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 style="text-align:center;"><b>原文作者 / 詹之嘉</b></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inherit;">美篇制作 / 一杯咖啡兩塊糖</b></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inherit;">美篇號 / 337461</b></h5><p class="ql-block"><br></p> <h5><i> 關于知青的文章太多了，但多為個人的、生活片段回憶。而扎旗北京知青集體戶簡史卻不同，是以集體戶的視角來敘述那段歷史，這也像是一份份社會調查報告。當然，這不是出自專業人員之手，不能要求過高。但由當事人執筆，而且各集體戶幾乎全體成員都參與其中，這樣寫“史”，太少見了。</i></h5><p class="ql-block"><i style="font-size:15px;"> 簡史”覆蓋全過程：自成立起至最后一名成員離開。“簡史”簡要概括全程中的重要之事，沒有過多注重細節。視角更寬、更全面、更客觀。</i></p><p class="ql-block"><i style="font-size:15px;"> “簡史”反映了這批北京知青當年的生活狀況、思想變化，也折射了當年農村基層黨組織、生產隊的管理水平，農村集體經濟、文教、衛生事業的狀態。</i></p><p class="ql-block"><i style="font-size:15px;"> 知青已成歷史，但鄉親們還在那兒。“簡史”不僅僅屬于知青，也屬于扎旗。如入地方志，哪怕是做為附件，也會有價值。</i></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張小群</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扎旗中心屯大隊知青）</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 <h5><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5><div><br></div>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我眼中的小河西知青集體戶</font></b></h1><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333333">（ 代簡史 ）</font></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333333"><br></font></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333333"><br></font></b></div> 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1968 年 8 月 26 日我們離開北京，告別親人，隨著“上山下鄉”的浪潮，前往內蒙古哲里木盟扎魯特旗香山公社小河西大隊插隊落戶。<br><br><div> 8 月 31日，我們經過 6 天 5 夜火車、汽車、馬車接力式的顛簸，終于來到了小河西 —— 這個以前我們毫不知曉，以后又令我們終身難忘的小山村。</div><div><br></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當年上山下鄉的紀念品和乘車證</h5> <div><br></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一、集體戶成員</font></b><br></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br></font></b></div> 小河西集體戶最早有 10 個成員，其中來自北京八中 9 人（ 男：李里江、歐陽昭、沈寶慶、陳紅石、詹之嘉；女：白梅、許紅、黃惟匯、張娟 ），來自北京三十一中 1 人（男：竇祖德）。男生中竇祖德是 1966 屆初中生，其他均為 1967 屆初中生； 4 名女生中 3 人為 1968 屆初中生，唯張娟是 1969 屆初中生。當年，竇祖德 18 歲，是我們當中年齡最大的，張娟最小，那年才 15 歲。<div><br> 1969 年 2 月 11 日，集體戶迎來了兩位新同學 —— 李建一（女，北京女八中 1968 屆初中，投靠哥哥李里江），竇祖勇（男，北京八十六中 1967 屆初中，投靠哥哥竇祖德）。<br><br></div><div> 1969 年 10 月 26 日，最后一名同學入戶 —— 白煦（ 男，成都二十六中 1967 屆初中，投靠妹妹白梅）。<br><br></div><div> 于是，小河西集體戶的鼎盛時期共有 13 名成員。但這一情況并沒有持續很久，1970 年初，張娟離開了小河西集體戶，投靠姐姐轉插到吉林省白城子。如同當地老鄉說的，我們早晚會像一只只“飛鴿”，借助各種機會離開小河西。這些都是后話。<br><br></div><div> 我們這十幾個人來自不同的的家庭，有普通職員家庭，有干部家庭，有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大家成長于不同的環境，思想方法、脾氣性格和生活習慣不盡相同。但我們之間也有很多的相同點，一是內心都比較單純，有革命理想和熱情；二是多數人的家庭當時都受到“文化大革命”沖擊，父母或者關牛棚，或者靠邊站，或者在單位勞改隊強制勞動。因此，我們內心對未來又充滿了迷茫和憂慮。我們那時就是帶著這種矛盾的心情，背負著不同的政治壓力，走上了“上山下鄉”這條道路，有理想有激情也有無奈。