崗村寧次是徐達的后人，這是真的嗎？

畫家李文華

中國人對崗村寧次，這個侵華日軍首領，有深厚的厭惡。他在華北為首的侵華行動，殺傷無數中國人民。1945年，他作為日軍代表在南京簽署投降書，但意外地被中華民國軍事法庭釋放，回日安享晚年。轉向徐達，明初著名將領，有蓋世軍功，被譽為開國第一功臣。然而，又如何與崗村寧次掛鉤呢？這個看似離譜的說法從何而來？無條件投降77年前的這一天，那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那是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日子。中國人民歷經14年的硝煙彌漫，血雨腥風，終于迎來了那個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日子。這個結果是數以千萬計的烈士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他們為中華民族的自由和獨立付出了最大的犧牲。簽字儀式在1929年竣工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這座歐式風格的建筑盡顯莊嚴肅穆，仿佛在傾訴一段獨立自主的歷史長河。此刻的大禮堂，沉寂中充滿莊重的氣氛。會場的布置別出心裁，如同一個“口”字形狀。受降席坐北朝南，象征著得天獨厚的地利人和。投降席坐南朝北，展示了日本軍隊無條件投降的決定。兩側則是觀禮席，眾目睽睽之下，歷史即將刻畫出一幕翻天覆地的巨變。77年前的那天，清晨的陽光剛剛灑在大地上，上午8:56，何應欽將軍及隨從肅然步入大廳。兩分鐘后，日本投降代表崗村寧次大將等入場，面對中國代表團，他們行禮致敬，然后安靜地落座。隨著何應欽將軍的命令，崗村遞交了代表簽降的證明文件，受降儀式正式拉開了帷幕。在崗村簽字蓋章后，投降書由小林淺三郎雙手送呈何應欽。何應欽將軍驗看后也在上面簽字蓋章。就在9:15，何應欽將軍命令日方代表退席，受降儀式歷時20分鐘結束。這是歷史性的20分鐘，猶如一幕精彩而激動人心的大戲，在這短短的時間里，刻畫出了一幅壯麗的歷史畫卷。這20分鐘象征著日本對華近百年侵略戰爭的終結，也象征著南京8年殖民統治的最終結束。此刻，曾經的侵略者已經敗下陣來，中國人民從此揭開新的歷史篇章，走向獨立自由的光明前程。罪行累累，不知悔過崗村寧次，出生于1884年的東京武士家庭，4歲就開始接受漢語訓練。19世紀末，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榮光四溢，青年志士們滿懷熱血，崗村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14歲時，崗村草綠軍裝兒童身，進入東京陸軍幼年學校，打下軍人生涯的第一磚。陸軍士官學校也留下他的名字，同樣的名人錄里還有接受他投降的何應欽將軍。在學校，他遇到了軍國主義的同伴們，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安藤利吉，東條英機等人。1904年畢業，恰逢日俄戰爭，他毅然申請轉入戰斗部隊，跟隨新編第十三師團赴庫頁島戰役。這場戰爭日本勝利，崗村在軍旅生涯中獲得飛躍。但是他真正站上核心層，靠的是政治斗爭的勝利。1921年，在迷人的法國小鎮拉布里埃，一場舉世震驚的會晤在秘密中悄然展開。未來的日本皇帝裕仁，這位屆時將在歷史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與11位佐級軍官進行了深入的接觸，其中就包括崗村寧次。崗村在這次會晤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持，這如同被賦予了一劑強心針，更堅定了他的信念。隨后，兩位名為永田鐵山和小畑敏四郎的人物也加入了他們，這種強大的力量匯聚一堂，形成了日本陸軍少壯派的領導核心。同年10月，他們轉戰德國巴登巴登的溫泉城市，秘密聚會在那里展開，仿佛是一出現代政治劇。這里的守門者并非一般人，而是后來成為日本陸軍元帥的東條英機。他們在那里醞釀出一份全新的主張，旨在消除派閥問題、改革人事任命，構筑總動員體制。這份大膽而開創性的主張得到了許多非長州閥軍官的支持，最終塑造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橫斷閥”。橫斷閥的建立是一場旨在打破長州閥對陸軍壟斷的革命，它致力于推動現代化改革，推行擴張政策。