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如何才能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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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文明之三十五：中國歷史如何才能起死回生？ 善醫者，必先尋病源。病愈久則亦愈重，病愈深則源愈繁。醫者諸多，良者麟角。醫一身者易，醫一國者難。構建起了文明體系，厘清了文明脈絡，就能看清現實與未來，解決好華夏文明面臨的問題。“世襲制”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歷史上都生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不少國家正是率先掙脫“獨裁”束縛，走向了自由民主，才創造了引領世界的現代文明。英國歷經48年的資產階級革命，二次內戰一次政變，推翻了斯圖亞特封建王朝，于1688年確立了“君主立憲制”。之后，用短短幾十年的發展，“日不落國”的殖民地版土是本國版土的111倍。華盛頓用十幾年的浴血奮戰，以三百萬人口的殖民地戰勝了英帝國，取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1787年主持制定“聯邦憲法”，奠定了合眾國的基礎。美國同樣在短短幾十年內迅速崛起，從殖民地一舉替代了英國，成為世界霸主。日本、德國在二戰結束后依照英美模式進行了深度改造，20年，日本成了亞洲第一，德國成了歐洲第一。他們能在幾十年內快速強大，無不與其開明的政治制度有關。梁啟超立足西方看中國，曾經滿懷信心地說：“西人百年以來，民氣大伸，遂而勃興。中國茍自今日昌明斯義，則數十年其強亦與西國同，在此百年內進于文明耳。”只會唱高調，卻無回天之力。孫中山去日本考察后說，中國用15年的時間就可以了，提出：“革命是中國唯一的出路。”他發動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運動、二次護法運動，用了四十年始終沒能取得成功，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言含恨而去。他雖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沒有走出封建專制的牢籠，反而把災難深重的中國帶入軍閥混戰割據，不進反退。新中國成立之后，又有人設想50年趕超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通過了15年趕超英國的目標，通過了提前5年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目標，通過了“苦干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1949年中國經濟排名世界第13位，至1976年，中國GDP僅提升到世界第6。2005年雖為世界第7，而當時的美國為11.6675萬億，中國只有1.6493萬億。如今中國雖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距發達國家還相差甚遠。2023年美國GDP達26.9萬億美元，占據全球總量的25%以上。中國為17.7萬億美元（其中的水分有多大，人人都會打個問號），約占全球總量的16%。而2023年中國人均GDP約1.3萬美元，位居世界70名。七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為經濟發展做的努力夠大了，還是個中等發展國家，是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有這么好的底子，卻一直在步人后塵，經濟發展不但缺乏后勁，文化發展更是落后發達國家甚遠，中華文明面臨的各種問題日益嚴峻地擺到我們面前。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出必有門。縱觀世界歷史，任何一個民族的崛起都與歷史、文化、文明、教育、學術息息相關，而中國的歷史、文化、文明、教育、學術卻搞成了一鍋粥，之積二千年之久。 一個背叛或者搞亂自己歷史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場歷史悲劇。春秋之老子不僅搞亂了歷史，還要背叛歷史。孔子稱五帝是最文明的社會，三代屬亞文明社會。他們兩個否定了國家的作用，中華文明黯然銷魂。三皇五帝還是部落社會時期，地域小人口少，社會很簡單，人很簡單，人們也沒有多少私有財產，食物多取自于自然界，簡單松散的管理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這樣的大同千萬年的原始社會就一直存在。