺址時，歡樂的心情驟然變得凝重了。<br> 幽州臺即黃金臺，亦稱燕臺，曾以“金臺夕照”而為燕京八景之一，也是八景中最悠久的一個古跡。黃金臺是戰國時期燕昭王聽從謀臣郭隗的治國之策而建造的，臺上置千兩黃金，招攬天下賢士。思想家鄒衍、軍事家樂毅等均應募來到燕國，燕昭王尊鄒衍為師，拜樂毅為上將軍，近悅遠來，引來眾多英才，遂使燕由弱變強，“下齊七十余城”，報了齊國入侵之仇。金臺古跡已成為一塊招賢強國的標碑。<br> 站在這里，不由得想起了一首沉重地回響千余年的《登幽州臺歌》：<br> 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br>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br> 這是陳子昂在幽州臺吟下的著名詩篇。由于武則天的不信任和不重用，使陳子昂的報國宏愿成為泡影，因此當他登上幽州臺時，想起了燕昭王和燕太子丹禮遇賢士的歷史事跡，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聲悲愴長嘆，吐露了縱目古今、一覽時空的宏大胸襟，也訴說了蹉跎失意、孤單寂寞的哀傷情緒。這種經歷和遭遇，前曾有古人，后更多來者，陳子昂的嘆息聲傳徹古今，激起多少人的共鳴，成為千百年來被困厄和遭迫害的有志之士的共同嘆息，大詩人李白的《古風（其十五）》成為最沉重的千古一嘆：<br> 燕昭延郭隗，遂筑黃金臺。<br> 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br> 奈何青云士，棄我如塵埃。<br> 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br> 方知黃鵠舉，千里獨徘徊。<br>　　陳子昂所思念的燕國，以及另一個與燕毗鄰的薊國，都是“北京灣”內原始時期奴隸制王權統治的小國。人們將北京稱為“北京灣”，因為綜觀北京地形地勢，依山面海，龍盤虎踞，形勢雄偉，恰如古人云：“幽州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誠天府之國”，極像一個半封閉的海灣。據考古發掘、考證和推斷，燕、薊兩個國家，是在商朝中、晚期前就已經存在的兩個小國。周初分封“黃帝之后于薊”、“召公于燕”，受封者顯然沿用了燕、薊之稱。<br>　　在西周時期不斷強大起來的燕國，逐漸掃平了燕山南北的割據勢力，吞并了北部的薊國和東部的孤竹等國，地域上得到擴大，實力上大大增強，發展成為“戰國七雄”之一。為了控制要沖，大約在西周末或春秋早期，燕國廢棄了中都，把國都遷到了薊城。燕國傳位凡四十四世，歷八百二十余載，是當時各封國中歷史最長的一個強國。自遷都后，薊城一直是燕之國都，后人稱之為“燕京”。戰國的薊城和臨淄、邯鄲一樣，“富冠海內，皆天下名都”。<br>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薊城是廣陽郡的治所，成為北方重鎮。隋朝初年，燕郡改稱幽州，隋煬帝時又改涿郡,治所仍在薊城。隋亡后，唐朝將這里更名為幽州，涿郡的名稱就消失了。此后，薊城名城幾經變更，從燕山府（北宋）、南京（遼）、中都（金）、燕京、大都（元）、北平、北京（明），沿襲和發展到今日北京市。北京自建城以后，在三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行駛，燕國薊城是它的第一個停靠碼頭，而燕臺大概可算作它生命中的第一個亮點了。</h1> <h1> 繼陳子昂之后，不斷地有詩人來到燕臺，也許不完全是為響應陳子昂而來的，但卻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的感染。唐詩人祖詠宦游邊塞重鎮幽州，登上慕名已久的燕臺，極目縱觀，守邊大軍的雄威軍容和燕幽之地的壯美風光，激動和震撼著他的心靈。