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孫女講述的太公太婆的故事一獻給母親節的禮物

坐忘

記得愛聽故事的孫女梓晴4歲時有一天晚上睡覺時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語地說：“你和婆婆可以給我洗澡，但太公老了不能幫我洗澡呀”，然后話鋒一轉，忽然轉身問我：“太公公會不會死呀？”我沒有細想就答道：“會的，每個人都會的。”她頓時哭著嚷起來：“我不要太公公死，我不要你們死！”我立馬感覺到自己失言了，馬上改口說：“不是死了，那是去天堂！”她又說：“也不要去天堂！”我心頭一熱，忍不住掉淚了，安撫了她好一陣，她才睡著。我第一次感到面對了一個無話可說的兒童心理問題，這樣一個來到世界才只有四年的女孩卻提出了這樣一個所有人都將要面對的殘酷事實：向死而生！第二天，我給女兒彥子通了電話，向她講述了昨晚發生的事情，她安慰我說：“不用緊張，因為最近她交往的“媽媽群”里有不少孩子都向父母表達過同樣的問題。”聽后，我稍許釋然了一點，看來這是一個許多小孩都會有的困惑。但這件事使我意識到，這可能是職業心理醫生遇到的無法跨越的工作局限。梓晴從小她與太公一起玩皮球，下跳子棋，太公用拐杖指揮梓晴幫他拿糖果吃，而梓晴也站在凳子上幫太爺梳頭，當太公公不愿意吃飯時，她也學著大人的動作給他喂飯...但令人驚異的是，當太公真的去世后，梓晴只字不再問太公的任何事情，我也不敢向她提起這些往事，生怕刺痛孩子的心。如今梓晴又快7歲了，不料前幾天吃中飯時，她又忽然向我和曉冰發問：“媽媽的媽媽是婆婆，婆婆的媽媽姓什么？”轉而又問我：“公公的媽媽姓什么？長得怎么模樣？”我于是答應抽空和她再講講太婆婆的故事。真的，歲月如梭，光陰似箭，人生如白馬過隙，一眨眼親愛的母親就已經離開我們整整42年了，連我這最小的滿崽也年過60了。許多年以來每年農歷七月十四日中元節那天夜晚，我們都會在天臺上給母親燒些冥幣紙錢，給安眠在家鄉平江安定鎮長尾嶺祖田里的母親敘說一些心里的話，每每這晚睡夢中就會淚灑枕巾，在母親身邊成長的十八年間的軼事不時浮現在腦海里，今天筆錄一、二，權當是給愛聽故事的孫女準備的故事吧。 （一）聽兄長說，我們家是1958年從長沙織機街搬遷到沙河街三益徑巷1號的，那時我才1歲。這里不僅是我童年和少年成長的搖籃，也是母親最操勞、最光榮、告別這個世界的地方。這是一套舊式的青磚瓦結構，左右對稱的四合院，除中間是兩家共用的堂屋之外，我家占左邊兩間正房，由走廊鏈接著一間廚房，有前庭后院，前院載了梧桐、桂花樹和夾竹桃，后院有一座泥巴堆成的小假山。我依稀記得第一次站在四合院大門口的石階下伸出小頭朝小巷口瞭望的情景，充滿好奇和畏怯，不知道是幾歲，我可能是第一次從小巷獨自往大街上走，走到沙河街臨近勞動路的街口，發現那里有一個照相館的廚窗里懸掛了不少的人頭像，看得出神好一陣，忽然想起要回家，但不知往哪個方向走，正在迷茫慌神之際，不記得是哪個哥將我領回了家。在這個家里，我開始有了對母親的感知，在這里母親陪我度過了快樂的童年和少年。每個孩子都從父母的床上誕生，又從那里離開長大。留在我腦海里的最早的記憶就是父母那張可以彈跳的“繃子床”，那不僅是家里最寬的雙人床，而且我敢肯定是我家那條小巷里最漂亮的高級的床。不僅床上的蚊帳木架油漆著發亮的黑褐色的國漆，而且床上鋪設的是一種粽繩編織的床墊。母親生我時已經40歲了，實屬高齡產婦。