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王朝體系下的忠臣樣板（四）

吃牛的草

四 一開始，改革進展似乎很順利。 隨著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改革十大主張，歐陽修等改革派官員也紛紛上疏言事，宋仁宗從善如流，采納了大部分意見，并以皇帝的命令下詔整個王朝。改革形勢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在這大好形勢中，改革具體負責人范仲淹本著時不我待的歷史使命感，雄心勃勃，大刀闊斧地推進著改革各項事宜。 慶歷三年十月，朝廷任命張溫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相當于現在的政法書記加組織部長，主管公檢法司與組織人事）、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邀為京東轉運按察使、施昌言為河東都轉運按察使。隨著一系列地方長官人事調整開始，就這樣，十條中的第四條(擇長官)首先見諸于行動。 史載，在選擇諸路轉運按察使時，范仲淹翻閱班簿，發現不稱職的一筆勾去，毫不留情。作為副手，富弼在一旁不無擔憂地說：“ 一筆勾下去，就會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則回答說：“ 一家哭總好過一個地區的百姓哭。” 是的，雖然富弼視范仲淹為恩師，個人感情很是深厚，但畢竟都是以清流自居有職業操守的政治官員。兩人共事中，富弼是一直秉持著“出處以道，俯仰無愧“的原則，”相勖以忠，相勸以義”。而兩人也基本能做到：“凡有大事，為國遠圖。爭而后已，歡言如初”。所謂君子之交，亦如是也。 不過，事關改革，茲事體大。在范仲淹大刀闊斧將改革進行到底時，作為副手富弼還是難免有一絲心中的擔憂。目前雖然一片形勢大好，但要想改革，就必須觸動某些人的現實利益。而最直接要面對的，就是王朝的官員。宦海多年，富弼當然明白，道貌岸然的背后，一旦涉及到利益紛爭，都難免是要刺刀見紅的。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歷史上的改革者，那些被所謂青史記錄下來的，可是大多沒有好下場的。 十月的汴梁，已是冬的氣象，富弼從累牘的案頭站了起來，略伸腰板，抑住呵欠。一線風從窗縫中溜了進來，滑過那份剛被批閱的文件，發出嘩啦的脆響。雖知萬千險難，吾亦往也。富弼捋了捋額下的長須，目光堅定。改革的硬戰已經打響，而接下來，每一次新法頒布，都將是一場愈發困難的硬戰。開弓沒有回頭箭，這樣的硬戰，必須打下去。不過對于恩師范仲淹，富弼總是難抑擔憂。都說名滿易招謗，名滿天下，權重一時，再加上正直不阿，這樣的人，本來就是易招惹人攻擊的體質。 十月二十八日，宋仁宗下詔，施行磨勘新法。即官員升遷考績新辦法。主要是在原來按資歷升遷的基礎上，加強對有才干的官員實施破格提拔，以激發官員干事的積極性。新法實行后，明黜陟也就見之于行動。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對恩蔭制度，作出新規定；二十三日，下任子詔，增加恩蔭的年齡限制和恩蔭范圍，規定除長子外，其余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但對高、中級官僚的子孫及期親、尊屬仍用舊制，沒有任何限制。 恩蔭制度是王朝對中高級官員特別照顧的一項特別政策，只要你官職達到一定級別，朝廷就會分配一定名額的官職照顧你的親朋好友。而且這樣分配的名額還不是一次性的，多的一年有好幾個，少的兩三年也能分到一個。一人入仕，全家當官。在王朝那都不是什么事。雖說恩蔭制度不是王朝首創，卻在王朝達到一個巔峰。據統計北宋一代平均每年以各種恩萌補官者，超過500人，這一數字遠遠超過了平均每年由科舉入仕者。而且能通過恩萌補官的，自然是關系戶，反而一些通過的科舉上來的，因為沒有關系，沒了著落。 “蔭序之人，塞于仕路。””孤寒之士，留在選部，十年不得一任。”成了一見怪不怪的怪現象。 可以說，恩蔭制度是王朝官員們最豐厚的特權。特權的享用，從來都是最誘人的蛋糕。