</div><div><br></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二、在小河西安家落戶</font></b></h3> 當時的小河西大隊是一個“貧困村”，全村（大隊）有一百零幾戶人家，800 多口人，分為兩個生產隊和一個牧業隊，農業是主要收入來源。全村約有耕地 4000 多畝，大部分為山坡地，要靠天吃飯，糧食畝產很低，經常要吃國家的返銷糧。記憶中每年社員的分紅大概都在兩角錢 / 10 分工左右。即便是這么低的分紅，到年底生產隊也無法用現金給社員們兌現。也就是說，社員們辛辛苦苦地干一年是拿不到錢（現金）的。多數老鄉的生活都很苦，有時候連日常生活中買咸鹽（0.13 元 / 斤）、打燈油（0.44 元 / 斤）的錢都沒有。要是遇到個大病小災那就更慘了。這種狀況注定我們集體戶以后的日子必然也會很艱難。<br><br><div> 所有的知青都被分在了第一生產隊。剛進村時，男女生都被安排住在原來的大隊部，那是一溜兒四間土房，連個院子都沒有。女生只住了一天，因為房間太小，一鋪小炕住不下四個人，第二天又被安排到一戶姓曲的村民家中借住。之后，男生和女生又幾經搬遷，記得有男生曾住過王樹家、老關家，女生住過老譚家。<br><br></div><div> 上級政府給安排有知青的村子都撥了專款，要求村里再配套一些資金勞力，給知青蓋集體宿舍。 1970 年前后，小河西大隊借此理由也從魯北拉回了兩根房柁等建房材料，但以后就沒有下文了。我們因此事曾找大隊領導交涉過多次，但是都沒有結果。那個年頭村里經濟很困難，實在沒有力量給我們建新房，大隊干部們也無奈，最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br><br></div><div> 大約一年多后（ 1970 年初 ），大隊才又給我們騰出了一處住房。這次我們搬到了村子中央靠大道東邊的一個院子，聽說是原來村子里的小學校，有五間北房。女生住在最東頭一明一暗的兩間，男生住在西邊兩明一暗的三間。男生住房的外間搭了兩個灶臺，是公用廚房，連做飯帶給男女生燒炕。房子因為年久失修，破破爛爛。夏天，每逢下雨，屋里各處總要擺幾個臉盆接雨水。到了冬天，屋子外邊刮大北風，屋子里邊刮小北風。我們晚上鉆進被窩睡覺的時候，頭上還要戴上皮帽子，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早上醒來，因為一夜的哈氣，房頂裸露的秫秸稈和北墻上都掛滿了白花花的冰霜。房子雖然很破爛，但我們總算有了一個固定的家，有了自己的院子，生活好像又打開了一扇窗口，讓大家著實興奮了一陣。于是開始籌劃如何種菜園子，養豬養雞，甚至還想在院子里打一口井 …… 讓我們的家也像老鄉們的家一樣，能夠自給自足。但這些美好的憧憬，由于種種原因基本上都沒有實現。而那 5 間破房，我們一直住到 1974 年，小河西知青集體戶并戶撤銷。<br><br></div><div> 下鄉的頭一年知青的口糧是由國家糧庫按每人每年 490 斤成品糧標準供給的。品種主要是小米和玉米??子，逢年過節有一點米面細糧。這一年大隊為我們備好了燒柴，還請了一位老鄉劉玉大叔給我們做飯。那一年是我們集體戶生活比較安定平穩的一年，大家都安心地在生產隊參加勞動，思想波動相對也比較小。<br></div><div><br></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三、進村伊始受到的“階級斗爭”教育</font></b></h3> <p class="ql-block"> 剛進村的一段時間，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神神秘秘地跑到我們的宿舍，向我們反映村里階級斗爭的動向，反映大隊班子“與地富勾結”“貪污盜竊”“多吃多占”等等問題。我們也很認真地做記錄，還主動到一些重點人物家訪貧問苦。那些人大概把我們看成是帶著北京“尚方寶劍”的“四清工作隊”。也或者是希望我們這些學生發揚紅衛兵的造反精神，把被階級敵人奪走的權力再奪回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那時候我們剛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滿腦子還受“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以階級斗爭為綱”等極左思潮的影響，階級斗爭那根弦在腦子里繃得很緊，認為我們一定要與貧下中農一起，堅定站在階級斗爭第一線，捍衛無產階級的政權。當時那種氛圍使得我們非常緊張，見到大隊干部心里也直打鼓，疑神疑鬼的。鬧得那段時間村里干部們見了我們都離得遠遠的，與我們保持著距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可能是根據上邊的指示，村里還組織我們參加了一次階級斗爭教育課。大隊陸書記當街召集全村的地富分子（大部分都是地富子弟）掃大街，掃街之前陸書記的訓話讓我們大跌眼鏡。書記開口就說：老少爺們，今天對不住大家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白梅還記述了一次活動，這次是大隊長老關給地富分子訓話，只見老關細聲細氣地說：“最近呢，大隊的活動多一些，對你們也照顧不到太多，你們好好參加勞動，趁著機會多掙點兒工分，把隊里的活兒干好，自己也得益不是……”這口氣哪像是訓話啊，分明是家長在哄自己的孩子！</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15px;">在村邊小河西水庫的留影</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 <p class="ql-block"> 后來時間長了，對村情民情有了一定的了解，才發現農村的事并不像書本上和政治教育中所描述的那樣階級陣線分明，非黑即白。村里人低頭不見抬頭見，七拐八拐的都能連上親戚，所謂的階級矛盾（當時如果有矛盾的話）一句“老少爺們兒”就都給化解了。反而是現實的利益之爭能讓大家傷和氣（比如在評工分時為了一分兒工可以六親不認爭得臉紅脖子粗）。