它的興起，猶如夜空中的一顆新星，燦爛而刺眼。陸軍大臣宇垣一成對橫斷閥充滿期待，他認為橫斷閥有足夠的實力與長州閥一較高下，推進軍事改革，因此他成了橫斷閥的堅定支持者。橫斷閥的形成，讓崗村寧次的地位如火箭般直線上升。1928年，他以大佐的身份，率軍出征青島，鎮壓抗日活動。幾年后的1932年，他帶領上海派遣軍，獲得了少將的軍銜，并前往中國的東北，擔任了關東軍副參謀長的重任。30年代，日本軍界皇道派與統制派交鋒激烈。皇道派崇"昭和維新"，呼喚貧民；統制派則軍校出身，主張合法主義。大蕭條重創皇道派士官，為統制派讓路。崗村寧次，從皇道派脫穎而出，但隨著升遷，不得不改投統制派。1936年，皇道派政變失敗，崗村鎮壓反叛，贏得天皇歡心與中將軍銜。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崗村火速赴華北，虐殺無辜，勝利歸國，不久榮升大將。1941年，崗村再度赴華，擔任華北方面軍司令，手掌24.5萬大軍，實施"三光政策"，導致國民黨軍隊士氣大挫。彭德懷對他評價："實事求是，謹慎周密，是我所遇過的最厲害的華北日軍司令官。" 1944年，崗村寧次晉升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1945年，崗村接收陸軍第68號密電，意識到戰敗在即，投降成為唯一出路。他在南京簽署投降書，歸還佩劍，成為國民黨秘密軍事顧問，協助遣返日軍。他在回憶錄中感激地記述了這段經歷。在1948年的秋風中，國際社會的視線再次聚焦在了南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第二次以尋求引渡崗村寧次的名義敲響了國民政府的大門。崗村寧次，這個被封為戰爭罪犯，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日本軍人，再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然而，國民政府卻用一個讓世界驚訝的理由拒絕了：他們聲稱，崗村患有"開放性肺結核"，無法應對審判的重壓。此刻，民眾的憤怒沸騰，他們的呼聲在夜空中回響，要求審判這個滔天罪人的聲音越來越高。國民政府在壓力之下，只得展開了一場令人唏噓的象征性審判。1949年，一條令人震驚的消息像閃電一樣劃破天空，炸響在全國上下：日本戰犯、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崗村寧次在南京軍事法庭的審理后，被無罪釋放。這個讓無數人失眠的消息，讓所有人都驚愕了。28日的黃昏，崗村的心狂亂，他接到了一個命令：29日清晨6:30，他將返回監獄，然后和其他的日本戰犯一道乘美國船返國。隨著夜幕的降臨，崗村的內心充滿了不安與惶恐。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正在這個時刻，李宗仁總統正在考慮將他的引渡作為與中共和談的砝碼，甚至下令要逮捕他。然而，上海的湯恩伯以及東京的商震卻阻止了這個命令的執行。于是，隨著次日清晨的曙光，295名戰犯涌上了約·W·維克斯號，30日晨10點，船啟航，崗村寧次，這個犯下了無數罪行的人，再一次逃脫了懲罰。崗村寧次回國后，為表謝意，于1950年按蔣介石之請，組建了“白團”，為蔣政權提供軍事咨詢。他還在日本創立了“在鄉軍人會”，并擔任第二任會長，繼續反共反華活動。1961年，他在臺北為湯恩伯祭墓表達感激。但他的子女遭受悲劇。小兒子崗村武正隨他至上海，不久病亡。大兒子崗村忠正在1962年突然去世，給崗村帶來了沉重打擊。他把余生花在整理日記和寫回憶錄上。1966年9月2日，他因心臟病去世，結束了自己的罪惡一生。他始終堅守軍國主義，直至生命盡頭都沒有任何悔過的跡象。卻有此事還是空穴來風？"崗村寧次是徐達后人"這個傳聞源自哪里呢？首先，有網路流言稱明朝末年，徐達的后裔徐青山逃亡日本避難。他在異國流浪，最后成為日本武士崗村家的仆人，并改姓崗村。另外，有傳聞崗村寧次曾向蔣介石提到，他有華人血統。但這些說法都缺乏可信的第一手材料支持，難以考證。兩位文化大咖給我們留下了線索，聲稱崗村寧次是明朝名將徐達的后人。戴玉剛在其作品《太行山上的秘密戰》中寫到：“崗村寧次的祖上是明朝開國大將徐達，明亡后徐家流落日本。”戴玉剛是個歷史研究專家，他的話應有些分量。著名作家都梁也在小說《大崩潰》中提到崗村家族有顯赫的歷史，祖上是徐達。