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

進勇

中國人民解放軍原晉綏軍區政治部在蓉同志合影順序排列 第一排左起:　　何進仁　張文池　崔文濤　李海生　郭躍峰　寧玉明　杜巧俊　李　瑛　趙　貞　來貞軍　朱曉霞　張月英　趙桂欣　郝占年　趙潤香　蘆云英　解甦明　周欣如　何玉瓊第二排左起:　　馮治安　王　偉　祁云初　張漢卿　武紹端　趙森林　魯　光　陳　剛　任景龍　王定一　劉作霖　陳恒久　解　杰　靳成瑞　陳希深　張培中　張錫九　張志堅　劉彥光　宮占鮮　張天福第三排左起：　　席祝山　許　明　馮培文　李杰村　范建國　劉佑東　楊伯仲　裴亞東　安春振　張紀淦　解　勇　李　隆　劉長玲　王青生　周　藻　朱廷華　祁佑中　袁平杰　何俊卿　晉良玉　賈庚翔　王應生第四排左起:　　于文魁　張　堅　栗茂章　宣海池　孟尚義　康　欣　羅　凱　呂根才　王述文　鄭　英　劉秀珍　孫玉珍　李春榮　樊逸奮　丁躍華　藺炳義　王開禮　趙　英　徐　州第五排左起:　　楊　凱　張敬厚　油　植　葉中成　馬士援　張保秋　劉　潤　王　斌　王佩瑯　李興元　陳振業　王炳清　劉致平　溫聚生　王知深　黃鼎昌　賈家興　陳　昭　施建新　趙玉廷　徐佩清我的父親王炳清第五排左起第十位（文字排序有錯） 　　我的父親王炳清，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原晉綏軍區政治部”的一員。　　在上面這幅照片中他算比較年輕的，大概是彭德懷組織“百團大戰”之后才參加革命的工農干部，他幾乎沒有文化，聽我媽講好像只讀過不到一年的書，入川后在溫江工農干校又脫產讀了幾個月的書。　　抗戰時，他的個子不矮，本來是安排他當機槍手的，然而眼睛不行，不是近視，是兩眼不能單獨閉上一只，要閉兩只都閉，要睜兩只都睜。怎么瞄準呢？只好成了后勤人員。　　父親善趕馬車，成了運輸人員，類似于現在的駕駛員。走南闖北，結識了不少人，也做了不少事，他的一生還是有好多故事的。　　我的父親算不上英雄，由于眼睛的原因，他沒有親手消滅過一個敵人，他有過槍，盒子炮，卻從沒有使用過，就是一個擺設，好像從沒有開過槍。這方面還不如我，文革期間我在２８中還對天打過馬克辛機關槍，三八大蓋也打過。　　父親南下入川后，先到了成都東二巷賀公館，擔任了賀龍家的管理員，實際上就是內務。　　我的父親算不上英雄，但是，卻算得上忠誠于黨的普通一員，雖然普通在關鍵時刻是經得起考驗的黨員。　　文革期間因為在賀龍身邊工作的原因他被關在衛干院、被打，但始終堅持入黨誓言，絕不出賣人格，即使牙被打落，遍體鱗傷也絕不。　　文革期間他是有機會投機取巧，鉆營改變他的人生的。但是，他能堅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這是我所佩服的。 　　　　賀龍從成都調重慶，我父親作為內務管理員本應跟隨，但是，我母親從山西來了成都，就留在了成都。　　組織上安排我父親擔任省委招待所首任所長，剛成立時屬于省委組織部管，是因為那時省內各縣領導經常要來省上開會，領受任務，總要有一個歇腳的地方。最初招待所是在市內好幾個地方，有寬巷子、陜西街、鼓樓北二街……每條街有幾個院子，我父親每天騎上自行車就跑來跑去的，很不方便，工作效率很低，還顯得很忙。于是就給領導提了建議，領導很重視，就將原在實業街的省水利廳搬到了文武路，把分散的招待所集中到了實業街。　　招待所的工作是父親的高光時期，他盡心盡責，任勞任怨，短短幾年時間初具規模，搞得還像模像樣。　　文革前來招待所歇腳的都是各市地區的書記、各縣的縣長和縣委書記，不對外。父親又熱情又義氣，所以，他的朋友就多。　　幾年后領導覺得他還算能干，加上省委行政處處長張文池長期因病住院，就把我父親調到了省委行政處擔任副處長主持工作。