很諷刺的是，當年找我們揭小河西階級斗爭蓋子最歡的一個人，是個盲流（外地盲目流入的人口），家里窮得揭不開鍋，三十多歲了還娶不上媳婦，急于改變現狀。他自己就直言不諱地說，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要當一任生產隊長，娶一房媳婦。與此相反的是，那些戴著地富帽子的人家，都踏實本分地在生產隊參加勞動，為人和氣，生活也過得相對比較殷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現實教我們發現：當時除了官面上還在喋喋不休地重復著“反攻倒算”“變天帳”之類的階級斗爭神話外，在百姓生活層面作為階級的差別和印記已經很小很少了。在那個物質極端貧乏的年代，填飽肚子，過上好日子才是所有人的共同訴求。我們所見到的農村的現實充分印證了中共八大對當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主要的工作任務就是經濟建設”是多么的正確。而在“文革”中這個符合中國社會發展實際的科學論斷，卻是作為反面教材讓我們進行批判的。這大概是來到農村后，真實的生活給我們上的第一課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后來那些人也認識到我們就是一群孩子，沒有什么“尚方寶劍”，所以就不再上門了。我們剪斷了頭腦中階級斗爭那根弦，在生活和勞動中對農村社會的認識逐漸貼近了實際，與所有村民和大小隊干部越走越近，建立起了正常的人際交往關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其實真正殘酷的是那時打著“無產階級專政”旗號，行“階級斗爭擴大化”之實的各種政治運動。集體戶歐陽昭在回憶中談到一件事，感慨很深。 1968 年末到 1969 年初，村里進了一幫“農宣隊”（其實就是附近旗縣的農民，在村里胡作非為，名聲極差）說是抓“內人黨”，這個運動是“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在內蒙古的產物。有一天晚上他們提審一個本村的地富子弟（名字記不清了），審訊中對他實行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人被打得受不了，半夜借口上廁所，出門就跳了井。東北的深冬天寒地凍，寒徹骨髓。當人們找到他，用轆轤將他從井中打撈上來時，他已經凍得暈死過去了。就在人被拉出井口的瞬間，他身穿的衣服立刻被凍在了井臺上，就像被粘住了一樣，人們費了好大的勁才撕下來。后來歐陽昭感慨地說，“文革”把人都變得野蠻了。</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rgb(255, 138, 0);"><span class="ql-cursor">?</span>四、初嘗艱苦的勞動和生活</b></p> 下鄉頭一年，集體戶所有的知青都被安排在在大田勞動，這讓我們充分體驗到了中國農民勞動的艱辛。<br><br><div> 在農村，春種、夏鋤、秋收、冬天打場、起圈堆肥，一年四季都有干不完的活兒。雖然我們在學校時也下過鄉，有些農活兒也干過，但像插隊后那樣大強度、長時間的勞動對我們來說仍然是嚴峻的考驗。<br><br></div><div> 比如說薅苗，就是給谷子地間苗，這是所有農活兒中最讓我們發怵的活兒。你要整天地蹲在地上用雙手為剛出土的谷子間苗除草，干這個活兒需要有蹲功。在當地，這都是姑娘媳婦和小尕子干的活兒，一般大勞力是不干的。我們沒有童子功，根本蹲不住，干不了多長時間，就變成趴在壟溝里用四肢往前爬了。村西梁谷子地的地壟都很長，有的地段兩根壟就是一畝地，當地老鄉到地頭都會休息一下，卷根煙。待我們連滾帶爬地好不容易干到頭，先到地頭的老鄉們已經歇夠了又開始往回返了。為了不落得太遠，沒辦法只有不休息咬著牙跟著往回干。一天下來，灰頭土臉十指黑不說，腿腳都變得腫脹麻木沒有知覺了，苦不堪言。<br><br></div><div> 鋤地和收割，這是夏秋大田里最主要的活兒。因為地多勞力少，要不誤農時，就要搶進度，所以每天出工都要起早貪黑，經常是兩頭不見太陽。中午不能回家，就在地頭休息吃飯，我們帶的都是頭天做好的苞米面貼餅子和咸菜疙瘩，再加上一壺白開水。中午歇晌時，先要撿一堆柴火點燃，燒成灰燼后，將帶來的干糧和咸菜埋在灰燼中，烤軟了才好吃，否則又硬又涼啃不動。這是一年當中最辛苦的季節。<br><br></div><div> 頭一年干活兒我們沒有經驗，一般都會被老鄉甩得老遠。女生們人緣好，到地頭常有當地的姑娘小子們上去接兩把，男生們則要完全靠自己。那個季節正是天氣最炎熱的當口，汗嘩嘩地流，為了能跟上趟都來不及停下擦汗，汗水在衣服上干了又濕，濕了又干，在背上留下一片片的白色汗漬。<br><br></div><div> 村里最遠的地塊兒離村子有十幾里地，收工以后走回家天已經大黑了，晚飯經常是點著煤油燈吃完的。一天勞作下來，腰酸背痛，吃完飯就只想著上炕睡覺了。<br><br></div><div> 那時我們需要面對的困難太多了，我們要面對艱苦的勞動，面對缺糧少油的生活，面對不避風雨的土房…… 但集體戶的每一個同學都咬牙堅持著出工，很少有人無理由地歇工逃避勞動。有時候干得太苦了，心里也真想休息一下，可又說不出理由，于是就寄望著老天下雨。一大早起來，一看陰天下雨，心里就會長舒一口氣，今天終于可以不用出工，可以洗洗衣服整理一下內務了。對此我們自嘲為“陰天樂”。 <br><br></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坐牛車與老鄉一同去"拉地"</h5> 1968 年冬天，集體戶女生白梅和兩個男生沒有回家，被生產隊派到小河西水庫工地干活兒。白梅和工地上所有的男民工一樣，頂著嚴寒風雪在施工現場打眼放炮抬石頭，成為工地一道亮麗風景，多次受到表揚，被工地譽為學習大寨的“鐵姑娘”。<br><br><div> 白梅在回憶中描述了那段生活：西伯利亞的寒流，卷著冰花，帶著永不止息的咆哮來到了內蒙大草原 …… 同學們都回北京了，只剩我一個人 …… 早晨起來看，屋里的一切都凍住了，玻璃上結了厚厚的冰霜，要洗臉，毛巾凍在竹竿上，端臉盆，牙刷凍在缸子里，缸子凍在臉盆里，敲敲打打地洗漱完，一放回去，馬上又凍住了。