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行之六：金帶街，文教興盛、文脈綿長

劍客

金帶街，文教興盛，文脈綿長 金帶街，位于東江西岸，明代以前這里只是惠州城外的一個小小的居民點。1389年（明代洪武二十二年)，知府萬廸擴建惠州府城時，建成此街。 金帶街，長三百米，寬四米，呈東南、西北走向，東南起水門路東城墻，西北至西湖西城墻，猶如一條帶子，故稱金帶街；也有傳說因原街中埋有金帶，而得其名；還有人說此街為當年蘇東坡捐出御賜金犀帶所建，故名。 金帶街形似蜈蚣，主街金代街是蜈蚣的身體，金帶街一巷、金帶街三巷、金帶街四巷、金帶街六巷、叮咚巷和金帶南街、標兵巷等是蜈蚣的腳。 這條街是惠州九街十八巷中最繁華的街道之一，一條小小的街巷濃縮著惠州的風情和歷史。舊時，這里既是商街，也是學館；既是富商巨賈、文人騷客雅居之處，也是應試考生聚集之地，建有專供考生住宿的張家祠、姚家祠、何家祠、古家祠、盧家祠、楊家祠、廖家祠和為考生提供紙墨筆硯和書籍的店鋪。這條商賈云集、文人薈萃的街巷，走出了六位進士、七十八位舉人，無愧于“功成名就，金帶圍腰”的稱號，成為惠州“崇文重教”傳統的縮影。 如今的金帶街，街道外立面以灰、白為整體色調，既保留了古樸的歷史風貌，又以科學的方式使整條街道煥然一新。臨近西湖的入口處，是一座滿月圓形門，灰磚門墻上覆蓋綠色琉璃瓦，門楣上一塊扇形黑色大理石上鐫刻著“金帶街”三個金色楷書大字。門外是熙熙攘攘、車水馬龍的大街，街對面是風光旖旎、水光瀲滟的惠州西湖。這座圓形門是金帶街的標志，著名的網紅打卡處。 金帶街，自古就是文人墨客和名人大家的聚集之地，明代理學大師楊起元、教育家陳培基、近代方志學家張友仁、廣東名醫余道元等諸多文人墨客先后都居住于此。明清時期陸續建成廖氏家祠、黃氏書室、賓興館等建筑。同時，周邊也逐漸形成專門提供筆墨紙硯的文化商品專業街巷。 　　廖氏家祠，坐落在金帶街70號。廖家在惠州繁衍生息四百余年，詩書傳家，孝悌傳道，是近代惠州的名門望族，一門出兩進士、家族有三舉人、兄弟皆音樂家，在惠州乃至中國近代歷史上頗有名氣。 《惠陽廖氏族譜》之《家傳譜》記載，廖氏一世為廖志良，號云莊，后代稱其“云莊公”。云莊公“自有明中葉遷居歸善，為歸善始祖。”族譜記載，廖家一族歷經遷徙，落腳興寧，逐漸發展壯大。廖志良是家中的第三子，“性誠樸堅忍”，因為所居地貧瘠，生存困難，遂 “挾小貨本辭親南下至惠城東平”“設肆于市”，做了小本生意；“卜宅于水門內朱屋墩”，在此安家立業。云莊公做買賣 “善奇贏、尚信義。”據載，有位顧客在他的店里“遺金五十兩鈔票”，他發現后“原封皮藏”歸還。顧客感激，欲“酬以十金”，云莊公“峻卻不受”，“其人稱歡，感謝公不茍取。”他以誠信贏得名聲，以誠信創下家業，“厚名大著，商業亦見起色。” 廖家從二世起，沒有繼承祖業經商，而重讀書、科舉。二世東山公“篤信儒術，不求仕進，以事親”。三世祖東湖公“讀書養志，足跡不出里門”。四世祖翠庵公“性嗜典籍，非有大故手不釋卷”。他年少記憶力超強，父親與友人交流時他在一旁傾聽，父輩忘記典故，他能隨口接上并做提醒，讓客人稱奇。七世廖述因祖母年事已高，將貢舉機會讓給同學，直至祖母病逝后才參加歲貢廷試，出任教職。從十五世起，因家道中落，又不得不經商，但不忘讀書。十五世中，廖瑞霆、廖德濟、廖麟隔三兄弟父親早亡，家庭貧困，三人只好辭別母親外出做生意。十六世的廖佩瑩、廖佩瑤兄弟亦然，早年失怙，家道中落，轉而經商，“雖握算持籌，仍篝燈誦習”。 廖家西房人才輩出。八世廖祖秀，號昌明，“生有膽略”，明崇禎年間奉命督餉，當時土寇出沒，他冒險至邊疆，“宣朝廷德意”，將士備受鼓舞。后人為紀念他，以他的名號創辦了“昌明學校”。十三世的廖紹文“因公隨長官至臺灣”，積勞成疾死于任上。十六世的廖佩瑩“隨官渡臺灣，后念及母老弟幼辭官回家。” 《惠陽廖氏族譜》之《家傳譜》中，還記載了六個女眷的事跡，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很少見。