杜信是我父親的同事，副處長。杜叔叔就是陳文書文章《保護彭德懷元帥骨灰瑣記》中直接參與保護彭老總骨灰的杜信。　　父親的高光時期還有一件事需要記錄。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主席唯一的成都之行，共停留23天。毛主席對成都的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非常關心，會議期間，他在百忙之中視察了成都很多地方，包括成都量具刃具廠、郫縣紅光農業生產合作社、都江堰水利工程、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地。　　我弟弟是1958年４月出生的，也就是說這期間是我母親待產。　　那時，公事總比私事重要。　　我父親擔任了杜甫草堂這個點的安保總指揮，或者說總負責人。　　父親離世前生病在川院住院是我陪護，有時間閑談他告訴我：　　兩個月前就知道毛主席要來成都開會，領導就安排他負責草堂寺的安全，每天天不亮就出發了，騎上他的自行車，到了草堂寺，就在喝茶的地點坐起，其實我父親不喝茶也要泡一杯，從省廳、市局，到派出所三級公安都要來匯報情況，那時階級斗爭復雜，草堂寺周邊的人員全部像梳頭發一樣排查，地富分子全部有專人監管，每天出門動向都要匯總清楚。其實下邊的人并不知道是誰要來，只曉得中央有大官要來。　　毛主席來草堂那天是李井泉陪同，父親離得就是十至二十米，不遠不近，隨時注意周邊情況，還是有些緊張。　　我給父親調侃說：你怎么不上去給毛主席敬個禮，握個手呢？　　父親笑笑……　　我繼續調侃：是我一定上前和毛主席握個手，請求和毛主席合影留念，然而，用我的相機狂閃……　　父親說：你到不了身邊，早被押到一邊去了，還不需要我親自動手。　　嗬嗬，那時我五歲不滿。　　之前連我媽都不曉得，保密哈。但是我媽卻一直很嘔氣，兩個多月時間每天都是早出晚歸，又不說去了哪？待產的確需要有人照顧，父親沒有做到，直到毛主席離開成都才告訴我媽，我媽這才原諒。 　　上世紀六一、二年中國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這一時期，國內農業減產，與蘇聯開始交惡，經濟面臨困境。　　自然災害導致饑荒餓死人了，省委派出工作組到各地救災，父親被派到了重慶江北縣任工作組長，相當于把縣委縣政府的工作全部接管了。那時的工作重點就是想辦法找糧食，解決饑餓不死人的問題。　　省委工作團重慶分團長是安法孝，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父親和他是老熟人也算朋友，倆人有一個共同愛好，煙癮特別大，父親收入低些常去蹭煙抽，安伯伯煙癮更大抽的卻是飛雁劣質煙，二毛四一包，聽說一天只需要三根火柴即可，也就是一根接一根抽。　　父親去江北縣前頭個月全縣餓死了四千多人了，幾十年后記憶仍然能準確到個位數，去后首先為江北縣三十八個公社每個公社建了一家醫院，醫院并沒有一顆藥，只有鐵鍋一口，安排了幾個人負責煮稀飯，路邊餓昏的老百姓抬到醫院給一碗稀飯喝了就得走人，其實就是救人的粥棚——吊命而已。當月餓死數控制在二千多人了。第二個月就完全控制住了，沒有非正常死亡一人。　　父親說每天都要打電話到重慶找安法孝要糧食，有時還吵架，我父親說話聲音本來就大聲，工農干部的特色吧。　　在江北縣父親遇到了一次驚險的事。　　江北縣有河，過河要坐渡船，父親已經上了渡船，五、六十人的船馬上就要開了，岸上有人要匯報工作把父親從船上叫了下來，站在岸邊談工作，心想只好坐下一趟船了。在岸邊父親眼睜睜看著這艘船在河中居然翻了，船上無一人生還。那時，救援不像現在。　　