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

桃源

信仰的力量——泰和革命故事100篇（材料整理中） 作者雷開仁 （一）毛澤東與朱德在泰活動——1928 年 2 月，新城戰斗后，毛澤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第三營從寧岡下山來到馬家洲游擊 2 次，在空坪上開過 100 多人的群眾會，毛澤東站在桌子上向群眾說明工農革命軍的性質和任務，號召群眾組織起來，跟著共產黨鬧革命。革命軍宣傳隊還寫了很多宣傳標語。 6月攻打遂川后，毛澤東率紅四軍順贛江下到上宏街，發動群眾，打土豪、籌款子。同月，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從遂川奔襲永新縣城，路過太湖等村，作過革命宣傳。隨后，王佐也率紅軍到碧江洲一帶游擊，打土豪分衣物給窮人，還燒了兩所學校。井岡山和遂川、吉安、永新革命的發展，對泰和河西人民革命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29 年夏季，中共贛西特委派肖南薰在白土街、馬家洲和禾市、新池等地建立5個黨支部，重新撒下革命的火種。到 1930 年 5 月，從碧江洲到沿溪一帶紛紛創建蘇維埃政權。 1930年6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奪取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命令，毛澤東、朱德率紅一軍團從長汀出發向南昌推進。經興國來到泰和。7月11日在老營盤圩宿營。12日早飯后，一軍團從老營盤經西田街翻大瑤嶺進北坑，再翻小瑤嶺到石陂，過黃沙、百記，下午來到古坪村宿營。在古坪，毛澤東先后找地方干部和群眾談話做調查研究。紅軍和宣傳隊在村里和周圍村莊開展宣傳，寫標語，開群眾會；還打土豪，沒收的谷子分給群眾，布匹和衣物一部分給群眾，一部分留作紅軍打草鞋，現洋作軍餉。古坪駐一天二晚后，經王山、書院、苑前、固陂圩到陂頭。在書院村后空坪上，朱德向二三百群眾作了簡短講話，號召大家積極參加革命。一軍團再經吉水、永豐、新干、樟樹到南昌，在牛行車站放槍示威后，轉湖南，與紅三軍團組成紅一方面軍。 毛澤東說服紅三軍團撤圍長沙再回轉江西，召開袁州會議決定攻占吉安，全面赤化贛西南。 （二）白云山戰斗概況——白云山戰斗發生在蔣介石進攻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圍剿”期間。紅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采取集中優勢兵力，先打弱敵，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從5月17日至31日，15天內，由東固、富田向東轉戰，連續打了5個勝仗，橫掃700里，殲敵3萬余人，繳槍2萬余支，粉碎了國民黨的這次軍事“圍剿”。 白云山戰斗是紅軍在第二次反“圍剿”戰爭中打得最激烈、戰果最輝煌的一次戰斗。戰后，毛澤東滿懷著勝利喜悅的心情填寫了一首豪情奔放的詞：《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1931年夏）“白云山頭云欲立，白云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白云山戰斗的概況是這樣的：1930年12月16日，蔣介石糾集1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開始進行第一次軍事“圍剿”。30日，紅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把敵人引到根據地內，在永豐縣龍岡打下了大勝仗，斃傷俘敵近萬人，繳獲各種武器9千多件，并活捉國民黨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接著，紅軍乘勝追擊，粉碎了國民黨的這次“圍剿”，震動了全國。 然而，蔣介石滅紅軍之心急迫，繼續與紅軍為敵，于1931年4月重新調兵遣將糾集20萬兵力，任命何應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第二次進犯中央蘇區。敵人的兵力部署是：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兩個師在興國；王金鈺五路軍的5個師進吉安、吉水、泰和、永豐一帶；孫連仲二十六軍2個師調宜黃、樂安地區；朱紹良八路軍的3個師駐南豐、廣昌；五十六師劉和鼎仍據福建建寧。這樣，國民黨軍隊從贛江邊一直延伸到福建的建寧，構成了一條800里長的弧形陣線，處處修筑碉堡，步步向我蘇區推進，妄圖把紅軍圍殲在根據地內。 毛澤東、朱德從實際出發，主張先打已進入富田境內的國民黨第五路軍，然后再由西向東橫掃過去。第五路軍雖有5個師的兵力，是這次“圍剿”的主力，但是，他們從北方剛到，人地生疏，水土不服，不適應進行山區作戰。各部隊湊合成數，彼此猜疑，各懷鬼胎，加上他們對紅軍十分恐懼，士氣不振，易于攻垮，毛澤東、朱德的意見得到了大家的支持。這樣，第二次反“圍剿”的方針就定下來了，決定先打進駐富田境的王金鈺、公秉藩部。 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3萬紅軍從邊沿地區轉移到廣昌、石城、瑞金、古龍岡一帶進行整訓，做好反“圍剿”的準備工作。當敵人深入根據地時，紅軍于4月22、23日秘密開到東固、上固地區結集，待機破敵。為了配合紅軍的行動，毛澤東、朱德指示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戰、提出了擾敵、堵敵、截敵、襲敵、誘敵、毒敵、捉敵、偵敵、餓敵、盲敵十項對敵任務。 遵照毛澤東、朱德的指示，羅炳輝軍長指揮紅十二軍從龍岡出發，經永豐于興國的邊界地區進到吉水縣的白沙，準備從敵軍郭宗華與蔡廷鍇之間鉆到富田進攻王金鈺部。這時，泰和獨立團也趕到桐木坑集中，歸紅三軍七師許毅剛師長和李志環政委指揮。5月13日晚，紅軍主力轉移到白云山以南的根據地，總部設在白云山頂上一個破廟里，統一指揮紅軍和地方武裝進擊王金鈺部。 白云山，乃是江西省贛中南的一座大山，坐落在泰和縣東邊，山勢延伸到吉安、興國兩縣境內，方圓有幾十公里。此山高大寬廣，山峰重疊，最高峰達934米，山中古樹參天，山道迂迥，還有眾多的山谷小盆地，是游擊戰、狙擊戰、運動戰的好場所。 5月14日，紅軍得悉王金鈺部的四十七師沿觀音崖、九寸嶺向白云山進犯，公秉藩部的二十師經中洞向東固龜行，企圖步步為營，占領蘇區土地。 紅軍在東固以東，就在敵人眼皮下等了半個月。現在敵人從烏龜殼里鉆出來了，大家非常高興，決心來一個殲滅戰。這時，毛澤東、朱德立即進行作戰部署，命令第三軍團為左路軍，擔任迂回包抄的任務，于15日進至江頭村隱蔽，16日向固陂、富田推進；第三軍為中路，沿東固通中洞大道推進，迎擊公秉藩部，第四軍附六十四師和十二軍為右路軍，以四軍為第一梯隊，十二軍為第二梯隊，分兩路搶占九寸嶺和觀音崖，正面迎擊敵人。16日上午，敵二十八師和四十七師一個旅離開陣地向白云山進攻時，紅軍抓住戰機，將兩股敵軍包圍。雙方短兵相接，經過一陣激烈戰斗后，公秉藩部發出求救訊號，下午3時左右，王金鈺的四十七師師部也發出了求救訊號。就在此刻，紅軍七師正在古龍岡、楓邊、崇貢、老營盤一帶阻擊敵十九路軍北上，掩護紅軍主力打富田。同時，泰和獨立團協助紅軍九師二十九團向富竹坑、湖嶺背的駐敵進攻，俘虜了200多名敵人。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各路紅軍已到達預定的山頭，隱蔽在密林中，他們居高臨下，敵軍的行動看得一清二楚。當敵軍離開陣地時，紅軍各路軍立即從山上沖下來，以戰斗隊形，橫壓猛攻過去，猶如高山滾石，勢不可擋。敵軍在東西南北各個方面遭到紅軍的突然攻擊，個個驚慌失措，亂逃亂竄。不到半天時間，第二次反“圍剿”首戰白云山告捷，全殲敵人兩個整師，師長公秉藩被俘，但他狡猾地藏在俘虜中，后來逃走了。 紅軍旗開得勝，士氣大振。16日，紅軍主力在富田會合。為了不給敵人以喘息之機，第二天，毛澤東、朱德立即揮師向東猛攻水南。泰和獨立團在十二軍統一指揮下，英勇作戰。戰斗從下午四時開始，到天黑勝利結束，擊潰了郭宗華一個團。攻克水南后，泰和獨立團奉十二軍之命，追擊逃往吉安之敵，迅速收回失地，打擊靖衛團。17日夜，在值夏與200多名逃敵激戰，附近的群眾也拿著鋤頭、柴刀，敲鑼打鼓，前來助戰，圍殲了這股殘敵。然后，又繼續追到陂頭，包圍了潰逃之敵公秉藩警衛營100余人。對潰逃的敵人除當場擊斃外，俘虜100余人，繳獲敵軍一批裝備。經過這幾次戰斗后，泰和獨立團全部武裝起來了，而且還有挺水機槍，發展壯大了隊伍。 白云山戰斗的勝利，為紅軍粉碎國民黨第一次“圍剿”奠定了勝利的基礎。在這次殲滅敵人的戰斗中，泰和縣人民踴躍參戰，積極支前，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中洞地區的農民和婦女們，在圍困逃敵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績，抓到了很多敵軍俘虜，繳獲不少槍支。肖望明和幾個農民群眾，發現一伙白軍躲在一棟沒人住的破房里，他們跑到房背后用嚇野豬的竹片，敲打幾響，大喊：“繳槍不殺！”便擒住了這伙敵軍，繳到4支駁殼槍。馬貴桃發現幾個敵軍躲在山洞里，他舉起木棍，厲聲喊道：“不準動！”敵軍便舉手投降，也繳到3支短槍。