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同：從蘇區到邊區。全面抗戰前后陜甘寧邊區轄屬范圍的形成與國共交涉。

太行人

<p class="ql-block">“中共中央北方局舊址”轉發。</p> <h3>摘要：抗戰時期的陜甘寧邊區是在蘇區基礎上創設的，其轄屬范圍也經歷了復雜的演變過程。中共早期在陜北的活動以及紅軍東征與西征開辟的新蘇區奠定了陜甘寧根據地的基本輪廓，但根據地也因國民黨“圍剿”而面臨重重危機。西安事變后，紅軍南下接防，恢復了舊蘇區。中共又以駐軍為依托開展組織建設，在統戰區造成既成事實，進一步拓展了邊區范圍。由此，國共雙方對邊區的轄屬范圍產生分歧。全面抗戰初期，國共兩黨圍繞紅軍駐地和陜甘寧邊區轄屬范圍進行了初步交涉，但由于在邊區的合法性及縣域數量等問題上存在分歧，雙方難以達成共識。此外，國民黨在談判中有意將邊區問題地方化，致使雙方未能形成明確的處理方案。在雙方各執一詞的情況下，中共在邊區積極推進縣域政權建設，國民黨則力圖遏制中共的活動，雙方的摩擦沖突自然無法避免。</h3></br><h3>關鍵詞：西北蘇區；陜甘寧邊區；管轄范圍；國共談判</h3></br><h3>1941年，林伯渠在談到邊區歷史時認為：“邊區轄地，是由內戰時期蘇維埃區演化而來。”【《陜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1941年4月），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3輯，檔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頁。】事實上，從蘇區形成、改制到陜甘寧邊區的創設，其轄屬范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國共雙方在邊區實際范圍和性質問題上的認識并不一致。1937年初，國共兩黨就陜甘寧邊區問題展開初步交涉，但因全面抗戰突然爆發，國共兩黨談判未能完成，致使整個抗戰期間雙方圍繞邊區范圍和治權問題的交涉與爭執始終持續。邊區各縣不僅長期存在雙重政權現象，還引發了諸多爭端，這些矛盾甚至一度將國共合作推向戰爭邊緣。因此，重新梳理陜甘寧邊區范圍的演變過程及其背后的國共斗爭，仍有可繼續討論的空間。</h3></br><h3>學界在論及陜甘寧邊區形成、范圍演變以及國共關系史時，往往因研究視角與材料的不同而形成了沖突性觀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臺灣學者側重強調邊區的形成是中共意圖擴張的結果。如侯家國提出：“中共在陜北邊區，從西安事變前之三四縣……前后十年間，擴展達三十九縣市之多。”【侯家國：《中共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及其運作》，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41頁。】郭華倫的研究也認為，國共兩黨在邊區不斷出現摩擦和沖突，是“由于邊區政府積極向外擴張”【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1989年版，第435頁。】。同一時期大陸產生了一批陜甘寧邊區的通史性論著，則基本遵循了中共擊退國民黨反共高潮的認知框架。【宋金壽、李忠全：《陜甘寧邊區政權建設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順民、趙阿利：《陜甘寧邊區行政區劃變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近年來，學界試圖從國共雙方的材料入手，通過梳理雙方關系，豐富了對陜甘寧邊區隴東地區的治權爭奪和沖突事件的認識。【目前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隴東事件的梳理。參見柳德軍：《隴東事件與國共關系之演變》，《史學月刊》2019年第9期；楊東：《危機與轉機：抗戰時期中共對環縣事變的應對》，《黨史研究與教學》2014年第6期；趙赫依：《政爭與磨擦：抗戰時期隴東地區的國共關系研究（1937—1941）》，陜西師范大學2022年博士學位論文；等等。】但是，目前學界對抗戰前后國共雙方在陜甘寧邊區實際控制范圍的變動與初步交涉等問題仍缺乏梳理。對上述問題的梳理，有助于避免受到為“有理、有利、有節”溯源等后見之明的影響，進而理解國共兩黨在治權沖突上的具體表現，從整體上把握雙方在陜甘寧邊區的關系演變歷程。</h3></br><h3>一、西安事變前國共軍事斗爭與蘇區范圍的變動</h3></br><h3>陜甘寧根據地是在陜甘邊與陜北根據地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陜甘游擊隊創建初期雖短暫建立過照金、渭北等根據地，但由于游擊隊和地方黨組織反復遭遇挫折，并沒有形成規模性的蘇維埃政權。根據地真正得到鞏固和發展是在1933年后期，并逐步形成了陜甘邊、陜北與神府等革命地理區域格局。1935年2月5日在赤源縣周家鹼聯席會議上，陜甘邊與陜北根據地初步達成統一，并成立中共西北工委。【郭洪濤：《周家崄會議追憶》，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頁。】盡管兩個根據地長期存在的隔閡與分歧仍然難以消弭，但此次會議初步達成了打通陜北、陜甘邊根據地和神府蘇區的共識。迨至1935年7月，中共主要占據延川、延長、保安、安塞、安定5縣，并在陜北地區廣泛建立起黨組織。閻錫山聲言：“陜北共匪甚為猖獗。全陜北23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8縣，半赤化者10余縣。現在共黨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擴大區域威勢。”【《陜北赤匪愈嚴重化》，《大公報（天津）》1935年7月23日，第3版。】9月，紅二十五軍進入陜北，與地方紅軍整編成一個強大的主力兵團。其后，各方在延川縣永坪鎮召開聯席會議，決議改組中共西北工委，成立陜甘晉省委，下轄中共陜甘邊區特委、神府工委、陜北第一分區委，并直接領導赤源、秀延、子長、靖邊、米西、延川、延長、延安等9個縣委。【中共陜西省委組織部、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陜西省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陜西省組織史資料》，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頁。】12月瓦窯堡會議后，中共中央調整了原有行政區劃和領導機構，決議成立陜甘、陜北省委和關中、神府、三邊特區。【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8頁。】</h3></br><h3>總體而言，西北蘇區早期自主發展，其控制范圍與政權建設亦相當有限。根據地創建初期所面臨的“圍剿”主要來自國民黨地方政府所領導的民團、駐軍等，國民黨高層對陜北的關注度并不高。1934年10月，隨著紅軍等相繼占據陜甘邊境的慶陽、環縣、安邊、定邊、寧條梁等地，根據地逐漸擴大；與此同時，紅四方面軍進入陜南，引起國民黨陜甘當局的恐慌。10月，蔣介石赴西北巡視陜甘寧各省，決議調集高桂滋部進入陜北，并電令“楊渠統、井岳秀兩部及寧省部隊務于最短期間徹底痛剿”【《蔣介石杭毅電報選輯》，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黨史研究室編：《陜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頁。】。高桂滋第八十四師進入陜北，會同陜、甘、寧、晉4省部隊共4萬人“圍剿”陜北蘇區。高桂滋進入陜北后意識到中共勢力發展之迅猛，“途見聞所及，始知共匪活動之嚴重情形，已非初料之所及。二十縣中，除各城鎮附近一、二十里以內，幾皆為共匪所盤據”【《趙清正建議成立陜北黨政軍聯合剿共委員會致邵力子函》（1935年2月21日），陜西省檔案館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陜西部分）》，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440頁。】。然而，此時的陜北派系復雜，地方勢力盤踞一方，高桂滋電請蔣介石“俾得統一事權，增加剿匪效率”【《高桂滋電蔣中正》（1934年10月25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442-202。】。國民政府的“剿匪”計劃還提出協調各部和地方政府，培養民眾自衛能力，逐步推進“圍剿”。到1935年東北軍和陜北各部持續“圍剿”，進一步壓縮了蘇區范圍，占據了陜北各縣城和主要交通線上的區鎮。【《國民黨陸軍八十四師政訓處長給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報告》(1935年3月)，《陜北革命根據地》，第665頁。】然而，高桂滋、井岳秀等相互猜忌，不但成見未除，而且矛盾日益尖銳化，地方行政問題尤多，難以合力“圍剿”。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7月的報告稱：“延長、安塞相繼淪陷，保安本為匪巢，膚施亦久被圍。高師氣餒，不敢越清澗以南。馮師防廣，□未能進甘泉以北，中間數百里無人過問。”