父親是山西人，典型的旱鴨子，不會游泳，逃過一劫，不知是不是上天有眼，否則我和父親的人生都將改寫。　　還有一件事值得記錄：　　一天，父親走村竄戶了解救災情況，在一個村口看到一顆大樹上綑著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生產隊長正用皮鞭抽打、怒斥。　　父親上前問怎么回事？　　隊長回答說：她偷了生產隊的包谷，在山上燒來吃。　　……　　父親是山西人，對話不暢通，互相不甚理解。好在有當地人陪同充當了“翻譯”。　　終于明白這女孩是地主子女，父母都餓死了，沒人管無人問，餓得不行了就跑到生產隊包谷地頭偷了幾包包谷在山上燒來吃，卻被發現了。　　父親說即便是偷了包谷也不能打人啊！　　隊長不服，指責父親沒有階級斗爭的觀念。怎么會為地主子女說話呢？意思是地主子女餓死活該。　　好在陪同人員趕忙解釋這是省委工作組組長，官比縣長，隊長不敢開腔了，放了人。　　之后，父親把這個女孩安排在煤礦挖煤，每天有幾毛錢的收入，可以解決吃飯問題，不至于餓死了。　　我在父親的病床旁調侃這是使用童工哈，若在現在是犯法的。　　父親沉吟片刻說：不去挖煤就只有死！　　我對父親的人性形象一下子就高大了許多。　　此一時彼一時，或者說黨的政策歷來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在那個年代階級斗爭年年講天天講，父親能實事求是，即有黨性，更有人性。我是佩服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春節前，我父親因公路過江北縣，舊地重游，總要看看十來年的變化，被當地老百姓發現了，一傳十，十傳百，一時來了數百當地老百姓圍著北京吉普不讓走，然后往車上裝了滿滿的年貨。　　父親沒有反對，是因為不能傷了老百姓真摯的心。然后，在縣城轉了一圈到了江北縣招待所，全部送給了招待所。哦，僅留了一瓶酒。這是駕駛員小陳告訴我的。最后還補了一句：你老漢好瓜哦。　　挖煤小女孩已長大成人，從重慶專程追尋到成都督院街我家，要謝父親的救命之恩。被我父親一頓勸說，要感謝黨，我只是在為黨工作，盡責。　　父親只是一名普通黨員，為黨工作是本分。但是，他的人性光芒卻對我有了深深地印跡。　　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善良的人是一輩子的事。 　　父親從重慶江北縣回來后繼續在商業街省委大院上班，職務是省委行政處副處長，主持工作，好像還兼任招待所，保衛科，車隊，財務科……或者說是分管。那時的行政處還不屬辦公廳管，直屬省委，具體是賈丕績在管，山西老鄉。賈伯伯是省委副秘書長，人稱大管家，他負責領受上邊的要求。父親號稱二管家，做具體的事。　　父親沒啥文化，人卻不笨，加上年輕肯干，文革前商業街周邊也算是小有名氣。　　文革期間，我媽讓我到祠堂街銀行是存錢？還是取錢？記不清了。銀行的工作人員看到存折是我父親的名字，便問起我父親的情況，然后告訴我那時省委發工資需要你父親的印章，沒有蓋章是不能取錢的。難怪文革前去父親辦公室玩，在抽屜里看到他的印章想要拿來玩，他不肯。原來還有那么大的作用哈。　　文革前的父親，春風得意，如魚得水，大展拳腳，盡心盡力發揮自己的能力為黨做事。　　文革一開始，卻因曾經在賀龍身邊當過管理員，就被抓到了衛干院關起。關在衛干院的還有省公安廳廳長趙蒼璧，后來是公安部長。　　文革期間真是無法無天，有一群待分大學生特別壞，喜歡打人——搞逼供信，對人施用肉刑、變相肉刑或其他威脅手段逼取口供。 父親堅持住了。　　1966年12月某天半夜被放回家，我媽把我叫起床，我看到的是遍體鱗傷的父親，那年我13歲，加之天寒地凍，寒冷的風似乎能吹進皮膚，直達骨頭，帶來陣陣刺痛。 