楊世英和兩個女青年送飯上前線，路上碰到幾個敵軍，高聲喊叫：“快來呀，捉住他們！”敵軍丟槍便跑，也繳到3支槍。正如毛澤東在詞中描繪的：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三）周恩來省會泰和之行——1939年2月，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身份從湖南東行，赴東南六省視察抗日工作。期間，周恩來檢查布置了東南地區中共地下黨的工作，還與東南各省國民政府就釋放政治犯、團結抗戰進行了會商。江西省雖不屬東南六省區域，但作為東南前線的大后方，周恩來同志兩次經過，在返程中還專程來到戰時江西省省會所在地泰和進行過活動。 4月6日，周恩來偕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黃道等離開戰時浙江省會云和轉赴江西省視察。此時的江西正烽火連天，3月24日江西省政府剛剛南遷吉安，在泰和設立了新省會，27日，南昌即告淪陷。為防止日軍繼續南下，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輝一面派員組織三百艘船支至新干縣阻塞贛江，一面在江西省政府駐地核心區域周邊——泰和上田月池加緊安裝高射炮臺，泰和這個戰時江西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片風聲鶴唳。 進入江西后，周恩來首先于4月8日來到上饒，會見了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部司令顧祝同。10日晚，熊式輝在泰和宴請周恩來。 在會談前，周恩來會見了中共東南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曾山，曾山向周恩來匯報了遂萬泰中心縣委宣傳部長兼泰和縣小垅鎢礦黨委書記譚湯池被關押在泰和監獄的情況，周恩來于是借與熊式輝會談的機會，提出釋放潭湯池及改善政治犯待遇的要求。 熊式輝答復到：“余言爭取‘黨的利益’是各黨黨員天職，但今當強寇深入，任何黨員在后方工作，應有新的認識，先國家民族之急，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彼亦有同感。” 在周恩來的耐心溝通下，熊式輝的態度有所軟化，不幾天，江西省政府一名官員在監獄長的陪同下面見了潭湯池，問他是不是譚湯池，并說周恩來要求他們釋放譚湯池。譚湯池因當時用的是化名吳秉偉，便否認自己是譚湯池。還有，他對周恩來來泰和并點名釋放自己的事，事前一無所知，生怕獄方有詐，更不敢承認自己是譚湯池。過后，他囑咐監獄挑水工郭宏通打聽周恩來到泰和之事是否屬實。因為周恩來是以公開身份來泰和的，很多人知道。郭宏通證實了此訊之后，譚湯池又通過他向黨組織并向周恩來告知自己的化名。這時，周恩來因時間緊迫，已經離開。這樣，一次出獄的機會與譚湯池擦肩而過。 后任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部長的譚湯池回憶道：“周恩來來泰和之后，監獄對犯人，特別是對政治犯的態度有所改善，允許犯人保釋出獄，也允許譚湯池在獄中做縫紉。譚湯池起初是為一些犯人做衣服，因他技藝精湛，一些獄方管理人員，包括監獄長也來找他做衣服，譚湯池不收他們的工錢，取得了他們的好感。久而久之，譚湯池會做衣服、收費又低的名聲傳到了獄外，獄外一些人也通過關系來獄中找他做衣服，其中有一個湖南籍的唐老板。這個唐老板是個熱心人，主動邀約另外一個，一道做譚湯池的保人，監獄長順水推舟，準予他們將譚湯池保釋出獄。” 結束泰和之行后，周恩來前往位于吉安的新四軍駐贛辦事處，逗留一周，接見雷潔瓊、王造時等進步人士，詢問抗日救亡工作的開展情況。4月18日，周恩來經樟樹、衡山，于30日抵達廣西桂林，電告中共中央書記處：“我已抵桂，明早飛渝。”這樣，周恩來結束了他歷時兩個半月的東南之行。 周恩來冒著紛飛戰火親臨抗日前線，為推進和發展抗日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工作，對加強東南六省黨的工作，爭取抗戰勝利立下了不朽功績。周恩來的泰和之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被關押在東南六省及江西各地地下黨人的處境。但熊式輝并沒有履行“先國家民族之急”承諾，于當年在泰和成立了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反共特務機構“江西省特種工作委員會”，并于次年5月在馬家洲成立了“江西的渣滓洞”——“馬家洲集中營”，關押了“廖承志、張文彬、吳大可、謝育才”等大批進步人士。 （四）彭德懷題光獅巖——1931年6月下旬，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7月1日，令各路部隊采取“長驅直入”的戰術對紅軍發起進攻。其左翼集團進攻黎川、廣昌、石城和寧都；右翼集團分由吉安、吉水向富田、東固、崇賢，由樂安、宜黃向招攜、寧都，由永豐向興國之蓮塘，三路逼進。紅一方面軍從建寧千里回師，退到蘇區中部興國高興圩地區，完成了“誘敵深入”的戰略退卻任務。31日，紅軍總部獲知各路敵人正向興國急進，其右側富田及其往東后方聯絡線上兵力薄弱，于是決定先突破富田一點，再由西向東對敵之后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使敵深入贛南撲空，待其回頭北向疲憊之時乘隙破敵。 8月1日，紅軍總部、蘇區中央局率一軍團從高興圩進到泰和老營盤，中央局去長龍，總司令部、總前委進到田塅宿營，紅一軍團到嵐豐寨上宿營；三軍團從茶園岡、均村之間經泰和茶芫、東沔進到沙村江南宿營（彭德懷住燈下村湯玉和家）。當時蘇區大部淪陷，敵機加緊偵察，盲目轟炸。三軍團到茶芫時遇敵機轟炸，千人隊伍避入村后光獅巖洞安然無恙。彭德懷欣然賦詩《題光獅巖》：“一座雄獅蹲茶芫，庇我大軍得安全。待等會戰勝利后，高插紅旗歌凱旋”。 2日，紅軍總部經大小瑤嶺進到石陂圩，毛澤東在石陂鄉合作社門口竹靠背椅上坐著休息了半個小時左右。一軍團翻簍背垇，經匡坑、大坑、桃花村，翻樓梯嶺進到古坪中村宿營（三軍在石陂宿營）；三軍團進到灌溪一帶；十二軍從興國大龍、烏石下經小龍到固陂（中央局后方辦事處項英、任弼時、王稼祥、周以栗等也到達固陂），捕獲2名敵探，送到石陂總部，參謀處審問得知敵人已察覺紅軍圖謀富田，蔣介石緊急調2個主力師增援富田。毛澤東、朱德商定通知各部折回（一說開了軍以上干部的短會布置），并令獨立五師前往固陂牽制富田之敵。總部穿山過崠來到沙村，三軍團也轉身到了沙村。總部當晚在林家村林樹滋屋（1棟9直、7個天井）的大廳里召開有關人員會議，研究部隊行止。 3日，總部趕到老營盤宿營（毛澤東、朱德等首長仍住1930年7月11日住過的地方），下午8時發布《消滅由崇賢進攻高興圩之敵的命令》；紅一軍團午夜原路回轉桃花，轉向小龍瑤嶺去到東固殷富；三軍團經上圯、老營盤折返高興圩。 4日，紅軍總部鑒于西臨贛江，東南北三面敵軍9個師環伺，紅軍集中地僅幾十平方公里，而向興國蓮塘、良村前進之敵2個師戰力較弱，又決定改取“興國突破”，向蓮塘、良村方向突進，從崇賢與興國城敵軍之間20公里的空隙穿過，隱蔽東進。7日，取得蓮塘、良村兩仗殲敵2個師大半的勝利。 1931年8月11日，紅軍又在寧都黃陂殲敵4個團。敵軍紛紛圍來，紅軍主力又突然轉向西南，秘密通過敵軍20里的空隙跳出包圍圈，轉到興國楓邊、白石一帶，后轉到茶園、均村一帶，等敵人發覺，我軍已休整半月之久。而敵軍在半月之中東奔西跑，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已無力組織有效進攻。加上此時粵、桂新軍閥通電反蔣并進攻湖南，蔣介石被迫下令“圍剿”軍總退卻。興國守敵蔣鼎文第九師交防給韓德勤第五十二師，移動到高興圩，準備經泰和撤往吉安，紅軍總部聞訊決定圍殲此師。 9月6日，紅軍主力從興國茶園岡、均村分途推進：左路紅三軍翻山進泰和浪川（往老營盤搶占興國通泰和咽喉要道阻敵西撤），中路紅三軍團、紅四軍進抵高興圩以西地區，右路紅七軍往高興圩與興國城之間斷敵聯系。 9月7日，黃公略、蔡會文率紅三軍劈竹篙點火把照明登石灰崠，臨近山頂時滅火，上到山頂已近黎明。沿小溪下到老營盤對面的半嶺，發現老營盤已有敵人活動。在與總部聯絡未果情況下，全軍迅速展開：軍指設于半嶺，七師登牛椏嶺打左翼，八師登野豬垇打右翼，九師登高明山打正面。蕭克率獨立五師也趕來配合打正面，泰和獨立團趕到竹山塅阻敵北逃。此時敵第九師獨立旅駐扎在珠江對岸老營盤圩和附近七斗村幾處，對紅軍到來一無所知，正在換崗，煮早飯。約7點多鐘，正面紅軍先發起攻擊，先派1個連沖向七斗村，但村中王家祠有敵機槍封鎖，難以渡過已漲水的小河。一部分紅軍沿河墈抄到王家祠后方攻擊，一部分紅軍借大霧掩護用綁帶結繩過河，兩面夾擊，敵軍心大亂仍頑強抵抗，紅軍增兵攻擊幾小時才拿下七斗。野豬垇也發生激戰，敵阻紅軍過河，紅軍付出犧牲才過河向圩場進攻，通過幾番拼殺，把庫頭垇敵醫院等陣地攻占。牛埡嶺是西去泰和必經之路，敵更是反復沖鋒爭奪，紅軍堅守不退，激戰至午后一、二點才結束戰斗。小股敵人逃往黃土垇，九師乘勝追擊，遇敵大部隊，因未聯系上其他部隊，便留下牽制敵人。三軍大部打掃戰場，搶救傷員，在蘇區群眾配合下把武器彈藥傷員俘虜運送到石灰崠，再經浪川轉興國茶園、均村，暫作休整。至此，老營盤戰斗大獲全勝。 （五）陳毅在泰和——1937年10月，陳毅由贛粵邊游擊區經興國去南昌途中，路過老營盤故地時，特意到自己戰斗負傷的地方，憑吊英勇犧牲的紅軍戰士，寫下《車過興國老營盤》一詩，以記當年戰斗的慘烈情形：“大戰當年血海翻，今朝獨上老營盤；荒臺廢址無人識，一撫傷痕一泫然。”