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母親節舅舅修改1998年寫給母親的文章

????【家·歲月】????

賀媽媽母親節找到的照片 淚為慈母流侯振信原文發表于1998年第5期《新疆民革》，《奎屯電視報》 “男兒有淚不輕撣”，而我幾次欲寫母親，卻都因悲而淚，因淚更悲，無力下筆。但寫母親的強烈愿望，終于逼我動筆。母親孫文卿，生于1910年農歷7月初3，當時正是清朝滅亡前夕的動蕩時代，舊德不揚，舊禮尚存，封建的毒瘤仍然根深蒂固，摧殘著每一個善良的人，特別是善良的女人。母親七歲正是活潑好動的幸福童年，卻開始被逼纏足，將四個腳趾全部折斷，然后強行和大腳趾扭在一起，用包腳布緊緊纏在一起。腳腫脹難忍，也不讓放開包腳布，可憐的母親躺在炕上痛苦了半年，才重新蹣跚學步。但她已失去了天足，得到了她不想要的小腳。當時已到了上學年齡，她又因家貧、因是女孩而失去了上學的機會。這被逼的“一得一失”決定了她一生的悲劇。母親24歲和父親結婚，婚后生有三女兩男（一女夭折），母親侍婆孝公，相夫教子，是村里有名的好媳婦。1942年父親參加抗日隊伍，1947年秋，在外革命的父親就和母親離了婚，從此離家再未歸。當時家中有近七旬的奶奶，76歲的二爺（父親的伯父）和四個孩子：大哥13歲，大姐10歲，4歲的二姐和不滿周歲的我。我姑姑家里生活貧困，兩個姑表姐有時也寄養在我們家。九個人的生活重擔一下子全壓在母親一雙纏足的小腳上。為了全家人的生存，母親起五更，睡半夜，忙完田里忙家里。我記得8歲那年初冬的一個早晨，母親早上叫醒11歲的二姐和我上山挑柴禾。我和二姐個頭小，只得將一個約5公斤的柴捆，分成兩半擔。山遠路不平，天寒地又凍，我和二姐又怕狼，又怕蟲（蛇），緊張得跟在母親身后跑，累得直喘粗氣，但也不敢落后半步。本該受父親保護的母親卻成了我們的保護神。到6點許，天剛蒙蒙亮，我們已跑了兩趟，足有10 公里，壓得肩紅腫，凍得青涕流。回家后母親立即給我們做飯，讓我們吃飽飯好上學，她又開始忙家里的活。在當時女人上山下田干活人笑話，所以田里山上的活母親都是夜里干。特別重的活，就找親戚幫忙。后來入了社，人們的觀念逐漸轉變，母親白天也上山下田干活了。她養過蠶，種過田，織過布，討過飯，憑著她的勤勞和節儉，支撐了“半壁江山”，并供我們兄弟姐妹四人讀書，又為我們一個個完婚，未給家里留下半分債務，至今想來，真是奇跡。除了勤勞和節儉，母親的寬容和良善，也牢牢地刻在我的心田。離婚時，母親才37歲，許多人勸她改嫁，母親總是說：“我走了誰為二老養老送終，再說，我不想讓孩子有個后爹受委屈。”為了怕孩子“受委屈”，她卻委屈了自己一生！二爺孤身一人，因母親賢良，就投靠我家養老，母親像對待自己父親一樣侍奉他至85歲去世。二爺臥床一年多，都是母親親手端水喂飯，倒屎倒尿。母親也象待自已的母親一樣孝順侍候奶奶至81歲善終。我當時隨奶奶睡，奶奶死前對我說：“你媽媽真是個大好人，她吃的苦太多了，你長大了，可要好好孝順她。”我含淚答應了奶奶。解放后，在上海工作的父親曾將奶奶接到上海，奶奶在上海住了不到一年就回來了，說什么也不回去了，她更愿意與貧困卻善良的母親生活在一起。在我們這個窮家里，奶奶能得到絕對的尊重。記得奶奶活著時，有一次母親和奶奶拉起家常，母親說道：“他們（指父親和后媽）孩子多，忙不過來，你可以去領幾個孩子回來，我們幫他養著。”