我曾依稀記得有一天硬要掀起媽媽的衣服要吃奶，媽媽用手刮我的小鼻子，說“羞不羞？！”我好像說了“這是最后一次”之類的話，但究竟吃到了沒有，我已經沒印象了。作為心理醫生的我也反思過這么早的事小孩子怎么會記得，是幻想？還是夢囈？但我覺得這應該是真的，因為當時睡在床的哪一頭，媽媽說的話我都依稀記得，而且這樣的隱私的事不可能是別人告訴我的，這也許就是小孩子戀母情結的來由吧。后來上小學了，我和兄長共睡一張小的木板床，父親長期出差在外，我也曾想過為何不能讓我去睡大床的問題。當然最終不好意思說出口，也沒有得到答案，就這樣慢慢長大了。從現在看來，母親沒有因為家里住房緊，孩子多，就讓孩子繼續睡在身邊的做法是非常符合兒童心理教育之道的。我在這張床上床下有過許多記憶，站在床上蹦蹦跳跳玩游戲，后來侄女楊紅出生后也帶著她在床上用被子做城墻，給她當馬騎。印象中，母親從來沒有指責過我不該在床上玩耍，這也許是現代許多母親都未必都允許的事情。有時候我與小伙伴躲迷藏，我就躲在大床上掛著厚厚的蚊帳后面，母親坐在旁邊納鞋底，沖著找不到我的其他小朋友直笑。我記得一種最溫馨的情景是：母親與鄰居家的婦女在房間輕聲地拉家常，我則在床上睡得朦朦朧朧，那聲音就像給人帶來安全感的催眠曲...當然我也在這張床上做過噩夢，也許是繃子床閃動的緣故，夢境里好像大多是從兩面狹窄的墻中間往下掉的恐懼，而且總是被驚嚇得哭，這時候母親和述哥就會過來將我叫醒，問我怎么啦？我的回答好像都是“肚子疼”之類。母親多是幫我撫摸一下肚子，但哥也許看出了我并非真的是肚痛，所以還編了一段“肚子疼，里面有個竹桶桶...”的順口溜來嘲諷我。記得母親那時在工廠接了一些針織類的手工活回家做，她有時候需要送貨回廠里，就只好將我反鎖在家。我只好爬到書桌上，撩開窗簾看看院子里的樹上有沒有鳥，或者是從房門的小洞里用小木槍瞄準地上蹦跳的麻雀；有時候則趴到大床底下，用小板凳當城墻，用小木槍對準門口...后來聽母親說，她回家后常常在床底下找到睡著的我，床底下猶如城堡的感覺我記得很清楚，這肯定是現代看著城堡科幻片長大的小朋友都沒有的體驗。我們家有一些鄰居沒有的“高檔”家具，例如一張有幾個抽屜和油了國漆的書桌并不是普通人家都有的。在那張書桌底下不大的空間曾經就是我和峙哥放幻燈的電影院，用廢棄的竹制熱水瓶外殼和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燈制作出一臺幻燈機，在那里播放了可以吸引眾多鄰里小伙伴的孫悟空之類的故事，母親的那條腰圍裙就是這所小小影院的遮光布。回想起來，母親不僅對孩子們做的各種游戲沒有提出過反對意見，而且我們三個男孩經常用廚房的菜刀當砍刀，加工制作各種玩具車、木頭槍、雪橇等，將菜刀砍成許多鈍口，也沒見母親嘮叨過幾句，從沒有追究過是哪個孩子的過錯。傍晚我與小伙伴最喜歡在巷子里玩工兵捉強盜的游戲，每次跑得滿頭大汗，總要玩到母親在大門口喊“毛伢子！”才回家。即使是我們玩一些帶有冒險性的游戲，母親也是很寬容的。有一次我在巷口堆放的一堆建筑用木上玩類似今天的蹦床游戲時，不小心摔倒在地，額頭上劃了一條大口子，鮮血直流。至此之后，母親就給我準備了一條紗布帶和一小包止血草藥粉末放在我上衣的口袋里，并叮囑說：“以后要是再摔傷了，就自己趕緊包扎傷口吧！”至于我在院子里爬大樹，地上挖洞和壕溝，作弄螞蟻和蚯蚓，放一盆水劃紙船，與兄長出去釣魚、用門板打乒乓球等等，母親都給孩子以充分的自由，從不嘮叨。