在詩的注釋中，他還特意注明：“1934年8月，余在此負重傷。”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打響后，由于紅軍受到“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用陣地戰、堡壘戰代替慣用的游擊戰、運動戰，“分兵把口”“處處設防”，處于弱勢的紅軍完全陷于被動地位。經過近一年的苦戰，紅軍不僅沒有取得反“圍剿”的勝利，中央蘇區區域反而日益縮小，形勢日趨嚴重。1934年8月，敵國民黨周渾元縱隊，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以6個師的兵力從泰和沙村向興國南侵，中國工農紅軍西方軍司令員陳毅率領紅軍官兵英勇抵抗，節節防御，以遲滯敵人的進攻。但是，由于當時紅軍執行的是“以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的戰術，在敵飛機、大炮的轟炸下，紅軍的大部分工事被敵摧毀，再加上敵我力量懸殊，只得步步阻擊、步步撤退。8月底，敵周渾元縱隊推進至興國老營盤。老營盤是興國通往泰和的咽喉要道，兩側群山聳峙，山勢高險，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28日，敵周渾元率第13師、第96師憑借猛烈炮火與優勢兵力，向老營盤隘口輪番猛攻，陳毅親抵隘口一線，指揮部隊以少敵多，憑險據守，頑強阻擊，戰斗進入激烈的爭奪階段。就在紅軍再一次奪回老營盤隘口的制高點時，敵人一顆炮彈打過來，陳毅右胯骨被擊中，頓時血流如注。這一仗使得陳毅負傷，沒能跟隨部隊長征，后來留下開展游擊戰。 （六）腰纏萬貫的乞丐——劉啟耀。劉啟耀，興國縣龍口鄉睦埠村人，原來是撐竹排的工人，后來擔任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第五次反“圍剿”時，中央蘇區被敵人包圍，經濟上十分困難。劉啟耀想盡各種辦法節省革命經費，從1934年起，他堅持從家里帶米到省蘇維埃政府辦公，節省公家伙食，支持革命戰爭。劉啟耀回家背米，旁人風言風語，他老婆開始不理解，埋怨地說：“你做長工的時候，還能勉強養家糊口，現在你當上了省蘇主席，連飯都賺不到吃，真沒用。”劉啟耀并不怪她，耐心地給她講道理：“共產黨的官，職務再大也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他老婆終于明白了共產黨人當官不是為了發財，而是為人民謀幸福的道理。后來，劉啟耀工作忙，沒有時間回家里背米，老婆心疼他，就挑米去寧都探望。老婆開玩笑說：“老公老公，飯要我供。”劉啟耀幽默地回答：“革命成功，吃穿無窮。”這段佳話在當地傳開了。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后，根據組織安排，時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劉啟耀留在蘇區堅持斗爭。作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保管好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經費——一包金條！在一次血戰突圍中，劉啟耀負傷，滿身是血，不省人事。敵人清理戰場時，從一具游擊隊員遺體中搜到一份中共黨員證，上面寫著劉啟耀的名字和職務。于是，敵軍趕忙叫來隨軍記者當場拍照，借以邀功請賞。不久，敵人的大小報紙大肆吹噓“擊斃了江西省蘇主席劉啟耀”。實際上犧牲的是劉啟耀的同庚戰友劉國龍。劉國龍為救受傷昏迷的劉啟耀，將其推入死人堆中后拿著他的駁殼槍和證件去引開敵人，在戰斗中不幸犧牲。 深夜，劉啟耀被寒風凍醒，找到原來藏身的山洞，取出掩埋在亂石中的褡褳系在腰間。沉甸甸的褡褳里裝有金條、首飾和銀元。那是曾山和他們分手時，請他妥善保管的經費。傷愈后，他與游擊隊也失去了聯系。在山民的幫助下，他穿著爛棉襖，戴頂破斗笠，肩背討飯袋，手拿打狗棍，化裝成乞丐，往湖南方向去追趕長征的主力紅軍。可是湘贛邊境敵人崗哨林立，盤查甚嚴，他只好隱姓埋名，在遂川、萬安、泰和一帶山區漂泊流浪，過著乞丐的生活。令人敬佩的是這個“乞丐”腰纏萬貫，卻寧可討米討飯，忍饑挨凍，始終堅持不肯動用分毫公款。 劉啟耀一邊乞討，一邊找黨組織。他幾乎走遍了贛西南老蘇區各個角落，秘密聯系了老黨員、老紅軍、老蘇區干部數百人，同敵人開展針鋒相對的斗爭。1936年初，劉啟耀在泰和縣馬家洲以辦旅社為名，籌建了“贛寧同鄉會”，接待過往失散紅軍，開展黨的秘密工作。經過一年多時間，劉啟耀先后聯絡到原中共楊贛特委書記羅孟文、宣傳部長劉飛庭等1000多位失散的蘇區干部和紅軍戰士。1937年初，劉啟耀和羅孟文、劉飛庭等在泰和馬家洲辦洲村下潭富組建了中共臨時江西省委，劉啟耀被選為臨時省委書記。 在臨時省委機關成立后的第一次常委會上，當大家都為省委今后的辦公經費發愁時，劉啟耀撩開破衣爛衫，把一包金銀倒在桌子上，說：“這是我突圍時保管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經費，今后歸臨時省委支配。”這13根金條和一小堆銀元、首飾，大家見后都驚呆了，誰都沒有想到劉啟耀居然背著金條乞討數年。劉啟耀以實際行動向世人展示了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 劉啟耀革命史實考辯四則 摘要：習近平總書記于2019年5月22日在江西考察工作時的講話中講述了黨史故事中腰纏萬貫的“討米人”劉啟耀的故事。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背著金條乞討數年，歷盡千辛萬苦尋找黨組織繼續干革命，不動用分毫黨的經費讓人感動不已。但關于劉啟耀為何攜帶金條、如何進行戰略轉移、何時交還黨的經費等基本情況，目前還存在觀點不一致情況，本文利用國共兩黨的史料，嘗試通過考證分析，就其中的四則關鍵信息進行考辯。 關鍵詞：劉啟耀；生平；紅軍。 劉啟耀，江西興國人，原名啟瑤、字冠玉，派名杰瑤。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共江西臨時省委主席、中共遂萬泰縣委書記、中共吉安縣委書記、中共泰和縣委書記等職。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后，劉啟耀率部在江西贛南堅持游擊戰爭，1935年1月部隊被打散，被迫轉入地下斗爭。在這期間，劉啟耀背著金條乞討數年，歷盡千辛萬苦尋找黨組織繼續干革命，不動用分毫黨的經費的故事令人動容。不過，遺憾的是，關于劉啟耀參與革命的部分史實，目前研究或觀點不一，或史料出處不詳，嚴重影響對劉啟耀的深入研究。本文結合目前掌握的資料，對其中四則信息進行考辯，恢復歷史本來面目。 一、紅軍長征后劉啟耀負責保管部分游擊經費。 劉啟耀腰纏萬貫討米的故事中敘述了江西省委書記曾山曾于突圍過程中一個褡褳交給劉啟耀保管，里面是黨的活動經費，大概有13根金條和大量銀元、首飾。目前這一段革命史實出處不詳，曾山回憶錄中并未提及此事。在對劉啟耀革命史實考辯中，首先需要了解曾山為何要將革命經費要交予劉啟耀保管。 首先，紅軍長征前中央保有一定的現金儲備。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前方戰事吃緊，蘇區財政經濟每況愈下，無論是黨的領導還是紅軍指戰員，都過著十分艱苦的日子。為了保障財政經濟安全，蘇區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領導蘇區軍民進行物資籌集工作，采取了一些列措施鞏固蘇維埃的金融。1934年11月，蘇區中央分局將糧食部、財政部、國民經濟部和紅軍總供給部合并，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專門負責根據地的財政供給。在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的口號下，“紅軍財政和糧食其他物資需要都基本上解決了。”即便是在極端困難的第五次反圍剿關鍵時期，根據地都有保有一定的現金儲備。據時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回憶：“當時有很多錢，什么金子呀、金條呀、鈔票呀，相當多。我們機關經常有三四萬元存款。” 其次，紅軍長征后游擊隊伍得到部分經費。在黨中央作出戰略轉移重大決定后，為了保證留守在蘇區的部隊能夠轉移到各地開展游擊斗爭，留守蘇區的各游擊隊均分發了一部分銀元作為活動經費，這些經費一般由游擊隊伍負責人保管。陳丕顯在他的回憶錄《贛南三年游擊戰爭》一書中提到：“1935年2月，留守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武裝力量突圍時，項英和陳毅兩人帶了一大筆錢，都是金子，先是由他倆纏在腰里，后來和其他游擊隊員一起分開來背。”原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通訊員唐繼章回憶：“突圍時我的錢袋里有八十多塊銀元，這是突圍前組織發給我們的活動經費。” 最后，劉啟耀在進行戰略轉移時拿到了部分經費。劉啟耀當時擔任著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按照中央要求，各級政府和地方武裝必須將所得現金完全匯交國庫，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沒有現金儲備，但是曾山、李賜凡在進行游擊作戰時，得到了中央的經費支持。