這六位女人勤儉持家、賢良品淑、守節孝親、教子有方，是廖家媳婦中的典范。十二世廖紹晉妻毛氏，出身名門，她“少即知書，及歸甚得翁姑歡戚，族稱其孝”，二十七歲守寡，“長齋奉佛，矢志撫孤”，六十九歲卒，“入府志烈女傳”。十四世廖梅生妻車氏，“溫婉明慧，女紅冠一時，略識文字，深知大體”，三十歲守寡，“養老撫孤，全憑十指”，被稱“巾幗中人”。廖佩繤母鄭氏，“淑慎恭謙，達于事理。”丈夫廖廷瀚一心向學，不暇家人，家政并委鄭氏，她打理得“井井有條”。丈夫向學館捐錢，即便家中見短，她亦毫無異議。兒子廖佩繤進士及第后，家中稍微寬裕，鄭氏依舊不改樸素。 《惠陽廖氏族譜》之《旌節譜》記載：廖家媳婦中，有八人得以記載于族譜。廖家女性中亦有因守節被賜貞節牌坊者。 廖家有個傳統，不吃牛肉。相傳始祖廖志良在興寧時曾被牛救過一命，于是立下家規，要求子孫不食牛肉。 廖氏后人廖乃雄曾寫道：“在二十世紀初，廖姓人家在當地遐邇聞名，當時寫信只要寫上‘惠州府城秀水湖進士第’即可收到。‘進士第’的匾額直到抗戰前仍掛在廖家的門上，抗戰期間被日軍飛機炸毀。” 廖氏從十二世廖貞始出人頭地。他是西長房的后人，“好讀書、達時務、好于撰述。”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中舉人，1730（清雍正八年）中進士。之后廖貞遠赴貴州任平越縣知縣。據《惠州府志》記載，廖貞到任后“均徭役，撫凋敝，有龔黃之風。”人們把他比作西漢時期著名的“循吏”龔遂和黃霸，足見其在當地人心目中的地位。后來，因父喪廖貞回惠州丁憂，從此潛心著述，再未復出。1861年（清咸豐十一年），十五世廖廷瀚高中舉人。 廖家十六世“牛人”頻出。清代后期，雖國勢衰微，廖家卻崛起于惠州西湖邊。在“佩”字輩為主的廖家子弟中，有清代惠州最后一位進士廖佩珣，貢生廖佩瑬、廖佩琨，生員廖佩瑚、廖佩瑹。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聲名顯赫的“秀水湖進士第”廖氏在金帶街修建家祠。族譜記載，廖氏惠州府總祠，“三棟三飛廁，一斗池，月門后堂結坤山艮向，斗門匾‘廖氏書屋’，魏郁書，石門石匾。對聯：＇北郭淵源遠；方山神秀鐘。＇內門匾‘廖氏書院’，對聯：‘三洲世澤；萬石家聲’。” 這座規模宏大的宅院，曾是金帶街數一數二的豪宅。1938年惠州淪陷時，金帶街遭日軍焚毀，廖氏家祠也未能幸免。新中國成立后，廖氏家祠與廖屋充公，青磚大屋被水泥樓房所取代，書房、天井不復存在，“進士”牌匾亦不見蹤影。如今的廖氏家祠大門仍在，大門之內已“物不是，人亦非”，即便如此，也還有一種攝人心魄的蒼涼之美。 　　黃氏書室，位于金代街出口處的環城西路36號。據“歸邑黃氏建祠序”碑記載，惠州府黃氏族人于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募資興建”黃氏祠堂“，這里是今惠陽區、惠東縣、惠城區和深圳、香港黃氏族人的祖祠，后改為”黃氏書室“，成為黃氏宗族的教育場所。 黃氏書室整體布局為三進式院落，左側另有三進配房以小巷側門聯接，建筑總面積一千平方米。一進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大門兩側次間與明間前面各安放一條弓形石枋，枋下兩邊使用石質角替，枋上承放石獅，獅上置一斗三升斗拱。花崗巖大門高峻雄偉，高三點六米、寬二點零五米。大門匾額“黃氏書室”四字為楷書、陽刻，楹聯“績著循良第一；家傳孝友無雙”為陰刻、行書，字體俊逸流暢，清新雋永。入門兩側有須座石門墩一對，通高零點六三米、通闊零點五四米。聯接一、二兩進的回廊共有三部分組成，中間硬山式屋頂、前后兩間為卷棚式屋頂，此種做法既擴大了前天井的深度，又富有變化。卷棚廊梁上安放八邊瓜棱與梅花斗組成的聯合構件承托檁條，雕刻精巧別致，頗具地方特色。