滴水成冰 …… 就連我的自來水鋼筆都凍得寫不出字來了。但我還是有自己的樂趣，借來一條長長的紫腰帶，戴上大皮帽，掖起小辮，打扮成個假小子，上工去。掌釬、放炮、清石渣，為了把旱地變成水澆田，我們在水庫工地上整整苦干了兩個多月。<br><br></div><div> 那時不知是一種什么信念在支撐著我們，或許是認為勞動表現可以改變命運，也或許是真的把吃苦看作是與工農相結合道路上必須要交的一份答卷。<br><br></div><div> 在小河西那些年，所有的苦活累活我們都干過了，當地干部老鄉對我們的評價就是一句樸實的話：這幫青年干活兒實在，從不偷奸耍滑。<br></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白梅在集體戶女生宿舍窗前</h5> <br> 如今回憶起來，都很難想象當初我們這些人是怎樣咬牙堅持走過來的。尤其是女生們，在她們當年的年紀，現在的女孩子上下學還得等家長接送呢，她們卻已經開始從事如此繁重的勞動，品嘗著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象的艱辛的生活，承受著不應該是她們那個年齡所應當承受的政治壓力。而且，最令人壓抑的是看不到未來有什么希望。<br><br><div> 白梅在她的回憶文章中記述了許紅 1973 年給她寫的一封信，在信中許紅引述了在知青中流傳甚廣的，詩人食指的一首詩作《相信未來》<br>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br> 當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br>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br>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br> 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露水，<br> 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br> 我依然固執地用凝霜的枯藤，<br> 在凄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br> ……<br><br></div><div> 那個時間（1973年）同來的伙伴兒已經走了大半兒，村中只剩下陳紅石、詹之嘉、李建一、許紅四個人。雖然那時我們已經在農村摸爬滾打了四、五年，生活已經融入了環境，但我們的內心卻依然不能歸屬那片土地。我相信，許紅在抄寫這首詩的時候，一定不是真的“相信未來”。 當年的“鐵三角”中只留下她一個人困在村里，她從中感受到的是強烈的孤獨和無望。她的感觸，其實也代表了當時我們依然留在農村的大多數知青的共同心境。</div><div><br></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五、努力轉變觀念，逐漸融入農村的生活</font></b></h3><br> 下鄉一年后，國家停止了對知青的糧油供應，知青的口糧轉由所在生產隊負責解決。國家特別規定了知青的口糧標準為每人每年 650 斤原糧，這要比當地老鄉的口糧標準（ 360 斤左右原糧，根據生產隊的收成上下有所浮動）高不少，體現了國家對知青這個特殊群體的特殊考慮，但生產隊不能也無力解決知青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困難。現實逼迫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如何破除幻想和依賴，自力更生，建立長期在農村生活的打算。<br>那時，村里的老鄉給了我們最大的幫助。在老鄉指導下，我們學會了推碾子加工糧食，學會了貼餅子、做小米干飯，學會了腌咸菜、積酸菜，學會了做大醬 …… 掌握了許多農村生活需要的能力和技巧。<br><br><div> 第二年開始，集體戶由大家輪流做飯，按期輪換。在料理家務方面，女生顯現了她們的天賦。她們做出的飯菜明顯就比男生做的好，而且灶臺也收拾得干凈利落。除了祖德哥倆，我們幾個男生都自嘆不如。在我們眼里，她們已不再是“那個小孩”了。每次收工回來，在煤油燈下，看著她們在鍋臺忙碌的那個場景，感覺我們就是兄弟姐妹一家人，這個時候是集體戶里最充滿溫馨氣氛的時刻。<br><br></div><div> 通過輪流當家，我們也開始體會到柴米油鹽之貴，對如何在農村生活有了感性的體驗。在戶長（歐陽昭）的領導下，我們在院子里開辟了一小塊兒菜地，大家在大田勞動之余，輪流排班借用后院劉玉家的井給園子澆水，記得好像是種了點兒西紅柿，還結過果，但很少有收獲。后來才發現，結的果子只要有一點紅，就被女生們搶先給摘走了。對此大家也是一笑了之，本來也沒指望著有什么收獲。那一年我們還向生產隊要了幾分自留地，由生產隊統一給種上了玉米，但是要由我們自己去管理。最后由于戶里人員少，實在沒有精力去侍弄，大概是種了一年之后，就放棄了。<br></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沈寶慶在喂豬，后面為集體戶宿舍</h5><div><br></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ff8a00"><b>六、男女生關系——不得不說的情感話題</b></font></h3> 我們這個戶男生歲數大，人又多，自以為比女生要成熟，所以什么事都是以男生為主導，背后我們管她們叫“那幫小孩兒”。女生不服氣，但也只能在背地里嘀咕。我們這些男生在中學入學時，北京八中還是純男校，后來雖然進了女生，也與我們沒有交集，所以非常不習慣與女生打交道。在與女生交往時，總伴有嚴重的思想障礙。開始時大家除了在一口鍋里吃飯外，互相之間幾乎就沒有再多的來往了。互相表達個意見還要靠寫紙條。