【《邵力子等電蔣中正》（1935年7月6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462-045。】可見，中共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間。</h3></br><h3>中央紅軍進入陜北后，反“圍剿”力量增強，根據地得以鞏固。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吳起鎮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保衛和擴大陜北蘇區，“以吳起鎮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黃河結冰后可向東”。隨后，中央紅軍南下與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會合，合力粉碎南邊國民黨軍的“圍剿”。11月18日，毛澤東在張村驛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上指出，今后的戰略部署是“將紅軍主力集中于南線，出中部、洛川，切斷西安至膚施的交通，相機奪取中部縣城，爭取攻占甘泉、膚施”【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3、530頁。】。張學良東北軍和楊虎城部則在宜川、鄜縣至環縣一帶劃定防區，筑堡“圍剿”。直羅鎮戰役后，紅軍集中在“甘洛鄜宜一帶，全力對付東北部隊，其后方則在安定瓦窯堡等處，頃正召集壯丁訓練補充”【《邵力子電蔣中正》（1935年12月23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103-098。】。與此同時，紅軍相繼恢復了新正、赤水、淳耀、永紅4縣蘇維埃政權，11月又組建新寧縣。5縣設有中共縣委，共轄19個區鄉黨組織。中共向南的軍事戰略計劃不僅解決了根據地所面臨的外部危機，而且提出鞏固南面蘇區，在擴紅與“赤化宜洛兩縣”后準備東征。【《毛澤東關于目前根本方針應是南征與東討問題給張聞天的電報》(1935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頁。】</h3></br><h3>中共相繼進行的東征與西征，是影響陜甘寧根據地控制范圍的重要軍事行動。瓦窯堡會議后，中共中央決議將軍事部署放在“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上，準備東征。【《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935年12月23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頁。】1935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下達關于準備東征的行動計劃，要求以40天為期，完成渡黃河東征的準備工作。其工作部署如下：在北線和南線分別組建紅二十八軍、紅二十九軍；在南面奪取甘泉、宜川兩城，赤化宜川、洛川兩縣；在北面打擊進攻蘇區的高桂滋等部，以確保下一步紅軍東征的后方安全。軍事部署下達后，紅軍在南部各縣取得進展，攻下甘泉等縣，并要求“省委應派地方干部、地方部隊，隨一軍團、二十五軍行動，發展并接收蘇區”【《毛澤東、周恩來關于一軍團及二十五軍的行動部署致彭德懷、楊尚昆等電》(1936年1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頁。】。劉志丹率紅二十八軍向北發展，進擊橫山縣城。1936年3月中下旬，為配合東征渡河，紅二十八軍東調進入吳堡、葭縣、神府一帶，“神府蘇區基本恢復”【《紅二十八軍與神府紅軍會合了》，《紅色中華》1936年3月23日，第1版。】。主力紅軍進入山西后，毛澤東多次催促周恩來，由其直接負責向綏、米、葭、吳地區發展，“大舉襲敵堡壘，擴大勝利。無定河以西部隊，還須多調向東岸與神（木）、府（谷）紅軍連成一片，奪取一、二個城為好”【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141頁。】。紅軍東征進入山西，“圍剿”陜北的晉綏軍各部相繼東撤，綏、米、葭、吳等地和神府蘇區得以恢復和鞏固。據14日的報告，“自葭、蘆間北二十里之沙灣、高家塢、桑溝、大坬坪已恢復。從南至北一百余里，東至西一百里，共二十余區”【《朱理治、肖勁光關于開辟米東、葭西、神府蘇區致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等電》(1936年3月14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262頁。】。4月底，晉軍全部退出陜北，紅軍占領吳堡、神木。</h3></br><h3>在根據地南面，中共積極與張學良部接觸，并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王以哲部訂立互不侵犯的口頭協定，紅軍同意“恢復六十七軍在富縣、甘泉、延安馬路上之交通運輸，及經濟通商”【《我方與東北軍王以哲部訂立口頭協定的通報》(1936年3月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頁。】。但是，在蔣介石督促東北軍向北“進剿”的情況下，張學良部不得不積極行動，并于3月中旬占據黑水寺以南地區，以第六十七軍、第一〇五師構筑中、洛、鄜、甘、延大道封鎖線，【《張學良電蔣中正》（1936年3月23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264-076。】中共在關中分區遭受重創。1936年3月15日中共的報告稱，關中各縣區域大部被占領，“尚可控制敵人后方側翼活動(一團及獨立營目標大)。西線及西北均是平原地帶很難活動，東及北均為極少人煙之梢林，糧秣大成問題”【《賈拓夫關于關中地區開展游擊活動致朱理治、肖勁光并報張聞天、周恩來等電》(1936年3月15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263頁。】。關中特委跟隨部隊到各縣領導游擊戰爭及地方工作，只留少數人員保持與各縣聯系。4月初，經周恩來與張學良談判，張學良同意停止內戰。但礙于蔣介石進占蘇區的命令，張學良一再聲稱“再不進剿無以回答蔣”，并提議紅軍在關中積極活動，“以使東北軍借口而進行洛、鄜、甘、膚間的筑碉修路（彼此交通仍有），如此推延一月，看情勢變動再定以后行動”。【《周恩來關于同張學良商談各項問題致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電》(1936年4月10日)，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107頁。】事實確實如此，到4月底，張學良部以后勤補給艱難為由，仍停留在甘泉、鄜縣一帶，“此時急于打通延長、延川非不可能，唯所難者”【《張學良電蔣中正》（1936年3月23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264-076。】。張學良對國民黨北進延長、延川、清澗、綏德，從西面建立黃河封鎖線的軍事部署遲遲未予執行。但是，紅軍東征進入山西后，中共最終還是失去了東征前對甘泉、鄜縣等關中各縣的控制，在淳化、耀縣等地區的游擊活動也大受影響，“在地形、物質、敵情及發展前途上都有很多困難”【《彭德懷關于關中部隊鉗制敵人恢復蘇區的行動方針致朱理治、肖勁光速轉張聞天、周恩來并告毛澤東電》(1936年4月28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381頁。】。</h3></br><h3>1936年4月底，主力紅軍東征已無作戰條件。毛澤東認為“國民黨軍控制下的神府、三邊地區和環縣、合水及其以西地區均較空虛”【《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584頁。】。因此，紅軍的戰略轉變為向西擴大蘇區。主力紅軍回陜后，主要在陜北延長、延川、瓦窯堡、安定、保安、安塞及無定河延安一帶活動。5月18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西征戰役的行動命令，組建左右兩路野戰軍準備西進。“第一步以奪取并赤化安邊、定邊、環縣、曲子之目的。”【《關于西征戰役的行動命令》(1936年5月1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頁。】紅二十九軍、紅三十軍和陜北地方部隊仍在神府地區活動，牽制國民黨西渡部隊。為配合西征，中共中央又成立了陜甘寧省委，“管轄保安、三邊、慶北、華池各縣，并向西發展。李富春任書記，省委機關設在吳起鎮”【《中央給理治勁光并轉省委電——成立陜甘寧省委及干部任命》（1936年5月17日），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編：《隴東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內部發行，1990年版，第397頁。】。紅軍西征后，國民黨為圍堵紅軍西進，命令馬鴻賓分駐慶陽、曲子、環縣、鎮原地域，由張學良部負責封鎖西線，馬鴻逵和地方民團駐守安邊、定邊一帶。【《彭德懷關于敵情及紅軍行動部署致紅一、十五軍團電》(1936年5月21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411頁。】