有時候母親還參與我們小孩子玩的游戲，我記得躲迷藏的絕招就是聽母親的指教躲在她的圍裙下，或者是躲進五屜柜的柜子里，留一條小縫，母親坐在一旁的凳子上做針線，這樣幾乎沒有小伙伴能找到我。雖然時過境遷，社會環境與前大不一樣，但母親營造的輕松的家庭氛圍，放手 讓孩子自娛自樂，天放、天樂的成長的教育態度和教育方式即使在今天也不過時。兒童心理學告訴我們，寬松的、民主自由的家庭氛圍比哪些強制的灌輸的教育不知好多少！50-60年代整個國家和老百姓都很貧困，大人小孩都吃不飽是一種常態，那時我在家里附近青山祠的一個托兒所上學，有天我看見窗戶外菜土里有紅蘿卜從地里冒出來，不記得我是怎樣偷偷拔了一根出來吃了，結果被老師禁閉在木質的走廊上，那里剛好有一堆干草，我在那里不知哭了多久。還有一次，烏云密布就要下大雨的樣子，家長都提前將小孩接走了，我趴在大門木柵欄邊期盼母親的情景印象尤深。據章姐告訴我，1961年她在平江縣幼兒園工作時，將剛滿四歲的我帶去她的幼兒園，我記得有一天中午，姐姐輕輕地將我搖醒，拿了旁邊一位男生的背帶褲給我穿上，帶我去街上的照相館照了一張靦腆的童年靚照，在那個年代能照上這樣一張個人像也許是非常難得的。在平江幼兒園只呆了一個學期就回長沙了，姐姐說母親還是舍不得我離開她的。 　　（二） 還是在長沙這個四合院的家里，我進入少年期，記得剛上學擰著小石板回家，上面留著我第一次畫的雷鋒的石筆像，我拿回家給母親看，剛好有幾個街坊大嬸在我家聊天，大家一看我的畫，都稱贊畫得不錯。我不記得母親是否表揚過我，但我拿回的各種獎狀卻被她貼滿了中間的一面墻，我想這是母親給予孩子予以肯定，幫助建立孩子自信心的一種很好的方法。我對繪畫并無天賦，但是否這種最早的印象具有了蝴蝶效應？后來我下鄉教過小學生的美術，編寫了校本美術教材，再后來我對精神病人的原生藝術有了一種直覺的沖動...肯定想不到的是后來我竟然還被廣州美術學院美術教育學院聘任為校外研究生導師…進入小學后，我體弱多病，先后患了不知名的皮膚病，全身奇癢，掉皮屑，痛苦之時用腳在墻上敲打哭喊，為此我還休學了一個學期，母親給我想過許多辦法，后來述哥的一個同學偶然來我家看到此景，用單車帶我到醫院看了一次病，拿了一些紅色的藥粉回家泡澡，現在想起來應該是高錳酸鉀，還在他家吃了中飯，吃到生平第一次見到的蒜苗，印象深刻。那時我還患了肺結核，每天母親為我準備了一種自制的土單方，那是一種在廣口玻璃瓶里用水飼養的一種菌類吧，用此菌吐出的帶紅色的“口水”就成了我喝的“神藥”。查百度，這可能是老百姓最早發明的益生菌療法了。在那貧困的年代，母親幾乎就是一名全科醫生，記得峙哥經常鬧肚子疼，母親就叫我去青山祠附近的菜土里扯些馬齒莧給他當藥吃，誰有咽喉疼就用灶心土泡些紅糖服下，如果誰發燒就用沾滿黑泥的布鞋放在額頭和肚臍上。據峙哥說，我頭上老生瘡癤，也都是母親用針挑破進行治療的...我少年時正值國家經濟困難時期，聽說農村餓死的人不少，但我母親會持家，養過雞，養過鴨，春天還帶述哥一起做蒿子粑粑，那個時候人均口糧不足，在院子里翻嗮糧店里買來的發霉的紅薯絲及其飯鍋里紅薯絲多過米飯的景象還蠻深。記得那時家人都說我是一個“好吃”的孩子，因為我經常翻箱倒柜找零食吃，述哥保留下的這個紅色瓷瓶就是母親當年存放土特產或糖果的地方。母親曾去沙河街的醬油鋪做過切蘿卜的零工，我上放學回家要經過那里。記得有一次，我進去看母親，她正系著圍裙站在那里切白蘿卜，媽媽見我過來就隨手塞了一塊小小的蘿卜心到我嘴里，剛吃得得意之時，有個工頭過來了，我只好抿住嘴巴不敢吱聲，那時有快新鮮蘿卜吃也是一種難得的快感。