幾十年后我們聚到一起，說起當年上廁所的笑話。有人感嘆，當時我們男生都沒給女生建一個廁所，舉手之勞就能讓女生避免很多的尷尬。現在想起來，很后悔也很自責。同為天下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即便是萍水相逢之人，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也應該伸出援手互相幫助，何況還是患難之交！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女生給男女生寫的紙條</h5><div><br></div> 相比起男生，女生在那種艱苦環境中其實更弱勢，他們遇到的困難比我們要加倍嚴峻，而我們卻沒有給她們應有的關心和照顧，盡到男子漢的責任。其實當年如果男女生之間多一些思想情感方面的交流，當我們在共同面對困難時，或許就會輕松許多，也會有更多的辦法。<br><br><div> 白梅在回憶許紅的文章中談到許紅的哥哥在華山遇難，得到消息的許紅遠隔千里與親人生離死別的痛苦。這件事我們居然不知道，更沒有能夠給她以撫慰。<br><br></div><div> 歐陽昭回憶說，1969 年冬天，張娟的姐姐來到村里。那天，輪到張娟做飯，她到老譚家去挑水，井沿兒凍了厚厚的一圈冰，她滑了個大跟頭，估計摔得不輕，張娟姐姐一怒之下決定帶張娟轉插去了吉林白城，她可能是覺得我們這兒的男生太不近人情了。其實，我們是怯于跟女生交流 …… 其實，挑個水不就是舉手之勞嘛！男子漢就應該多擔待點，可那時就沒走那個腦子。<br><br></div><div> 當年的 5 個女生中，聰明美麗的許紅同學已經離我們而去了，我們不知道她在異國他鄉彌留之際想沒想到過我們，想沒想到過在小河西那個遙遠的小山村我們共同度過的那些艱難的日子。遺憾的是，她最后都沒有給我們一個表達歉意和訴說心里話的機會，這件事令我們到現在想起來內心都感到非常地難過。</div><div><br></div>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15px;">許紅（左）黃惟匯（中）白梅（右）</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15px;"><span class="ql-cursor">?</span></span></p> 其實，那個時候友愛和善良依然是我們的本性中最重要的部分，雖然大家表面上都很矜持很冷淡，但內心還是對對方充滿了真摯的關注和惦記。<div><br></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七、煤油燈下的“大學”</font></b></h3> 文革剝奪了我們繼續學習的權利和機會，但并不能澆滅我們對知識的渴望。學習和看書成了集體戶每個人每天都離不開的事情。 1969 年初，歐陽昭從北京探親回村，從家里帶回來兩箱子書，成為我們村集體戶第一座知識金礦。他帶來的書以中國古典名著為主，為我們打開了中國歷史和文學的大門，為我們那段荒漠的生活增加了精神上的快樂和慰藉。那時，我們每人都用墨水瓶自制了一個煤油燈。晚上，當大家躺在炕上，順著炕沿每個人的頭上都頂著一粒兒黃豆般大小的閃爍的燈火，那也是知青宿舍每天晚上的一道風景。<br><br><div> 沈寶慶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我們先是互相傳看自己帶來的書 …… 身邊的書看得差不多了，就四處到外村尋找 …… 后來在廣新堡又發現了更大的寶藏。那里有托爾斯泰、契訶夫、巴爾扎克、狄更斯、司湯達、羅曼·羅蘭等人的文學名著；還有黑格爾、費爾巴哈、笛卡爾等人的哲學著作，甚至還有赫魯曉夫的蘇共《政治報告》等“灰皮書”，有的書上還有莫文驊將軍的墨寶簽名。在小河西這個小小的山村里，四年中我不僅筋骨強壯了，身體長高了，而且獲得了思想的滋養，奠定了文史哲社會科學知識的基礎。這是我人生始料未及、值得慶幸的一件大事。小河西 —— 我的第一所大學！（沈寶慶 1972 年上吉林大學，在小河西生活了四年）<br> </div><div> 陳紅石回憶說，那時“雖然干農活兒累一點兒，但思想是自由的。”<br></div><div><br></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八、集體戶軼事</font></b></h3> 其一，排演《紅燈記》和《槐樹莊》。<div><br> 1968 年年底，農宣隊進駐小河西，大概他們是帶有開展革命大宣傳的任務，要求我們知青和他們共同排演革命樣板戲《紅燈記》。戲里主要演員有 5 個，白梅演李奶奶，沈寶慶演鳩山，詹之嘉演叛徒王連舉，農宣隊小薛演李鐵梅，本村高鳳桐演李玉和。劇情和表演手段都很簡單，大家排練了有一個多月，唱腔不多，主要是對詞兒走場，春節前終于在村里舉行了公演。本地農村平時文化生活很貧乏，多少年也沒有遇到過這么熱鬧的事。演出那天晚上，村里人來了不少，連外村的老鄉也跑來看熱鬧。演出非常成功，在村里以及周邊的十里八鄉都引起轟動。多少年以后，村里人見面還對那場演出津津樂道，說誰誰誰演什么演得怎么怎么樣，如數家珍一般。<br><br></div><div> 有了這次演出的經歷，白梅信心大振，又想帶著大家排練話劇《槐樹莊》。那個年頭女生思想里階級斗爭的弦還繃得挺緊，這是她針對小河西階級斗爭的形勢特別挑選的劇目。劇本是李里江給總政話劇團寫信要來的，白梅發揮了她在“青藝”耳濡目染偷到的導演才能，帶著我們很快就進入了排練過程。但這個過程并不順利，主要是我們這些“演員”太業余了，缺乏表演素養，連臺詞也念不好，費了很大的勁兒也達不到導演的要求，白梅氣餒了，終于放棄了努力。后來白音寶力稿大隊的知青從我們這里要去了劇本，據聽說他們排練很成功，但是演出不順利。<br><br></div><div> 其二，“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好吧？”