“董英斌駐守鄜縣等防止南竄”，何柱國的騎兵師在慶陽、環縣、洪德城間堡線。【《張學良電蔣中正》（1936年6月4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031-066。】</h3></br><h3>西征戰略部署下達后，左右兩路野戰軍很快取得進展。左路軍于5月28日由吳起鎮出發，30日抵達元城鎮及其附近地區，幫助建立環縣縣委，擴大游擊隊，并向曲子鎮進擊。紅軍“激戰至2日晨，占領曲子鎮”【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頁。】。中共隨即接收舊政權，宣布成立曲子縣蘇維埃政府，任命劉昌漢為縣委書記。6月4日，紅軍已占領環縣，并與張學良部達成協議，令其部隊不超過慶陽、鎮原一線，以便紅軍以該線以北地區為根據地，進取固原、黑城、豫旺一帶。到6月5日，西征第一步作戰任務基本完成，左路軍消滅了馬鴻賓的主力，奪取了阜城、曲子、環縣、洪德城一線碉堡。紅二十九軍接防后，左路軍繼續向“向三岔及其以南擴張占領區域”。右路軍則從延川經蟠龍、安塞一線抵達靖邊，5月28日奪取寧條梁，繼而圍攻定邊。進入寧夏境內后，紅軍繼續西進奪取豫旺、同心城，向定邊、鹽池、金積方向游擊。【《彭德懷關于鞏固與發展西征第一步作戰勝利的行動部署致紅一、十五軍團并毛澤東電》(1936年6月5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439頁。】西征以來，紅軍占領區域已達六七縣，東西千余里，南北數百里，“擴大原有蘇區三分之一的版圖”【《彭德懷關于西方野戰軍指揮機關及直屬隊西進洪德城地區的命令》(1936年6月11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451頁。】。6月13日，西征第二步戰役計劃提出“徹底消滅馬敵殘部，奪取占領區域的城堡，以進行深入的赤化工作與建立蘇區，擴大根據地，征集資材，擴大紅軍”【《西方野戰軍關于徹底消滅馬鴻賓殘部擴大根據地的命令》(1936年6月13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456頁。】。次日，紅二十八軍、第八十一師組成中路軍，計劃奪取安邊定邊，開辟三邊蘇區。到6月下旬，紅軍相繼占領定邊和鹽池縣城后，占領區包括“自鹽池經紅柳溝至甜水堡、豫旺、同心城之線以南，新城堡、吳起鎮、元城鎮、阜城、新興坪、山角城至七營這一廣大區域，圍寨均已攻破，除安邊無白色支點”【《彭德懷關于部隊情形及籌款、地方工作情形等致毛澤東、周恩來電》(1936年6月28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507頁。】。</h3></br><h3>在西征取得軍事進展的同時，地方政權也相繼建立起來。6月4日，紅一軍團要求省委“派人指導環縣委工作”，并負責地方工作。【《左權、聶榮臻等關于地方工作地區劃分及指揮致肖勁光轉李富春等電》(1936年6月4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435頁。】陜甘寧省委派出大批干部隨軍進入新開辟地區，建立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擴大革命根據地。中旬，環縣蘇維埃政府和中共環縣縣委成立，“縣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務是發展壯大中共基層組織，建立地方政權”【《習仲勛傳》編委會編：《習仲勛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頁。】。中共在環縣相繼建立起6個區、39個鄉政權。到6月底，曲子縣也建立了18個區、42個鄉政權，人口3.15萬人。新蘇區包括國民黨環縣政府南半部，以及慶陽的土橋、馬嶺南、悅樂和鎮原縣三岔的一些地方。【《新蘇區——陜甘寧省的開辟與鞏固》（1936年5月至1937年9月），《隴東革命根據地的形成》，第48頁。】與此同時，中共相繼建立定邊、鹽池縣政權，派劉曉主持工作。【《關于派劉曉赴定邊鹽池主持工作給李富春肖勁光等的通知》（1936年6月27日），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局編：《中共寧夏檔案文獻選編（1927—1949）》，陽光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頁。】此一階段，中共的地方赤化工作卓有成效。彭德懷在6月28日的工作總結中指出，曲子縣工作成效最為顯著，其南北長140里、東西寬80里的區域內均已建立政權。七營、三營、八百戶、同心城等地也已開始政權建設工作。但是，在安邊、定邊以南，吳起鎮、元城鎮、羅家要峴等新占領的地方，赤化工作尚未展開。“一般說占領區大部分的領域尚沒人工作，估計完成初步赤化須七月底。”【《彭德懷關于部隊情形及籌款、地方工作情形等致毛澤東、周恩來電》(1936年6月28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507頁。】7月，陜甘寧省行政機關遷至環縣河連灣，又在定邊成立三邊特委，張德生任書記。【《三邊黨政組織建設回憶》，馬驥主編：《定邊文庫：三邊分區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472頁。】</h3></br><h3>針對新蘇區的廣闊地域，中共在地方武裝的配置、行政范圍的劃定與干部訓練等方面作出調整。首先，在地方武裝配置上，要求集中與分散并用，一般規定在一縣或兩縣之內，至少需配置一連一排或一班不等的自衛武裝。第二，適當縮小區與鄉的行政范圍，精簡行政機關人員，并調整地方黨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如按照戰爭環境與蘇區鞏固程度的不同，在某些區域（如慶陽、豫旺、固原、安邊等縣份），黨組織應完全保持秘密狀態；而在其他一些區域（如環縣、定邊、赤安等縣），則采取半秘密的方式。【《中央組織部給陜甘省委信——關于黨的組織上幾個問題》（1936年8月15日），《隴東革命根據地的形成》，第399—402頁。】第三，面對干部極為緊缺的問題，除要求大量發展黨員、開設訓練班培養干部外，也多次提議請中央局“再補充一批較強干部來”。【《西征以來四十五天地方工作報告》（1936年7月20日），《中共寧夏檔案文獻選編（1927—1949）》，第35頁。】到8月底，西征的地方工作“已初步赤化了我們占領的地區”，但也存在諸多問題，譬如因時間關系，“某些赤化區域還不能相互銜接(如三邊與豫旺，豫旺與慶陽之間)。占領很久的區域，不能很快的開展全部工作，而只束縛于城市中或大道上(如定邊、鹽池)”【《西方野戰軍關于西征地方工作總結及今后工作的訓令》(1936年8月26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626頁。】。</h3></br><h3>西征在隴東打開局面后，中共在8月間開始醞釀奪取寧夏計劃。9月14日毛澤東等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后占領寧夏”【《林育英、周恩來、毛澤東關于準備在兩個月后占領寧夏的部署》（1936年9月14日），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館編：《紅軍長征在寧夏——檔案史料匯編》，寧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7頁。】。10月11日，中共中央與軍委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各方面軍作好渡河和攻擊寧夏的準備。從11月中旬起，以紅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和紅四方面軍的三個軍進攻寧夏，以紅四方面軍的另兩個軍、紅二方面軍和陜甘寧獨立師組成向南防御部隊。此后，紅軍一度進至黃河沿岸的甘肅靖遠一帶。據朱紹良的報告稱：“靖遠西南河邊有匪甚多，正在渡河向中和堡前進中。”【《朱紹良關于紅軍從靖遠西渡黃河致蔣介石電》（1936年10月25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二），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版，第817頁。】但寧夏戰役計劃最終因國民黨的“圍剿”而宣告“已無執行之可能”。因此，紅軍決議東移，分兩路出動。紅一、紅二方面軍組成南路軍，首先占領鎮原、西峰、合水、正寧、寧縣，主要任務是擴大蘇區、擴充紅軍、解決給養。紅四方面軍組成北路軍，在靈武、鹽池地區待命，伺機奪取安邊、瓦窯堡、延川一帶，并向神府地區發展。【《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關于作戰新計劃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電》(1936年11月8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840頁。】蔣介石則部署三路大軍圍堵紅軍，要求王以哲部和曾萬鐘部配合胡宗南完成徹底殲滅紅軍的計劃。在胡宗南的圍追下，中共所占據的同心城、豫旺、豫海、固北等縣相繼丟失。11月16日，紅軍各部開始向山城堡地區集中。