整座建筑使用布灰瓦，用綠色琉璃瓦剪邊，莊重古樸。墻壁上保存了很多繪有古代賢圣的壁畫。二進大門上方一塊巨大的本色木板上鐫刻著“敦重”隸書陰文大字，兩旁門柱上懸掛著黑底金字陰文對聯：“學焉得其性之所近；覽者將有感于斯文。” 黃氏是歸善縣大姓，歷代人才輩出。據史料不完全統計，明清兩代歸善縣中舉二百九十人，其中黃姓中舉十八人，清末一人中進士。有的族人官至州同、州判、知縣、縣丞、教諭、千總。至近現代，更是人才輩出，族人任師長、專員、縣長不乏其人…… 黃氏書屋尚存石碑兩方，一方為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創建祠堂時由黃氏嗣孫、舉人、龍門縣教諭黃彬撰寫的“歸邑黃氏建祠序”碑；一方為1927年的“添入牌位碑”。 如今，黃氏書室改建為“東江民俗文物館”，是目前惠州市唯一一所民俗文物館。部分展廳入門處門楣上和門兩旁懸掛著匾額和對聯。婚俗展廳為“澄惟”和“一片清光浮水面；十分明月到湖心。”東江出水文物展廳為“賞心”和“此地還宜招鶴伴；隔湖常看渡鷗來。”古代書房展廳為“潛心”和“有山皆圖畫；無水不文章。”另一個展廳為“如此湖山”和“千頃波光簾外雨；一篙春水鏡中天。” 　　賓興館，坐落在金帶南街三巷10號，是廣東省僅存古代科考建筑。1826年（清道光六年），知名紳士黃錫圭倡議，惠州各鄉紳士出資六千銀元在塘尾街（今金帶南街）置地；1828年（清道光八年）11月建成。該館坐北朝南，占地面積約一千零七十平方米，建筑面積約一千五百平方米，進深三座，面闊三間，局部兩層，為封閉式四合院布局。建筑結構嚴謹，布局合理，為清道光初期建筑風格。主體分為三路，中路由頭門、中廳、后廳組成，兩側以青云巷相隔為東西廂房，是惠州鄉紳為資助本地生員參加鄉試、會試而建。 館名“賓興”二字，取自《周禮》“以三鄉教萬民而賓興之。”舊時地方官仿照古代飲酒之禮，設宴招待應舉之士，謂之“賓興”，后又通稱鄉試為“賓興”。“賓興”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寶貴財富，它不僅為古代人才培養作出貢獻，也給后人留下追求教育機會公平與倡導教育社會公益的寶貴遺產。在古代教育與科舉緊密結合的大背景下，賓興組織以籌集資產增值取息、無償資助考生參加科舉考試的形式，成為中國古代教育中極為重要的門類。其特點是，以田產收租為資產形態與增值方式；以儒學學田、書院資產登記在案為政府管理制度；通過立碑、入志、刊刻專志等方式進行社會監管；公益基金管理的管理者須有良好的品行和科舉身份，賓興館聘任的六名總理首事，有四位舉人、一位監生，一位生員；公益基金的管理章程“賓興館條約”具有一定的法定約束力；財會管理制度周密嚴謹、公開透明；助考經費資助金額因考試級別而異。 該館抗戰期間遭日機轟炸，解放后又幾經拆建，至今僅剩中座及左右廂房，遺留的青磚、灰瓦和飛檐仍可辨清代建筑風貌。院內中座房間外墻上鑲有兩塊青色長一點二米、寬零點七米石刻，分別鐫刻著《賓興館碑記》和《賓興館條約》。1828年（清道光八年）的《賓興館碑記》《賓興館條約》記錄了賓興館的由來和用途，及其管理制度、營運模式等等。《賓興館碑記》前言部分簡要說明此館的由來用途、建館的時間地點，以及該館的管理成員：“道光六年丙戌歲，我歸邑各鄉紳士議置賓興館租賃生息，為士子進身賞典鄉會試盤川，除本城紳士未題外，四鄉踴躍樂捐。是冬，買得府城塘尾街館地一所，涓吉于丁亥之仲春，鳩工起造，乃好事多磨，中間停建者半載。戊子夏四月復建，冬十一月竣工。新建一連三進，周遭副屋，后棟崇祀文武二帝，左邊奉立魁斗星君。前面案山，右邊榜嶺，高樓聳立，四壁輝煌，豈惟妥神靈而崇祀典哉。他日科甲蟬聯，簪纓鵲起，文風振而士氣伸，皆于是乎在矣。今將樂捐芳名刊刻以垂永久，其賓興條約另石詳序。道光八年冬十一月穀旦，歸邑紳士謹記。總理首事:舉人羅經邦、舉人嚴光祖、舉人黃彬、舉人陳泰、監生邱澍培、生員李盛開。” 