黃帝擅長打仗，居無定所，堯舜洪水茫茫，民不聊生，一窮二白也只能是“大同”之下的公有制社會。社會在發展，人口在增加，沒有國家管理，社會不知會亂成什么樣子。夏的建立，人們不僅有了穩定的生活環境，還有了大量的私有財產，形成的必然是“小康”之下的私有制社會。地域之大，人口之眾，社會形態之多樣，各種管理制度應運而生，人由此完全脫離了原始狀態，成為真正的人，文明得以確立。三皇五帝距春秋有二千年之遙，老子孔子單靠為數不多的史料及想象妄加評論，才會對同一段歷史得出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證明他們兩個人都有問題。老子反對圣人之治，孔子崇拜圣人之治，儒與道因而針鋒相對，相互伐謀。司馬遷言:“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曾經滄海為禍水。老子、孔子看到的古代典籍最多，應該精心保護、梳理，而不是根據自己的意志隨意評判。這個世上名人最牛，老子、孔子因是春秋最有學問的人，又是閱讀三代典籍最多的人，而成了一代代人的老師，至今不墜青云，錯誤征服了二千年的中國史，其禍難滅。中國正是有了這兩個大鱷的存在，讓人們失去了正確的歷史坐標而窩里斗，人民對文明望穿了秋水。由于二子對歷史的誤解及上古史料的遺失，清代的今文經學家劉逢祿、龔自珍、魏源、邵懿辰等開始對一些古文經傳發動攻擊，清末的廖平更撰《古文學考》、《知圣篇》、《辟劉篇》，主張今文經是孔子的真經，古文經是劉歆篡改過的。康有為繼承和發展了廖氏的學說，對所有古文經進行徹底的否定和批判，他打著公羊派的旗號，宣揚托古改制思想的經書論證著作，在學術上攻破古文經學“述而不作”的舊說，在政治上打擊不愿變法“恪守祖訓”的封建頑固派，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作輿論準備。《新學偽經考》十四卷初刻于1891年秋七月，書中列舉了《史記》和《漢書》兩部史書中的記載矛盾，據此推斷出大量儒家典籍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事件中就基本失傳，劉歆將流傳下的很少片段用主觀臆造手段連綴成文，例如《周禮》、《爾雅》、《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左傳》、《毛詩》等等，大部分內容是西漢帝國末年學者劉歆的偽作，流傳中華兩千年的儒家典籍，成了欺騙知識分子群體的偽學。按康有為的說法，堯、舜、禹、湯、文武都出自漢代王歆的偽造。之后，康有為又在《孔子改制考》中進一步提出：孔子以前的歷史，是孔子為了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傳作品。“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識，春秋以后，乃得詳記”，孔子是“制法之王，所謂素王也”。孔子的“托古”，是為了改制，因為“榮古而虐今，賤近而貴遠”，是“人之常性”，“非托之古，無以說人”。堯、舜、禹、湯、周文武的“盛世”，不是古代實有，而是“托之以言其盛”。處在亂世者，向往“太平盛世”。為了“改制”，為了“救世”，于是“托古改制”。所謂上古三代“文教之盛”和三皇五帝，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等事跡，都是孔子所創立中國的義理制度。《六經》就是孔子假借上古先王的名義進行改制。康有為引發的這種思潮歷經清帝國滅亡和“五四”青年運動之后，發展成了“全盤否定”“全盤西化”的極端理念。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認為此書“使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搖動，一切古書，皆須重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一大颶風也”。錢玄同提出，《新學偽經考》正是一部審查“經”真偽的具有開創性的著作。錢玄同、胡適、顧頡剛把康有為的邪說發揚光大，將所有古代史全部推翻，其聲勢之浩大，蔓延之迅速，否定之徹底，影響之深刻，時間之持久，前所未有。疑古搞亂了歷史，自然也搞亂了社會，人心浮躁，矛盾凸現，沖突不斷，這種無形的內在的隱患所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在此環境下，考古閃亮登場，挖斷了史脈、文脈、氣脈、國脈，歷史雪上加霜。中國的歷史脈絡、文明脈絡原本明明白白，被疑古、考古搞得破破爛爛，酌盈注虛。歷史越來越迷茫，文明越來越模糊，白花花銀子打了水漂，買了個里外不是。中國古歷史文獻經王子朝、孔子、嬴政、項羽等人破壞，十有八九被遺失、焚毀已成無法挽回之災難。