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黃河文化源頭的認識亟待深化

韓鵬

對黃河文化源頭的認識亟待深化 開封韓鵬 當前，國內對黃河文化源頭的研究工作，已進入一個方興未艾、不斷深化的新時期。這對推動人們科學、客觀、系統地認識，黃河文化在華夏民族發源過程中所發揮的歷史作用，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看得出來，國內一些學者對黃河文化的研究是比較用心的，也與當前國家發掘黃河文化源頭、弘揚黃河人文精神的戰略相吻合。只是竊以為，在科學、客觀、系統地認識，黃河整個游域地理環境、文化源頭的深度方面，還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 通過對比分析，感覺有兩個方面的認識需要沉淀，進行認真思考： 一是要深刻認識到，黃河的自然源頭出自上游，但黃河的人文源頭卻出自下游，不應混為一談。就是說，古人發現和認定黃河上游自然源頭的時間，是西漢武帝命張騫出使西域時期，之后，才形成了黃河自然源頭在青藏高原的觀點。 此前，黃河上游雖有自然河道的存在，卻沒有黃河人文名稱和黃河文化的產生、或傳承。即便黃河中游的“河水”“西河”文化和名稱，也是夏代黃河下游“大運河”“四瀆”之一“河水”“西河”，向中游不斷延續、傳承的結果。事實上，只有伏羲時期在鄭州滎陽、即黃河下游九河流域，肇始先天八卦的“坎水卦”之“水”、“河圖洛書”之“河”、“五行五色”之“水”“黃”文化，才是中國“河”“水”“黃”文化產生的根本源頭。 二是從三皇時期的“灉水”開始，最晚到五帝末期，大禹在鄭州滎陽滎澤及東部開發的“大運河”，才是黃河下游最早的主河道，也是中國“河”“大運河”文化源頭的起點。這其中，包括流經伏羲出生地“雷澤”“灉沮會同”的“灉水”，也稱“鴻溝”“汴河”等。 而大禹在黃河下游開發的東江、西河、南淮、北濟“四瀆”，則是分流黃河下游主河道、即夏代“大運河”“灉水”“鴻溝”“汴河”之水的四大支流。黃河下游分流“大運河”“灉水”“鴻溝”“汴河”的支流之水，才是“水播九流” 的“九河”“九淖”“九濁”“九渠”流域，才是伏羲、大禹以“九宮”“九疇”大法，先后劃分的九土、九州之地。 從歷史文化角度來講，大禹在黃河下游開發的大運河，是四方“四瀆之宗”。只是由于大運河是黃河下游的主河道，因此，古人也稱黃河是“四瀆之宗”，即“河宗”。戰國時期魏國大梁所編《穆天子傳·卷一》中，記載的河宗氏、河宗伯夭、河宗之邦，就居住在黃河下游、河南新鄉“河水”的東岸，即延津縣、原陽縣西部的“燕然之山”“舂山”一帶。 “燕然之山”“舂山”東南部的開封“大梁”、陳留“空桑”，便是西漢緯書《河圖·括地象》中，記載“昆侖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的九州中央冀州、東南神州等地。西漢時期，“燕然之山”，也稱“燕然山”地名，已傳承到位于蒙古國中部山脈的“杭愛山”，有近年在此地發現的東漢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銘》石刻為證。 河宗氏伯夭傳受周穆王的“舂山之寶”，是“河圖洛書”“八卦”的別稱；河宗氏，便是居住黃河下游、新鄉“河水”東岸、“昆侖山”西北部最高處“舂山”之地“道”“易”文化的傳人。而商代末期，被囚禁于黃河下游“河水”流域、河南湯陰縣羑里城的周文王，所演義的后天八卦，也是對伏羲在黃河下游肇始河圖洛書、先天八卦、即“舂山之寶”文化的傳承、創新和發展。 就是說，伏羲時期，黃河下游的主河道是“灉水”；大禹時期，黃河下游的主河道是“大運河”；西漢之后，黃河上中下游全線才始稱黃河。古人認為，只有黃河主河道的大運河，才是“四瀆”的上游和源頭。從這個意義而言，說夏代時期的大運河，是華夏民族的“母親河”，與說西漢時期的黃河，是華夏民族的“母親河”，具有同地、同河、同等的重要性。只是上古時期黃河下游主河道“灉水”“大運河”的人文歷史，比西漢時期“黃河”的人文歷史，要早數千年之久。它相比于西漢時期“黃河”文化，更無愧于華夏民族“母親河”的歷史擔當。這與現代人們對“大運河”“四瀆”及源頭的認識，是存在一定差別的。 需要指出的是，黃河下游主河道，并不象黃河上中游河道一樣，是固定不變的。黃河下游主河道洪水的沖積方向，卻是在東南部與東北部之間，不斷作扇形擺動變化的。正是在這種不斷進行的扇形擺動中，沖積形成上古時期黃河下游的“中土”“昆侖山”“九州”“中原”“中國”，也是如今的黃淮海平原、即華北大平原。