據史料記載，1935年1月，時任江西軍區司令員的李賜凡在同劉啟耀一同進行戰略轉移時，攜帶了五擔軍餉和幾十根金條，面對敵人進攻，他將所有銀洋就地掩埋，把金條揣在自己身上保管。劉啟耀跟隨二人一同突圍，曾山決定把老弱婦幼留下就地疏散，其余兵分三路，實現西甲會議確定的前往東固的計劃，必然要將游擊經費分與三路人馬，作為省一級領導人，劉啟耀也就在此時拿到了部分經費。 二、劉啟耀跟隨李賜凡部隊進行突圍。 1934年9月上旬，曾山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書記，此時第五次反圍剿形勢危急，中央令軍區和省級機關分一部分領導地方武裝堅持游擊戰，負責人帶領獨立團，聯系和領導各地的武裝斗爭。曾山便與李賜凡、劉啟耀等人率領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江西軍區及省直機關干部四千余人轉移到寧都安福鄉西甲村，開展游擊戰爭。1935年1月，國民黨用四個師兵力將江西省委和省直機關包圍在寧都小布，曾山決定分兵突圍，其中一路由曾山率領，一路由江西軍區司令員李賜凡率領，一路由洛口縣軍事部部長兼游擊隊司令寧春庭率領。關于劉啟耀跟隨哪一路突圍，目前有兩種說法，一說“劉啟耀、李賜凡率領的軍區教導隊、警衛營在突圍中遭遇敵人圍追堵截，終因敵眾我寡，彈竭糧盡而被沖散打垮，傷亡慘重”另一說“曾山從寧春亭的實際軍事經驗考慮，把劉啟耀、劉球賢、婁夢俠三人放在這一路”。 首先，從戰略上看，劉啟耀跟隨李賜凡部隊突圍更為合理。劉啟耀在革命戰爭年代從事的是政治工作，并不擅長行軍作戰，只得帶領機關人員跟隨其中一支部隊前行。為避免江西省黨政領導被敵人一網打盡，劉啟耀必然要同曾山分別行動。寧春庭是寧都小布附近的樹陂村人，對寧都北部的地形非常熟悉，并且他所領導的是一支游擊隊伍，擅長游擊戰、運動戰，若是出于保護機關人員的需要，曾山和李賜凡可能會提出將劉啟耀等人安排在寧春庭一路。但是考慮到李賜凡于1934年1月在滸灣戰斗中雙腿重傷被迫截去了左腿，行走不便，且其率領的游擊隊伍主體是由軍事教育干事和政治教育干事組成的軍區教導隊，大約有四百人，三百支槍，戰斗能力并不強，將劉啟耀等機關人員及警衛隊放在這一路更為合適，不僅能夠在突圍過程中照顧李賜凡，還能夠在關鍵時候穩定軍心。 其次，根據劉啟耀負傷地點，可以認定劉啟耀跟隨李賜凡部隊突圍。三路部隊從寧都小布出發，曾山率領紅二團一路向西突圍，“乘夜偷越爛泥壟封鎖線西竄”，寧春庭一路從南轉西，經釣峰、楊依、湖背向東固突圍，而李賜凡一路則是向北行軍，從塘沽、大沽去東固。根據國民黨資料記載，“第八師于一月二十六日，在大金竹、中村一帶，圍殲匪江西軍區直屬部隊及蘇區政治局，俘獲匪江西政治保衛分局長婁夢俠等匪首六名，官兵四百余名，槍二百余支。”大金竹、中村均位于寧都小布以北，由此可證，劉啟耀、劉球賢、婁夢俠等人應為向北行軍。不久，國民黨第九十四師“搜剿小布附近山中之匪，擊斃匪江西軍區司令員李賜凡，俘匪兵四十余名槍三十余支”，劉啟耀則于突圍中在永豐南部山區被敵人子彈擊中，身負重傷。李賜凡同劉啟耀所處位置相近，應為同一行軍路線，且在對敵作戰中被打散。寧春庭一路方向與劉啟耀負傷地正好相反，根據國民黨資料記載，“一月二十五日，第九十八師在山嶺附近，擊潰匪洛口游擊隊”。山嶺位于小布西南，足以說明寧春庭一路是從南轉西行軍，劉啟耀不可能跟隨寧春庭部隊突圍。 三、劉啟耀于江西臨時省委成立后將經費用于黨組織工作。 劉啟耀于寧都小布突圍時攜帶了大量經費，他是何時將經費交還黨組織？當前資料有兩種說法：一說是“這年（1937年）冬，他將保存的黨的活動經費依照清單悉數退還組織交給吉安辦事處的負責人賀怡。”另一說是“劉啟耀暗中打聽黨組織的消息，秘密聯絡失散的蘇區干部和紅軍戰士，組織成立了中共江西臨時省委，直至這時，劉啟耀才將保管的經費拿出，交由臨時省委支配”，“后來，江西臨時省委用這筆經費買了一棟房屋，建立了省委秘密機關，剩余經費用于保釋獄中的大批戰友。” 劉啟耀受傷后，輾轉遂川、萬安、泰和一帶流浪乞討，一邊秘密尋找黨組織，一邊聯絡失散同志。這一時期，各地黨組織、群眾團隊、游擊部隊、黨的組織等，都在反 動勢力摧殘下受到重大打擊。劉啟耀傷愈后來到泰和馬家洲，在譚富村一個地主家做長工，利用早年給曾洽民當過長工的關系，化名劉茂才隱蔽下來。馬家洲是泰和縣除縣城外最大的一個臨江商埠，市鎮和附近居民來自多省多縣，贛南和鄰縣有不少原蘇區干部先后來到這一帶。1936年2月，原楊贛特委書記羅孟文來到泰和，于馬家洲會見了劉啟耀，商討擴大黨組織，開展革命活動的問題。根據羅孟文的回憶，“1937年元月初，我們在馬家洲的譚屋召開了江西和贛南兩個省的主要干部會議，成立了中共江西臨時省委，推選了七個人為委員，并以劉啟耀為書記”。此時劉啟耀等人還未與上級黨組織取得聯系，經費是一大問題，據史料記載，為了保護隱藏在這一帶的千余名革命干部和群眾的人身安全，劉啟耀等人在馬家洲籌資創辦了“贛寧旅泰同鄉會”，并以“同鄉會”的名義聯絡各地失散同志，開展抗日宣傳。因而，劉啟耀有較大可能將黨的經費用于中共江西臨時省委和“贛寧旅泰同鄉會”的工作。 1937年8月，羅孟文、劉啟耀看到報紙上刊登中共鄂贛邊特委發表的抗日宣言后，決定步行前往贛州與黨組織取得聯系。在大余池江，劉啟耀同陳毅、楊尚奎等蘇區中央分局領導會面，匯報了他們堅持地下斗爭的情況。劉啟耀與陳毅、楊尚奎等人都曾在1931年底擔任中共蘇區江西省委委員，如果劉啟耀決定將黨的經費直接交還上級黨組織，完全可以在此時交給陳毅，但是目前沒有史料記載劉 啟耀將經費交由中共鄂贛邊特委，只有一說是在1937年冬將經費交由吉安辦事處的負責人賀怡。經查證，賀怡于1937年12月來到新四軍駐吉安通訊處，當時新四軍駐吉安通訊處與中共吉安中心縣委一套班子運作，郭猛任通訊處主任兼中心縣委書記，而賀怡擔任民運部長。劉啟耀此時擔任中共遂萬泰縣委書記，不可能將黨的經費交由其他地區同一級別的組織，因而認定劉啟耀并未將經費交還給賀怡，而是將經費用于江西臨時省委工作。 四、劉啟耀重新開展黨工作后依然保持廉潔奉公。 劉啟耀在擔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期間，因反對鋪張浪費，為革命厲行節約，自帶干糧辦公而被稱為“十二分節儉主席”。在重新開展黨的工作后，他是否依然保持勤儉樸素、廉潔奉公？曾任中共湘贛邊區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的譚湯池在回憶錄中曾有過這樣一段描述：“幾經周折，最后找到了中共泰和縣委書記劉啟耀，才算真正接上了組織關系。劉到贛西南特委（在贛州）匯報了我的情況。此后，我常與劉見面聯系。不久，劉啟耀賭錢，輸了公款（黨的經費），他無法向上級講明錢的去向，組織上開始懷疑劉，就以目前環境不好，暫不要活動為由，要他回家去。”劉啟耀是否在重新工作后因賭博挪用公款，對于判斷他是否在歷史上保持廉潔奉公有著重要影響。 譚湯池于1938年擔任中共遂萬泰縣委宣傳部長，不久被捕關押在泰和監獄，期間時任中共遂萬泰中心縣委書記羅孟文和中共吉安縣委書記劉啟耀曾以表親身份來探望過14，這是三年游擊戰爭后劉啟耀第一次同譚湯池會面。1940年正月譚湯池獲釋后，主動聯系了時任中共泰和縣委書記的劉啟耀，并提出恢復組織關系的申請。據史料記載，劉啟耀經常前往贛州向贛西南特委匯報過工作，但就在1940年4月，劉啟耀向贛西南特委領導請示匯報工作并且領取活動經費，返回途中被叛徒林紹源指使反動靖衛團攔捕，關押在高興鄉公所一間陰暗潮濕的牢房里，經地下黨組織營救，在未暴露身份情況下僅關押一天后便釋放出獄，但在贛州領取的黨的活動經費則被全部搜光。此事件發生時間與譚湯池所言劉啟耀輸掉公款時間基本重合，贛西南特委也是因此事對劉啟耀有所介懷。因而，譚湯池所言劉啟耀輸掉公款，應為劉啟耀被捕遭敵人搜刮走經費。譚湯池為了盡快恢復工作，經常與劉啟耀聯系，知道其住在潭屋村的老庚家，每晚召集勞苦大眾玩牌（實則借機開展革命宣傳活動），也因多次親身前往贛州申請恢復組織關系，從贛西南特委同志那里了解到劉啟耀丟失公款，但他對劉啟耀被捕一事并不知情，因此將“玩牌賭博”同“丟失公款”聯想起來，才有此誤會。事實上劉啟耀在重新開展工作后保持著廉潔奉公，即便生活貧困，依然將所有的精力投入到革命事業中。 那么，為何贛西南特委要求劉啟耀減少公開活動？在1940年，國民黨抗戰政策已發生變化，為限制各地新四軍通訊處的活動，國民黨中央執行會武漢辦事處向各地下達嚴加防范共產黨活動的密令，并于1940年3月在吉安、贛州、泰和等地秘密逮捕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吉贛泰事件，隨后在泰和縣馬家洲松山村設置集中營，關押摧殘共產黨員及進步人士，按照贛西南特委的說法，“贛西南在江西黨的整個區域內是（政治環境）最惡劣的地區”。因而劉啟耀被捕獲救后，贛西南特委確要求劉啟耀減少公開的政治活動，并非出于對他的不信任，而是形勢所迫。實際上劉啟耀并未因“輸掉公款”而被處理，反而繼續擔任中共泰和縣委書記至1941年，這一年中共泰和縣委遭到破壞，劉啟耀再度被捕入獄，釋放時不僅贛西南特委及其下屬組織已遭國民黨中統特務破壞，整個江西省黨的地下活動幾乎全部中斷，劉啟耀只能回馬家洲賣茶度日，不再公開露面。 結語在黨的百年奮斗史中，無數共產黨人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詮釋了對黨的無限忠誠。“腰纏萬貫”的“討米人”劉啟耀就是其中之一。