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正著

悟甲

我這個人年青的時候就愛打扮，改革開放以后尤其喜歡帽子和墨鏡，去年2009年，6月，我買了一副偏光鏡，卻因此造成了一個很嚇人的“誤解”。 6月6日，我騎自行車參加一個外甥在長春市長大高速公路收費站附近農村，一個據說是亞洲第一大的紅太陽酒店舉行的婚禮。下午回來的時候，在一個大轉盤的路口等到綠燈亮了向前蹬的時候，因為是個上坡，轱轆一打挺車把就跟著擰了一下，當我調正方向再往前蹬的時候就看見眼前過往的汽車都像擺船一樣前后忽悠，騎自行車的人都像在往我身上撞，抬頭看樹在搖、樓在晃，我眼前的世界亂了套， 我嚇壞了，立刻睜大了眼睛“啊！”了一聲，下了車子摘下偏光鏡，抬頭看高層建筑好像還在繼續晃動，就連大樹也在猛勁地搖擺，我心里“突、突”著，不由自主地就退出了路口靠在路邊。 我閉了一會兒眼睛，再看眼前的一切仍然是晃晃悠悠，仿佛地震了一樣，這時我更害怕了。 我不喝酒，不吃肉，在婚宴上只是吃了些青菜和水果，絕對不是醉酒和食物中毒，因此我想：我一定是有病了，首先想到腦血栓，可是，我試試胳膊腿，左右單腿站站，沒有什么異樣的感覺，然后又想到心臟病，覺得也不像，最后，想到新買的偏光鏡上，我一遍又一遍戴和摘，覺得戴與不戴是不一樣的，可是又想別人晚上戴偏光鏡可以開車，我大白天戴著就出毛病？就使我眩暈，怪事！后來我覺得眼前照樣是天旋地轉，因此，我肯定了——絕對是戴偏光鏡惹得禍。 這個轉盤離我家有8公里，等我吃了一根雪糕，坐在地上閉目養了10多分鐘神，當看到眼前恢復了正常的時候，推著自行車走了一大段路，在認定自己真正清醒后，才騎著自行車慢慢回到家，進屋就把偏光鏡扔到了一邊。 以后對這件事我總是心有余悸。 今年1月中旬在北京，女婿非得讓我和老伴去檢查身體，我不去，一是怕花錢，二是認為自己就是肺氣腫，不用檢查，可是拗不過孩子只好去了。結果，一個星期檢查結果出來了，我的麻煩最多，1、肺氣腫；2、白內障；3、頸椎骨質增生；4、左心室勞損。 經醫生解釋，白內障影響人的視力，自不必說；而頸椎骨質增生可以引起惡心、昏迷和使人產生錯覺，一側上半身麻木、疼痛，行動不便。 醫生說，白內障除了屬于老年病外，長期上網也是使其發展的一個原因，長期上網更是患頸椎骨質增生的主要原因。 從2006年3月起，我每天大部分時間我都趴在電腦桌上，2008年冬天以來，就曾有過右肩像木頭一樣活動不便的痛苦，眼睛盯在電腦屏幕上有時突然模糊一片，這時我就以為累了，出去轉轉就好一些，沒有想到問題竟這么嚴重！ 有了醫生的診斷，這樣去年6月對偏光鏡的一場誤解自然而然就解除了，偏光鏡是無辜的，互聯網是載體，自己上網長坐不起才是罪魁禍首，歸根結蒂就是怨自己！ 我有一個比我小十幾歲的小姑在長春市一個大醫院當眼科醫生，7月份，我回到長春就去找她，她說我的右眼白內障發展的很快，雙眼花的嚴重，還有遠視散光，她讓我堅持上治老年白內障的眼藥，還把我的視力調到1、0，當時就配了一副鏡子。她說，“你年輕的時候不戴鏡子，到老了不戴不行了。” 一會兒，眼鏡就加工好了，我戴上心里立刻就樂開了花，因為，我看什么都比以前清楚，看什么都新鮮，我和她說，“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世界原來這么美好！”當時屋里幾乎擠滿了看病的人，都笑著看我，有兩個外地病人還和我聊了起來，我告訴他們這副眼鏡花170元錢。 這副眼鏡給了我快樂，給了我健康。 從長春回到北京后上街我一直騎自行車，今天2010年10月18日，因為下雨我第一次坐公共汽車。中午我在798等車時，就看見一個年青人舉著手機看小說，又從上車看到下車一直看了20分鐘，我幾次都想上前勸他休息一下，可是，看到車里的幾個年輕人差不多全都看手機，只是時間長短不同，心想和他說也沒用，因為，他的做法正是現在年輕人追求的時尚。 我下車后這幾個年輕人在公共汽車上的形象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由此我又把以前看著的與互聯網、手機、眼鏡有關事情都想起來了，下午就開始寫這篇文章。 動筆之前我首先想到的是去年4月，我在長春市一所中學參加“小記者作文比賽”，發獎后一位領導讓我講幾句話，我說，我看你們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戴眼鏡，你們知不知道眼鏡是一位好記者現場采訪時的最大障礙。