<br><br></div><div> 1969 年回家探親的同學們趕在春節前都回來了，說是跟貧下中農一起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那時候中共“九大”即將召開，報紙廣播一起都在為會議大造輿論，當然少不了對毛主席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頌揚。有個大叔到我們那串門兒，見到回來的同學，不知是真心呢還是沒話找話，突然問了一句：“青年們回來了？回北京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好吧？”問得大家一愣，心想北京城可不是小河西屯子，想見誰就能見誰。還是李里江反應快，馬上回答道：“毛主席他老人家好著呢，您老就放心吧。”這成為集體戶的一個笑話，以后每當有同學從北京回來，大家就都要問上一句：“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好吧？”</div><div><br></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李里江（前排中）在扎旗“公檢法”軍管會</h3><div><br></div> 其三，消滅“革命蟲”。<br><br><div> “革命蟲”是我們對虱子的別稱，這個稱呼好像最早是從香山屯知青那里傳過來的。男生自打進了村就已經傳上了這種小蟲子，那個時候已經到了虱子多了不咬的境界，對此已經不再大驚小怪了。而女生染上“革命蟲”這要歸罪于農宣隊。</div><div><br></div><div> 1968 年貧宣隊進村時正趕上女生都回京探親，于是大隊就把幾個女隊員安排住進了女生的宿舍。結果，女生就悲劇了，白梅是留守的唯一女生，理所當然地成了那次事件的重災區。虱子上身容易，要是將它消滅可就難了。好在李建一對這事兒很有經驗，在她的指揮下拆洗，煮燙，六六六粉殺滅，煤油澆頭，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終將虱子趕盡殺絕，大獲全勝。<br><br></div><div> 其實要不長虱子的辦法很簡單，只要勤洗內衣褲就解決了。和當地老鄉們不同，男生也只是頭一兩年長了那玩意兒，以后就從來沒有再長過，好像小小虱子也認人似的，其實關鍵就是一個衛生習慣問題。相信現在農村人生活水平提高了，衛生習慣也有改變，大概也很少再長那玩意兒了。<br><br></div><div> 其四，用腳揣醬。<br><br></div><div> 用黃豆做的醬是當地最主要的調味品，每餐都離不開。那年我們將生產隊分的 100 多斤黃豆全部炒熟，粉碎，放在炕頭發酵，準備做醬。白梅回憶說，那天女生干完活兒，想找當天輪值做飯的陳紅石商議吃飯的事，女生推舉我去，到了男生宿舍，只見陳紅石光腳站在醬缸里，“咕嘰咕嘰”地用腳在揣醬，旁邊還擺著一盆洗腳水，一塊黑黑的毛巾搭在盆邊。見我進去，陳紅石還靦腆地笑著，摳起一疙瘩醬遞過來，說是請我品嘗醬里放的鹽夠不夠。見此情景，嚇得我趕緊跑回屋跟大家學舌了一番，女生們頓時大驚失色，“用腳揣醬，這個醬還怎么吃啊 ！？”后來村里人說知青家做的醬是全村最好吃的，最終女生們也經不住誘惑，放棄了抵制。事后，陳紅石檢討說他那樣做是受了老鄉的教唆。這件事在村里傳開，成了老鄉們調侃知青的永遠的話題。<br><br></div><div> 其五，米芯子豬。<br><br></div><div> 知青家的糧食人吃都不夠吃，哪有余糧喂豬？每餐飯也是吃得鍋干碗凈，泔水都很少，所以那些年集體戶里總是豬丁不旺。有一年為了解決吃油的問題，我們買了村里老鄉家的一口豬。殺完才發現是一口“米芯子豬”（痘豬）。女生查了《農村醫生手冊》，堅決要求退貨。男生忘記因為什么原因，覺得很為難。雙方意見相左，多輪協商結果是最后雙方都做了妥協：豬留下，由女生負責處理。結果那天下午女生全體都沒有出工，黃惟匯、許紅燒了一大鍋開水，把案板鍋碗瓢盆全都進行了清洗和高溫消毒。白梅和小建將豬肉、骨頭和內臟統統扔進鍋里，加水后還放了滿滿一大海碗的鹽，然后架火猛燒。整整煮了6個小時，所有的有形之物都化作了無形之油，連豬皮都煮沒了，從滿滿一鍋肉變成了半鍋清亮的豬油，倒出來正好裝滿了一只小缸，凝固后顯得潔白細膩，很是誘人。這缸油解決了我們好長時間做菜的“油水”問題。由于處理到位，至今沒有聽說誰染上絳蟲之病。但這件事終究是一件危險性極大的事，我們相約都要對家長封口，至今每個人的家里大概還都不知有過此事。<br><br></div><div> 其六，村醫誤診“梅毒”。<br><br></div><div> 這件事發生在白梅的身上。有一段時間她因為身上長癤子，查了《農村醫生手冊》上面說可以用消炎藥治療，推薦服用長效磺胺。她按照書上劑量服用后，沒想到肩膀和胳膊肘上又出現了半圓形的紅疹，又疼又癢。她趕緊去找“村醫”，村醫看了以后，居然十分肯定地給下了一個診斷：你這是梅毒！這怎么可能！白梅跟他急了，理論起來。村醫可能覺得確實有點兒說不過去，就又胡謅說：你沒有病史，應該是你父母得過梅毒遺傳給你，現在才發作。真讓人匪夷所思。第二天，白梅約上黃惟匯一塊兒到魯北旗醫院，掛了 5 分錢的號，醫生一看馬上就得出結論：磺胺過敏。叮囑她停服長效磺胺。果然，三天后癥狀就消失了。至于癤子，村里的一位大叔給了一個偏方—— 蛇蛻烤雞蛋。連吃了五個后，癤子就再也沒有露頭了。<br><br></div><div> 其七，最大的“官兒”和最小的“官兒”<br><br></div><div> 陳紅石是我們集體戶出的最大的官兒。 1972 年他勇敢地毛遂自薦，社員們選他當了生產隊副隊長。他在工作中一反“文革”政治掛帥那一套，嘗試推行物質刺激，用經濟手段調動社員的勞動積極性。還給社員們講故事，描述物質極大豐富后的幸福生活。這在當時是逆潮流的，這樣做需要一定勇氣和見識。那年開始時氣候風調雨順莊稼長勢喜人也很給力。但真的是天有不測風云，臨近收成時，一場空前的雹災把人們的希望和喜悅砸得稀爛，那一年大田幾乎顆粒未收。陳紅石說，看著地里的莊稼一片狼藉，他生平第一次流下了眼淚。多少年以后，紅石回憶起這段經歷時寫道：從到小河西村的第一天 ……在我內心深處就認為自己要在這里呆一輩子，但人算不如天算，不管我怎麼努力我都不能成為一個好農民，真是干啥啥不行，說實在的我是帶著失敗者的心情離去的。 