然而，《太行山上的秘密戰》和《大崩潰》都未明確提供“崗村寧次是徐達后人”的歷史文獻，所以這個觀點需要懷疑。即便如此，“崗村寧次是徐達后人”的說法還是甚囂塵上。那我們不妨深入探究一下，崗村寧次真的是徐達的后人嗎？歷史是一座永不干涸的寶藏，總能挖掘出令人驚嘆的事實。五百年前的徐達，與五百年后的崗村寧次，兩人在時間軸上看似遙不可及，然而當我們深入剖析，兩者之間并不是完全無緣無故。中日兩國有著千絲萬縷的交往，尤其是在文化交流的黃金時代——唐朝，兩地的來往如織。因此，即使徐達的后人在明朝末年流落至日本，也并非是毫無根據的想象。探索崗村寧次與徐達后人之間是否存在血緣關系，我們需要追溯到明朝時期的徐家。據《板橋雜記》記載，明朝末代魏國公徐青君的弟弟，同為徐達后人的徐青君，一度生活在社會底層，靠接受“挨板子”為生，這是當時江南地區的特色職業，只有最窮困的人才會選擇這一行業。他在一次被懲罰過程中，無法忍受痛苦，高聲呼喊出自己的身份，引起了南京兵備道的注意，此后，他恢復了一部分原本的財產。既然徐青君的存在是有據可查的，那么他的兄弟徐青山存在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現在，我們唯一需要確定的問題就是，他是否真的流落到了日本，并成為了崗村家族的一部分。明朝末年，清朝實行剃發易服政策，迫使一部分人東渡日本，以此抵抗清朝的壓迫。例如，朱熹的后人朱舜水在明朝末期就多次往返中日之間。既然朱舜水有此可能，為何我們不能設想徐青山也有這樣的機會？那時的中國社會狀況艱難，民不聊生，百姓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下被迫離鄉。一部分人逃往了日本，于是，崗村家的徐青山理論上是存在的可能性的。開始，這些“明末遺民”在日本并不受待見，然而時間推移，他們逐漸融入日本社會，得到日本士紳的贊助。在日本，他們積極參與社會文化活動，將中國的文化、科技和文學帶入日本，推動了當地的啟蒙運動。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急速崛起，遺民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成為政府的顧問，提供寶貴的改革建議，幫助日本建立了現代化的金融、郵政系統，并推進了教育、工業和農業改革。另一個關鍵線索在日本。明末清初時，日本正值德川幕府時代。在德川家的“旗本”之中，真有一個家族叫崗村氏。根據《崗村寧次回憶錄》，崗村氏的俸祿（即收入）在旗本之中屬于較低，但維持一些仆人的生活依然足夠。此外，日本有一個獨特的家族繼承方式——“婿養子”。這是一種男性嫁入女方家庭，并改姓為女方姓氏，成為女方家族繼承人的制度，相當于中國的“入贅”。但區別在于，這位“婿養子”是家族的繼承人。因此，徐青山最終可能以“婿養子”的身份入主崗村家，這并不奇怪。崗村寧次，生于明治維新后的1884年，母親卻堅持讓他學漢字，這是讓人非常費解的。因為那時的日本對漢字不太感冒。崗村寧次的成長路徑更讓人思考。當他19歲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他首選的外語是俄語，而不是當時的熱門英語、法語、德語。更奇特的是，他在一年后將自己的主攻外語改為了漢語，且在其后的軍事生涯中，始終選擇與中國打交道。對于一位有抱負的軍事生涯規劃者來說，學德語或英語做駐德或駐英武官更有利于前途。那么，為何他對中國有如此的執著？最大的可能性是崗村寧次背后隱藏的中國因素，他可能因此更易與中國人打交道。總的來說，崗村是徐達后人的說法，雖然可能，但一直缺乏確鑿的證據，并沒有實際的史料記載作為支撐，所以可能性并不大。無論結果如何，這并不影響我們對崗村寧次罪惡侵華行為的看法。 李文華，著名畫家；1958年生于河北省石家莊市井陘礦區；1981年畢業于唐山河北輕工業學校美術專業，現華北理工大學藝術學院；河北省美術家協會會員，石家莊廣播電視臺退休。代表作：《百牛渡江圖》、《百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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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李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