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洺村“官司水碑”的前世今生

家住洺河邊

沙洺村“官司水碑”的前世今生 郭延昌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上水頭(口)先用水”的慣例。無論是飲用水還是澆地用水，都自覺遵循這一約定俗成的規矩。但如果下水頭（口）遭遇到人畜飲水發生嚴重困難等特殊情況時，則上水頭(口)必須給予人道主義幫助。 從封建社會起，這一習俗一直流傳不變，并且成為中華農耕文明中一個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 在武安西部山區的千年古村沙洺，曾經立過一塊石碑，詳細地記述了該村和位于下水頭(口)幾個村因水而爭、因水而訟、因水而和的經過。 距沙洺村北約兩公里處的紫草嶺腳下，有一處千年不竭的泉眼，名曰“四里巖”。泉水晝夜翻涌，在其周圍形成了一片面積近2500平方米的水泊，當地人稱“老長滃”。 自古以來，沙洺村人畜飲水和2000多畝土地澆灌用水，皆源于此泉。沙洺也因此成為西部山區罕見的旱澇保收之地。“沙洺綠洲”，亦為直隸、河南、山東等地百姓所向往。 灃水年份，四里巖老長滃的水除滿足沙洺之用外，也供應著下游北洺河南北兩岸村民的飲水和灌溉之需。以水為介，村與村之間相處得十分融洽。 沙洺四里巖老長滃? 形勢的逆轉發生在明隆慶年間。 1569年（明隆慶三年），武安遭受歷史上百年未遇之洪災侵襲。北洺河洪浪滔天，沙洺北部大半個村莊和洺河西岸2000多畝良田悉數被沖。災后，村莊被迫南移300米重建，土地也由村民移填沙土重墊。但由于沙多土少，地力大減，導致灌溉用水量成倍增加，莊稼澆水后的耐旱時間，由之前的半個月左右銳減為5至7天。也就是從那時起，每逢干旱年頭，因爭水與下游村經常發生矛盾糾紛。 最為嚴重的一次糾紛發生在清朝乾隆年間。1787年(乾隆五十一年)，在此之前，已經連續三年大旱。這年春夏仍無滴雨。北洺河干涸見底，四里巖的涌水量不足平常年份的四分之一，僅能維持沙洺村最低水平之需。 水缺如金。下游北洺河北岸的頓井、西寺莊、東寺莊三村組織人力，來四里巖老長滃強行扒泉引水，遭沙洺村民攔阻，雙方發生數次械斗。 引水不成，由西寺莊村鐵門寺住持牽頭，聯合三村，將沙洺村告上了武安縣衙。沙洺村據理力爭。官司一直打到彰德府。府尹到實地勘察后亦無法判決，遂將案情上報到省府開封（當時武安縣屬河南省管轄）。 最后，此公案驚動了京城戶部。朝廷委派一名白姓尚書出任河南巡撫。白尚書將沙洺社首、鐵門寺住持、武安縣衙和彰德府尹相關人等召集一處，了解案情的來龍去脈，最終判定沙洺村勝訴。 武安老縣衙 從開始打官司，到最后判決，前后歷時一年多。 當時的判決確定了以下三條原則。 第一，四里巖老長滃之水，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必須無條件優先保證沙洺村村民飲用和澆地。如有豐裕，可供下游各村飲水之用。 第二，下游各村每年只允許從四里巖老長滃分兩次引水。一是清明前，二是霜降后。其它時間不許引水。其中位于北洺河南岸的繼城村(賀進)，除清明前和霜降后的兩次引水外，特別規定在端午節前后還可以引水三天。 第三，下游各村引水開渠時如占用沙洺村土地，要按照市場價格給予適當補償。 彰德府衙門 一場曠日持久的驚動了當時中國最高權力機關的用水官司終于塵埃落定。 為了維護判決權威，由彰德府出資，將本次官司的來龍去脈及判決結果鐫刻在石碑上。當時一共做了三塊，內容、材質及款式完全相同。這三塊石碑，一塊立存于彰德府，一塊立存于武安縣衙，一塊立存于沙洺村。 歲月如刀。目前，立存于彰德府和武安縣衙的石碑已無從考證。立存于沙洺村的石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被做了學校教學樓的基礎。幸有有心之村民，將碑文完整抄錄并保存下來，為后人留下了一份彌足珍貴的史料。 開封府內衙 附： 《用水碑記》 武邑西北五十里之沙窩村，瀕臨洺河西南岸。境內河川土地有限，不甚廣博，乃為村民之根本。且所有田地，土薄石厚，沙礫較多，抵干旱之力微弱。田間作物皆依靠水澆，禾苗離水即枯，收獲不保。事關村民生存之大計，故水源優先于沙窩村飲水、澆田使用，但同時應保證下游頓井村、西寺莊村、東寺莊村三村民眾吃水之用。每年可在清明前、霜降后從沙窩往下改水。所改之水，首先保障人們吃水，澆地次之。下三村引水開挖渠道，若占沙窩村土地，應適當補償，合情合理。占一丈長度渠道之土地，按一丈紅綢布價錢進行補償。下游南側繼城村，亦在清明前、霜降后往下改水。并在五月端午節前后，另給三天時間，往村改水吃。自此之后，各村用水應和睦互讓，不可糾纏爭鋒，執傷和氣。武安縣衙、漳德府衙從中可作旁證。立石為據，以明后世之人。 大清乾隆五十二年仲夏月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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