其實紅石不必自責，想當初，除去無奈的一面，我們哪一個人沒有雄心壯志，不想大有作為？可是又有幾個人能夠堅持下來？<br><br></div><div> 許紅是我們這些人中最小的官兒。許紅是個非常聰明的女生，頭腦靈活，有數學天賦，后來她在美國取得的學術成就完全證實了這一點，但她能夠到菜園當會計卻與數學無關。原來許紅象棋下得好，村里人都愿意找她對弈。其中一個劉姓老人在村中頗有地位，為了能夠天天和她下棋，于是就極力舉薦許紅到菜園子當會計。那是在 1969 年，我們都還在大田苦熬，許紅就已經非常神氣地夾著個長算盤在菜園子指揮婦女們干活，給人記賬了。<br></div><div><br></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ff8a00"><b>九、離開小河西</b></font></h3> 1970 年以后，集體戶成員陸續離開了村子，有的轉插，有的參軍，有的招工，有的上學。 1974 年初，戶里最后留下的兩個人李建一、詹之嘉根據公社安排并戶到了廣新堡村，小河西知青集體戶就此曲終人散。<div><br></div><div> 我們這些人在小河西生活時間最長的 6 年（詹之嘉），最短的 1 年（白煦）。<br> 1970 年初，張娟轉插到吉林白城子。<br> 1970 年 10 月，白煦和白梅兄妹倆參軍到廣西。<br> 1970 年 10 月，歐陽昭招工到聯合屯水泥廠。<br> 1971 年 01 月，黃惟匯參軍到湖北。<br> 1971 年 09 月，竇祖勇招工到通遼毛紡廠。<br> 1972 年 02 月，李里江到北京師范學院上學（之前 1970 年借調到旗“公檢法”軍管會）。<br> 1972 年 03 月，竇祖德參加魯北師訓班。<br> 1972 年 05 月，沈寶慶到吉林大學上學。<br> 1973 年，許紅到吉林師大上學。<br> 1973 年夏秋，陳紅石到吉林白山水電站技校學習。<br> 1974 年夏天，李建一、詹之嘉并村到廣興堡集體戶。</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陳紅石、竇祖德在小河西村南山坡上合影</h5><div><br></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十、后記</font></b></h3> 離開小河西后，我們走向了天南海北，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拼搏奮進。我們感恩那片土地，感恩那里的父老鄉親，是他們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接納了我們，給我們包容、給我們關懷和溫暖，用鮮活的現實給我們啟迪，給我們力量，教我們成長。不管我們走到哪里，不管我們取得何種成績，那段經歷都成了深深銘刻在我們大腦中揮之不去的記憶。 <h5><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撰稿人：詹之嘉</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2018 年 5 月 27 日</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div></h5>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color="#ff8a00">【<b>附錄</b>】<b style="">小河西集體戶知青離開后的情況</b> </font></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div>（以離開先后為序）</div><div><br></div><div><br><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b> 張娟</b>：1970 年初，轉插到吉林白城子地區。后失去聯系。</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b> 白梅</b>：1970 年 10 月離開小河西，1971 年赴廣西參軍，1976 年復員回北京，先后在北京煤炭總公司、北京市勞動局工作。1993 年到廣東佛山，擔任過企業廠長、經理、佛山區外經貿局局長和招商中心主任。目前，在佛山市陶瓷行業協會擔任副會長兼秘書長一職。</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b>白煦</b>：1970 年 10 月離開小河西，1971 年赴廣西參軍， 1975 年復員到通遼市郵電局工作，后經工作調動回到北京。 1980 年 1 月，到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機關辦公室工作,。同年 5 月，參加中國書法家協會的組建工作，歷任籌委會辦公室工作人員，中國書協聯絡部主任、展覽部主任、副秘書長，等職務。2011 年至今擔任中國書協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央機關分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書協草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2012 年，受聘為中國美術館書法篆刻學術專家組專家。著名書法家。</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b>李里江</b>：1970 年 10 月借調到扎旗“公檢法”軍管會工作（實際脫離小河西集體戶）1972 年 02 月離開扎旗到北京師范學院政教系學習。畢業后先后在北京市第 200 中學、北京市體委機關工作，1981 年調入北京日報社，歷任記者、文化體育部主任、海外版編輯部主任。高級記者。現定居加拿大。