通過對史實的挖掘和分析，我們對于劉啟耀的革命故事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進入新時代，劉啟耀的先進事跡將繼續引領著我們秉承先輩們公而忘私、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不改初心、不忘使命，不斷擦亮對黨忠誠的底色。 （七）不受強敵所屈，不為金錢所動——賴懃。 “你們的英勇犧牲，激勵中國人民爭取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勝利。現在我們追悼烈士，更將決心為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粉碎美帝國主義侵略陰謀而奮斗到底。” 這是羅榮桓、傅鐘、肖華獻給晉冀魯豫烈士陵園的挽詞。 賴懃，又名靜波，1905年11月9日，出生在江西省泰和縣老營盤鎮庫頭村一個小康農民的家庭里。其父親善于經營，母親持家有道，因此，農業和種植副業都安排合理協調，收入頗豐，家庭經濟殷實，生活溫飽有余。賴勤少年時，聰明好學，從不浪費時間，喜歡聽老人講故事，他渴望讀書識字，從書中知道更多有用的知識。9歲進入育賢初級小學讀書，他刻苦用功，每年考試總是名列前茅。在同輩學生中是出類拔萃的，深得老師的夸獎和喜愛，父母由此感到自豪。賴勤除了學習老師講授的課文外，還喜歡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尤其愛讀中國歷史章回小記，如《水滸傳》、《三國志》、《西游記》等書。對木蘭從軍辭、岳飛的滿江紅詞經常背誦，立志做一個對國家與人民有貢獻的人。他常說：“木蘭是個女子能從軍殺敵，何況我是個男子漢？！”“岳飛能戰勝胡人，我也要為鏟除中國封建勢力而獻身。”小學畢業后，他不但能按韻味著意寫詩、詞、歌、賦，而且還能表達自己的理想和抱負。由于成績優異，15歲的賴勤考入興國平川中學。那時，正值廣東革命勃興，他接受了進步思想。在學校，賴勤不但學習成績好，而且品德也好，可謂品學兼優，老師十分賞識他。當時，平川中學有位共產黨員教師鄢日新見他思想進步，充滿革命朝氣，便特別關照他、教育他。后來，賴勤深有感慨地說“鄢老師是指導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啟蒙者。”平川中學畢業后，1926年，賴勤赴上海南洋醫科大學攻讀西醫。是年秋天，賴勤的家庭突遭變故，經濟十分困難，他毅然輟學回家，在泰和縣沙村粹華小學任教師，以微薄收入維持生活。這時泰和縣農民反封建的斗爭如火如荼，賴勤受到感染，于是他用更多的時間從事農民運動。1926年7月12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第五次對時局宣言，號召全國各階層革命民眾團結起來，鞏固革命的聯合陣線，推翻國內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統治。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開始了。革命軍克復江西、湖南、湖北、武漢等省市，已具有推翻國內軍閥和帝國主義革命思想的賴勤，加入了當時的國民黨。由于他工作積極努力，1927年被送進南昌方志敏同志辦的農民運動訓練班，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從此，賴勤立志為全中國工農大眾的解放事業和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而奮斗到底。訓練期間，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學習完畢后，賴勤奉命回鄉，深入農村工作，在家鄉曾鼓勵學生和農民群眾起來開展反對沙村保衛團團長左照人、易國卿橫征地方鹽稅的斗爭，大長了貧苦農民的志氣。大革命失敗后，反動統治者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賴勤絲毫未動搖其革命之志，仍然借教書的社會職業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 1929年，賴勤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先在縣游擊隊、獨立二團任宣傳員、宣傳科長等職，以后部隊擴大改編為黃公略率領的紅三軍，賴勤任連政治指導員。紅三軍進攻進吉安時，賴勤身先士卒，英勇殺敵，光榮負傷。傷愈后，繼續上陣，于1931年擔任紅軍隨營學校大隊政治委員。1932年調中央革命軍委會任供給部秘書、保管庫主任、副部長等職。1934年10月，賴勤參加了偉大的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任野戰軍供給處長，1936年任野戰司令部第三科科長及供給部軍需處長，1936年任援西軍供給部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我工農紅軍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華北，對日作戰，賴勤任129師供給部政治委員。一年后，調晉冀魯豫邊區冀南行署任財政處長，后又調任冀南軍區后勤部長兼供給部政委及冀南銀行路東行經理，1938年5月，因總行長高捷成在反掃蕩中壯烈殉國，賴勤于7月末接任總行行長職務。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賴勤抱病日夜工作，親自領導、幫助、教育干部改造思想，付出了最大的心血。1944年10月，銀行與工商局機構合并辦公，又兼任太行區工商局監察委員。 賴勤在對敵的斗爭中，在為人民謀福利的事業中，在發展生產和保證軍事供給的經濟工作中，夜以繼日地不辭辛苦地工作，積勞成疾。1945年4月，賴勤喉頭發炎，但仍晝夜操勞，親自主持區行總局召開的監委會議，直至會議結束才住進晉冀魯豫白求恩醫院治療。由于操勞過度，加上身體極為虛弱，病勢日趨沉重，后轉為惡性敗血癥，6月9日不幸逝世，享年40歲。 賴勤為革命奮斗了二十余年，忠誠堅毅，上前線不受強敵所屈，管經濟不為金錢所動，是一個模范的共產黨員。 賴勤雖死猶生，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八）堅貞不屈，始終沒有暴露黨的秘密——劉球賢 劉球賢（1913-1935），又名劉桂茍，泰和縣萬合鎮菰塘村人。劉球賢從小聰慧機靈，8歲入私塾就讀一直到16歲。這期間，中國革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在各地建立組織，使得工農運動蓬勃發展。萬合鄉在吉安東固革命熱潮的推動下，在中共泰和區委的領導下，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廣大農民紛紛組織起來建立農會與封建勢力、地主惡霸進行斗爭。 劉球賢親眼看到了大革命的熱烈景象，在他的心靈里播下了反封建反土豪劣紳的革命種子。大革命失敗后，黨決定革命中心從城市轉向農村。在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指引下，農民暴動風起云涌。1927年11月，泰和縣發生了上千農軍攻打縣城的“三十都暴動”。這次暴動影響極大，使劉球賢深受教育。1929年，他棄學從商，認為這樣能接觸社會，了解民眾。所以，他在羅家圩私人雜貨店當學徒時，就經常和鄉蘇維埃政府的人來往，接受革命熏陶。1930年，曾山常在萬合鄉一帶開展革命活動，在其教育和幫助下，劉球賢投身革命。同年10月，由萬合乾岡十四鄉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廣明推薦，劉球賢擔任該鄉政府的文書職務。不久，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被調到駐在灌溪的泰和縣蘇維埃政府任文書職務。劉球賢年輕勁頭大，熱情高，工作兢兢業業，認真負責，深得曾山等領導同志的稱贊。1932年轉戰到江西寧都縣，省委任命他為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長，1933年當選為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當時國民黨向中央蘇區進行了瘋狂的圍攻，戰斗頻繁，局勢緊張，劉球賢隨省委機關轉遷宜黃、樂安等地。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省委機關全部沖散。1935年2月間，劉球賢和部分機關工作人員隱蔽在宜黃、永豐一帶山中。但是，由于人生地不熟，在永豐龍風被敵人發現而被捕。敵人把劉球賢等人押送到寧都，對他軟硬兼施，嚴刑拷打。劉球賢堅貞不屈，始終沒有暴露黨的秘密，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情操和氣質。敵人沒有辦法，把他轉押南昌監獄。1935年夏天的一個深夜，劉球賢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年僅22歲。臨刑前，他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一定會勝利！”