《賓興館條約》詳細介紹了賓興館的管理制度和營運模式，明確規定每逢鄉試年，該館便從租金中提出銀元獎勵給“歲科兩考館中子弟、府縣學等子弟最高名者各一人”；若遇會試之年，則每個舉人可得資助路費五十元。 1863年（清同治二年）和1911年（清宣統三年）的碑記，見證了清末惠州地區因兵燹不斷，民生凋敝，賓興館慢慢變得舉步維艱，難以維持，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過程。 　　梅花館，坐落在金帶街五巷7號。梅花館，原名“有梅花館”，因門前立著刻有梅花的石碑而得名。當時，為與中山公園內的梅花館有別，特意在“梅花館”三個字前遷加了一個“有”字，中山公園的梅花館拆除后改名“梅花館”。 梅花館是張友仁故居，始建于1932年，占地六百平方米，是一座坐南朝北的兩層建筑，灰色的墻面上，一塊嶄新的金屬牌匾上“梅花館”三個金色的大字在陽光照射下熠熠生輝。 整座建筑為二進式磚木結構、青磚灰瓦青，硬山頂，進深二十點七米，面闊二十四點七米，高八點七米，現存兩層樓房，還有部分灰塑、壁畫、屏風等。 張友仁，惠州人，畢業于兩廣簡易師范館，解放前，曾先后任中小學教員、校長，廣東海豐、福建龍溪（今漳州市薌城區漳州古城）縣長，廣東公路處處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出任東江人民圖書館館長、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廣東省第二屆人大代表、致公黨中央委員和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著有《惠州西湖志》《惠陽縣志》等書。 他早年參加同盟會，抗日戰爭時期，積極投身抗日，幫助惠寶抗日總隊籌款，保護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1939年至1940年將梅花館讓給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供其辦公和住宿，為抗戰勝利做出了貢獻。 　　陳氏祖居，位于金帶街東出口處的水門路一巷5號。祖居為三進四合院布局，東南側開門，大門西側前為書房，進為大院，院右為旋廳，再進為三進主體，現左三進保存，右三進先在抗戰時被炸，后改建為樓房。 此宅為清同治年間一品武官陳寶華所建。建筑古樸精致，保存了不少雕塑和壁畫。時任兩廣總督瑞麟為其題寫的對聯：“青官蒼士左右樹；神君仙人高下花。”仍懸掛于祖居中廳。 亮毅陳公祠，位于金帶街37號。公祠建于清乾隆年間，占地五百三十六平方米，為惠州少見的五進式四合院布局。金帶街東段大多數為陳姓人，此祠是此處陳姓人的總祠。 黃氏祖居，位于金代街54號。修建年代與古街相當，是金帶街最著名的門戶。祖居占地二百二十一平方米，傳統二進式結構。院里還一口明代水井，水井欄用紅沙巖雋刻而成，經數百年的磨損，雖已凹凸不平，但保存完好無裂痕。在古民居中有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古井，實屬罕見。住在附近的居民說，這口井常年有水，清澈見底，且水質良好。 　　陳培基故居，位于金帶街61號。這座宅院原為明代著名理學大師楊起元的府第。楊起元是惠州人，1567年（明隆慶元年）解元，1577年（明萬歷五年)進士，歷任編修、國子監習業、司經局洗馬、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右侍郎攝吏部、禮部尚書等。后來家道中落，其后裔將故居轉賣給惠州籍舉人、教育家陳培基。 陳培基，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舉人，曾任永春縣令。東征軍東征期間，曾出任惠陽縣縣長。陳培基買下楊起元宅院后，于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在原址興建了三進四合院。