但漢來的書籍同樣難逃毀滅的命運，僅漢書·藝文志收錄的圖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這些書籍大多也被毀或失散。從僅傳下來的極少的史料中發現一些問題太容易了，況且歷史記錄與事實本身就有差距。但即便是這樣，大的歷史事件不會有誤。真正的史學者，不是在極其殘缺不全的史料中找漏洞否定歷史，而是找真相補漏洞建設歷史。這也是重建古代史的唯一路徑，再無它法。史亂文亂，其國必亂，這早已成了歷史的法則。春秋之史亂，引發文化大論戰，百家爭鳴互相交鋒搞亂了三代建立起的知識體系，這些治標不治本的文化如鯀治水，治東潰西終成大患，數百年的戰亂殺人盈地。民國之史亂，引發封建專制思想與君主立憲制理論、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理論相交鋒，外寇入侵與內部戰爭打了幾十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殺人最多，災難最重的二個時期，文化之亂造成的災難無法想象。歷史是中華文明的根，對于歷史，我們只能建設，不能破壞。破壞歷史就是自斬其根，自取亡道。當然，嚴謹是史學家尤其是考古學者的基本職業修養，是對歷史最大尊重與負責。但對上古史，老子孔子單靠個人喜歡不顧歷史事實妄加推測，古往今來的人們對此毫無異議，還要以訛傳訛破壞歷史，古代史永遠無法立足。一個世紀以來，又要全部推翻古代史，考古者要用一字一文、一磚一瓦重建歷史，同樣是在破壞歷史。讓上古史就這樣一直處于癱瘓狀態，對于我們這個民族來說其害大矣！兩權相害取其輕，物證難得，今人所知又不及古人之萬一，綜合各方面的知識，從眾多史料中找到最真實的答案，給以肯定，才是唯一正確之路。對一個民族來說，史清比更精確的認定要重要的多得多。打倒疑古，走出考古，才能還歷史一個清白。但凡邪說都會漏洞百出，看其文觀其人，不攻自破。康有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獲取功名是他夢寐以求的事，光緒十四年（1888年）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就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石沉大海。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康有為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由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1895年5月他的第三次上書呈都察院,6月3日上達光緒帝。1895年6月上呈第四書,力言變法體要及先后緩急之事。1897年康有為向朝廷遞呈《上清帝第五書》，指明中國再不變法，必將面臨亡國之禍，若清政府繼續這樣茍且偷安，那么皇上和諸位大臣會求做“布衣”而不可得。1898年6月，康有為第六次上書光緒帝：“勿去舊衙門，而惟增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折奏事足矣。”同年上第七書，譯纂(俄彼得變政記)成書呈請代奏折。光緒皇帝被康有為的一次次上書所打動，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了康有為。并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負責籌備變法，一次次的努力終于一步青云。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進行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康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溥儀復位。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張勛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戊戌變法之失敗是必然結果。任何脫離歷史的變法與發展，都不會長久。把權力緊緊抓在手的人，最終會被權力拋棄。一個一心要得到權力、效忠權力的人，其品若何？這樣的人最能把他人也看成是同類人，因此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提出劉歆偽造之目的是為王莽“篡漢”提供理論依據和輿論工具。劉歆身為皇族，他與?王莽之間的關系雖是密切的政治盟友和合作伙伴，但并不代表劉歆的人品有問題。??如果劉歆一心向往權力，是不會醉心于古代史學研究與古代史整理，畢竟這是一項極辛苦的工作。