母親經常叫我去醬油鋪里買“貓魚”或者芝麻醬之類，那是我很開心的時候；有時候生病不想吃飯，母親就用米飯放在鍋里加點鹽做成一個飯團給我，或者用豬油加點醬油蒸一下，澆到米飯上，頓時胃口就不一樣了。在那經濟困難的時候，我已經學會了替母親早上去買“豆腐佬”的這件苦差事，只要媽媽在床上喊我一聲，我就咕嚕爬起來，那時天還沒亮，看著昏暗的路燈去沙河街河邊街口豆腐店排長隊，幾分錢的豆腐佬就是飯桌上的一道佳肴。我們家一直是街道掛牌的“衛生之家”，可能因為當時缺醫少藥，個人和家庭衛生對于預防疾病尤為重要。母親家教有方，帶領家人特別注意搞好家庭清潔衛生。少年時我跟母親學做的家務就是每天起床后例牌要掃地，擦桌椅，用草木灰洗刷茶杯，后來又學會了用吊桶到巷尾水井里打水，在井邊幫母親洗被褥，母親往木盆里倒下一些從豆腐鋪下水道里接回來的帶堿性的廢水當成去污劑，我挽起褲腳在木盆里來回地踩踏，有時還要架起木門板用刷子洗刷被子。后來沙河街有了自來水，又有了挑水的家務。家里有兩口水缸，一個裝自來水，放在廚房，用來煮飯燒開水；另一個裝井水，放在院子天井中，用來洗菜洗衣服，有時候還將絲瓜、西瓜泡在里面。每天灌滿這兩個水缸是我需要完成的最主要的家務，有時候放學貪玩回來晚了，回來看到母親在艱難地挑水，但她并沒有因此罵過我。那時家里兩間正房的地面是黑泥巴的，時間一久就會“長出”許多高低不平的泥圪塔，母親則帶我用刀去削平它，等爸爸一回來就帶領全家一起用三合土對地面進行翻新。對比許多鄰居小伙伴擁擠不堪的家，我覺得在我父母的打理下，我們家是最清潔衛生的。后來我母親當選為街道衛生委員無不與她愛衛生的良好習慣有關。在那個缺醫少藥，流行性腦膜炎、結核病等傳染性疾病還很猖獗的年代，政府、街道和學校都大力提倡人人參與的愛國主義群眾衛生運動，因為母親擔任了街道衛生委員，還在大院里擺放了一個放了消毒石灰的大水缸，我幫助母親登記居民和學生撲滅收集來的蒼蠅和老鼠尾巴的數量。我對小時候在家里跟著母親搞衛生，預防疾病的經歷一直有很深的印象，30多年后在廣州“非典”病因不清的情況下我被廣州電臺邀請去做相關的健康節目中，我向聽眾還介紹了我小時聽聞和經歷的經驗，這就是多開窗通風，少去人多的地方，勤用鹽水涑口等這些樸素可行的措施。在那個年代，每家幾乎都是多子女的大家庭，但要能讓所有子女順利度過各種流行病和貧困導致的厄運卻需要父母有足夠的智慧和辛勤的照顧。1985年我報考廣州中醫學院的研究生，在體檢照片時發現肺部有一個結核鈣化的陰影，差點影響錄取。我想，也許正是因為小時候母親給我服用過很長時間的土單方，才使我度過了那種無癥狀的肺結核的難關，我們兄弟姊妹能夠有命保全生存下來，長大成人，全靠母愛的力量。 母親平時常說胃痛，吃得很少，穿著樸實，只是當父親回來時才帶著母親和孩子們上一次街，到黃興路布店里扯幾尺布，或者吃一碗楊裕興的餛飩...在上街的路上好像總是父親要我跟著他，并常用手敲著我的背說：“挺直腰！”他還扯拉過我的鼻梁，說是要扯高一些...達哥在遙遠的茶陵鎢礦工作，一年也難回家一次，但會經常寄錢和寫信回來，母親總是非常高興要我讀信給她聽，要知道在那個年代有郵差經常往你家跑，有錢有信函回來的家庭絕對是很少的，這不僅意味著家庭和睦，子女孝順，也許還意味著家庭的子女在外工作有文化吧，所以，我常常見到有鄰居大嬸們來我家找母親借錢的，母親還發動鄰居成立了經濟互助組，即幾個家庭婦女每人出1-2元錢湊在一起，每月輪著拿這份湊起來的錢來完成一些大的開支，想一想那時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和互助精神是多么可敬。