矚目北京：從牌匾碑中發現清初名將與末代帝師的跨時空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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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五塔寺（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金剛寶座塔東側是祠墓石刻展區，展區內有墓碑、祠堂碑、記事碑等20多通石碑，其中一個寬約兩米的石牌匾，頗為與眾不同。 石材為上等的青白石，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匾芯內“興記”二字端莊遒勁。一同參觀的友人有的說筆體瘦硬遒勁，似黃庭堅；有的說筆畫骨力沉雄，得歐體神韻。這塊牌匾是豎著立起來的，大家湊過去，歪頭細看，落款下鐫兩印，上陰文篆書“臣陳寶琛”，下陽書篆書“太保之章”，四框鐫刻纏枝葫蘆花紋。這塊匾額竟然是清末代帝師陳寶琛題寫的！ 　　陳寶琛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一定影響的人物，清同治朝進士，曾任職翰林院編修、侍講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陳寶琛早年直言敢諫，彈劾污吏，與張之洞、張佩綸、寶廷被譽為“清流四諫”。慈禧太后身邊的太監仗勢不守規矩，硬闖出宮，與午門護軍爭執互毆，慈禧偏袒肇事太監，要嚴懲忠于職守的護軍，陳寶琛不畏權勢，直言勸諫。最后終于使慈禧收回成命，將肇事太監責打三十大板，對護軍從寬處理了事，這就是著名的“庚辰午門案”。陳寶琛后因1885年中法戰爭“薦人失察”，遭部議連降九級，從此閑居福建達25年，1909年復調京充禮學館總裁。 陳寶琛重視教育，說教育乃立國之本。他被降職閑放家鄉25年間，創辦和領導了福建近代第一批大、中、小學——他出任福州鰲峰書院山長，參與辦學活動。他與陳璧、林紓等人合力創設的蒼霞精舍，是福建最早開辦的新式普通教育學堂。還創辦了以學日文為主兼學漢文的福州東文學堂，后經改組擴充為全閩師范學堂，又升格為福建優級師范學堂，他是首任學堂監督（校長），這是福建第一所培養中小學師資的師范學校。它是福建師范大學的前身。陳寶琛創建了福建省的系列化師范學校，并為遍設全省的中小學作出重大貢獻。陳寶琛還首倡福建女子教育，支持其妻王眉壽創辦福建女子職業學堂，招收女生學習。這所學校擴大后，改稱福建女子師范學校，著名作家冰心曾就讀于此。 陳寶琛在宣統三年（1911年），簡授山西巡撫，未等上任，即改派為毓慶宮皇帝授讀，與前科狀元、當時的大學士陸潤庠同為宣統帝的漢文老師。1919年2月進宮的洋文師傅莊士敦曾評論陳寶琛是一個“風度優雅迷人、精力旺盛”的師傅，溥儀對這位自己心目中的靈魂指引者和倚靠者也是欣賞有加。陳寶琛擔任帝師，上任后的首要任務是上書朝廷，請求平反“戊戌六君子”，并建議朝廷對他們予以褒揚。作為清朝老臣，陳寶琛始終堅守忠君之道。然而，他內心深信，若變法得以早日實施，或之前的變法得以堅持，大清朝必不至于如此頹廢。然而，慈禧剛逝世不久，攝政王在處理此事十分謹慎，準備將其擱置一段時間。宣統二年（1910），資政院成立，陳寶琛上書《請昭雪楊銳等提案文》，公開為“戊戌六君子”平反。在資政院全體成員簽署的一份支持陳寶琛的奏疏壓力下，載灃做出讓步，傳達消息給陳寶琛，稱可在私下推動此事，不可公開發文通知各省。得知此消息，已是勝利。各省很快開始陸續釋放革命黨人，此事震動了紫禁城。陳寶琛晚年依然忠心侍奉溥儀，然在民族大義上并非盲從，他通過書信、親往長春面諫等形式多次勸阻溥儀勿當日本傀儡，溥儀不從，他只得隱居天津不再問世事。 