慷慨就義，為黨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九）項與年革命事跡——1934年的秋天，一個鼻青臉腫的乞丐正拄著拐杖在道路上行走，而此條道路正是通往當時中央蘇區駐地的必經之路，與此同時，剛好有個紅軍戰士路過此處，在開展愛國教育課程，這時他感覺肩膀被人拍了一下，這名戰士轉頭一看，發現是一個發現竟然是一個渾身發臭的乞丐，這位乞丐神色焦急、聲音沙啞，他艱難的對其講到：同志，我要找周恩來。紅軍戰士聽聞此言頓時一驚，這名乞丐竟然要找周副主席？他是誰？難道是想找周副主席主持公道？就在紅軍戰士遲疑之際，乞丐再次喘著粗氣說道，我找他…是有急事啊。紅軍戰士見狀一時也拿不定主意，只好先將其帶到紅軍干部辦公室，讓領導來處理此事。紅軍干部在了解完情況之后詢問了這名乞丐的名字，這名乞丐說，他叫項與年，有重要的情況要向周恩來報告，得知此事紅軍干部也不敢怠慢，立即向中央軍委打了一通電話，說有一個名叫項與年的同志要找周副主席，周恩來在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作出了回應，要求他們派人將項與年送過來。而就在項與年去往中央軍委不久后，紅軍部隊就立即開始兩萬五千里的長征，向陜北地區開始轉移。那么這位名叫項與年的乞丐究竟是何人？他跟周恩來又說了什么事？紅軍不久后的長征行動，又跟他有沒有關系呢？項與年，原名項廷椿，1894年出生，福建連城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兩年后轉入周恩來創辦的中央特科，并在上海擊斃中共叛徒白鑫，為我黨解除一巨大隱患。1933年，項與年奉命潛入國民黨內部，進行地下情報工作。而此次他之所以出現在瑞金，就是因為他從國民黨那里獲得了一份關乎整個紅軍生死存亡的重要情報，他必須第一時間將這份情報告知中央才能解除此次危機。事情還要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紅軍計劃說起，當時蔣介石在廬山召集了一批國民黨高級官員，共同商討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計劃，這份計劃書光是擺在眾人眼前，就有兩斤多重，里面詳細分析了要如何將紅軍部隊圍剿消滅。而身為參會高官之一的莫雄，早就已經是我們自己人了，他在參加完會議之后，第一時間將情報帶回了辦公室，并準備派人將其傳遞給遠在瑞金的紅軍部隊，而這項任務，正是由項與年負責。項與年將這份文件用特制藥水，抄成了4本學生字典，并將自己假扮成教書先生，開始了趕往中央蘇區的行程。越接近中央蘇區，沿途的盤查就越來越嚴密，項與年覺得字典帶在身上還是太容易暴露了，隨后又將情報抄在紙條上，并將其密封好貼進了自己的鞋底。最終歷經千辛萬苦，項與年終于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來到了距離瑞金只有一步之遙的泰和山區。就當他準備過關之時，他卻發現這里的盤查比之前的關卡要更加嚴密，國民黨官兵連過往行人的衣物都要檢查。為躲避敵人的搜查，項與年思慮了一番之后，撿起了路邊的一塊石頭來到了一處隱秘之地，隨后只見他兩手緊緊握住石頭，想自己的面門砸去，不一會兒他便從口中吐出一攤血漬，其中還有一顆牙齒，發現只掉了一顆牙齒，項與年還覺得不夠，想撿起石頭狠狠的朝自己面門再砸了一次，這一次他砸掉了三顆牙齒，嘴巴周圍也全都腫了起來。原來他是想靠此方法裝作乞丐，來避免守關人員對其有過多的檢查，隨后他又去找了一處臭水溝，來給自己增加點“味道”，還有污泥抹在臉上給自己裝扮了一番，這一招不可謂不狠，項與年來到關口后，守衛見他渾身邋里邋遢，臭氣熏天，面部鼻青臉腫，不由地生出一股厭惡之意，便草草結束了對他的檢查。項與年也因此成功過關將情報送到了蘇區紅軍總部。接下來就是我們開頭講到的那一幕，項與年被紅軍干部送往了周恩來處，并將蔣介石第五次圍剿計劃告訴了中央領導人，最終，中央決定，部隊立即開拔，開始了我們廣為人知的兩萬五千里的長征行動。項與年——破“鐵桶計劃”的絕密使者 很難想象，在那么嚴密的封鎖下，為了把關系革命全局的絕密情報，及時送到中央蘇區瑞金，他敲掉門牙，扮成乞丐七天，一千多里路，他穿越重重封鎖線，將情報親自交到周恩來手中，讓紅軍提前實行戰略大轉移，踏上了長征之路，他就是我黨隱蔽戰線上的尖兵項與年。 隱蔽戰線中獲取絕密情報 項與年，福建省連城縣人，1896年出生在連城朋口鎮文地村一個普通農民之家，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項與年在組織安排下到中央軍委機關執行情報與聯絡工作。1931年，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往江西革命根據地后，項與年繼續留滬從事地下活動。負責軍委秘密聯絡點的項與年，憑借忠誠堅定的信仰和機智沉穩的性格在上海潛伏下來。1934年3月，應莫雄之邀，受組織指派，項與年前往江西德安擔任江西第四區保安司令部的情報參謀。在這個崗位上，他協助莫雄用不到6個月的時間，演繹出德安專區“共匪”被“剿絕”的景象。這不僅迷惑了敵人，也幫助莫雄贏得了蔣介石的信任，莫雄因此獲得了“傳令嘉獎，考成第一”的通報表揚，同時有機會獲取更為重要的核心軍事機密。 1934年9月，蔣介石在廬山牯嶺召開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東五省主席和軍長秘密軍事會議，制訂了“圍剿”蘇區紅軍的“鐵桶計劃”：調集150萬大軍、270架飛機、200門大炮，以分進合擊、鐵壁合圍的新戰術，從四面八方形成包圍圈，架起三十多道鐵絲網，構成嚴密火力網，組織幾十萬大軍逐步向瑞金推進；還配備1000輛卡車，快速調動部隊，及時攔截紅軍，在指定的時間突然合攏包圍根據地。 每推進一華里布上一重鐵絲網，每五公里筑一道碉堡線。如此縝密的計劃，強大的火力布防，讓蔣介石覺得這次“圍剿”蘇區紅軍行動肯定十拿九穩、萬無一失。然而，如此機要的絕密、看似天衣無縫的軍事計劃，卻還是在閉會當晚就被泄露了出來。 擔起挽救紅軍生死危亡的重任 莫雄本沒有資格參加這次極為重要的廬山軍事會議，但因為廬山正處于德安地區，他又與蔣介石有特殊關系，所以也被破格特邀參加。莫雄出席完廬山高級軍事會議，連夜趕回德安司令部。當他踏進司令部的時候，已是掌燈時分，他顧不上吃飯，馬上將劉啞佛、盧志英、項與年叫到辦公室，并將從廬山帶回來的所有文件從公文包中取出，讓他們細看。 他們飛快地看著，臉色隨之而變。劉啞佛開口問莫雄：“大哥，你說怎么辦？”莫雄說：“還能怎么辦的？這么危急，你們馬上拿去交給黨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擔就是了！” 項與年等人聽了，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代表黨感謝你！”??????? 當下應該立即通知中央蘇區方面，及時應對，以免造成重大損失。但此時，擺在大家面前的還有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將“鐵桶計劃”盡快、盡可能詳細地傳遞回蘇區。 項與年等人在討論如何將“鐵桶計劃”的絕密文件送到蘇區 一般來說，傳遞情報莫過于發電報，發電報對于傳遞普通情報來講沒有問題，可是對于這份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絕密情報，單憑一封電報的說服力，顯然是不夠的。 電報發送信息有限，如果蘇區方面沒有得到國民黨“鐵桶計劃”詳細布防信息的話，那么未來，一旦紅軍想要突圍，每踏出一步，都有可能要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最穩妥的辦法莫過于發送一封簡單的密電，然后派人將“鐵桶計劃”這封絕密情報，親手交給紅軍最高領導。 情況十萬火急，項與年等人決定馬上行動，連夜用特種藥水將蔣介石制訂的“鐵桶計劃”的主要內容，密寫到四本學生字典上，然后把整套計劃送到南昌秘密聯絡站，馬上把計劃的核心部分用電報形式向瑞金發報。從德安到瑞金，中間要經過永修、新建、南昌、豐城、崇仁、樂安、寧都、石城八個縣市，其間更有崇山峻嶺、河流險阻，不僅路途艱險，周邊的形勢也非常嚴峻。此時的中央蘇區四周羅網已經張開，國民黨更是在沿途布置了幾十重關卡，層層重兵防守，想要順利通過關卡，將情報送出，十分困難。 那么派誰去送情報最適合呢？此去萬難，需冒九死一生的風險，死不要緊，但是如果情報最終沒能送出去，那么在坐的這些人，可就都是萬死難辭其咎的罪人了。項與年會講客家話，熟悉當地人情地貌，又是保安司令部機要秘書，過關卡比較隱蔽、方便，他自告奮勇承擔重任。劉啞佛、盧志英表示同意。最終，項與年擔任起了挽救紅軍生死危亡的重任。 自敲門牙巧送情報 拿到情報后，項與年扮成教書先生，懷揣著密寫字典出發了。為避開國民黨軍隊的關卡，項與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護，避開大路翻山越嶺，秘密前行。在逐步靠近中央蘇區時，項與年發現敵情遠比預想的嚴重：幾乎每個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頭路口均有崗哨，簡直是插翅難飛。 如何闖關過卡，成了大難題。經反復思索，他決定改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叫花子要有叫花子的樣子，他思索片刻，將心一橫，抓起一塊石頭一連敲下自己的四顆門牙。頓時，他血流不止，疼痛難忍。當他走下山時，已是臉色蒼白、嘴腮腫脹、面部變形，加上蓬頭垢面、衣衫襤褸，儼然成了一個乞討的叫花子。他強忍疼痛將密寫字典藏在滿是污穢的袋子里，上面放著乞討來的發餿食物，深一腳淺一腳下山前行。