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元錢的年味:那個寫對朕換鹽的冬天

速然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拂過神州大地，但直到1985年，這股春風似乎還未吹進我們那個偏遠的小山村。村民們依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著貧瘠的土地，過著靠天吃飯的日子。 這是我考上大學的第三年，北方的冬天干燥而寒冷，年關將至，我蜷縮在大學宿舍的鐵架床上，聽著走廊里傳來的各種方言談笑聲，突然被宿管阿姨叫去接電話。電話那頭，母親的聲音穿過電流傳來，帶著山里人特有的羞澀與無奈：“娃啊，快過年了，家里連腌咸菜的鹽都沒了……” 　　從學校出發，經過兩次綠皮火車的顛簸，終于抵達省城，再坐上長途車到縣城，又在縣城倒了一輛破舊的客車，沿著蜿蜒的盤山公路一路顛簸到天黑。遠遠望見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樹時，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推開家門，煤油燈在風中搖曳，發出細碎的光芒，母親正就著這點微光擇菜。她的白發比上次回家時又多了許多，佝僂的背影像一株被霜打蔫的白菜。 “娘……”我喉嚨發緊。母親慌忙用圍裙擦了擦手，想笑卻紅了眼：“娃咋瘦成這樣？學校飯食不好？”她轉身去灶臺盛湯，我這才注意到土墻上掛著的空鹽罐，在昏黃的燈光下泛著慘白的光。鍋里煮著紅薯稀飯，連一點浮油星子都看不見。 “娃，家里連吃飯的鹽都買不起了，這年可咋過呀？” 看著母親發愁的模樣，我輕聲安慰道：“別急，明天我會想辦法的……” 　　第二天清晨，我踩著滿地的霜去了村委會。那間磚房里彌漫著劣質煙味，陳書記正吧嗒著旱煙，低頭看著泛黃的賬本。聽說我來借錢，他嘆了口氣：“娃，不是叔不幫襯，你家歷年賒的糧款早超了一千塊，村集體賬上真沒余錢……”他翻著賬頁，指尖停在父親去世那年的借款記錄上。 我盯著墻上褪色的“為人民服務”標語，突然想起父親出殯時，書記帶著幾個村民幫忙抬棺材，母親跪在地上磕頭謝恩的場景。 “就六塊錢，就夠了……”我攥緊書包帶，指甲幾乎掐進掌心。書記沉默良久，從中山裝口袋里摸出皺巴巴的一塊錢：“先拿著，剩下的……叔再想想辦法。” 　　當我走出陳書記辦公室時，他突然把我叫住了。他把我帶到隔壁的辦公室，看見兩位民辦老師正在寫對聯。紅紙上的墨字歪歪扭扭，“五谷豐登”的“登”字少了筆捺。我鬼使神差地開口：“要不……我來寫吧？”陳書記挑了挑眉：“我就是這個意思。” 我從書包里翻出父親留下的狼毫筆，蘸飽墨在廢紙上試了試——當年父親教我寫“福”字的場景突然清晰起來，他的大手覆在我小手上，硯臺里結著薄冰，哈出的白氣在窗玻璃上凝成霜花。 第一副對聯寫的是“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筆鋒落下時，墨汁在宣紙上洇開小團漣漪。兩位老師湊過來看，其中一位嘖嘖稱嘆：“這字穩當，比我那師范畢業的外甥寫得還好。” 老書記看了我寫的對聯，連聲稱贊：“太好了！”轉身對那兩位老師說：“你們倆就回家吧，讓小陳來寫吧。”于是接下來三天，我趴在長條桌上寫個不停。前街娶新婦的要“鸞鳳和鳴”，后街添孫子的要“麒麟送子”，連村西頭的五保戶王大爺都來要了副“平安是福”。手指磨出了泡，手腕酸得抬不起來，但每當看見鄉親們捧著對聯笑出滿臉褶子，心里就暖烘烘的。 　　最后一天傍晚，陳書記抱來五塊錢，還有二斤散裝鹽和一包水果糖：“妮啊，這些是鄉親們給的‘潤筆費’，你別嫌少。”鹽粒裝在粗麻布口袋里，隔著布都能摸到顆粒的棱角；水果糖用舊報紙包著，露出一角鮮艷的糖紙。母親把鹽罐裝滿時，陽光正從窗欞斜射進來，細細的鹽粒在光束里閃著光，像撒了一把碎星星。 那年除夕，我們兄妹六個圍坐在土灶前，母親往每人碗里放了塊水果糖。糖紙在火盆里發出脆響，鍋里的蘿卜燉粉條飄出香氣，雖然沒有肉，但每個人眼里都映著跳動的燭火。我看著母親往腌菜壇里撒鹽，白花花的鹽粒落進深褐色的菜絲里，突然想起父親臨終前攥著我的手說：“妮啊，好好讀書，以后別像爹這樣活……” 　　如今母親早已不在人世，老家的土坯房也換成了青磚小樓，但每次看見鹽罐，總會想起1985年那個寒冷卻溫暖的春節。那些在煤油燈下寫對聯的日夜，那些粗糙卻珍貴的鹽粒，那些在困境中依然相互扶持的鄉情，早已刻進生命里，成為最厚重的年味。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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