中共在山城堡的戰役遲滯了國民黨的“圍剿”態勢，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紅軍所面臨的危機，直至西安事變爆發。</h3></br><h3>紅軍西征后，陜北蘇區很快變為游擊區。1936年6月1日，國民黨在山西成立“晉陜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以陳誠任總指揮，準備奪占以瓦窯堡為中心的陜甘蘇區東北部。因晉綏軍、東北軍與陜北地方勢力虛與委蛇，中央軍湯恩伯部實際上成為這次“進剿”紅軍的主力軍。湯恩伯進據綏德清澗一線，構筑堡線，逐步推進。【《晉陜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經過：第三 ?第一期進剿》（1936年6月），臺北“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702-00040-003。】東征期間恢復的神府和綏、米、葭、吳蘇區因中央軍入陜“圍剿”而轉入游擊活動。“吳堡、佳縣、綏德、清澗等地相繼被敵侵占，黨政機關人員撤出，黨的組織轉入地下。”【《從西北工委到綏德分區》，陜西省延安精神研究會編：《紅日照陜北：楊和亭回憶文集》，內部發行，1996年版，第120頁。】同一階段，在蔣介石命令下，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乘紅一方面軍主力在陜甘寧三省邊界進行西征戰役之機，分三路向中共中央、西北軍委所在地逼進。6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及各中央機關撤離瓦窯堡。當日，楊虎城部和東北軍進入瓦窯堡。此后，國民黨占據了中部、鄜縣至膚施蟠龍鎮及沿河各縣，并形成了由洛川、鄜縣、直羅鎮、合水、慶陽、三岔直達固原的東西防線。至7月間，紅軍在陜北的原蘇區“僅余保安、安塞等二三縣”【華統：《陜甘寧邊區全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法務部調查局特藏資料，檔案號：530-01-14-119。】。10月后，隨著綏遠戰事緊張，湯恩伯中央軍調離陜北，僅剩高雙成、高桂滋兩師駐防，既無力西進，“兩延間聯系亦成問題”，遂將陜北劃分為四個“清剿區”。【《晉陜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經過：第三 ?第一期進剿》（1936年6月），臺北“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702-00040-003。】這使得中共在陜北仍有一定的活動空間。</h3></br><h3> <h3>注：該圖根據《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一書所附《陜甘蘇區略圖（1936年12月）》繪制而成。西北革命根據地發展形勢圖（1934—1936）</h3></br><h3>由上圖可見，1936年紅軍實施的東征與西征作戰導致蘇區版圖呈現劇烈擴張與收縮的態勢。其間，中共先后在陜北、陜甘邊地區建立起榆林、紅宜、安定、橫山、新城、志丹、定邊、安邊、赤安、甘洛、鄜縣、中宜、赤水、華池、新寧、曲子、環縣、靜寧、赤慶、定環、鹽池、豫旺、豫海、固北等24個縣委及蘇維埃政權。然而在國民黨軍事“圍剿”壓力下，多數新政權存在時間很短，國民黨原有基層行政體系依然維持著實際控制。至西安事變前夕，東征期間恢復的陜北蘇區已全面轉入游擊作戰狀態；而西征新開辟的根據地中，僅有環縣、曲子、鹽池三縣的政權得以存續。【黃正林：《1936年：環縣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重要地位的確立》，《蘇區研究》2024年第4期，第61頁。】</h3></br><h3>二、西安事變后紅軍駐防與蘇區的恢復</h3></br><h3>山城堡戰役后，紅軍在陜甘寧交界的鹽池、定邊、環縣之間休整。西安事變后，國共雙方的駐防布局發生變化。東北軍撤至西安、平涼一線，楊虎城部則駐扎在西安、潼關一帶。為支援張學良和楊虎城，紅軍部隊南下。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紅一方面軍作為第一梯隊，于1936年12月15日開始南移，前往西峰鎮附近集結；紅二方面軍作為第二梯隊，于16日開始向慶陽以南地區移動；紅四方面軍的第三十一軍和第四軍作為第三梯隊，也在同日出發前往慶陽附近集結。所有部隊需在七天內抵達指定地點待命。同時，第二十八軍和第二十九軍留在原地監視胡宗南部，掩護主力部隊的南移行動。【《彭德懷年譜》，第167頁。】次日，原計劃接收環縣、西峰、慶陽的軍事計劃發生變化，據王恩茂日記記載：“本來出發，并在6時準備完結，向環縣、慶陽、西峰城南移，配合東北抗日友軍作戰，剛要出發時，接總指揮部來的命令，暫時停止行動，加緊籌足10天以上的糧食，改變行動路線，準備向甘泉前進，經過保安、膚施等地，去配合東北抗日友軍。”【《王恩茂日記：紅軍長征到“七七”事變前夕》，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6頁。】19日紅軍南下抵達西安附近，并接收甘泉、延安等縣城。【《周恩來關于與抗日同盟軍協同保衛西安問題致毛澤東電》(1936年12月21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913頁。】22日“陜北蘇區均恢復，瓦窯堡、延川、延長、延安四城均入我手”。主力部隊于12月27日到達寧縣、西華池、慶陽等地區，先頭部隊已進入正寧、寧縣、旬邑等地。據國民黨方面的報告：“平涼西北地區，已均交赤匪接防。”【《晉陜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經過：第九雙一二之影響》（1936年12月），臺北“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702-00040-009。】西安事變解決后，中共認為蔣介石回到南京，仍有可能限制紅軍的發展，因此還需“在半年內增加十萬新紅軍，并須鞏固和擴大抗日根據地，打通蘇聯和外蒙”，在駐地休整擴紅，待張學良回陜后再定久駐地。因此，紅一軍團“隨即在寧縣、正寧、旬邑等地休整，開展群眾工作，擴大根據地和紅軍”【《聶榮臻年譜》，第195頁。】。此時紅軍的駐防部署是：紅一軍團在寧縣、旬邑地區與關東蘇區聯系；紅十五軍團移駐孟壩、三岔、馬渠鎮、毛古堆一帶；第三十一軍在赤城鎮南北；第四軍在慶陽南集結，休息訓練。【《彭德懷年譜》，第168頁。】紅軍駐防的縣域，國民黨政權仍然存在，“有東北軍和縣政府的存在，有舊的社會團體、各種機關的存在”【《王恩茂日記：紅軍長征到“七七”事變前夕》，第130頁。】。“寧縣系山城，比合水小，但人口還多。舊黨政機關在此未動，縣長亦未走，并駐有保安第二團。”【《陳伯鈞日記（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頁。】</h3></br><h3>隨著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民黨“剿共”計劃暫緩，國共關系發生變化，各方就西北善后問題展開交涉。1937年1月1日，蔣介石召集軍政部會議討論整理陜甘軍事辦法，決議以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以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并命令“第十七路軍各警衛旅團移駐正寧、旬邑、淳化、耀縣、靈臺、寧縣、長武等縣，孫蔚如第十七師移駐甘泉、鄜縣、中部、宜君等縣”【《蔣中正會見朱紹良》（1937年1月1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60100-00121-001。】。楊虎城也一再強調，紅軍仍暫駐慶陽、合水、正寧一帶待命，不要進入靠近西蘭公路的旬邑、淳化、耀縣。1月2日，中共決議“從明日起秘密向旬邑、淳化二縣集中，注意不越過涇水以南”【《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693頁。】。隨即，前敵總指揮部命令紅二方面軍為左翼，7日前到達淳化縣以北地區；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第四軍為中路，6日前到達旬邑以北地區；紅一方面軍為右翼，紅十五軍團8日前到達旬邑以南地區，紅一軍團5日前到達淳化縣城附近。【《前敵總指揮部關于野戰軍開淳化、栒邑援助抗日友軍的命令》(1937年1月3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926頁。】先頭部隊則“須于九日趕到云陽附近之安吳地方集結待命”【《陳伯鈞日記（1933—1937）》，第310頁。】。楊虎城部撤出甘泉、鄜縣、中部等縣后，延長縣長竇彤丞電稱：“西安事變時延長、延安、甘泉、鄜縣等縣十七路部隊盡撤，該各處為共匪占據。”【《畢梅軒李杰三電朱培德等》（1937年1月15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006-014。】至此，紅軍實際駐防區域為“毛居井、三岔、慶陽城、合水、馬蓮河、陜甘邊境職田鎮、馬欄鎮、鄜縣、甘泉、膚施之線以北地區”【《劉峙電蔣中正》（1937年1月9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005-149。】