我上小學那年，大哥回來了，送給我一盒子五顏六色的石英之類的礦石甚是驚奇，聽說我加入少先隊，大哥還帶我去五一路文具店買了一個綠色膠皮的乒乓球拍，在黃興路照相館照了一張帶紅領巾的個人像當作獎勵。這副當時算是很高級的球拍伴隨了我的整個少年，我常去學校球室里與同學一起玩球，甚至中午趁老師休息去了還爬天窗進去偷偷打球，周日就在家里院子里與小伙伴架起門板比賽。1968年正值“文革”時期，城市的學校普遍停學“鬧革命”，父母擔心我學業荒廢，于是將10歲的我送到章姐的學校去讀書，那是一所在平江翁江的小學，記得初來乍到，就遇到小朋友們正在大門口打乒乓球。白天讀的是一個復式班，不同年級的同學在一個課室里，老師先讓一個年級的學生抄字，再讓另一個年級的學生算題目...，天氣好的時候老師就叫學生們將桌椅搬到曬谷場上去上課。晚上，姐弟兩人都在煤油燈下各忙各的，姐姐備課，改作業，我就抄寫作業，寫毛筆字，姐姐還讓我給父母定期寫信。周末時姐姐帶我去農民家磨些炒米粉，再用豬油炒一下，晚上學習工作結束后就沖上一碗，香氣十分誘人。我的童年雖然生活在一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但在父母、兄長、家姐的呵護下，一路也感到新奇、好玩和自豪，并沒有感到什么苦楚。 （三） 我上了中學后有了想幫母親賺點錢的念頭。家門口的沙河街是一條麻石鋪成的很長的斜坡，估計有2里路吧。那時候人力車是重要的運載工具，許多人力車載著高高的貨物要從這條街道穿行而過，小學時我與同學都曾義務幫忙這些艱難爬行的人力車推車，而且也是不要錢的做義工。但現在我想，我們可以跟人力車師傅談好價錢才開始幫忙推車，人雖年級小，力氣不大，但孩子們人多勢眾也能幫上一把勁。大約是2分錢一個人吧，幾個同學合起來可以賺1毛錢左右。估計推車了一個假期，賺了2毛錢，我都交給了母親，她摸了一下我的頭，笑得都合不攏嘴。暑假我與兄長一道還在家里做過“選豬毛”的加工活，一蘿筐的黑白混合的豬毛要將其分成黑白兩筐想想有多難，大概一斤分好的豬毛可以賺8分錢，一個假期下來，我們能賺到一個學期的學雜費。給父母分擔家庭經濟壓力是貧困時代孩子們自發成長出來的一種責任意識，這也許給經濟條件優越的現代父母如何教育子女提供了一些啟示。小時候我跟母親搭車去韶山看正在那里參與修建“韶山灌區”的父親，記得母親還特意給我做了一件新的藍色上衣，在渠道旁我們三人還照了一張合影。父母還帶去過平江安定和蘆洞老家探親訪友，當時我也懵懂不清為何母親與舅母等告別時總要邊哭邊說：“不知道何時能再見面”之類傷感的話，現在才知道，在交通十分不便和經濟十分拮據的年代，嫁出去的女人要回一次娘家探親是多么不容易。母親對從家鄉來長沙的親朋戚友特別熱情，其中不乏是來長沙尋醫問藥的重病人，母親不僅要多煮些像樣的飯菜，還將自己的大床讓給客人睡。去年回平江做祭禮時，有一位遠親還提到我母親待他們如親人一般，還曾安排我帶他們去逛街或去岳麓山游覽的往事。1970年我13歲時，大哥家的志峰快要出生了，通知大嫂的大妹去礦山幫忙，她初次出遠門，不會說普通話，母親決定由我護送這位大我2歲的姐姐去礦山，從長沙到茶陵鎢礦大約300多公里，要先坐火車到醴陵住一晚，第二天再坐長途汽車到茶陵，出門前母親叮囑我的幾件事我還清楚地記得：一是將錢逢到我的內褲口袋里以免丟失，二是住旅館時要選一張靠墻的床鋪睡覺，三是睡前要交代服務員早晨叫醒我，以免誤車。總之最后我順利完成了母親交給我的第一次出遠門的使命。