與陳子昂不同的是，祖詠在《望薊門》一詩中，唱了一曲請纓立功的高昂戰歌：<br> 燕臺一去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br> 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br> 沙場烽火連胡月，海畔云山擁薊城。<br> 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br> 黃金臺上遙想當年，每個詩人都有一番感想，每個詩人都用詩發表議論，抒發慨嘆。姑且不論孰是孰非——其實各人的經歷不同，又有誰能評說呢？但是燕昭王的背影激發了詩人們的一個共同心愿：為國家建功立業。乾隆年間，詩人張問陶初入北京，秋游蘆溝（即桑干河）。而黃金臺就在蘆溝附近，這一處承載著古代明君與棟臣之誼的美好故事的遺跡，激起了他對燕昭王的懷念，吟下了一首《蘆溝》：<br> 蘆溝南望盡塵埃，木脫霜寒大漠開。<br> 天海詩情驢背得，關山秋色雨中來。<br> 茫茫閱世無成局，碌碌因人是廢才。<br> 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臺。<br> 燕國在北京留下的歷史光圈，不止是那位招賢強國的燕昭王，還有一位他的后代、戰國末期燕王喜的太子姬丹。太子丹在薊城政治舞臺上登場亮相，他編導的一出“荊軻刺秦王”歷史劇，引出了一群響當當、硬梆梆的燕趙之士。<br> 燕趙多慷慨悲壯之士，這是歷史的事實和史家的公論。田光，樊于期，高漸離，特別是荊軻，這一個個名垂竹帛的俠士身影，如一道道掣電，在飛馳的馬蹄后激起一串串雷鳴。然而如果沒有一個太子丹，薊城何以能出現驚天閃電，燕趙大地又何以能響起動地轟雷？<br> 荊軻刺秦王的故事發生在秦滅燕的前夕。為阻止秦的東進之勢，太子丹的太傅鞠武引他見名士田光，田光薦其俠友荊軻于他。在太子丹的重托下，俠士荊軻攜樊于期之首毅然渡易水西去刺秦王。荊軻在易水之濱告別太子和諸送行者時，在高漸離擊筑伴和下高唱一曲悲壯的離別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不僅令在場的送行者熱血沸騰，而且使后人一直感念不已。<br> 一旦秦皇馬角生，燕丹歸北送荊卿。 <br> 行人欲識無窮恨，聽取東流易水聲。<br> （唐·胡曾《易水》）<br> 圖窮匕見，荊軻行刺未遂，血濺秦廷。然而即使他如愿刺殺了秦王，太子丹又能有回天之力嗎？但是太子丹和他的俠友們一個個英勇不屈地為國就義，那種忠貞不渝的精神，那種肝膽相照的品格，卻足以使后人仰慕了。<br>　　歷代歌頌荊軻的詩文很多，許多高手也都寫有佳作。東晉著名的田園詩人陶淵明的五言古詩《詠荊軻》，娓娓動聽地敘述了荊軻刺秦王的整個故事。“初唐四杰”之一的駱賓王，以簡潔的語言，在《于易水送人》一詩中，留下了深沉感嘆：<br> 此地別燕丹，壯士發沖冠。<br> 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br>　　明末抗清志士陳子龍，也在《渡易水》詩中抒發了一腔悲憤之情：<br> 并刀昨夜匣中鳴，燕趙悲歌最不平。<br> 易水潺湲云草碧，可憐無處送荊卿。<br>　　從幽州臺的歌吟，到易水畔的追念，形成了北京史詩中最古老的篇章。 </h1> <h1> 秦、漢、五代之后，北京再度變得光艷起來。但這一次裝點北京并使之再度煥發青春的不是漢人，而是從東北雪原和西北大漠揚鞭而來、勒馬于此的少數民族。面對“薊城”這座中原古都，來自北方的牧馬人最初也許有點眼花繚亂，忐忑不安，但很快就適應了遠比他們先進、完善的文化和生活方式。<br> 東控遼東、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的幽燕之地，不僅是北部游牧文化與南部農耕文明的地域分界點，而且也是塞外少數民族與中原漢民族王朝為爭奪天下的必爭之地。這里既是塞外民族南下征服中原的起始站，又是中原王朝抑控或征戰游牧民族的橋頭堡。<br> 作為黃河文化的窗口、中原安全的門戶，北京總是最敏感、最迅速地感受到政治氣候的晴雨和軍事形勢的勝敗。