陳寶琛一生歷經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五朝直至民國，其獨特的人生經歷、深厚的文化修養以及晚年錚錚不屈的氣節風骨，不禁讓人肅然起敬。近代歷史大家蔣廷黻評價他說：“雖非洋務派但不反對洋務事業，雖主張‘中學為體’，但并不排斥西學。他不僅主張中西學問相能，新舊文明相益，而且在倡導西學、引進西技方面躬親實踐、殫精竭慮。” 陳寶琛政治上的成就很高，他另一項為人所知的突出特長就是書法。他的書法被時人譽為“伯潛體”，其書法作品主要融合歐陽詢、柳公權、黃庭堅書法的諸多特點，從而形成獨樹一幟的書法造詣，在清末民初的書法界自成一家。 老北京的買賣，絕大多數都會請名人題寫店名匾額，六必居醬菜園匾額由明代宰相嚴嵩題寫、寶古齋匾額由清代帝師翁同龢題寫、盛錫福帽店匾額由吳佩孚題寫……這些匾額是京城深厚文化底蘊的一部分。眼前的這塊“興記”牌匾，是京城哪家店鋪的呢？現在為什么被放在博物館里展出呢？ 　　轉到匾額背面，竟然打磨光滑，邊框雕刻有云龍紋，刻工精細，造型優美，隱隱約約能辨認出“太子少保、阿思哈尼哈番、拖沙喇哈番、康熙四十年”等字樣，而且是滿漢合璧，滿文居左、漢文居右。旁邊的文物說明牌道出了原委。原來這是清初名將孫思克的誥封碑，碑文主要內容為墓主人孫思克的官職官銜、姓名、生平和任職經歷，以及立碑時間。 誥命又稱誥書，是皇帝封贈官員的專用書體。封贈官員首先由吏部和兵部提準被封贈人的職務及姓名，而后翰林院依制撰擬文字，經內閣誥敕房核對無誤后，加蓋御寶頒發。誥封碑是將官員所得誥命鐫刻于石碑之上，以光耀家族，昭示后人。 一通石碑通常要由三塊石頭組合而成，碑額和碑身由兩塊石板鑲嵌而成，下部是碑趺碑座。現如今孫思克誥封碑龜趺、碑身額首以上部分都已無處可尋，因人為裁截鑿磨，僅剩多半截碑身，寬1.14米，厚僅0.24米。康熙朝《大清會典》明確規定：“本朝定制，諸王大臣，以及文武職官，俱有造墳立碑之例。”康熙十八年（1679年）議定：“一品官員石碑，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闊三尺四寸；龜趺，高三尺六寸。二品官員石碑，麒麟首，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闊三尺二寸；龜趺，高三尺四寸。”孫思克誥封碑碑身寬1.14米，約折合三尺四寸，按此推算，此碑應為螭首龜趺形制，通高5.03米。 朝廷立碑，所選的石質較好，官方使用最多的是上等的青白石，質地潔白、細膩堅韌。晚清時期，社會動蕩，很多文物古跡遭到損毀破壞，尤其是材質優等的文物，孫思克墓地的石碑，想必就是在這一時期遭到損壞。 “興記”是北京東四鐘表店字號，估計當時鐘表店要求時間緊迫，工匠一時石料難尋，遂將孫思克誥封碑去掉碑首和碑座，碑陰磨掉一層，刻寫了陳寶琛題寫的“興記”，改作匾額，懸掛于東四鐘表店門楣之上。現在仔細觀察，碑身還能明顯地看出切割打磨的痕跡。所幸碑陽刻字未被磨去，雖有多處漫漶，大部分依然能夠識讀。1976年，牌匾被征集到文物部門，后調撥至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即五塔寺所在地。 　　孫思克一生頗富傳奇色彩，就連一些文藝作品也會涉及他，金庸先生在武俠小說《鹿鼎記》中曾提及。書中的主人公韋小寶在駙馬府結拜了四個兄弟，分別是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和孫思克，即“河西四將”。孫思克驍勇善戰，自幼從軍跟著多爾袞，后又跟著阿濟格和多鐸征戰南北，幾乎參與了清軍入關之后的所有戰斗，在平定三藩之亂、征討準噶爾中立下赫赫戰功。