。</h3></br><h3>紅軍南下駐防，為了避免與友軍發生沖突并恢復蘇區政權，早在1936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就作出關于陜甘寧不同地區地方工作的指示，要求將新發展地區分為三種類型，即恢復區域、友軍撤退區域與友軍區域。“恢復區域”是指“原為蘇區或游擊區，后被敵軍或友軍占去，現在友軍或敵軍已退出者”，在陜北仍舊恢復蘇維埃政權，在關中恢復區則成立抗日救國政府。在恢復區域內，應廣泛發動群眾的抗日運動，普遍恢復與建立黨的組織。對區域內或周圍的國民黨軍及民團，應極力進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運動以爭取之。“友軍撤退區域”是指在友軍撤退后當地政權隨同友軍撤退，交由紅軍接防的區域。在此區域內主要是使這些區域變成為模范的抗日區域，對原有群眾團體或舊式群眾組織不必解散，加強對他們的工作，吸收他們到抗日運動中來。黨組織也以半公開與秘密的形式，加強抗日群體中黨的領導作用。在“友軍區域”則建立秘密黨組織。在紅軍進入一個友軍地區之前，普遍應用先遣政治工作團的方式派遣得力干部進去。對友軍指揮下的舊政權采取尊重聯絡的態度，不得采取直接摧毀的辦法，“應在發動群眾基礎上逐漸改組舊政府，在加強抗日救國會的作用的過程中，使之逐漸成為該區域的實際政權機關”。【《中共中央關于陜甘寧不同地區的地方工作指示》(1936年12月20日)，《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第162頁。】</h3></br><h3>在恢復區域，蘇維埃政權與縣委重新建立起來。譬如，紅軍西征期間開辟的固北等縣因被“圍剿”而丟失，西安事變后固北縣恢復了蘇維埃政權。“固北縣委開始工作的第一步是建立縣委和蘇維埃政府的機構”，并相繼建立起多個區鄉政權組織。【《關于固北縣委成立前后的幾段回憶》，中共固原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紅色記憶：固原革命史資料文庫》上，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頁。】在陜甘交界的關中特區，早在1934年前后陜甘邊紅軍就在此建立蘇維埃政權。紅軍東征期間，“陜甘根據地內部兵力減少，國民黨東北軍乘機大舉進攻陜甘省，相繼侵占中宜、甘泉、鄜縣以及關中特區的大部，使上述地區重新變成了游擊區”【朱開銓：《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頁。】。1936年10月，中共與東北軍初步達成協議，軍事斗爭緩和。習仲勛等領導成立關中游擊指揮部，“整理各地黨的工作，健全黨的組織生活。恢復各縣蘇維埃政權，在敵人后方開辟新蘇區”。西安事變后，國民黨軍撤退，1937年1月2日陜甘省委恢復，李維漢為書記。“關中區劃歸陜甘省委指揮管轄。陜甘省委注意向同心城、固原、海原、西峰、正寧、環縣發展，與關中地區發生關系。”【《洛甫給彭德懷任弼時等的電報》（1937年1月3日），《隴東革命根據地的形成》，第242頁。】關中特委開會討論認為，西安事變后關中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之前的游擊戰爭環境已經結束。關中特區黨的工作的總方針應當是：(一)擴大統一戰線工作，為和平而斗爭。(二)把剛從游擊戰爭中跳出來的蘇區變成鞏固的抗日根據地。【羅邁：《關中工作的一些總結》,《黨的工作》第30期（1937年4月4日），第11頁。】關中地方黨組織“為了不失時機，即決定各地以縣為單位的紅軍、游擊隊向外出擊，擴大恢復蘇區，爭取民團、保甲自動交槍。于是在十天之內，整個關中蘇區都恢復了，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寧等四個縣蘇維埃政府，全部恢復了黨的工作”【《關中黨史簡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習仲勛文集》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頁。】。到3月，陜甘省委被撤銷，關中分區成立，下轄4個縣委、19個區委。在陜北，舊蘇區也基本恢復。何紹南的調查報告稱：“陜北境內現為共黨占據者，計有膚施、安塞、保安、延川、延長、甘泉、鄜縣、靖邊（寧條梁附近仍駐國軍）、定邊（安邊堡附近仍駐國軍）九縣及安定、清澗、宜川各半部。”【《何紹南呈蔣中正陜北視察報告書》（1937年3月），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4-00001-004。】</h3></br><h3>在友軍撤退區域，紅軍南下移防后建立抗日救國會等組織，逐漸恢復和擴大了蘇維埃政權。慶陽、正寧、旬邑、甘泉、鄜縣等地原屬楊虎城部和東北軍駐防，西安事變后由紅軍南下接防，“各種抗日會正在組織中”【《聶榮臻年譜》，第196頁。】。駐守在慶陽縣城的東北軍第一〇九師于12月27日撤往西安，紅軍教導師三科隨即移駐慶陽縣城，不久陜甘寧省委工作團到達慶陽縣城。在紅軍駐防期間，省委借機進行根據地建設。為加強地方工作，陜甘寧省委于1936年冬派出由蔡暢、朱開銓、鄭自興、賴傳珠、劉國升等人組成的支前工作團，深入工作薄弱地區組織群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開展建黨建政工作。【朱開銓：《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第143頁。】1937年1月上旬，陜甘寧省委工作團與紅軍教導師民運科聯合組建慶陽縣抗日救國聯合會，由黃子文負責。至4月底，在救國會基礎上正式成立中共慶陽縣委，李國斌任書記，下設7個區委。</h3></br><h3>紅四師1937年1月駐防旬邑期間，組織成立旬邑縣抗日救國會及其區鄉分支機構，在此基礎上，“秘密發展黨員，幫助恢復黨的基層組織，建立新的黨部”【許尚志：《回憶紅4師駐旬邑》，《隴東革命根據地的形成》，第183頁。】。延安、甘泉和鄜縣三座縣城在東北軍撤防后由紅軍進駐，其中“延安城的移交工作進展順利，軍委縱隊未到之前，紅軍就已進入延安城”【《張宗遜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頁。】。中共中央進入延安后，中共在延安的縣政權仍然是以抗日救國會的形式活動。毛澤東對此明確指出：“抗日救國會只是暫時的，這里最好是不派縣長，應成立抗日革命委員會，將來要成為蘇維埃政權。因為這是我們首都所在地，不應與人共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698頁。】</h3></br><h3>友軍區域則主要依靠駐軍或地方黨組織的秘密活動。在鎮原等非蘇區，援西軍抵達后，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1937年2月，西路軍在甘肅河西地區活動，中央軍委決定以紅四軍、紅二十八軍、紅三十一軍、紅三十二軍及騎兵團組成援西軍，劉伯承擔任司令員。西路軍河西受挫后，已無援西必要，援西軍各部就地休整。3月上旬援西軍到達固原、鎮原地區，幫助“成立固原東區聯保抗日救國委員會”【《紅軍西征的后續戰斗》，《紅色記憶：固原革命史資料文庫》，第32頁。】。紅軍還協助固原工委組建了8個鄉級抗日救國會和農民協會。援西軍在鎮原駐扎期間，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基本形成，但中共在鎮原的地方組織尚未建立起來。在此情況下，援西軍派民運工作人員出面，代行中共地方黨組織的工作，與國民黨鎮原縣政府及社會各界人士建立了友好的統戰關系。在取得國民黨縣政府及各界人士支持的情況下，中共廣泛開展民運活動，建立了各級抗日救國會以及抗日自衛軍，并在平泉、中原、新城等地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為建立中共鎮原縣委奠定了基礎。到1937年初，中共又先后建立了合水、慶陽、驛馬關、鎮原、寧縣等5個縣委和西峰、固原2個工作委員會，擴大了黨的組織和活動區域。【《新蘇區——陜甘寧省的開辟與鞏固》（1936年5月至1937年9月），《隴東革命根據地的形成》，第56頁。】</h3></br><h3>中共以駐軍為依托，其組織形式多為八路軍駐各縣辦事處。“紅軍代表利用在國民黨政權機關、學校、社會團體中的合法身份為掩護，發展黨組織。”譬如洛川工委對外名義是八路軍駐洛川辦事處，所轄區域包括洛川、中部、宜君、鄜縣等4縣。高克林：《回憶洛川特委的創建與發展》，中共延安地委黨史辦公室編：《洛川特委與黃龍地委》，內部發行，1987年版，第124頁。第三八五旅駐防期間，合水縣委就是“以三八五旅政治處的名義，以民運部的招牌”活動。【《白生彩同志關于合水縣委情況的回憶》，中共合水縣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編：《紅旗輝映合水縣》第2輯，內部發行，1986年版，第274頁。】在陜北沿河各縣，中共雖曾短暫建立黨組織，但西征后已相繼失去控制。西安事變后，中共在該區域的組織活動仍處于秘密狀態。1937年2月4日，中共中央給陜西省委的指示強調：目前陜北工作的首要方向是北面(即綏、米、榆、神、府等)，要在陜北蘇區與神府蘇區之間的榆林、橫山、米脂、葭縣、吳堡、綏德等地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使蘇區與這些區域聯成一片，成為執行抗日綱領的模范區域。