通過恩蔭制度，王朝極大籠絡了官員的人心，不過也埋下了冗官難消這個坑。雖然根據王朝的官制，官職與實職是分離的，有官職的未必有實職。但虛職也必須得給發工資，那都得是白花花的銀子，且長期虛職不給實職，那滿腹牢騷對王朝也是大大負能量。而隨著時間增長，冗官難消這個坑必將愈來愈大。最終，會把王朝也變成一個大坑。要想避免王朝出現大坑，就必須對恩蔭制度有所抑制。而為謹慎起見，高層特權先保留，抑制恩萌先從下層官員做起。至于為啥不能大官小官一視同仁，估計改革派也有不敢甚至也有不想的意思吧。 改革派一出手，就指向王朝吏治這個命門。不得不說，改革派的出手，很準，也很狠。因為，王朝的體制決定，王朝的官員是整個體制的具體運行者，王朝出問題了，最直接責任人自然是王朝的官員，于是要解決王朝自身的問題，得先從王朝的官員身上找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好了，接下來的問題就好解決了，在這樣邏輯慣性下，整肅吏治往往也是王朝改革首當其沖的不二選擇。 而當抑恩蔭制度頒布時，改革已不僅僅是針對王朝官員的工作作風，而是涉及了王朝官員的特權核心福利根本。如果僅僅是考績以及反腐層面的制度推進，在王朝體系里還有某種道義上的理所當然，基本上沒有人敢會明刀真槍地直接反對，但對于某些早已習慣福利特權的消減，隱藏著的激烈反對自然就會呼嘯而來。那些利益正受到損失或者有損失危險的官員，那現實抵觸自然可想而知了。甚至，推而廣之，會涉及到整個士大夫階層。 僅僅是整肅吏治，反對聲音已是此起彼伏，而隨著改革各項制度不斷落實，反對的聲音自然是會愈來愈大。從上到下，利益涉及面之廣，結果連首相章得象，都站在反對派的陣容之中。在改革的大好形勢下，章得象雖然是通常保持沉默。不過當有人問他，富弼、韓琦做事怎么樣？這位年僅七旬的長者私下是這么回答的：“得象每見小兒跳躑戲劇，不可訶止。俟其抵觸墻壁，自退耳。方銳于跳躑時，勢難遏也。” 只是等著改革派碰壁看笑話，如果章得象還算有長者之風，那其他一些反對派就沒有這么客氣了。反對派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想法設法找到改革派的命門要穴，然后一舉扳倒取而代之。而面對這愈來愈大的反對聲浪，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核心人物自然也是有心理準備的，不過既然改革是由王朝的君王宋仁宗發起的，改革的條令都是以詔書名義發出的，在王朝體制下有著先天正確的合法性，改革派相信，只要皇帝不變卦，那改革的措施就能在反對的聲音中落實下去。只要等到改革出成效了，那反對者自然就會被打臉閉上嘴巴。 不過，讓改革派低估形勢的是。皇帝固然是金口玉言，但并不代表不會變卦。宋仁宗銳意改革那的確也是真心真意，但對于一個王朝的利益來說，最核心的其實并不是改革發展，而是政權的穩固。任何有涉及影響政權穩固的，皇帝也是說變卦就變卦的。而反對派，就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并狠狠揪住死死不放。 反對派知道，要扳倒改革派，只是直接反對改革政策一般是沒多大效用的，而茲于范、富、韓等人都是有君子典范并以清流自居，一般道德抹黑招法估計都是沒啥作用，按照官場千年不變之法則，唯有使用百試不爽之大殺器，給扣上這樣一頂大帽子，朋黨。 對于王朝體制，朋黨由來已久且從來都是一頂大帽子。拉朋結黨影響朝政，歷來是王朝君王最為忌諱的事情。朋黨之爭，也是官場爭權奪利吵架的主旋律。王朝的歷史經驗證明，只要誰被扣上朋黨這頂大帽子，那誰也就離倒臺不遠了。反對派要做的，就是把朋黨這頂帽子往改革派頭上扣實了。 作為以君子自稱的官場清流，最受不了就是被人扣這樣的帽子。對于反對派扣過來這頂朋黨的大帽子，改革派領頭人物范仲淹首先就跳了出來，表示這頂帽子我不戴。其實，對于范仲淹而言，在慶歷新政之前，就曾被人給扣上朋黨的帽子。也因為如此，范仲淹表示反對的手法有點與眾不同，范仲淹說，好吧，你說我朋黨我就朋黨了，但朋黨也是分“小人之黨、君子之黨”的，我是君子之黨，坦坦蕩蕩怎么了。而作為改革派中堅辯論高手歐陽修，也特地撰寫《朋黨論》一文上奏宋仁宗，重新詮釋“朋黨”之說，聲稱君子有黨，“以同道為朋”，“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改革改著改著，結果風向一變，就成了朋黨之爭。