我相當的怕…… 　　文革期間父親他是有機會投機取巧，鉆營改變他的人生的。但是，他能堅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這事要從鄰居朱良說起。　　朱良河南人，原來是國民黨的汽車兵，解放戰爭時被解放軍包圍成了解放兵。解放初期汽車兵很金貴，分配到了招待所成了駕駛員。他有四個兒子，我們稱呼為大毛、二毛、三毛、四毛，從年齡上大毛、二毛比我大，三毛、四毛比我小。他和我父親算上下級關系，我們娃娃就是鄰居、玩伴。　　文革前組織部借用招待所的房子辦公，到后來幾乎占用了整個招待所，最后招待所只好搬家到了羅家碾，稱之為羅家碾招待所，地點在城西一環外后來的野馬大廈那一片，那時周邊還是農田，當然果樹多，有河，空氣好，環境好，就是稍遠了點。　　朱良是駕駛員自然去了羅家碾上班。　　羅家碾招待所是在原工人療養院的基礎上改變的，住了一些長期因傷因病的老紅軍，還住了一些因種種原因暫時沒有安排工作的干部。　　劉結庭、張西挺就是1964年左右住在這里，他們曾經是宜賓的頭頭，劉結庭任中共宜賓地委書記、張西挺任中共宜賓市委第一書記期間，因嚴重違法亂紀、合謀打擊陷害干部群眾，于1963年3月夫妻二人同時被撤銷職務……總之，就呆在了羅家碾。　　父親臨終前在病床上告訴我，實際上是李井泉把他倆保護起來了，必然是老同志嘛。那時父親還兼管招待所，生活上還是要關心的，六六年上半年時興毛主席語錄，父親親手將毛主席語錄分發到每一位老同志手上。劉張收到后還很激動。　　劉結庭是山東人，張西挺是河南人，和朱良是老鄉常有來往，本也正常。　　文革開始，劉結庭、張西挺不消停了，聯系了造反派要去北京鬧翻身。　　據說朱良幫了忙，造反派的車停在公路邊，是踩在朱良的背上翻墻逃出去的。　　劉結庭、張西挺到了北京找到中央文革小組，申訴是被李井泉迫害的。　　在陳伯達、江青的關照下，劉結庭、張西挺領受了尚方寶劍回到四川籌備省革委。史稱：張梁劉張。　　這段時間朱良是最閃亮的時候，穿一身嶄新黃軍裝，紅領章、紅五星……腰間還別著一把手槍，走起路來屁股后邊還露出點紅須須，成了劉張的專車司機，車子也換成了高檔車。　　籌備省革委需要干部，準確說是聽從劉張的干部，我父親成了備選，還談了話。　　父親告訴我媽：二選一，一是辦事組，類似辦公廳；二是毛著出版社，在當時是頭等大事。父親自從文革被關被打放回家后就成了逍遙派，在家呆了幾年了，總想再為黨為國家干點事。毛著出版好，是做具體事的，父親認為這事好，有點默認了。　　幾天后接到通知到錦江大禮堂參加省級機關和成都市級機關幾千人的大會。　　父親去了。朱良滿會場找，終于找到了，拽著就朝主席臺上走。　　主席臺上是張梁劉張，張國華成都軍區政委；梁興初成都軍區司令員。劉張即是劉結庭和張西挺。劉張忙向張梁介紹，說我父親是長期遭受李井泉迫害的干部，如何如何……　　錦江大禮堂可坐幾千人，不少目光無疑都盯在了主席臺上。　　大會結束時，正好遇到父親的入黨介紹人，一位老革命，這可是個有文化有頭腦的人。問我父親怎么回事？我父親如實回答。又說目前形勢不明朗，再看看吧。　　父親是典型的工農干部，雖沒啥文化卻聽勸。至此裝病在家不出門。這可惹腦了劉張，專門為此發了一個省革委的文件，指名道姓的罵父親不識好呆，給轎子不坐，是死心塌地的走資派。這份文件發到各地，包括我們學校，班主任還在成都一中一連一排讓人宣讀。我的小學、中學同學陳模推推我問：聽到沒有？當然聽到了，不敢開腔，心里壓力不小。　　父親直接發配五七干校改造，父親是最早去的，最后離開米易灣丘的。 　　父親是最早去的西昌米易灣丘省五七干校的，五營十七連。1973年12月被撤銷時是最后一批離開的。　　回到成都后，林彪“９１３事件”已經幾年了，劉結庭張西挺也垮臺了。但是，父親的案子卻因賀龍的案件還沒有結無人問津，父親又成了逍遙派，成天無所事事。　　