</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b>歐陽昭</b>：1970 年 10 月招工到扎旗聯合屯水泥廠。1972 年 2 月工作調動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冶金儀表廠、冶金部自動化研究所、鋼研院連鑄中心等單位從事技術工作。高級工程師。</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b>黃惟匯</b>： 1971 年 01 月離開小河西，赴武漢軍區參軍， 1988 年 01 月轉業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護士學校擔任黨委副書記、教務處主任；在回龍觀醫院擔任黨委書記、副院長。</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b> 竇祖勇</b>：1971 年 09 月招工到通遼毛紡廠工作，1979 年回到北京，在西城區平安醫院藥劑科工作，后擔任中藥房主任。主管中藥師。是北京市中醫藥學會會員、中國藥學會北京分會會員。</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b>竇祖德</b>： 1971 年 03 月參加魯北師訓班，1973 年到哲盟農機學校學習，1975 年 04 月到哲盟農機公司工作， 1979 年 08 月回到北京，先后在文化部文化干部學院（文化部黨校前身）、文化部綜合教育局、北京舞蹈學院工作。主管會計師。</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b> 沈寶慶</b>： 1972 年 05 月離開小河西，到吉林大學外語系日語專業學習。 1975 年 12 月畢業后分配至中央廣播事業局日語部做翻譯、播音工作。1984 年 12 月 — 1992 年 04 月在日本著名大學進修、學習，在 1985 年 — 2005 年期間，為日本廣播協會（NHK）做中文節目的翻譯、播音、譯審、編導等工作。 2005 年回國。</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b>許紅</b>： 1973 年離開小河西到吉林師大數學系學習，畢業后分配到吉林石化工作。 1980 年到北方交大任數學系助教。 1982 -- 1985 年在美國倫斯勒理工學院學習，先后獲得碩士、博士學位。1987 年后，歷任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助教、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被該校聘為終身教授，在她研究的運籌學等領域是國際知名教授和學者。2014 年許紅病逝于美國華盛頓。</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font color="#333333"> <b style="">陳紅石</b></font><font color="rgba(0, 0, 0, 0)">：</font><font color="#333333">1973 年夏秋到吉林白山水電站技校學習、工作， 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學獲得碩士、研究生學位， 1984 年畢業后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 1985 年移民美國。</font></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font color="#333333"> <b style="">李建一</b>： 1974 年并戶到廣興堡，1975 年到長春地質大學學習，畢業后分配到國家地震局工作。</font></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font color="#333333"> <b style="">詹之嘉</b>：1974 年離開小河西并戶到廣興堡。 1975 年到哲盟師范學校學習，1977 年畢業后分配到香山中學任教，1979 年回到北京后一直在企業工作，2010 年退休。</font></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h3>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font color="#ff8a00">本文選自</font></b></div><b><font color="#ff8a00"><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內蒙古扎魯特旗北京知青集體創作的</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 集體戶簡史 》一書</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div></font></b>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圖文編輯 / 一杯咖啡兩塊糖</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b><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2025 . 05 . 10 發布</b></div></b><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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