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燕昭王就看到了這一點，秦始皇也看到了這一點，古代的政治家、軍事家，都認識到保衛北京對于中原和中國安全的極端重要性。為防御北方匈奴等少數民族的騷擾，燕、趙、秦各國都在北部修筑了高大的城墻。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征用數百萬役卒，將三國長城連接起來，修成了一道“起臨洮，止遼東，延袤萬余里”的長城。長城經歷代不斷維修，至明代，完成了留于今日的西起嘉峪關、東達山海關的萬里長城。<br> 長城萬里，北防匈奴，秦始皇對保衛黃河流域文化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功不可沒。當清末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站在明代在居庸關、八達嶺的長城城關時，不禁緬懷起秦始皇的偉大功績，頗稱公正地賦下二首《登萬里長城》，其中一首曰：<br> 秦時樓堞漢家營，匹馬高秋撫舊城。<br> 鞭石千峰上云漢，連天萬里壓幽并。<br> 東窮碧海群山立，西帶黃河落日明。<br> 且勿卻胡論功績，英雄造事令人驚。<br> 長城是震撼世界的最偉大和悠久的古代工程之一，它的存在，不僅使人類文明多了一個奇跡，而且為現代人提供了一個飽賞眼福、追溯二千年歷史的機會。北京郊外居庸關、八達嶺以及慕田峪的長城關口，以高峻的城堞、古老的烽火臺和“平臨星斗三千丈，下瞰燕云十六州”的雄偉關山，成為人們的必登之地。<br> 從北朝至五代五百余年間，戰亂不息，北京當然不得安寧。隋煬帝三次征討高麗，唐太宗東征遼東，北京曾是數百萬大軍的集結之地。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北京又成為“安史之亂”的發難地，權傾范陽、平盧、河東三地的節度使安祿山，從范陽（今北京大興、房山與河北涿縣一帶）舉兵作亂，率叛軍南下攻入洛陽，建都稱帝。繼安祿山之后，史思明割據范陽郡，自稱皇帝，改范陽郡為燕京，以燕京為基地，分四路南下，攻下東京。“安史之亂”雖然被唐朝廷艱難地平息下去，但大唐帝國從此也就走上了窮途衰路。<br>　　每當中原朝代從興轉衰之際，也正是北方民族入主華夏之時。唐朝的衰落為遼寧北部游牧民族契丹的興起提供了極好機會，幽燕之地也因此被推上了歷史的焦點。令契丹統治者喜出望外的是，他們居然在無需大動干戈的情況下，不費吹灰之力地拿下了燕京重鎮。原來是一個無恥之徒石敬瑭幫了他們的忙，他在契丹支持下滅后唐，建立了后晉小朝廷，而他的回報是以父禮奉侍契丹統治者，并把燕京和云中（今大同）兩地區的十六個州縣割給契丹。契丹政權升幽州為陪都，稱南京，在契丹正式改國號為大遼后，遼圣宗改稱南京為燕京。北京開始了一個從軍事重鎮向政治中心的過渡時期，伴隨而來的則是一次新的民族融合。 <br>　　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喪失，北部大遼成為宋朝心腹之患。宋太祖趙匡胤雖有收復燕云之志，卻無實現宏愿之能。979年，宋太宗率宋軍與遼軍大戰于高梁河（今北京阜城門外玉淵潭一帶），宋軍損兵折將，宋太宗逃至涿州，坐騎均失，只得借驢車逃遁。七年之后，宋朝出動三十萬大軍再次伐遼，但又一次以敗北而告終。趙匡胤在開國之初以“杯酒失兵權”之策為自己構筑了一個帝座的保險箱，卻不惜讓大宋帝國變成了一個積弱積貧的紙老虎，在歷史上欠下了一筆難以勾銷的孽債。此后，宋朝只能在河北平原挖防御溝，聯通水系，抵御遼騎兵南下，再也無力北伐了。<br>　　當東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國滅遼之后，北宋朝廷以極大的代價收回了一座破爛不堪的燕京空城，并改燕京為燕山府。然而不到兩年，燕山府復又落入金朝之手。靖康之變宣告了北宋王朝的死刑，金國海陵王完顏亮于貞元元年(1153年)正式遷都燕京,并改燕京為中都。完顏亮和以后開創金朝全盛期的“小堯舜”完顏雍，受漢文化影響較深，對漢族帝王生活非常向往，處處效仿。遷移中都之后，除興建金碧輝煌的宮殿之外，他們還大建皇室宮苑。