我在云南支邊也幾年了，有一年享受探親假。有朋友讓我帶他們連隊同校的女生一同回成都探親，我答應了。　　我這人身體好，肯幫忙，不怕吃苦不怕吃虧，那時探親路艱難，基本上要一周時間才能到家，特別是每天的長途客車，早上要把行李裝在車頂上，下午又要把行李提拎到旅店，上火車也是一場體力活，左抗右提，背上還要背一圪……我們要叫上火車是擠火車。　　其實，我回家探親從來不帶東西的，因為，我掙的錢不夠我用，我肚子大光吃就要花光了錢。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黃掛包，內裝一張毛巾，一把牙刷，再帶把斧頭用于防身，現在當然屬于兇器，那個年代不算，我隔壁是木匠張康，我就抽時間學習了木匠有了斧頭。　　到成都我弟弟很給力，開車到火車北站來接我。那時公共交通不像現在那么便利，火車到站的時間是晚上就很麻煩了。順道就把女同學送到了家門口。　　女同學的媽媽很感動，一定要請我吃飯。那個年代有吃的太高興了，于是就去了。　　她媽一瞧還是帥哥一枚，熱忱有加，恨不得天天叫我去她家吃飯。　　我在新城學校教書，探親時間是有限的，必須提前按時返回。　　我走后，她媽就讓她去請我父親去他家吃飯，還要喝點小酒酒，正好我父親又好這口，喝了酒自然要擺龍門陣。　　她媽說：她就這么一個獨生女，她老漢又去世了，孤兒寡母的這日子怎么過啊？　　父親就打了報不平，這事不對啊，獨子都不當兵，家中只有一個女兒怎么能去支邊呢？　　她媽覺得有戲，繼續聊：唉呀呀，沒有背景啊，若能幫忙調回來，我這女兒就是你的兒媳婦了。　　我不知道父親是不是答應了？起碼是默認了。　　因為，讓她媽找人寫了份申請，再找居委會蓋個章證明一下。　　父親拿上申請和證明去了陜西街的省知青辦，這個地方就是最早的招待所，輕車熟路，進門一看真遇到了熟人，不知是知青辦主任，還是副主任，總之是知青辦的頭，能負責辦事的。反正不是為自己家的兒子的事，可以“上綱上線”的說，就把這家母女的窘況敘述了一遍，然后大講黨的政策，說這不符合政策哈，孤兒寡母的，太腦火了，要盡快解決，可以辦理困退手續。沒多久，就真辦理了困退回了成都。　　父親剛從五七干校回城不久，干部遭受打擊迫害不吃香成了走資派這個太清楚了，那時工人階級是領導一切的，有一個工人家庭的兒媳婦很理想。　　于是，成了我的初戀。 　　　　父親從五七干校回來，多年無人問津，成天也算自由，逛街成了主題。　　有一天在大街上遇到了苗逢澍，苗逢澍在抗日戰爭時就是俺岢嵐老家的縣委書記，南下后曾任西康省的頭，合省后是省委常委，七十年代后期擔任省水利廳長，抓吃飯的農業，正好在籌備長征渠。　　長征渠是個大工程，類似于都江堰，是從青衣江引水，解決農田灌溉問題，據說若修成將超過都江堰的灌溉面積。　　要吃糧找紫陽，長征渠總指揮就由省委書記趙紫陽兼任，水利廳長苗逢澍是副總指揮，抓具體。也就是在街上閑談中得知父親無所事事，就干脆邀請父親來長征渠指揮部做點具體的工作，父親答應了，于是就成了辦公室（代）主任。指揮部設在夾江縣招待所。這個“代”字很有講究，若是報組織部門批肯定是不行的，因為案子還沒有結，若是（代）主任水利廳就可以批了，為此行了文。　　父親一輩子就喜歡搞建設，要修建這么大一個水利工程，異常興奮。　　七七、七八、七九年這三年，他似乎又找到了為黨為國家盡力做事的機會，他盡心盡力，樂此不疲。　　所謂辦公室其實就是一個大后勤部門，為勘察設計保障服務。全國各地的水利專家學者匯集于夾江縣招待所，轟轟烈烈，熱鬧非凡。　　據說鄧公最后沒有批這項工程，當時國家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這項工程報給國家的預算高達２５億。在那個年代有些嚇人哈。　　