假如在冬天，新聞事件發生在室內，戴眼鏡進來的人第一件事兒就是擦眼鏡，否則你就是一個瞎子，如果你是記者等你把眼鏡擦好了，事件發生在第一時間的現象就消失了，那么這個記者就失去了黃金般的第一印象、對還原事實真相就人為造成了困難，寫出來的稿子必然底氣不足。希望你們像愛護生命一樣，愛護你們像雛鳥一樣的眼睛。 　　我記得1962年開始讀中學的時候就流行眼保健操，現在我就記住最后一個動作叫“遠望”，別的動作我也能做幾個，但是叫不出名，比如搓眼角，就是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按住兩個眼角，手在鼻梁骨上面上下揉。那時候老師還經常對我們說，和別人說話時不能看書，吃飯時不能看書，坐車時不能看書，躺著時不能看書，趴著不能看書，在光線暗的地方不能看書，“六不”。 　　那時候沒有彩電，更沒有電腦，誰眼睛近視都認為是看書看的，事實上那時候戴眼鏡的同學多數都學習不錯，而戴著眼鏡學習又不好的，往往壓力很大。后來，我們才知道近視眼也可以遺傳，這樣對戴眼鏡學習又不好的同學就有了比較公正的看法。讀高中時我們班46個同學，只有5個同學戴眼鏡，男生只有一個，還是體育委員，他百米能跑11秒9，學習也很好。 初中時學校還做沙眼檢查，沙眼嚴重了得上醫院刮掉，我在檢查中查出了沙眼，校醫說，我是在家做飯燒爐子和倒爐灰時煤灰刮進了眼睛里引起的，并免費發給我一管金霉素眼膏，告訴我上藥時得把眼皮翻過來，若不，一閉眼睛藥膏都從里擠出來堆在眼角上很臟，很難看，女校醫當場就教會我翻眼皮的方法，使我受益一生，也讓很多人得到了我的幫助。 文革以后，人們都好像吃了太上老君煉的金丹似的，各種疾病都被革命了，都是火眼金睛了，不需要視力保健了。大概過了30多年，在2000年，一天在大街上看見了原來的鄰居家6歲小男孩還沒上學就戴著眼鏡，才使我又想起“視力保健操”這個事兒來。 這家鄰居在我們樓住的時候小男孩剛1歲，后來搬走了，那天看到他爸爸領著他，戴著小眼鏡，我感到很奇怪，對他爸說，“你們兩口子都不近視，孩子怎么戴上眼鏡了？”他爸說“弱視。” 我是第一次聽到“弱視”這個詞，問“弱視是什么意思？” 他爸直截了當地告訴我“看電視看的。” 電影屏幕那么大，看長了還能傷害小孩子的眼睛，聯想起手機的屏幕長度上只比身份證大1.5厘米，上面的字像小米粒似的，有人還不顧一切的盯著它不放，自以為樂，使人深思。 今年春天的一天晚上，老伴和我在國家大劇院看節目，結束時10點多鐘了，上了地鐵我一看，人不多，坐車的基本都是白領，絕大多數都戴著眼鏡，個個都端著手機或者別的小屏幕整齊的坐在兩旁，我和老伴說，“他們都是不要命了！” 打那我才注意到現在眼鏡店為什么這么多，掙錢那么快，因為有市場，而且市場還越來越大，地上地下都有越來越多的粉絲隨時準備給他們送人民幣。 夏天在長春市時，有一天我在浴池出來天就下起了大雨，就站在一家藥店門口避雨，這時我看到周圍有3家眼鏡店，其中有一家門前的牌子上還寫著“周日不營業”意思是：商人的健康很重要。我和在我身旁避雨的一個姑娘搭上話后，知道她是放假回家的哈爾濱工大學生，今天就是到這家眼鏡店配眼鏡的，她告訴我，她配兩副眼鏡一共是1200多塊錢。一會兒雨下大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姑娘打著傘從路對面的眼鏡店過來接這位大學生去試鏡。可見眼鏡店有多么忙，生意多么火，隨著她倆的身影我透過大玻璃窗看見眼鏡店里都是年青人，我想可能都是學生。 我是2000年才有小靈通手機的，那時候睜大眼睛打短信，雖然很累，但是覺得能把高科技拿在手里，老了沒落伍很十足。手機能上網才是近幾年的事，手機發展的太快了,我看今后再制造手機能不能像生產香煙一樣印上“手機上網損害視力”，因為今天看來手機若是增加一個功能，一個中型城市就得增加100個眼鏡店。 對了，我說錯了，不能完全怪手機，還有互聯網，它們都是制造近視眼的“毒藥”，是眼鏡店老板的“托兒”。—— 2010-10-18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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