即使我現在住賓館還習慣按照母親當年的教導選擇靠墻的床睡，事實上，這不僅符合安全防范的常識，我也隱約感受到當年母愛的余暉。 我在湖南第一師范附中讀初中時發生過一次意外，差點要了小命。一個夏天，體育陳老師和班主任盧老師好心帶了幾個平時表現好的男生去湘江游泳，我是第一次到河里下水，與幾個旱鴨子只好站在齊腰的河水里玩一玩，不料有一個剛學會打水的同學從我背后穿梭過來，我向前讓了他一步，結果兩腳踏空，被河水卷走，慌亂中我睜眼一看，被黃色渾濁的河水淹沒，一陣強烈的恐懼襲上心頭，我仿佛看到同學去我家告知我的母親的景象...慌亂中我一連喝了不少河水入肚，一會兒我終于冷靜下來，回想起老師之前交代的救生要領，一面用手亂舞，一面用另一只手使勁捂住自己的想呼救的嘴，不讓自己再喝水。據老師和同學回憶，當時他們的確看到了我在水中上下浮沉揮舞的手，正因為這樣才使得從遠處跑來的體育陳老師找到了在流水中的我，最后是老師將我撈起。回想起來，在當時絕望之際，在那短短的幾分鐘內我首先想到就是我媽會傷心！我敢肯定那時在水中的自制力肯定來自于潛意識中愛母親的力量！不過非常痛心的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中，這位救我一命的陳老師不幸遇難，我還來不及感恩于他，他就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母親對我的學習和來我家學習的同學都很關愛。長沙的夏天特別熱，晚上我在燈下做作業時，母親常在傍邊搖著蒲扇，點蚊香驅蚊，這種情形在我同學中真的很少見。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優秀，還擔任班子、中隊長之類，老師常指定要我幫教一部分成績較差，也比較調皮的男同學一道進步，我就叫這些男生到我家一起做作業，有時候人多，母親就為我們架起木門板，讓我們在上做作業。我規定必須先完成作業才能玩游戲，母親也配合做好茶水服務。幾十年過去了，當我的老同學聚會時還會有人回憶起我母親當年的慈祥。高中我在長郡中學讀書，高一時先在長沙縣路口分校讀書一年，第一個學期放暑假，全班同學相約步行回長沙，我有幾個月沒見到母親，回家的心情特別迫切，與幾個男生一起天沒亮就動身，大約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到中午時分就走完了80公里的路程回到家里。記得母親用吃驚的眼光看著我吃完了一大菜碗的飯，然后笑了，她肯定覺得我長壯實很多了。之前我體弱多病，飯量很小，老師還曾用當時帶有革命性的話語勸說我：“你多吃一口飯就是為消滅敵人準備的一顆子彈！”我在路口分校學會了游泳，堅持長跑，還獲得了十幾公里長跑的并列第三名，我還常帶同學出去搞寫生，種芝麻，加上學校安排了較多的校園農場勞作活動，我的身體素質的確大有改觀。回到長沙校本部后，即使是冬天我也常與幾個男生一道去橫渡湘江，有一次還竟然用救生圈拖著一個完全不會游泳的男生橫渡過河，當然這一切都是背著母親干的。記得有一次，父親聽 母親說我會游泳了，還很高興地對我說“那你游給我們看一看！”不過后來一直沒有機會表現給他們看，要知道我小學五年級之前體質非常差，爬山或上體育課曬太陽時間長一點都會暈厥，也是那位體育兼校醫的陳老師鼓勵我從家里跑步到學校上學，經過一年余的跑步鍛煉，在小學畢業那年我第一次報名參加800米長跑，竟然拿到了第一張體育類獎狀，雖然在這之前我獲得的品德、學習、勞動獎無數，但這張體育獎有很特別的意義。