七九年底，云南知青大返城已經接近尾聲，我已經在云南呆了八年半，成了家，有了孩子，看著一起來的伴都走了，著急啊。　　說實話，若沒有大返城知青都不走，我在邊疆仍然是能生存的，甚至喜歡上了在邊疆教書育人的工作。　　父親曾經就對我說過：“何處黃土不埋人，人生無處不青山”。他希望我在云南扎根一輩子。　　但是，昔日的伙伴都離開了潞江壩，怎能不讓我著急呢？我只告訴你一組數字你就會明白。1971年成都到潞江壩的支邊知青是1029名，到1979年12月23日我離開時還剩下28名成都知青。　　我是要急瘋了的感覺，回到成都找我父親吵鬧，開始父親還堅持“何處黃土不埋人，人生無處不青山”的原則。還是我媽想我心疼我，我知道我媽哭了，她哭她沒有辦法，想兒回家……　　父母是原配，感情特好，父親最怕我媽流淚……　　1979年12月23日我離開了潞江壩，過了元旦我們一家三口的戶口落到了雅安梯子巖長征渠水文站，我是子繼父業，搞起了后勤工作。　　長征渠水文站是一個全新的單位，人員從全省各老水文站調集。當時長征渠鬧得轟轟烈烈，大家也是摩拳擦掌，精神振奮，躍躍欲試的樣子，希望在這里建功立業，展示人生價值。　　我曾多次回憶，在梯子巖的這幾年時間是我人生最愉快的時段，這里的人之好難以言語表達。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從云南來，云南大部分地區屬于亞熱帶氣候，年平均氣溫在12-22℃之間，相對穩定，在潞江壩完全沒有冬裝的概念，在雅安卻遇到了1980年初春前所未有的冷，我們還沒有冬裝。是田叔叔、張孃孃、袁叔叔……等老同志的關心和幫助，他們是從甘孜阿壩這些地方調來的，長期在甘孜阿壩這些地方工作，冬裝是必須的，什么毛衣、皮衣，我們在云南從沒穿過。此時卻給我家抱了一大堆，解決了實際大困難。　　整個站３８人就像一家人一樣，工作順心舒暢，有用不完勁。 在這里呆了三年多，非常留念的三年多…… 　　隨著長征渠的下馬，父親的案子也了結了，父親的工作落實了，到省政府辦公廳行政處擔任副處長。這是父親這輩子最后的高光時期。父親從不爭權奪利，只想干實事。　　有了工作就干，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省政府剛剛成立不久，干部從不同的地方調入住房是個問題，父親上任后的第一個任務就是修建職工宿舍，省政府旁四幢住宅樓從規劃設計到找相關部門要錢，與建設部門簽定合同，到施工監督，遇事親歷親為。　　省政府過去是省人委所在地，解放前就是舊衙門，地盤不小，環境很差，特別是下水不暢，遇到下雨滿院子都是水，職工出行極不方便，怨聲載道。父親又搞起了院內規劃，安裝排水系統，又統籌綠化。　　八五年左右成都剛開始使用天然氣，這個工程對城市環保建設和民生是大有好處的，但是，初期的具體工作卻不容易，什么破路審批，對接天然氣公司都是難事。父親憑借他的人緣關系都能輕松搞定。　　父親雖然是工農干部，沒啥文化，遇事還是會想辦法的。那個年代住房是按職務、工齡等因數考慮的，哪個職工不想分寬點，樓層合適點。這個矛盾太難了，父親找到常務副省長何郝炬匯報，最后只好由何郝炬副省長親自畫圈，何副省長帶頭自己選了頂樓，我父親也只能選擇了頂樓，那時還沒有普及電梯，年齡大了頂樓還是有不少不方便。但是卻把問題圓滿解決了。　　父親不光和領導關系處理的好，和一般干部職工也處理的好，包括食堂的炊事員、車隊駕駛員都喜歡他，因為他從沒有官駕子，平易近人，與人好好說話，又肯幫忙，所以，大家并不喊他處長，而喊他王大爺。　　那時單位給家里安裝了電話，有一天最讓他得意的，或者說高興的是賀龍的夫人薛明從北京打來了電話，告訴他賀龍元帥晚年遭受了不白之冤，但歷史終將證明他的清白。同時為他受到牽連的身邊同志表示慰問。我媽告訴我說父親只曉得“嗬嗬”笑笑，不曉得說啥子，我理解為一切盡在不言中。　　