整座建筑為清水磚墻，硬山頂，灰瓦，結構為前廳、圓拱門，進為大院、二進，天井，兩邊為書房、后廳、儲藏室。建筑中遺存了明代用材，陳在修復時舊物新用，將紅沙巖鼓形柱礎和圓形柱及六角形柱木質用作圓拱門的支撐。現院中尚存清中期所建的圍墻。故居中還保存了“光緒十九年癸巳廣東鄉試中式四十四名舉人陳培基立”夾石一柱，陳培基任官畫像一幅。 金帶街傳統民居中，可見榮寶堂、納瑞堂、聚寶閣、弘古堂、通古軒等書畫、古玩、玉器等文化商鋪，也有樸圓咖啡、朝山等咖啡館和茶館等休閑場所。在一家茶館外，我看到這樣一行字：“喝的是茶，品的是生活。讀的是書，看的是世界。”大門兩旁是一副木制黑底金字對聯：“享人生，管他東西南北中；品茶香，巷里壺天容小隱。”我想這一定是一位文化人開的茶館，產生了進去品茗的沖動。 　　金帶街，到處充盈著濃郁的文化氣息；沿街漫步，猶如走在傳統文化的長廊中，。街兩側民居或店鋪的墻面上，隨處可見裝裱精美的箴言、詩詞。如，惠州人，南宋宰相留正的《圣政評語》：“忠言之于國，猶脈理之于身也。脈理通而身后安，忠言用而后國治。否則手足不相為用君臣不能無異意矣。漢高祖、唐太宗，俱以能聽言而開創大業。武帝奢縱，能容一汲黯；武后淫虐，能容一狄仁杰，而不至于亂亡，言之有益于人之，國也如此。” 惠州人，明代尚書葉夢熊的《觀海亭》：“金輪忽擁巨鰲來，萬里波光一鏡開。試向乘槎天外客，好風幾日到蓬萊。” …… 　　歷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體現了城市的品味和精氣神。古老的街巷是城市歷史文化的載體，蘊藏著一座城市的“DNA”。街巷里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留存著城市的歷史文脈，鐫刻著城市的記憶，訴說著城市的滄桑與繁華。 金帶街，猶如一幅流動的畫卷，展示了老街數百年的滄桑歷史；恰似一部博大精深的書，蘊藏著老街厚重的文化底蘊。 　　作者:周振華，筆名劍客，1958年出生于哈爾濱市，1983年畢業于黑龍江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文學學士。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會員，黑龍江省科技經濟顧問委員會宏觀經濟專家組專家，哈爾濱學院客座教授。有知青、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經歷，歷任哈爾濱市政府研究室處長、副主任，哈爾濱技師學院黨委書記，哈爾濱市社會主義學院院長等職。 出版長篇小說《秋風勁》，人物傳記《百態風流》，自傳《歲月留痕》，詩歌散文集《情絲文韻》，雜文集《談天說地》，詩集《低吟淺唱》，散文集《品讀哈爾濱》，長篇報告文學《巴蘭頌歌》、《工作隊在依蘭》，城市史志《北京的胡同哈爾濱的街》;著有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文集《調研·思考·實踐》《哈爾濱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文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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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行之六：金帶街，文教興盛、文脈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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