奶奶說：“他們的孩子是不會來的。”我當時只粗淺地認為母親心眼好，自己不幸還想著別人。今天想來，一個被遺棄的農村婦女，又苦又累卻無怨無恨，還想幫助比自己生活強幾倍的城里父親和繼母。這是一種何等的胸懷！何等的善良！何等的寬容！法國大思想家、大文學家雨果說得好：“善良比偉大還偉大。”母親因善良而偉大。母親雖然被拋棄，但她從未在我們面前流露半點對父親的不滿，總是為父親辯護。說什么：“我不識字，不能隨你父親外出革命，成了人家的負擔，所以離婚了，你們可要好好讀書，別像媽，不識字。”母親不但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當時農村那樣貧困，我們家那樣艱難的情況下，她寧肯自己吃樹皮，吃草根，出門討飯，也堅決供我們讀書。結果，我們兄弟姐妹四人一人中學畢業，二人中專畢業，一人大學畢業，三人成了國家干部，這在當時我們村是絕無僅有的。孟母三遷，遷出了亞圣揚天下，侯母一守，守出了一群文化娃。為了不讓母親的悲劇重演，為了天下人沒苦難，為了人人樂我我樂人人的德樂社會的創建，我付出了畢生的血汗創建了《德樂一一樂人類宣言》，從立志，到理論和實踐，前后六十余年，至今沒有完，帶病用工資搞慈善，仍在月月改寫四處傳。母親的象掛在電腦桌前。累了，想偷懶，看看母親慈祥的臉，無限動力象涌泉；錯了，想歪點，看看母親慈祥的臉，糾正方向永向前。《淚為慈母流》是我原生家庭的重現。苦難是洗禮水，我跟著母親嘗受了苦難，再大的苦難想想母親心也甜；艱難是墊腳石，我跟著母親走過了艱難，再大的艱難想想母親也不難。母親是我前進的燈塔，在前進中，面對迷茫，不迷航、不折返；母親是我前進的動力，艱難行進中，精疲力竭時，想想母親，力量泉涌再向前。母親晚年得了抑郁癥，我知道這是母親一生悲情積累的后果，帶給母親心理創傷的，不僅僅是我父親，我也罪責難逃。文革時期，我身為乳山縣紅衛兵隊長、總司令，為右派翻案，為“黑幫”“牛鬼蛇神”平反，保護老干部，遭到多方追討。當時母親整天提心吊膽，擔心我被抓被殺，患上抑郁癥。當時我結婚才幾年，頻繁調動，居無定所，母親除了住在女兒家以外，我走到哪里就把母親帶到哪里。母親經常出現幻覺，叫喊“你們別抓走我兒子”。每天睡前，她都要在枕下放一把刀，以備我被抓時保護我。只要我睡在她身邊，她才能安然入睡。我只好先陪她入睡后，再回到隔壁妻子房間，夜夜如此。這雖然委屈了妻子，但善良的妻子很體諒我，她知道：母壽有限，孝母時短。如今，我們兄弟姐妹四人全部住進城市，過上了母親生前期望子女“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富裕生活，而母親卻于1981年4月14日去世，正是她該享受卻未能享受時離開了我們。母親病逝，我常常為母親流淚：為母親的勤勞和苦難而流淚，為母親的寬容和善良而流淚，為母親重視教育將我們培養成人而自己卻早早離開人間而流淚，更為子欲養而母不待而流淚。晚年，弟子們稱我母親為圣母，并對母辛遺象三鞠躬時，我都會情不自禁地長跪不起，淚流湍面。 2010年3月29日初稿2025年5月10日母親節前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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