沿途敵軍哨兵見了，遠遠地捂住鼻子將他趕走。 項與年翻山越嶺送情報，一路風餐露宿，歷經千辛萬苦，項與年終于混過了敵人的層層哨卡，到達江西瑞金沙洲壩的中共中央駐地。當周恩來接過項與年的絕密情報時，幾乎認不出眼前的叫花子就是相當熟悉的老部下項與年，感動之情無以言表。周恩來在聽完項與年匯報后，馬上命令紅軍作戰情報部門將密寫字典復原成文字圖表，認真進行分析研究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匯報。 國民黨廬山牯嶺會議結束僅一周，“鐵桶計劃”還未部署完畢，中央蘇區的紅軍已開始戰略大轉移。這一行動頓使精通軍事的蔣介石大感不妙：“奇怪，要和我們‘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較量的紅軍，為何突然不戰而退呢？” 長征途中，毛澤東在獲知是地下黨工作人員冒著生命危險送情報的情況后，連聲稱贊：“搞情報的同志是有功勞的，是有大功勞的！” 項與年冒死送情報，讓近十萬的中央紅軍躲過了國民黨的“鐵桶合圍”之勢，跳出了足足30道的嚴密封鎖，提前十天踏上了長征之路。 為了理想，他遠走他鄉、尋找信仰；為了信仰，他隱姓埋名、潛伏無言；為了使命，他喬裝易容、涉險闖關；為了勝利，他拋家舍業、妻離子散；為了家國，他初心不改、忠誠無悔。 他赤膽忠心、機智果敢、細致沉穩，對黨、國家、民族和人民深厚的愛戀，如他曾經做過的工作一樣，鐫刻在他傳奇而不凡的生命軌跡里。 （十）獲“教育戰線優秀戰士”獎章——張濟民。張濟民（1896-1987）,原名張以宸,江西省泰和縣苑前鎮嶺頭村人。1896年2月出生于農民家庭，1914年畢業于南昌省立二中。1929年7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斗爭。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任贛西南獨立 4 團司務長、副官長、書記官, 紅3軍第8師政治部秘書處處長兼政務處處長、司令部書記長，紅3軍政治部組織部調查統計科長，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調查統計科科長，紅軍后方政治部組織部調查統計科科長。1933年6月入瑞金紅軍學校學習，9月調任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調查統計科科長。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主力部隊長征。長征途中草地潮濕蚊蟲叮咬，很多戰士因得瘧疾而犧牲，開國少將鄰村的易耀彩時年僅18歲患此疾，“孩子不能停，留下只有死路一條，你爸把你托付給我，我不能讓你犧牲，就是背我也要把你背出草地”年長的張濟民鼓勵并連背帶架他一起追趕部隊，途中解下自己的牛皮腰帶熬“牛肉湯”，連喝幾次病還漸好。過雪山時，又逼他喝下兩碗辣椒水，登上夾金山。下山時又叮囑他要把包背在背后成下雪山的有力助手，連滾帶滑下雪山。現陳列在沈陽軍區后勤史館里的一塊破舊雨布曾是老紅軍張濟民當年爬雪山過草地使用的救命裝備，就是靠著這種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和毅力，經歷千難萬險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路。1934年6月入紅軍大學干一科學習并兼任教育干事，這個科的大部分學員是高級干部，科的管理干部均由學員兼任，開學不久學校隨中央機關轉移到保安縣，紅軍大學干一科選定距縣城約5里遠的一個被廢棄的牧場建營地。大家把山溝里圈羊的幾個石洞整修為課堂和宿舍，把黑油墨涂在石壁上當黑板，用石塊和土坯做成坐位；沒有床鋪，就壘土炕或割草打地鋪，生活條件極其艱難，科黨支部發動大家獻計獻策。張濟民在討論中提出兩條建議：一是把應發給個人學雜費的一部分集中起來購買豬、羊飼養，解決沒肉吃的問題。二是學員自己動手干雜務，把隨行的勤雜人員組織起來上山打柴，節省燃料開支。黨支部采納了他的建議，對勤雜人員的任務做了調整，并派學員與司務長一起到外地買回50多頭豬和羊，學員輪流幫助炊事班打青飼料精心飼養。不久，紅軍大學干一科的伙食得到了改善，校領導稱贊說：“這個辦法好，一定要把經驗介紹給其他學員單位。”通過這件事，領導和同志們都認為張濟民同志有經濟頭腦，讓他兼任經濟委員。 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1月紅軍大學遷至延安改編為抗日軍政大學。盡管一直在紅軍政治部門工作，但因為紅軍大學的那段經歷，顯露了張濟民的經濟管理才能，于是被組織留在了抗大，參加抗日軍政大學的創建工作，歷任校務部供給科科長、經理處處長、供給部部長、供給部政治委員等職。在日偽殘酷封鎖和轉戰辦學的艱苦條件下，組織生產自救，先后開辦了采買隊、合作社、粉房、豆腐房、洗澡堂等生產服務項目，率領部隊深入敵后籌集糧款，改進財經管理，戰勝敵人的經濟封鎖，保證正常生活和教學工作順利進行，為部隊培養大批干部提供了后勤保障。由于他為抗大供給保障做出了積極貢獻，榮獲“教育戰線優秀戰士”獎章。 解放戰爭時期，奉命赴東北組建東北民主聯軍總供給部，任部長、政治委員，東北貿易總公司經理，東北軍區經理部部長，東北軍區供給部部長。在部隊不斷擴大、戰局瞬息萬變、條件十分惡劣的形勢下，完成了四平保衛戰、遼沈戰役等解放東北各大戰役百萬大軍的后勤保障任務，最先為軍隊建立了較系統、大規模供給、財務工作體系。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東北軍區后勤部財務部部長、政委、東北軍區后勤部副政治委員、沈陽軍區后勤部副政治委員等職。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后勤保障工作，為加強部隊后勤建設，作出了貢獻。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61年12月離職休養，為行政八級，副軍職待遇，1966年5月經中央軍委批準離休。1982年8月為副兵團職級待遇。1987年11月6日，因病醫治無效，在沈陽逝世，享年91歲。（原稿縣委黨史辦，張濟民將軍之子張亦軍補充完善） 軍隊后勤保障戰線的先驅——忠實于黨的教育事業的干部張濟民 （送審稿） 張濟民(1896-1987),原名張以宸, 江西省泰和縣苑前鎮嶺頭村人。1896年2月出生于農民家庭， 1914年畢業于南昌省立二中。1929年7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３０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斗爭。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任江西紅軍贛西南獨立4團司務長、副官長、書記官,紅3軍第8師政治部秘書處處長兼政務處處長、司令部書記長，紅3軍政治部組織部調查統計科長，紅1軍團政治部組織部調查統計科科長，紅軍后方政治部組織部調查統計科科長。1933年6月入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學習，9月調任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調查統計科科長。1934年10月10日編入中央縱隊從瑞金田心圩出發，12日到達于都縣城北大嶺下進行了休整和補充，開始艱苦卓絕的漫漫長征路。長征途中草地潮濕蚊蟲叮咬，很多戰士因得瘧疾而犧牲。時年僅17歲的易耀彩患此疾，年長的舅舅張濟民鼓勵他“孩子不能停，留下只有死路一條，你爸把你托付給我，我不能讓你犧牲，就是背我也要把你背出草地”并連背帶架他柱著樹枝相互攙扶著一起追趕部隊。爬雪山時，要他喝下兩碗辣椒水，登上夾金山。下山時又叮囑他要把包背在背后成下雪山的有力助手，連滾帶滑下雪山。過草地途中解下自己的牛皮腰帶熬“牛肉湯”，連喝幾次病還漸好。現陳列在沈陽軍區后勤史館里的一塊破舊雨布也曾是老紅軍張濟民當年爬雪山過草地使用的救命裝備。就是靠著這種堅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和毅力，經歷千難萬險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路，1935年10月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1936年6月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第一科學習兼教育干事，這個科的大部分學員是高級干部，科的管理干部均由學員兼任，開學不久學校隨中央機關轉移到保安縣，紅軍大學第一科選定距縣城約5里遠的一個被廢棄的牧場建營地。大家把山溝里圈羊的幾個石洞整修為課堂和宿舍，把黑油墨涂在石壁上當黑板，用石塊和土坯做成座位；沒有床鋪，就壘土炕或割草打地鋪，生活條件極其艱難，科黨支部發動大家獻計獻策。張濟民在討論中提出兩條建議：一是把應發給個人的津貼墊支一部分飼養豬、羊，解決沒肉吃的問題。二是學員自己動手干雜務，把勤雜人員組織起來上山打柴，節省燃料開支。黨支部采納了他的建議，對勤雜人員的任務做了調整，并派學員與司務長一起到外地買回50多頭豬和羊，學員輪流幫助炊事班打青飼料精心飼養。不久，紅軍大學第一科的伙食得到了改善，校領導稱贊說：“這個辦法好，一定要把經驗介紹給其他學員單位。”通過這件事，領導和同志們都認為張濟民同志有經濟頭腦，推舉他兼任經濟委員。 