“華北平原”之“華”，也來源于黃河下游的“夏朝”“中夏”“華夏”“華陽”“華族”等“華”文化。 有史以來，中國人治理黃河洪水的泛濫之地，基本都在黃河的下游流域，而不是在上中游流域。據有關統計顯示，從西周到民國的近三千年間，黃河發生了近1500多次河堤決溢事件，較大的改道次數竟達到了26次，均發生在黃河下游流域。翻遍古籍記載，所見古代帝王、治水英雄，所主導治理黃河泛濫的洪水，也都發生在鄭州滎陽東部的黃河下游流域。而歷代的治水英雄，也多出自黃河下游流域。因為他們比較了解黃河下游流域時節、水流、地質等特征，掌握著先祖傳承治水的豐富經驗知識。 因此，上古時期治理洪水的“中國人”，本是生活在黃河下游流域，治理“洪水泛濫于中國”的“中國人”。只有他們，才是最早居住上古時期“九州”“中冀”“中夏”“中原”“中國”的“中國人”。 而中國最早的“中原”，本指黃河下游海河平原與黃海平原之間的中央平原。這里是上古時期黃河下游，“九州”“中國”的“至中原野”和“天地之中”代名詞。就是說，上古時期“九州”“中國”的“中”文化，產生于黃河下游流域，而不是產生于黃河的上中游流域。 黃河上中游流域的河道，自新舊石器交替時代、即黃河全線沖積形成以來，大體上是固定的，未曾發現有較大的地域性變更。因此，不存在經常性、大規模治理洪水的必要性。黃河在上中游的青藏高原、黃土高原陵高溝深的環境下，不存在水漫九州、泛濫中國，人類居住地被迫不斷遷徙的地理條件。 即便黃河上中游主河道真的發生了大洪水，所有支流都會自然地將洪水匯入黃河主河道，并通過黃河下游主河道排入渤海與黃海，也不會出現主河道決堤泛濫、漫灌九州的情況發生。雖然，這種情況會導致黃河上中游，主河道洪水流量的大幅度增加，卻無法在黃河上中游流域，實施“水播九流”的調濟洪水流量、疏導洪水直接入海的治水工程。 可見，上古時期的華夏先民，是沒有在黃河上中游主河道中，治理洪水實際能力和必要的；更沒有將黃河上中游主河道的洪水，不經過黃河下游主河道，直接疏導到東部渤海、黃海的地理條件。 所以，只有黃河下游的主河道，才具備“易淤、易決、易徙”的“三易”特征。進而，出現因黃河下游主河道決口改道，導致洪水泛濫于“九州”“中國”的地理環境；才具有大禹通過開發黃河下游四方的“四瀆”，將下游黃河主河道、即大運河、鴻溝、汴河之水，直接導入東北部渤海、東南部黃海地理優勢。 即便堯舜時期，因世界氣溫上升、冰雪融化，導致渤海、黃海海平面抬高，而引發的“海侵”現象，也發生在黃河下游和太行山東部、東南部的九州、中國流域。由于黃河中游與下游之間，存在著500米的落差，不可能給黃河上中游地區帶來大面積的洪澇災害發生。而在500米以下的黃河下游九州、中國之地，發生洪水逆行，泛濫于中國，民無所居的情況就在所難免了。 這也是自伏羲、女媧時期開始，中國上古歷史中一直存在大洪水爆發，華夏原始先民一直與洪水作抗爭的地理原因所致。而這種地理環境，在黃河上中游是不存在的。上古史籍中記載的瀛海、瀛洲、負海、東海、扶桑、旸谷、少昊氏、十日族、天地之中等創世文化，均發生在這一流域，沒有例外。 無論是三皇五帝時期的“昆侖山”“九州”，或是上古時期的“中土”“中原”“中國”，它們都具有一個共有的特征，就是地處黃河下游渤海、黃海四面環繞的“四海之內”；到了大禹時期治水成功，渤海、黃海向東部退宿之后，黃河下游沖積的土地面積得到了擴大，“九州”又地處四方“四瀆”的環繞之中，也就是三皇五帝共同居住“天地人合一”的“天地人之中”。 沒有黃河下游“四海”、或“四瀆”的環繞，“昆侖山”“九州”“中土”“中國”，就失去了伏羲肇始河圖洛書“中數、中宮”的歷法法則依據，也就失去了中國最早“天地人之中”的地理方位支撐。 總而言之，離開了黃河流域的這些歷史地理條件、客觀自然環境，來研究黃河文化、或華夏文明發源地，是無法得出科學、正確、真實結論的。 這是研究中國黃河文化與華夏文明發源地，應該具備的最起碼歷史地理和科學文化常識。 上古時期華夏（中國）位置圖 黃河沖積夏商王土圖 黃河下游洪水沖積地。 黃河下游河濟流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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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黃河文化源頭的認識亟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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