孫思克從康熙二年（1663）任甘肅總兵，駐守涼州（今武威），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去世，在涼州駐守了38年。其在剿滅叛臣王輔臣、維護西北穩定的過程中，功勛巨大，為鎮守西北邊防、保境安民做出了重要貢獻。 康熙帝召見孫思克時，命他坐在御榻右側，賜御書“雄鎮秦關”綾匾，以表彰他鎮守河西三十余年的功勞，并手書五言律詩一首賜之，褒揚孫思克的軍功和威望，詩云： 天討恭行日，軍威戰捷時。 列營張犄角，扼吭有偏師。 立見窮追盡，能承節制奇。 鷹揚資遠略，宿望在西陲。據《清史稿》載：“圣祖（康熙）第十四女，貴人袁氏生，和碩愨靖公主，康熙四十五年下嫁孫承運（甘肅提督，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孫思克子，襲爵，散秩大臣）。”因為孫思克戰功赫赫、年高有德，康熙將皇十四女和碩愨靖公主下嫁其子孫承運，和碩愨靖公主是康熙朝唯一嫁給漢軍旗人的公主，可謂皇恩浩蕩。 康熙三十九年（1700），孫思克因病乞求退休。康熙帝派醫官前去探視，讓他留職養病。不久，孫思克病逝，靈柩從甘州至潼關，沿途軍民哭泣相送。史書上記載：“思克戰功微不逮，而惓惓愛民，可謂知本矣。”這句話說明孫思克不但是久歷疆場的將軍，還是勤政愛民的好官。康熙帝聞狀，嘆曰：“使思克平昔居官不善，何以得此？”追贈太子太保、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一等男兼一云騎尉），賜謚“襄武”。 為紀念這位德高望重的將軍，涼州人民還在海藏寺、城東門外兩處專門建造了孫公祠，以志紀念。武威柔遠驛曾立有孫思克將軍碑，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林則徐去新疆路過此地，聽到有孫思克的碑，稱贊道：“思克者，康熙間名將也。” 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興建賢良祠，孫思克的靈位被安放在祠中。乾隆四年，乾隆帝定封孫思克為一等男。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帝又將孫思克的爵位定為世襲罔替。 清王朝上承元明之制，實行行省制，根據“沖繁疲難”制度，在各省沖要關口派駐八旗、綠營以彈壓地方。有陸疆防御任務的督撫制行省中，甘肅駐防綠營兵額最多。在打擊南明殘余勢力和大順、大西農民軍與平定三藩過程中，綠營將領嶄露頭角，撫遠大將軍岳鐘琪、河西四將中的王進寶、趙良棟、孫思克都是甘肅人。聯姻、封爵、召見、賜賞等，是康熙帝對綠營漢臣孫思克的特殊恩典，加強了綠營將領對中央政權的向心力，從而鞏固了國內的政治形勢，促進了社會發展，體現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對民族關系處理上的高明之處。 這樣一位名將，他的墓冢理應得到很好的保護。無奈政局動蕩、社會混亂，造成斷壁殘垣，使他的墓碑殘破、流落民間，最終成為商號牌匾，好在有名師字跡刻錄于上，也算對驍勇將士的安慰。 　　碑刻是歷史的見證，是文化的載體，它因墓主人的身份和事跡而產生，又因碑文的撰寫者和題寫人而傳之久遠。這通石碑，碑陽記錄了孫思克在平定三藩之亂、征討準噶爾中立下的赫赫戰功，碑陰則是末代帝師陳寶琛題寫的留傳至今為數不多的匾額，因緣際會，斗轉星移，三百年之后，孫思克與陳寶琛，意想不到地發生了一段跨越時空的交會際遇。半截殘碑有幸保存下來，靜靜地矗立在碑林之中，無聲地訴說著它的精彩、它的榮耀、它的新生，它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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