【《給陜西省委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封信》(1937年2月4日)，《黨的工作》第28期（1937年3月9日），第20—21頁。】如吳堡縣在紅軍西征后面臨“圍剿”，1936年7月綏、吳黨組織南下延川，留下的“縣蘇維埃政府縮編成革命工作委員會”。西安事變后，吳堡工委轉到吳堡縣邊界活動。到1937年4月，郭文華等返回吳堡秘密接頭，恢復了黨團組織。【《慕汝勤回憶》，吳堡縣史志辦編：《吳堡縣黨史資料匯編》，內部發行，2003年版，第36頁。】但是，上述各縣的國民黨政權仍然存在。1937年4月，國民政府任命何紹南為第二行政督察區專員。【《何紹南電顧祝同等通報馬日到任陜西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37年4月23日），臺北“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典藏號：116-010108-1012-049】。何紹南到任后，“召集清澗、吳堡、安定各縣長在綏德會議整頓團隊，逐漸改編警察并嚴密組織保甲及訓練民眾各事”【《陜西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何紹南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1937年5月1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50040-00002-004。】。此后國共在邊區范圍的談判和摩擦沖突事件也多發生在上述縣域。</h3></br><h3>通過上述方式，到1937年初，中共恢復了舊蘇區，并在統戰區甚至是非蘇區已迅速建立起政權組織。為避免產生糾紛，中共著手開展與國民黨縣政府間的劃界談判。1937年2月9日，中共陜甘省委、陜甘省抗日救國政府頒布《關于蘇區與鄰近各縣友區行政關系之原則》，明確以下劃界原則：（一）對曾被國民黨軍占領的原蘇維埃政權地區，恢復原蘇區建制；（二）對未曾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非蘇區，即使國民黨軍撤離，仍維持原有行政體系，歸屬國統區管轄。【《中共陜甘省委陜甘省抗日救國政府關于蘇區與鄰近各縣友區行政關系之原則》（1937年2月9日），《西北革命根據地》，第210頁。】雙方約定蘇區與國統區彼此尊重，互不干涉對方行政系統。</h3></br><h3>譬如在關中地區，中共與國民黨縣政權通過談判劃定了轄區界線。當時關中蘇區轄有4縣：新寧蘇區占全縣五分之四，新正蘇區占全縣五分之三，淳耀蘇區占淳化縣五分之三和耀縣的一角，赤水縣則由旬邑、淳化部分區域及彬縣小塊地區組成。這些轄區完全是農村，主要市鎮仍屬國統區。值得注意的是，關中蘇區絕大多數縣是西安事變后恢復的地區，盡管國民黨軍撤離，但各縣舊政權仍然存在。【《習仲勛傳》編委會編：《習仲勛傳》，第284頁。】1937年3月中旬，中共新正縣與國民黨正寧縣政府在山河鎮進行了劃界談判。經三輪磋商后達成協議，中共將原屬新正縣的5區劃給正寧縣管轄。【郭廷藩：《新正縣與正寧縣劃界斗爭》，《隴東革命根據地的形成》，第319頁。】4月，中共新寧縣與國民黨寧縣政府也就劃界問題展開談判。雙方第一次談判因對平子、良平、盤克、楊畔的歸屬問題爭執很大，未能達成協議，不久又在寧縣縣城舉行第二次談判。中共方面代表包括新寧縣委組織部長王秉祥、關中特委統戰部長楊載泉、紅二師駐軍代表王子宜等，國民黨方面代表有寧縣縣長王序賓、保安大隊長師保元、中隊長龐明勝。雙方最終商定以西安事變當日實際控制區域為準，新寧縣將潘村峴子以西區域交還寧縣。平子半坡村雖自1934年起即為紅軍游擊區，但因未建立蘇維埃政權，最終劃歸寧縣管轄。【王秉祥：《寧縣國共劃界瑣憶》，中共寧縣縣委黨史辦編：《民主革命時期寧縣黨史資料匯編》上，內部發行，2007年版，第383頁。】此外，沿龐家川、黑莊子、馬家崖窯、東五畔一線，以東屬新寧縣，以西歸寧縣。協議達成后，因為南倉群眾強烈要求脫離國統區，雙方再次協商將南倉劃歸了新寧縣。最終，新寧全縣轄3區14鄉，面積約3000平方公里，人口約1.3萬人。【李德錄：《新寧縣劃界斗爭》，《隴東革命根據地的形成》，第293頁。】此后，國共雙方還劃定了赤水、淳耀兩縣的范圍。</h3></br><h3>總之，西安事變后中共南下接防，恢復并建立了新的蘇維埃政權，造成了既成事實，引起國民黨方面的不滿。雙方的認識分歧和爭議日漸突顯，尤其是隨著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成立，厘清存有爭議的各縣的性質和范圍變得更加緊迫。</h3></br><h3>三、國共雙方圍繞陜甘寧邊區范圍的初步交涉</h3></br><h3>1937年初，國共雙方就紅軍駐防地問題進行了談判。根據楊虎城的提議，蔣介石最初同意的紅軍駐地是延長、延川、延安、淳化、鄜縣、慶陽及涼州等地。【《陳誠電蔣中正》（1937年1月15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005-098。】中共高層對蔣介石停止“剿共”仍存在擔憂，且紅軍已經南下關中，在陜甘交界處休整。上述區域在統戰區，“束縛于渭水、黃河之間是危險的”，駐防縣域糧食極少，“多兵久駐，亦絕無辦法”，“以后停止打土豪將決無辦法”。因此，1月22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潘漢年，要求：“第一，蔣給我們以親筆信，信內說明停止‘剿共’，一致對日，再則指定駐地與允許按月發給經費。第二，同意紅軍一部駐在陜南，我們并不要求商洛大道及漢中等要地，但請指定柞水、鎮安、旬陽、安康、漢陰、紫陽、石泉、鎮巴等八縣，上述各縣本來大部是蘇區。至紅軍主力則請指定慶陽、合水、正寧、寧縣、西峰、栒邑、淳化、中部、洛川、鄜縣、甘泉、膚施、清澗、宜川、瓦窯堡、安邊、豫旺等十五縣三鎮。我們本來擬請蔣調去陜北二高及寧夏馬鴻逵，以其防地讓與紅軍，但在目前恐增加蔣之困難，留待將來可能時再商。”【《毛澤東、周恩來關于與蔣介石交涉紅軍駐地等事項致潘漢年電》(1937年1月22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943頁。】這一要求并沒有得到蔣介石的應允。蔣介石堅持中共只能駐防在陜北一帶和涼州以西，中共對此并不能接受。經過初步交涉，中共最終承諾2月1日紅軍從渭北地區撤出，退至旬邑、正寧、寧縣一帶駐防。</h3></br><h3>其后，隨著蘇區的恢復，中共進一步提出增加紅軍駐防地。2月8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請其與顧祝同面商，防地必須增加金積、靈武、中寧、豫旺、安邊、寧條梁、瓦窯堡、清澗、宜川等處。這些地方基本是西征后中共新開辟的蘇區，后因被“圍剿”而放棄。2月，紅軍援西軍進入固原、鎮原等地區。12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復電中提到防地問題，要求再增加“海原、固原、鎮原及西峰鎮，因為現有的防地實在不夠”【《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707、710頁。】。“寧夏及整個陜北亦應提及，但可將來再商。”【《毛澤東關于向南京方面要求增加防地致周恩來電》(1937年2月14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軍事斗爭》（一），第950頁。】盡管中共多次提出擴大紅軍駐防區域的請求，但始終未獲國民黨當局允準。但是，在中共的積極活動下，紅軍的駐防區仍取得了實質性擴展。至3月初，各部防區分布如下：紅一軍團駐守同官以南的耀縣及淳化地區，賀龍率領的紅二方面軍經西峰鎮、寧縣沿西蘭公路推進至咸陽、涇陽等地，陜北紅二十八軍及獨立第一師控制延長、延川及延水關一帶，紅二十七軍、紅二十九軍駐扎于膚施（延安）、甘泉、鄜縣、洛川地區，紅三十軍駐防安定，紅四方面軍則分布于定邊、安定、鹽池、平涼、固原及毛居井附近區域。【《晉陜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經過：第十三 ?收編聲中之匪情》，臺北“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702-00040-013。】</h3></br><h3>全面抗戰爆發后，紅軍經三原改編后開赴前線。中共中央決定以第一二九師三八五旅及師屬4個營等留守陜甘寧邊區。9月，又成立邊區保安司令部以配合留守部隊。留守部隊駐防隴東期間，中共相繼在慶陽、合水、鎮原各縣建立起自衛軍、保安大隊等軍事組織。此外，綏、米、葭、吳等河防要地因高桂滋部東調而出現防務空缺。國民黨綏德專員何紹南緊急電令綏德各縣縣長，要求在駐軍他調接防未到以前由保甲隊“加緊訓練，協力維持治安，并將控制地點及槍支人數報查”【《何紹南電安定趙縣長等各縣駐軍他調接防未到前以保甲隊維持治安》（1937年7月10日），臺北“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典藏號：116-010108-1030-009。】。與此同時，蔣鼎文也擬定限制中共活動的辦法，“中央及匪軍方面黨政軍人員彼此往來駐防地區非持有行營核發之證明書，一律不準通過……匪軍駐地應呈報行營，如有移動并將移動情形查報”【《蔣鼎文電蔣中正呈擬共軍未經中央核決編定前不得從事任何活動辦法》（1937年7月25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300-00049-003。】