釣魚臺、玉淵潭、北海公園，還有那默默地與盧溝橋一同走過千年的眾多石獅子，都是當年留下的歷史見證，金中都時代可稱作是北京地區皇家園林的奠基時代。這是發生在北京的又一次民族融合，融合的對象是女真人。</h1> <h1>　　然而，中都城從擴建到敗落的起落過程，只有六十余年，因為金政權很快就被蒙古族摧毀了。中統元年（1264年）八月，對中原文明頗有了解和仰慕的元世祖忽必烈，下詔以燕京為中都，作為陪都。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國號為元。次年二月，忽必烈改中都為大都，并毅然決定將都城從上都開平遷此。從此，北京中止了在古都圈外的徘徊，躋身于中國大古都的行列，取代了長安、安陽、洛陽、開封、南京和杭州的地位，一躍而成為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政治中心。</h1><h1> 成了北京新主人的蒙古人，不僅與漢民族相融合，而且對漢文化作了繼承和發展。元朝統治者對大都的建設可謂不遺余力，例如治理瓊華島，興建以瓊華島為中心的宮苑；興修金口河、金水河、通惠河等水利漕運；修筑白塔寺、護國寺、柏林寺、白云觀、城隍廟等宗教建筑，新建國子監、孔廟、司天臺（即觀象臺）等文化科教建筑。忽必烈采納大臣們的建議，決定廢棄舊城，以瓊華島為中心，另建新城，這就是著名的元大都城。元大都城基本上實踐了《周禮·考工記》的古都理想規劃，即“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在建筑中體現了皇權至尊無上的思想。新建的元大都是當時世界上最輝煌的城市，被意大利旅行家馬可· 波羅贊譽為“設計的精巧和美觀，簡直非語言可以描述”。</h1><h1> 歷史不應忘記遼、金、元各朝中那些具有遠見卓識的帝王將相和知識分子，如果沒有他們的鼓動和推動，民族融合的過程也許就不會那么順利和成功。奉旨守南京達十六年之久的遼太祖之孫耶律道隱，幼時曾為洛陽僧撫養，是耶律氏中接受過中原文化的一個典型。金朝的完顏家族，熟諳漢文化的絕非一二人，其中包括海陵王的皇太子完顏光英，金世宗完顏雍，金章宗完顏璟，大臣完顏守貞、完顏承晦，文學家完顏永成，完顏璹等。</h1><h1> 元朝就更不一般了，著名道士丘處機和開國大臣劉秉忠，曾分別作為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謀士和元世宗忽必烈的輔佐，大臣耶律楚材、大臣楊惟中、杰出建筑家也黑迭兒、理學家許衡都是在朝廷推廣中原文化的代表人物。而在這一時期，大都孕育了偉大戲劇家關漢卿、王實甫、杰出數學家朱世杰、劇作家馬致遠，為這座在少數民族治理下的都城增添了一輪艷麗的光環。</h1><h1> 不過有一個例外，南宋末年的一位丞相文天祥卻拒不與外來的元朝政權合作，他在大都被囚禁四年，并在柴市口（即今菜市口）為忽必烈所斬殺。就民族融合的角度說，他似乎未能與時俱進；然而從民族氣節和傳統美德的意義說，他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他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經成了激勵和感召過多少志士仁人的千古壯語。為祭祀這位南宋抗元英雄，在北京留下了一座文天祥祠。 </h1><h1> 朝代的不斷更迭，促進了民族的不斷融合，也推動了北京的不斷發展。</h1><h1> 在各個民族的共同維護和不斷建設下，北京愈來愈亮麗了。</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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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煙云——巍巍大都·北京（之一）

謝善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