劉歆身為皇族，完全可以讓王莽為自己登上皇位效勞，讓王莽奪取自家的天下，天理不容。 康有為提出孔子造偽建立起三代知識體系，若是這樣，孔子其人不但偉大，還很神奇，發明創造了那么多新思想、新觀念，中國自孔子以上無神人也。卻不知，老子、墨子、荀子等的學問比孔子高大上多矣，僅此就可證康有為才是真正的造偽者。康有為把孔子、劉歆偽造史書，描述為變法的先驅，其目的是為自己變法提供理論依據，為他效忠權力鋪路。他在《救亡論》中稱：“今萬國之新化新政，莫不出于歐，即美亦歐化也。則歐人之俗，最宜詳考之。”他在《德國游記》有論：“茍未至大同之世，國競未忘，則政權萬不可散漫。否則其病痿而不舉。但具虛心以研天下之公理，鑒實趾以考得失之軌涂……遂覺德為新式，頗適今世政治之宜；而英、美亦若瞠乎其后者，微獨法也。”評論：“威廉號令全壤，有若中國及俄之帝王。當萬國皆趨憲政時，違之則大亂，而德乃由憲政返專制，然乃大治，豈不異哉？”他在《補德國游記》中對德國更是稱頌備至：“德政治第一，武備第一，文學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宮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樂第一。乃至全國山水之秀綠亦第一。”他呼吁學術界：舍古文而從今文，辨偽經而得真經，與事實相差甚遠，他的最終目的是斬斷歷史，學習西方。對自己有利的就是最好的，無利的都要被否定、遺棄。若孔子造偽，那么儒家的反對派道家、法家、墨家等都會群起而攻之，而百家皆贊禹，依康之論百家皆偽，中國歷史無真矣。同樣，若劉歆造偽，反對者也是西漢之人，而非今人。康有為之文盡是穿鑿、扭曲與附會，以亂綱紀為詭謀，不可傳也。偽論總是自我矛盾，康有為對古代史做了大量辨偽，幾乎否定了所有上古史，卻在1898年上書光緒皇帝，乞求“上師堯舜三代，外采東西強國，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興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則中國之治強，可即日待也”。一切都要向西方靠攏的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后，逃亡國外八年，考察了許多國家，又突然發現中國之治好到無以復加：“中國經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備。”康有為對中西之治尚未弄明白，就上書諫言，必導致更大的禍亂，其事不敗才有鬼。他的錯誤卻讓他人來承擔，戊戌六君子成了替罪羊。與康逃跑相比戊戌六君子才是真英雄，他們以舍身取義和鮮血來喚醒沉睡在麻木與腐朽中的民眾之心，可歌可泣。楊銳就義時高呼：“愿讓我的心跡得以顯明，為后人所見！”林旭臨刑之際仰天長嘯道：“君子死，正義盡！”《新學偽經考》初刻于1891年秋七月，1894年遭清政府禁毀，1898年戊戌變法運動中再刻并進呈光緒皇帝，戊戌變法失敗又遭朝廷降旨毀版。1900年朝廷再次降旨毀版。民國以來有多種版本，主要是萬木草堂版（1917、1919年）、北平文化學社版（1931年）、商務印書館版（193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版（1956年），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北京聯合出版公司等都出版過此書，不知他們傳播邪說之目的是什么？一切事情都有載體，沒有了載體如同瓜兒離開了秧。歷史的載體是史料，離開了史料的考古如同瞪眼瞎；史料能清晰、全面解讀歷史，考古只會模糊、偏面曲解歷史；史料可以打倒否古派，考古只能助長疑古風；史料中存在的漏洞，遠小于考古中存在的漏洞，史料中的漏洞是歷史原因造成的，無法否定歷史，可通過史料彌補漏洞，考古中的漏洞是找不到原因的，能推翻歷史，無論用什么辦法都無法填補漏洞；一百多年的疑古始終無法推翻史料，七十多年的考古始終沒有偏離史料，充分證明史料的科學性遠高于考古……無論是重建中國古代史，還是構建中華文明體系，只有通過史料才能完成，而疑古、考古則無能為力，只會添亂。小知不能大決，小為不能大成。囿于小知小為必失大論大為，荒誕不經之論層出不窮。夏是中國歷史的心臟，如今的著述、教科書以及國家發布的研究成果中，對夏的解讀要么是懷疑，要么是否定，要么模糊不清，致使歷史癱瘓在床，沒有了活力。中國歷史已混亂了二千多年，死亡了一百多年，若不能明智抉擇，中國歷史會一直混亂下去。只有推翻老子、孔子的史學觀，走出疑古、考古，讓上古史清晰起來，才能讀懂歷史，讀懂文明，明白中國的問題究竟出在哪，從而改正史錯。因此，中國歷史需要一場革命，還之以生命，改變亦步亦趨的史風，讓沉睡的歷史煥發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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