1987年，父親六十歲了，到了應該休息的年齡了，有人讓他寫個申請報告推遲幾年再退可能對自己有好處，他一口就拒絕了，沒必要占年輕人的道，讓出道來年輕人才能展示才干，大展宏途，年輕人會比我們干得更好。　　組織上找他談了話，因為他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屬于老同志離休享受副廳級生活待遇有沒有啥意見。父親一輩子不爭不搶，就兩個字：同意。 離休后，父親生活有了規律，每天新聞聯播是必看，然后就要出去走走，散散步，若看到施工搞建設的，一定會駐足觀賞，越后來越感嘆，特別是看到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很有興趣，也特別感嘆…… 在生活上一輩子是我媽照顧我父親，離休后也開始心疼我媽了，買菜買米這些事都承擔了。還帶我媽回了一次老家，是我媽離開老家后唯一的一次，可惜那時我在上班無法陪同他們，唉，若是現在，一定帶上相機，一路狂閃…… 　　父親離休后只過了幾年舒坦、自由的日子。　　1993年單位好心組織老同志到醫院去體檢，判斷他食道上有問題，懷疑是“癌”，要求他住院繼續診斷檢查。按規定是去省人民醫院住院，但是，督院街離省醫院比較遠，我媽去照顧不太方便，就向老干處提出：能不能去川醫（后來的華西醫院），時任副省長的張中偉（幾年后省長）知道后親自安排，與川醫聯系，一定要落實川醫的干部病房。起初川醫不愿意，副省長張中偉親自出面，最后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廳級待遇應該是兩人間，而父親是超標了住的是單間，當然治病就方便了許多。父親心疼我媽，我媽一輩子不會“外交”，既沒有仇人也沒有朋友。父親堅持讓我去陪護照護他。　　病房一邊住的是苗前明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一邊是申國藩，1962年任四川省成都市中級法院院長，1965年任中共成都市紀委書記。和父親都是熟人朋友。　　很明顯父親級別不夠，是組織上的關心照顧。張中偉來病房看望過兩次。進門就把我認成是我父親的弟弟，還說長得太像，是從山西趕來的吧？我趕快解釋。　　在那個單位上班？　　行政學院。　　哦，是我負責管的。有啥需要幫你解決的嗎？　　我父親搶先說：不需要再麻煩組織了，已經很好了。　　張中偉說：五十年代就聽過你父親作報告，聲音洪亮，中氣十足。　　我就納悶了，父親沒啥文化，還敢大庭廣眾之下作報告？　　父親沒有回答。　　看來對父親的了解遠遠不夠。　　在川醫干部病房，醫生護士都很好，想盡辦法要解決生病的問題。但是，最終還是出了醫療事故。　　診斷為食道癌后需要放療，都是我陪同。　　有一天放療結束朝病房走，父親悄悄告訴我今天可能出了問題。　　我說怎么啦？　　病人和醫生之間是厚玻璃相隔，聽到兩醫生說：怎么今天放療了十二分鐘，鬧鈴沒有響哦。　　然而醫生的處方是三分鐘。　　我轉身就要去找醫生理論。　　父親攔住了我：你去理論又能怎么樣？是讓我還他九分鐘呢？還是再加幾分鐘？　　父親從不把別人的錯誤當錯誤，自己承受了。　　但是，幾天后食道穿孔了。很明顯是放療超量的后果。　　父親說：人，早晚都要死，何必去給醫生添亂呢？他們和我一無怨二無仇，即使是錯也是無意的，不必追究了。　　現在總結：不應該放療。不放療可能還會多活一段時間。　　父親去世時才六十九歲，比我現在還年輕。 　　從父親住進川醫，就意識到父親真的老了，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住院了。　　父親說他這輩子花國家的醫療費不到一千元，從沒有住過院，這次怕是要算總賬了。　　