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1月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遷至延安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盡管一直在紅軍政治部門工作，但因為紅軍大學的那段經歷，顯露了張濟民的經濟管理才能于是被組織留在了抗大，參加抗日軍政大學的創建工作，歷任校務部供給科科長、經理處處長、供給處處長、供給部部長、供給部政治委員等職。在日偽殘酷封鎖和轉戰辦學的艱苦條件下，辦校經費非常困難，為了彌補經費缺口，組織生產自救，先后開辦了采買隊、合作社、粉房、豆腐房、洗澡堂等生產服務項目，率領部隊深入敵后籌集糧款，戰勝敵人的經濟封鎖。為解決采買隊及合作社占用經費較多，流動資金周轉困難，時常拖欠個人津貼的問題，研究印制了《欠津貼證券》，按月發給教職員和學員，代替現金到合作社購買物品，合作社的買賣也興隆起來，受到領導和群眾的歡迎；1941年1月任抗大供給處處長，制定的《供給處暫行工作條例》是抗大創辦以來首次頒布的比較全面系統的后勤工作條例，從而使抗大后勤工作有條不紊，有章可循，對抗大后勤工作正規化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保證了正常生活和教學工作順利進行，為部隊培養大批干部提供了堅實保障。抗大辦校10年間，張濟民從始至終為抗大供給保障做出積極貢獻，對自己工作一貫積極負責有成績，獲抗大工作大檢查獎勵表彰，榮獲“忠實于黨的教育事業的干部”獎證之表揚。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0月奉命赴東北組建東北民主聯軍后勤總供給部，歷任部長、政治委員，東北貿易總公司經理，東北軍區后勤供給部政治委員，東北軍區后勤經理部部長，東北軍區供給部部長。在部隊不斷擴大、戰局瞬息萬變、條件十分惡劣的形勢下，完成了四平保衛戰、遼沈戰役等解放東北各大戰役百萬大軍的后勤保障任務。1946年9月制定的東北民主聯軍后勤總供給部《供給標準（草案）》，1948年4月東北軍區后勤工作會議后，制定的《供給標準修正草案》為戰區首次建立統一的供給制度，也是軍區財務工作史上第一個經費供應標準，從此軍區基本統一了財務供給制度和標準，最早為軍隊建立了較系統、大規模供給、財務工作體系。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東北軍區后勤部財務部部長、政委、東北軍區后勤部副政治委員、沈陽軍區后勤部副政治委員等職。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后勤保障工作，為加強部隊后勤建設，做出了貢獻。 1955年9月27日授予少將軍銜。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61年12月離職休養，為行政八級，副軍職待遇，1966年5月經中央軍委批準離休。1982年8月為副兵團職級待遇。 1987年11月6日，因病醫治無效，在沈陽逝世，享年91歲。（原稿縣委黨史辦，張濟民將軍之子張亦軍、易耀彩將軍之子易海江補充完善） （十一）曾威革命事跡——曾威（1916—2004）江西省泰和縣苑前鎮琴塘村人。1916年12月出生于貧苦農民家庭，1930年9月加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5月轉為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萬泰縣特務連班長，湘贛省保衛局特務員，紅六軍團保衛局特務員，西安辦事處副官。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戰斗。1934年8月隨紅六軍團西征。參與了創建湘鄂川黔蘇區。1935年11月隨紅二、紅六軍團參加長征。長征途中，參加了烏蒙山回旋戰、兩進遵義、北渡金沙江、甘孜會師、隴南戰役及紅軍三大主力部隊會師等重大戰役戰斗。1936年到達延安后，在擔任紅六軍團保衛局特務員期間，完成了護送王稼祥、葉劍英等領導赴西安的警衛任務。并多次護送黨和軍隊的重要領導赴全國各地開展工作，受到中央領導的表揚。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黨支部書記，總務科長，周恩來的警衛副官。“西安事變”后，一次外出執行任務途中，意外發現大批被俘的西路軍指戰員即將被國民黨押解到南方，及時報告了正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工作的葉劍英，使1200多名紅軍指戰員獲救，受到了周恩來的稱贊：“曾威，你立了一大功”。1939年年初，隨蕭克、程世才領導的冀熱察挺進軍赴晉察冀，先后擔任挺進軍第9團2營教導員、挺進軍政治部組織科長，晉察冀軍區第十二軍分區10團政治委員兼中共昌（平）延（慶）縣委書記等職。參加了創建平西、平北抗日根據地和華北地區反“掃蕩”中的多次戰斗。在“百團大戰”的上下河殲滅戰中，率所屬部隊以無一人傷亡的戰績，殲滅了日軍130多人的增援部隊。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察冀軍區第十二分區政治部主任，獨立第5旅副政治委員，獨立第8旅副政治委員，察哈爾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平北軍分區司令員，東北野戰軍第十一縱隊 32師副師長，塘大警備軍司令員，華北直屬獨立 201師參謀長等職。參加了遼沈戰役、平津戰。1947年夏季，帶領部隊深入敵后展開游擊戰，殲滅了國民黨裝備精良的三個連，受到冀察熱遼軍區通令嘉獎。1949年 12月，受命在綏遠參加接受傅作義起義部隊的工作。在改造起義部隊的過程中，努力做好團結改造工作，圓滿完成了上級賦予的重大政治任務。新中國建立后，歷任第十三兵團201師政治委員，第69軍副政治委員（在職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高級速成班學習），第69軍副軍長，北京軍區工程兵政治委員,天津警備區政治委員。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先后三次入朝作戰，為保家衛國和中朝人民的友誼作出了貢獻。1983年9月，副兵團職離職休養。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獲三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2004年1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十二）紅軍的兒子、人民的將軍易耀彩——易耀彩（1916年12月—1990年10月)，江西省泰和具苑前鄉螺崗村人。出身于貧困的雇農家庭。在其父的革命引導下，1929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并擔任鄉兒童團書記,跟隨其父鄉蘇維埃政府主席易宇塽參加了東固革命大暴動。1930年初在革命受挫后，13歲毅然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1931年由共青團轉入共產黨。參加了殘酷的五次反圍剿。1934年參加了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在長征，抗目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歷任機要員，紅軍排長、連指導員、青年干事、科員，八路軍一二0師358旅司令部作戰科長、晉察冀軍分區、冀察軍區參謀長，張家口衛成司令部司令員，晉察冀野戰軍三縱隊旅長、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解放軍華北軍區第十九兵團六十三軍副軍長兼參謀長，海軍青島基地司令員，海軍潛艇學校校長，北海艦隊第一副司令員、政治委員、海軍軍事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50年奉命調往海軍，組建了海軍青島基地。1953年至1958年為了建設強大的人民海軍，奉命赴蘇聯學習并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蘇聯伏羅希洛夫海軍學院。1958年-1960年為海軍培養缺少的海軍潛艇人才，出任了潛艇學校校長，為初建的人民海軍培養了大量指揮和專業人才。1960年后在北海艦隊為海軍的發展和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一生為建設強大的海軍嘔心瀝血奮斗了40余年。歷經了戰火的生死考驗和政治的無畏磨難。1969年至1972年在動蕩的文化大革命中接受周恩來總理的直接命令兼任青島市領導職務抓革命促生產。解放干部為青島的建設做出了艱難工作。“革命家庭永不悔，戎馬一生鑄海魂”！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共第九屆候補委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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