。</h3></br><h3>至1937年10月，日軍進逼黃河東岸的嚴峻態勢迫使中共緊急請求由八路軍接防府谷至宜川段河防。面對防務危機，蔣鼎文雖勉強同意，卻對防區嚴加限制：八路軍留守部隊僅負責清澗至宜川段，陜西警備第二、第三旅駐守清澗至葭縣段，高雙成第八十六師負責葭縣以北防線。【《蔣鼎文電蔣中正》（1937年10月14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1-019。】21日，毛澤東、肖勁光致電陳伯鈞、文年生，要求“七一八團即開清澗河口一帶鞏固河防”【《毛澤東、肖勁光致陳伯鈞、文年生電》（1937年10月21日），《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第220頁。】，同時指示林伯渠在交涉中爭取擴大防區范圍，具體訴求包括：（一）將防區北界由延水北擴至宜川北，因延長全縣及宜川半縣系原蘇區且為入晉要道；（二）要求警衛旅停止北上；（三）由八路軍接管葭、吳、清、綏四縣及宜川縣防務；（四）警備旅改駐宜川、韓城。【《毛澤東致林伯渠電》(1937年10月21日)，《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第289頁。】隨著綏遠、包頭相繼失守，原駐河防的高雙成部及陜西警備旅也相繼東調。【《蔣鼎文電蔣中正》（1937年10月23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2-347。】盡管蔣鼎文認為中共此一要求“其用意對于特區只思擴大，本不應為其所請”，但因晉綏戰局惡化且陜省無兵可調，因此，雙方最終商定：（一）自宜川縣北方云巖河北岸起，至葭縣北端馬鎮以南歸八路軍布防；（二）云巖河南岸起以南地區至韓城歸陜西警備第三旅負責布防；（三）馬鎮（不含）以北地區由第八十六師布防。中共接管防務后將綏、米、葭、吳、清五縣劃為警備區，但國民黨僅允駐軍而嚴禁建立縣政權。由于雙方長期積怨，即便駐防后中共軍隊仍遭國民黨地方政權抵制，如富文等致電蔣介石反對八路軍接防，要求由行政專員統轄地方武裝維持秩序。【《富文等電蔣中正》（1937年10月29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1-018。】河防五縣的歸屬問題遂成國共博弈焦點。</h3></br><h3>1937年初的國共談判中，雙方雖討論了邊區的組織形式、行政長官等問題，但未就具體轄區范圍進行實質性交涉。直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紅軍改編開赴前線后，陜甘寧邊區轄屬范圍問題開始突顯。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同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秦邦憲、葉劍英，指出：“宣言既已發表，目前談判須解決者，應著重下列三事：（一）發布共同綱領。（二）解決邊區問題。（三）《解放報》，在全國發行。”中共首次提出的邊區范圍包括鄜縣、洛川、淳化、旬邑、正寧、寧縣、西峰、鎮原、豫旺、安邊、清澗、河口、瓦窯堡、宜川14縣。【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191頁。】這一提案基本符合西安事變后中共實際駐防的情況。然中共因國民黨派遣高級參謀一事，對國民黨更加戒備。9月27日，中共進一步擴大訴求范圍，將邊區所轄縣域增至27個，新增區域包括綏德、米脂、葭縣、吳堡等戰略要地，并首次將神府蘇區、延川、延長等原秘密活動區域納入邊區范圍。【《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要求國民黨解決陜甘寧特區問題的指示》(1937年9月27日)，《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第285頁。】此舉完全超出國民黨預期，康澤報告蔣介石稱，“深感覺與過去商定者出入太大”【《康澤電蔣中正有關葉劍英等為陜甘寧特區問題提要求六項及經電復各情》（1937年10月4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300-00049-011。】。在河防各縣，國民黨僅允諾中共駐軍，自然不會將其列入邊區管轄范圍。其他諸如“雙十二事變以后又增陜省之鄜縣、甘泉、膚施、延長、旬邑、淳化、靖邊等七縣”，蔣鼎文就曾提議“事變以后擴張之七縣似亦不應劃入特區”【《蔣鼎文電蔣中正》（1937年9月28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204-111。】。可見，雙方對西安事變后中共新增控制縣域的合法性存在根本爭議。至10月19日，談判仍陷僵局。康澤提出折中方案：維持18縣框架，但允許根據現實情況調整具體縣份。這一方案與中共27縣的訴求相距甚遠。</h3></br><h3>11月4日，談判繼續進行。毛澤東指示葉劍英向國民黨提出并力爭解決特區的范圍和目前急需的經費等問題。在邊區范圍上，中共仍然力爭27個縣以上。【《葉劍英年譜（1897—1986）》，第207頁。】國民黨方面自然難以接受。在雙方難以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中共一方面與國民黨談判交涉，另一方面積極推進縣域政權的建設。據賀耀祖的報告：“本省慶陽、環縣、正寧、合水、寧縣五縣尚有蘇區組織，尤以環縣已全境劃為蘇區。經府委派縣長不能到職。所有各蘇區境內之一切行政均受延安邊區政府之統轄。”【《蔣鼎文電蔣中正》（1937年11月8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212-180。】前文述及，中共在接防河防5縣后，也在警備區建立秘密的中共綏德特委。11月，中共綏德特委正式成立，隸屬陜甘寧邊區黨委，機關設在綏德警備區司令部內，對外名義是警備區司令部民運科，特委書記的公開身份是民運科長。【中共陜西省委組織部、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陜西省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陜西省組織史資料》，第234頁。】在三邊，陜甘寧邊區政府決定將鹽池、定邊、靖邊三縣劃為一獨立的行政分區，歸邊區政府直接管轄，任命王子宜為分區行政專員。【《陜甘寧邊區政府命令——關于將鹽池、定邊、靖邊三縣劃為獨立的行政分區事》(1937年11月9日)，《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輯，第29頁。】</h3></br><h3>12月底，王明主持新一輪的談判。中共此時主張的邊區管轄范圍包括：延安、甘泉、鄜縣、洛川、延長、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邊、定邊、淳化、旬邑、寧縣、正寧、鎮原、固原、海原、靖遠、鹽池、環縣、慶陽、合水23縣。【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頁。】與之前方案相比，差異之處在于減去河防5縣以及神府、豫旺、安邊等縣，新增洛川、固原、鎮原、海原、靖遠各縣。中共此時的意圖是增加西線各地，使轄區直達黃河右岸，而且“五縣環繞邊區，而各縣之內又多原有蘇區，故曾請將此五縣一并劃歸邊區管轄”【《陜甘寧邊區政府給國民政府行政院的簽呈——呈請鑒核陜甘寧邊區行政區域》(1939年2月12日)，《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輯，第166頁。】。此后，國共關系因蘇聯出兵問題等影響急劇惡化，蔣介石顯然不能同意上述要求。蔣介石還派胡宗南率6個新補充的師駐隴海、漢中、天水及甘、涼、肅，委任朱紹良為戰區政治部主任。</h3></br><h3>此后，邊區縣域內政權糾葛與摩擦沖突迭起。在隴東統戰區，中共已經發展起來的具有政權性質的抗日救國會被取消，黨組織和群眾團體被破壞。【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辦等：《陜甘寧邊區隴東黨的統戰工作》，內部發行，1995年版，第37頁。】國民黨地方政府也對中共“編組鄉鎮，干涉行政”表示不滿。如國民黨合水縣政府的報告稱，合水劃為募補區后，中共要求“合水在十日以內即劃歸特區，或有謂已經劃歸特區管轄者，縣長保安隊均需推翻”，致使“庶政不能推進”。【《甘肅省合水縣政府關于報送本縣劃歸第八路軍征募區后共黨活動情況致甘肅省政府何耀祖的呈》（1937年11月29日），甘肅省檔案館藏，檔案號：M015-001-0013-0003。】特別是國共雙方對所劃各縣的性質爭議很大，甘肅省政府主席朱紹良認為，“本府以西安事變以后第八路軍在本省第三區屬慶陽、合水、正寧、寧縣、環縣等五縣境內活動，前經電準，復電以慶陽等五縣系該軍募補區，但僅限于募補新兵等”。在甘肅省政府看來，上述各縣在性質上屬于募補區，中共不能行使行政權。為解決縣域內行政沖突，甘肅省政府與謝覺哉就邊區政府劃界管轄事宜商定口頭辦法，派顧問賀其燊為劃界委員。最終，雙方口頭商定條款：既成事實的邊區編組區域維持現狀，未經編組鄉鎮的地區由國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同時全面改組民間團體。【《甘肅省政府關于本省第三區所屬慶陽等縣與貴軍所編鄉鎮劃界事宜、派本府顧問賀其燊負責辦理致第八路軍駐蘭辦事處的公函》（1938年4月18日），甘肅省檔案館藏，檔案號：M015-001-0013-0005。】