父親心疼我媽，我是老大，就“逼”著我到川醫全程全天候陪護，實際上是想用最后的時間來培養教育我的孝心，的確，我從小就是個被母親溺愛的孩子，完全不懂孝順。　　一年半的時間，每天在醫院呆起，這為后來照顧母親十年余奠定了思想基礎，看來父親的初衷是正確的，我才有了進步，懂得了孝順。　　然而我的前妻卻很糟糕，一年半的時間僅來過醫院三次，卻沒有一次帶過一樣東西來看望。更糟糕的是前妻的姐離婚后吃住在我家，她的工作是我找朋友安排的，我父親去世她在成都卻沒有來，連中國基本禮儀常識都沒有，想想都心寒。　　我的父母即使這樣都不希望我們離婚。　　父親去世了是件大事，從未經歷的大事，啥都不懂。　　我們在家設了靈堂，我們家我和父親的朋友最多，來到靈堂的也最多，弟弟的次之。　　我的朋友主要來自云南知青知青，幾十年過去了，我仍然感激我這些朋友，在我最困難，心情最低迷時對我的關懷和幫助，銘記終生。　　父親的朋友主要來自他的同事。　　第一個來到靈堂的是張如林，父親的老鄉，我們學院（四川行政財貿管理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　　副省長管學思，我們學院院長來了；　　省政府秘書長姜澤亭來了；　　省政府副秘書長薛一平來了；　　省政府副秘書長郭萬夫來了；　　……　　省政府辦公廳老干處送了花圈；　　省級機關事務管理局送了花圈；　　省展覽館送了花圈；　　四川省水利電力廳送了花圈；　　省政府口岸辦送了花圈；　　副省長甘宇平送了花圈；　　省委老秘書長周頤送了花圈；　　省委組織部副長李凡送了花圈；　　副省長丁長河送了花圈；　　省科委主任黃流送了花圈；　　省政府副秘書長郭萬夫送了花圈；　　喬志敏、馬玉蘭、解杰、張志功、賈光后、王世瓊、李榮光、湯玉泉、孫錫廣、楊其中、熊樹林、李昌明、賈丕績、杜信……等老同志送了花圈，或到了殯儀館。　　在殯儀館賈丕績發了火，大罵省政府的工作人員辦事不力，告別廳太小太寒酸，對待一位老同志不公。離休之前賈丕績是省檔案局局長，文革前是省委副秘書長，人稱商業街大管家，我父親是二管家。文革前是批評我父親最多，最喜歡挑父親漏眼的領導。　　“人死為大”，賈伯伯對我父親心中是有一桿枰的。　　我的初戀來到家中看望了我的母親，抱頭痛哭，還去了殯儀館為父親送行。 食堂的胡班長傷心痛哭，比我家子女還要悲傷…… 我的同學和朋友聞訊從四方八方趕來了…… <a href="http://www.xsjgww.com/5d9sc7s4?first_share_to=timeline&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500339374" target="_blank">進勇20250517日記</a><a href="http://www.xsjgww.com/5ciu8zva" target="_blank">我的爸爸媽媽，王英麟著，第二章1一1</a><a href="http://www.xsjgww.com/5cimns6e" target="_blank">20250419日記</a><a href="http://www.xsjgww.com/5ci5kp8z" target="_blank">乙巳錦官谷雨晴趙雨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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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

進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