也許只有當一個孩子德智體全面發展時，父母才敢于放手讓孩子走向社會。當1975年我決定響應當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毅然報名時，母親二話沒說就支持了我。我選擇了跟隨街道辦事處的對口下鄉所在地——長沙縣洞井公社桃花村林場落戶。下鄉后一年，據說因為一位在那掛職的省委書記的陳秘書來林場檢查工作，在我們男生宿舍看到我床頭上有一本厚厚的被我劃滿紅杠杠的《16-18世紀歐洲各國哲學》，于是認定我是一個愛學習有水平的人，指示大隊干部安排我到村辦小學去教書，就這樣，我被調到桃花小學，擔任四年級的班主任，教授語文、自然、美術等課。不久我終于領到了人生第一次的工資，雖然只有8元錢。拿了這份工資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要給母親買一份禮物，想了好久，我決定要買一個木質的馬桶。我最后在井灣子的日雜店里找到了合心意的產品，畢竟是男生買這東西有點害羞，生怕被別人看見，于是我找了一個麻袋將馬桶裝上，借了同事的單車，一口氣就拉回了家。當我拿出來送給母親時，她顯得很意外，后來我見她給新馬桶上過桐油，一直舍不得用。現代青年人也許不知道，在那個年代馬桶是多么重要，因為一條街道，有近百戶人家，竟然只有一個公廁，常常要排隊上廁所。我小時候見母親常常自己修理原來那個用過多年的紅漆舊馬桶。我看在心里，苦于自己沒錢，一直到現在總算了了一件心事，這也是我唯一送給母親的禮物，那年我剛滿20歲。我下鄉2年，林場離家里也不過十幾華里，但母親因為要帶孫子志峰，一直沒來林場看過我，后來我因為當民辦老師有些公差機會回城，就順道回家看一下，直到母親因病住院我才回來在醫院照顧母親。我親眼看到母親在醫院廁所因涉水摔倒，在病床上昏迷著掙扎著想起來，一直到最后搶救無效的全過程。那晚我與述哥等人在太平間為母親守了一夜的靈。第二天抬著靈柩回到沙河街的大院里舉行了簡樸的追悼會，淚水一直沒有停過。我親愛的母親告別了這個她居住了，也是最操心20年的家。母親去世后，我們家養了很多年的一只大黃貓就失蹤了，它的母親是一只花貓，是我童年時從黃伯伯家抱回來的。我偶爾回去一下，感覺家里冷清的很，望見擺放在五屜柜上母親的骨灰盒就心酸得直掉淚。不久，我招工到鳳灘電廠工作，也就沒有再走進這個童年、少年成長的舊居了。再不久，我成家立業了，有一年踏著原路再去探望這座老屋時，已經物是人非，舊居所在地被舊城改造的機器抹平為一條大道。2019年清明節臨近，我收到北京大學發出的清明論壇邀請，我擬做的報告主題是：“基于超個人心理學的中醫時間觀和生死觀對現代人的啟示”。此時我想到的是，我的母親就是這樣一位心里總是惦記著他人而唯獨沒有自己的人，她面對社會巨變，家庭經歷的種種危機，多子女的繁重家務，操勞一輩子，照顧丈夫，為子女，為孫輩，為街坊鄰里，為法律正義，為社區衛生，用她燃燒的生命書寫了那個時代最普通而有最難的篇章，她在長沙沙河街的20年將我們家6個子女培養成人，將我們輸送到社會之中，這20年是我成長中最刻骨銘心的一段人生。媽媽，我愛您！ 2019年清明于廣州 2025年5月母親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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