本來應該聚精會神干實事，結果貌似被帶歪了。或許，我們會責怪范仲淹，作為改革派主要人物，好好干事就好了，逞什么口舌之利，難道不知道口水無用噴子誤國嘛。只是，你不應戰等于人家說你心虛默認也不行，你若應戰一來二往愈描愈黑也不行，王朝的體制決定，一旦惹上朋黨的腥臭，沒有人能洗的清白。哪怕范仲淹、富弼、韓琦這樣的清流，也洗不白。 事實證明了這樣的證明，慶歷四年四月，正是改革推進的關鍵期，宋仁宗召見范仲淹時問：“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答對：“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茍朋而為善，于國家何害也！” 這一番對話，明顯可見宋仁宗心中的搖擺疑慮。皇帝出現搖擺疑慮，那反對派的策略目的，大致可以說成功了一半以上，也就是說，在二者之間的對抗中，反對派已基本立于不敗之地占據了優勢，從事物發展正常態勢來看，接下來的，改革派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最終就是看由誰完成絕殺勝出了。 這樣的形勢遽然走向，范仲淹沒有想到，富弼也沒有想到。關于朋黨之爭，在改革新政之前在王朝中就久已有之。在某種程度上說，北宋王朝的體制設置，也是容易導致朋黨走向的。王朝對官員言論明擺出了難得的相對開明姿態，于是難免會在朝廷政事上充斥各種聲音，在人性利益的摻和下，導致愈演愈烈并引發升級為朋黨之爭。當然，獨裁專制的體制可能更有利于統一話語專注于某一大事，但由此引發的副作用也會產生新的問題對王朝的肌體進行另外的侵蝕。道路以目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有時所謂和諧聽不到不同意見比爭吵不和更加可怕。 可以說，沒有哪個王朝的體制是完美的，同樣，也沒有哪個皇帝是完美的。盡管宋仁宗在改革關鍵的時刻出現搖擺，但也是王朝體制下作為君王的正常反應。人如其名，帝如其號。宋仁宗性情仁厚寬和，是一個難得好皇帝，仁宗一朝，名臣輩出，為后世稱頌，可見一般。嘉祐四年（1059年），此時離慶歷新政開始已過去十六年，距宋仁宗駕崩還有四年，范仲淹早已去世，此時，以宰相富弼為首的群臣連續五次上表請求給他加尊號為“大仁至治”，宋仁宗都沒有批準。但他死后，就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給他加上“仁”的尊號了。“仁”是對帝王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于仁。”當然也有人給出了差評，譬如與顧炎武、黃宗羲并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的王夫之就批評宋仁宗”無定志“。 思想家不愧是思想家，”無定志“，對于性情寬厚的宋仁宗而言，真是一語中的說的太中肯了。也正是宋仁宗這個被人給出差評的特點，讓改革派早早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自己主導的改革，本來是含淚也要改下去了。結果，反對聲音一大，自己先出現了搖擺。要知道，從改革伊始，剛剛跨年還不到一年時間。 慶歷四年的春天，似乎來得比慶歷三年遲了一些。早朝議事，爭鋒相對，不是改革進展的具體事宜，而是不知疲倦卻又讓人疲倦的朋黨之爭。在耗盡了一舌口水后，富弼驀然側首，發現身邊恩師范仲淹鬢邊的白發又多了許多。朝堂光昏，白發卻更加醒目。其實，富弼自己又何嘗不是呢？ 年過不惑，華發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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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王朝體系下的忠臣樣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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