</h3></br><h3>1938年7月國民參政會期間，國共雙方再次就邊區范圍進行協商。3日林伯渠遞交簽呈，延續了此前23縣的方案。【《設置陜甘寧邊區行政組織并劃膚施等縣為管轄范圍（一）》，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典藏號：014-010401-0241。】蔣介石將陜甘寧邊區問題交由行政院解決，行政院則交由西安行營直接負責此次談判，并讓陜甘寧各省政府參與其中。此次方案與之前提法基本一致，但遭到各省政府的反對。此前中共在隴東的活動使得國民黨地方政權極力遏制中共的要求。朱紹良更是聲言取締邊區，“林所呈請于中央求五縣外，再加四縣，未免背道而馳，似宜保行政完整軍權統一之原則，結束畸形發展之邊區政府，以后即不分畛域，八路軍在軍委全權指揮之下，在不干涉行政之立場，任何地方均可由軍會指駐，無取舊軍閥之防區制”【《設置陜甘寧邊區行政組織并劃膚施等縣為管轄范圍（一）》，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典藏號：014-010401-0241。】。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也堅決反對將海原、固原、靖遠劃為特區。西安行營給行政院的處理意見也認為，基于目前的事實，可以將甘肅3縣、寧夏鹽池劃歸陜西，成立陜西行政委員會，而中共提出的洛川、神府、橫山及甘肅的正寧、慶陽、合水等地不宜劃入特區。根據上述原則，西安行營向行政院呈報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有著明顯取消和收編特區的意味，要求將各縣編為兩個行政督察區，督察專員及民眾運動等均由陜西省政府指揮，各縣之縣名及縣治應保持原狀。第二方案則是國民政府解決特區問題最大限度的辦法，要求成立陜北特區行政委員會，將陜西省膚施、鄜縣、甘泉、延長、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邊、定邊等10縣（必要時加入清澗、吳堡、綏德及宜川之一部），甘肅省合水、環縣及慶陽部分，寧夏鹽池劃為特區（14縣）。“關于特區各縣行政區劃及縣府縣治之變更須經中央核準。”在具體權限上，特區隸屬行政院并受西安行營指揮監督。上述兩方案不可謂不苛刻，29日行政院會商決議采納第二方案。蔣介石也對第二方案表示認可。【《設置陜甘寧邊區行政組織并劃膚施等縣為管轄范圍（一）》，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典藏號：014-010401-0241。】其后的國共談判也是以此為藍本展開。</h3></br><h3>在談判策略上，國民黨有意降低談判級別。行政院將該問題交由西安行營處理，并委派谷正鼎、彭紹賢等在陜西省就近解決。林伯渠認為此種方式缺乏誠意：“西安行營指派之負責人會談結果與中央意旨相去甚遠，切望就近商承委座。”事實上，谷正鼎等此次來陜協商并無誠意，經再度磋商后，林伯渠對“谷君等仍堅持取消邊區，恢復專員制度”不能接受，提議應將邊區問題由地方送中央解決，“因邊區問題決非陜西地方問題，亦非在于一部份抱有成見者所能就地解決”。蔣介石不僅不同意，而且要求孔祥熙參考何紹南此前所提意見，駁斥了中共的要求。何紹南的方案反駁了中共提出的邊區疆界是由蘇區演化而來的既成事實。何紹南認為，在西安事變未發生以前，所謂陜北蘇區十之八九均經國民黨軍收復，當時紅軍在陜北的駐地僅限于保安、安塞的一部分，以及神木、府谷的東南部。“所謂彼時既成事實遠不及今日所謂邊區之廣。”因此，他主張“省縣建制與行政系統，不宜輕予變更”。【《設置陜甘寧邊區行政組織并劃膚施等縣為管轄范圍（一）》，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典藏號：014-010401-0241。】</h3></br><h3>何紹南密呈的具體方案是：（一）將綏德、吳堡、清澗、安定、延川五縣并歸陜西第一行政督察區，仍由國民黨忠實苦干黨員擔任專員和縣長，嚴防赤化；（二）將膚施、保安、安塞、定邊、靖邊、延長、甘泉七縣劃為陜西第二行政督察區，以共產黨員擔任專員和縣長，代替邊區；（三）共產黨若認為區域較小表示不滿，再酌其要求之甘肅數縣另為一行政區，派該黨黨員擔任專員和縣長，但不得變更省縣隸屬。此方案在蔣鼎文看來都覺得“嚴緊”，而不得不重提此前第二方案。【《設置陜甘寧邊區行政組織并劃膚施等縣為管轄范圍（一）》，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典藏號：014-010401-0241。】此次談判因國民黨地方政府參與其中，意見更難統一。面對日漸增多的縣域政權糾葛，陜甘寧各省府力圖借談判限制中共的活動，所提方案也更為苛刻。在地方政府的鼓動下，蔣介石也認為中共提出的要求缺乏誠意，而且一再聲明，在廬山所談之特區“系指陜北而言并未涉及甘寧兩省之邊區，與共黨現時所提縣分逈不相同”。因此，蔣介石也同意西安行營第二方案提出的14縣，只是認為將鹽池劃歸特區不甚妥當。【《設置陜甘寧邊區行政組織并劃膚施等縣為管轄范圍（一）》，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典藏號：014-010401-0241。】中共自然難以接受，疆界問題再次擱置。此后國共雙方間斷性地進行過談判，但基本還是以此次所提方案為藍本。國民政府并無解決之誠意，甚至“絕對否認共黨所謂陜甘寧邊區之組織”【《共黨問題處置辦法（一）》，臺北“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702-00018-001。】。因此，國共雙方在陜甘寧邊區范圍的長期談判中終究未能形成明確的法令依據。</h3></br><h3>結語</h3></br><h3>陜甘寧邊區是在西北蘇區的基礎上創設的。從蘇區到邊區，轄屬范圍受國共雙方軍事斗爭的影響，“有的沒有全縣都建立過蘇維埃，有的雖建立過蘇維埃，卻沒有鞏固，時進時退”【《陜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1941年4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3輯，第161頁。】。特別是西安事變前后，蘇區范圍呈現劇烈擴張與收縮的態勢。因此，對于蘇區的范圍，國共雙方在認識上存有分歧。國民黨認定在西安事變前，中共“僅據有陜北保安、安塞之一部，抗戰后自行擴展，跨及陜甘寧邊區之廣大區域”【天水行營政治部：《中共不法行為及破壞抗戰事實紀要》（1940年），《共黨活動及處置辦法》，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4500-00016-009。】。中共則認為“至西安事變前夜，有轄地18個縣(舊縣界)，125個區，人口約95萬。境界則東起黃河，西止固原，南達淳化、旬邑，北迄橫山以至神府，面積約30萬方里有奇”【《陜甘寧邊區政府一年來的政況》（1938年7月7日），《林伯渠文集》，華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頁。】。上述說法都是基于其后國共摩擦與政爭語境下的一家之言。梳理蘇區的演變歷程可知，東征和西征期間所開辟的蘇區至西安事變前已面臨困境，西安事變后中共迅速接防，并以駐軍為依托建立政權組織，進一步擴展了控制范圍。然而國民黨縣政權仍然存在的縣域，形成了雙重政權的局面。</h3></br><h3>抗戰期間，國共雙方圍繞邊區管轄范圍的數次談判并未達成共識，遂造成一種模糊情境。中共以1937年7月廬山會談得蔣介石面允為由，力爭實現邊區的合法化。國民黨方面則意圖將邊區問題地方化，以西安行營主導談判，讓陜甘寧各地方政府參與其中。國民黨地方政府以“破壞行政”等由力圖取消邊區政府，所擬定的處理方案也更為嚴苛。當然，在蔣介石看來，“關于共黨問題之癥結目前不在陜北幾個縣，而在共黨應有根本時進一步之真誠服從中央命令，行國家法令”【《對于共黨問題之檢討與吾人應取之方針》（1940年3月），臺北“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702-00061-001。】。在轄區不明、雙方分歧又難以彌合的情況下，中共以駐軍為依托迅速擴展縣域政權組織。國民黨亦試圖遏制中共的發展，將邊區沖突交由地方政府處理，“并授令各該省自動以種種必要手段強制恢復管轄區權力”【《共黨問題處置辦法（一）》，臺北“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702-00018-001。】。1939年后，邊區摩擦沖突自然無可避免。</h3></br><h3>作者簡介：張寶同，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h3></br><h3>來源：《蘇區研究》2025年第2期。</h3></br><h3>注：特此感謝《蘇區研究》授權轉載。</h3></br>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2RpUdC6lYExsZOmgXLpY5g" >查看原文</a> 原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著作權歸作者所有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張寶同：從蘇區到邊區。全面抗戰前后陜甘寧邊區轄屬范圍的形成與國共交涉。

太行人